“南海仲裁案”和陕西“赵东民案”

——关于国内意识形态斗争现状的思考

　　我国宋朝的文明深深的影响了世界。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漆侠先生曾指出：“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年中，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的最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也认为：“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

　　大宋朝最后被蒙古人消灭，证明单有经济的发达不等于国家的强大。仅靠钱是买不来国家和政权安全的。

　　前苏联曾是世界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孤身打败法西斯德国侵略， 扭转二战战局的苏联红军，不能不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之一。截止苏联解体前，苏联红军的军事科技和军事装备水平是世界上唯一能和美军抗衡的。1991年3月27日，戈尔巴乔夫在全苏进行了是否继续保留联盟的全民公投，76.4%的苏联公民赞同保留联盟。然而苏共领导下强大的苏军却丝毫没有发挥保卫苏共政权和保卫苏联民意的作用。

　　所以说， 一个国家政权，必须是有政治作保障，经济作基础才有可能安全稳固。政治保障包括军事保障，但这不是全部，意识形态保障也是直接影响国家和政权安全的重要因素。因为“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

　　2014年06月11日，新华网刊发《瓦解苏共的思想杀手——雅科夫列夫》一文中如是说：“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是苏联时期政治人物、历史学家， 20世纪80年代担任苏联官员，并进入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和书记处。作为意识形态的主管，雅科夫列夫被称为‘公开性’运动的奠基人，隐身于戈尔巴乔夫之后的‘精神教父’，是苏共高层领导中西化、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这就告诉了我们曾经强大的苏军，却不能发挥保卫苏共政权和苏联民意的原因。

　　所以，古代和现代的，国内国际的历史，都向我们证明，在维护国家政权安全上，政治不能不放在首位。作为政治保障的两个主要内容，枪杆子(军队)和笔杆子(思想)是同等重要，不可偏废的。

　　朝鲜战争的实质，就是共产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战争。《解放军报》在2012年11月07日刊发的《科学发展观“军事篇”的时代魅力》中论述道：“‘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令西方敌对势力惧怕的‘毛泽东化’，其实，就是中国军队特有的思想政治建设”。“毛泽东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对“资本主义化”的“联合国军”的胜利，实质就是共产主义对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胜利，这个胜利让经济上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2016年7月13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国新办副主任郭卫民表示，菲律宾单方面提出南海仲裁，临时仲裁庭违法仲裁，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精心包装的政治闹剧。 今天，中国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位居世界前列。然而就是在我们的政府无论如何强烈的声明反对，军事上如何配合展现强硬姿态，而否定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所谓“南海仲裁案”的“最终裁决”还是悍然出炉。无论中国多么强烈的表示“不接受、不承认”，无论国际社会支持中国的声音多么响亮，都不可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所谓南海仲裁案的临时仲裁庭”，对一个当今世界经济和军事大国的如此藐视，对中国本身就是耻辱!当然，其背后原因实质是继朝鲜战场的“联合国军”之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又一次悍然挑衅。

　　作为党内“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分子的代表，军界的徐才厚、郭伯雄和号称中国“维稳沙皇”的政法界的周永康等，对催生今天国耻级的“南海仲裁案”结果，发挥了公开的敌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周永康曾直接干预的陕西“赵东民案”，在海内外千万计的爱党爱国人士的强烈反对声中，特别是所谓“受害方”——陕西省总工会的上级，中华全国总工会原书记处书记刘实、候补书记韩西雅等老一辈革命家直接的反对呼吁下，最后还是判定信仰共产主义的法律工作者、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主要发起人之一赵东民有罪。赵东民案的结局向世人昭示了什么呢?

　　北大法学教授巩献田代表中国法学界爱国精英这么认为：“我们根据网上披露的信息，仔细阅读了赵东民博客的文章，认为他的被捕向人们发出了以下信号：第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与复辟资本主义作斗争是犯罪;第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捍卫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是犯罪;第三，拥护和捍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贪官污吏是犯罪;第四，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和组织学习毛泽东思想是犯罪;第五，捍卫宪法原则，维护公民基本权利是犯罪;第六，要求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引导工人找工会解决问题和依法监督工会是犯罪;第七，响应党中央正确的号召，有序行使民主权利，在维权过程中’反对堵门、堵路和冲击国家机关甚至打砸抢等错误的维权形式’是犯罪;第八，信仰共产主义，坚持共产主义公平正义和克服自私自利思想是犯罪”。 简而言之，就像刘金华2010年10月24日在乌有之乡发文所说：“在赵东民事件上，就是一场人民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斗争”。

　　更有人撰文在《热比娅保外就医与赵东民羁押不放》中阐述道：分裂祖国、危害中国安全被判刑的热比娅可以获保外到美国就医，周永康和陕西宋洪武们却不允许爱党爱国的赵东民“到近在咫尺的家中，看妻子最后一眼，送上最后一程……”由此可见，周永康、宋洪武分子叛党、叛国、反共产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是多么顽固。

　　只要经历围观过陕西“赵东民案”的人，回忆从赵东民2009年8月19日被捕，到2011年1月27日缓刑释放的过程，就不难产生这样的认识，“赵东民案”和今天的“南海仲裁案”在荒谬和反动上有许多惊人的相似。可以说都“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精心包装的政治闹剧”。“南海仲裁案”的荒缪与反动举世皆知。而炮制“赵东民案”的荒谬与反动，因为周永康分子命令媒体封锁消息，而不为更多人所知。

　　2005年12月20中国法院网消息称：“ 据工人日报报道，近5年来，西安的反贪案件约有50%集中在国有企业……国企改制成为经济犯罪的‘重灾区’”。这个愈演愈烈得不到遏制的原因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现象触目惊心，职工被迫下岗，生活无着，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也成为普遍现象。这就是陕西爆发“赵东民案”的社会背景。作为信仰共产主义的法律工作者，赵东民所做的，就是根据《宪法》、《工会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政策，通过义务普法，引导那些动辄以集体上街堵路、堵门等过激方法维权的职工，以自我革命克服滋生自私利思想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抵制和反对容易引发社会混乱，给国内外敌对势力颠覆国家政权的企图创造客观条件的堵门、堵路、冲击党政机关甚至打砸抢等错误的维权形式;而要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党的十七大精神进行有理、有利、有节和有效的维权斗争”。简而言之就是维权找工会，再就是发起旨在改革现行职代会的陕西企(事)业工会维权代表大会群众研讨活动，以求密切党群关系，唤起职工觉悟，团结起来根据《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监督工会依法履职。这在周永康和其党羽原陕西省政法委书记宋洪武眼里都是十恶不赦的犯罪行为。

　　2009年6月15日，在陕西省总工会副主席张仲茜、办公室主任梁晓民等工会干部的欢迎接待下，陕西西安地区十几家破产改制企业维权职工代表群访陕西省总工会，递交了《陕西离退工人致陕西省总工会的公开信》，向陕西省总工会明确表达了要联合起来行使职工法定的“对工会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的意见，张仲茜等代表陕西省总工会接受并出具注明十日之内答复的收条。而之后的形势发生逆转，职工群访省总工会成为引爆“赵东民案”的导火索。2010年9月9日，西安市新城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孝民在“审委会”上讲：该案(赵东民案)引起了中央、省、市媒体的高度关注，冲击省工会长达七个小时，致使省工会无法办公，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区委书记召集多名常委进行研究，既是刑事案件更是政治案件”，“尽管是公开审理，但是不能炒作，和区委宣传部沟通”。

　　周永康、宋洪武指令政法机关把赵东民和杀人碎尸犯、强奸犯、盗窃、抢劫犯、毒枭等重罪犯及嫌疑人关在一起，这些身负重案的罪犯及嫌疑人协助叛徒周永康、宋洪武，施以苦役，随时随地的对赵东民进行“洗脑”：什么共产主义从来就是谬论，共产党能取得胜利是因为日本人、国民党对被捕的共产党员，尤其是女党员折磨的不够变态……在这种恶劣环境下，赵东民经受住了考验，坚定立场不妥协，也影响了不少人。赵东民还给多名押员做通工作，帮赵东民辗转送出那篇爆红网络的《狱中自白》：“我就是想做一根燃烧的火柴，希望能牺牲自己来把燎原的烈火点燃，照亮这个世界每一个阴暗的角落，让人间的一切腐朽，在烈火中化作云烟!这就是我—— 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自白，为坚持共产主义真理时刻准备献身的誓言!”但这并未博得“共产党员”周永康、宋洪武分子丝毫的谅解与同情。反而让他们在后来赵东民的一审开庭当天如临大敌，调动五百余名警察及大批武警，近二十辆押解车，封锁西安市区多条主干道，来保证对赵东民顺利“公审”。赵东民羁押进新城看守所的第一个管教，因不久后调到派出所工作，所以奉命参与了赵东民庭审当天长乐路的警戒，他后来到看守所办事时对赵东民说，他们凌晨四点多就开始上街站岗执勤了，饭都顾不上吃。周永康、宋洪武分子如果不是惧怕因“赵东民案”而觉悟的各地工农群众抗议，他们有何必要对小小赵东民如此的劳师动众?

　　2009年9月23日，公安新城分局国保大队周小玉等对赵东民执行逮捕时，赵东民拒绝在逮捕证上签字。周小玉训斥道：“你是法律工作者，要尊重法律!”赵东民回答说：“一群违宪的执法者让我遵守法律，简直是笑话!”周小玉反问：“我们怎么违宪了?”赵东民答复：“宪法规定工农阶级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我现在帮助工农阶级维权成了有罪的了，你们难道不违宪吗?”周小玉和现场执行逮捕的干部哑口无言，一名副大队长当场离开。赵东民虽然没有签逮捕证，但是签了周小玉所做的对话笔录，表示对自己拒签逮捕证所作的抗辩理由负责。然而赵东民和他的两审三名代理律师，都没有从卷中找到9月23日的这份笔录。周永康和宋洪武很清楚，赵东民案一开始就很明了，是一个维护宪法和践踏宪法的斗争。他们不想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笔录过早看到“赵东民案”的本质，把他们背叛党章，践踏宪法法律，对工农阶级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反动嘴脸更清晰的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周永康在陕西的党羽宋洪武，在镇压维权职工上的信条是“不够违法往违法上靠”，而对职工维权和赵东民案爆出的国企和陕西省总工会干部的贪腐行为，却是不闻不问。其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立场何其鲜明。

　　赵东民在关押期间受到的迫害，除了被夜以继日的洗脑外，莫过于超期羁押，中途非法剥夺通信权利，违反看守所管理条例，封锁赵东民妻子重病和病故的消息……然而当赵东民依法据理力争，坚决不认罪的情况下，急于对党内外关注赵东民案的干部群众交差的周永康、宋洪武又指令政法机关配合陕西省政府法律顾问，非法把赵东民的老父亲请进看守所，对赵东民“劝降”。虽然赵父“劝降”失败，最后西安市中院在周永康派人亲临赵东民二审现场督办下，在赵东民拒不认罪的情况下，非法的改判缓刑释放，这场“披着法律外衣精心包装的政治闹剧”总算初步落幕。

　　据官媒报道，长期活跃于广东等地的所谓“工运之星”曾飞洋，于2015年底被刑拘。“警方查明，曾飞洋2002年成为该组织负责人后，与一些境外组织长期保持密切联系，多次出境接受培训，回国后在境外资金的支持下长期从事‘劳工运动’，并以向境外提供中国的‘劳工运动’情况报告作为条件”。

　　曾飞洋等在维权方向上是“有目的性地去政府化，刻意削弱政府的公信力”。曾飞洋引导职工维权的方式是“不断煽动工人罢工”，“ 据利得鞋厂工人代表王某透露，曾飞洋曾对他表示，工人维权要通过自己的力量，不需要通过工会、劳动仲裁等方式”。 “曾飞洋的同伙汤欢兴称，曾飞洋与境外媒体联系密切，频频接受采访，还主动‘爆料’各种‘负面信息’。很显然，在维权实践上，曾飞洋和赵东民通过义务普法倡导职工维权找工会的维权方向是截然相反的。在维权的政治动机上，和赵东民所宣扬的“工农的维权就是反腐，反腐就是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就是对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捍卫”，也是截然相反的。赵东民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支持和资助，仅凭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宪法法律尊严的积极维护。

　　而周永康分子能允许一个接受境外资金支持，通过“不断煽动工人罢工”，破坏社会主义法治的曾飞洋畅行无阻了十几年。而把信仰共产主义，践行宪法法律，通过引导职工维权找工会，来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赵东民迫害的砸了饭碗、家破人亡。如果不是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反对“照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突出马克思主义统领意识形态阵地，进一步强化“以宪治国”、“依法治国”的方针路线，特别是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苏荣、令计划等被依法依纪拿下，沉重打击了党内新资产阶级帮派势力，那么“在境外资金的支持下”、“有目的性地去政府化，刻意削弱政府的公信力”的“工运之星”曾飞洋之流，在周永康等党内叛徒的庇护下，不知道还要活跃多久?

　　周永康分子对赵东民和曾飞洋的区别对待，向世人证明，周永康、宋洪武分子窃用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对工农阶级实际上实行着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从内部动摇着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根基。他们也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沉渣泛起的政治后盾。也就难怪中国军媒一再呼吁：“上甘岭已危，十五军安在?”呼吁“面对‘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面对种种抹黑中国的网络乱象，面对那些‘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的不智之举，我们应多些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坚守我们意识形态的主阵地，该亮剑时就要勇敢亮剑，该狙击时就要勇猛狙击”。

　　周永康的垮台虽然推动了赵东民案的申诉程序的启动，但是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不加思索的驳回通知，证明了周永康的影响依然严重存在。国内公然的“披着法律外衣精心包装的政治闹剧”并未结束。而党内外炮制和顽固维持“赵东民案”的势力，正是 “南海仲裁案” 推动者，他们庇护受境外资产阶级势力资助的“工运之星”，迫害信仰共产主义的法律工作者，公然践踏社会主义法治，沉重打击人民群众的爱党爱国热情，阻止工农群众克服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自我革命，有力推动了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泛滥，公然发表反党言论的“优秀共产党员”、和先富者，抹黑英雄、歪曲历史、攻击党和政府的头戴各种光环的名人、大V等等宣扬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精英分子沉渣泛起，层出不穷。这种情况有力助长了美国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以各种手段反华、侵华的嚣张气焰。正如毛泽东主席讲：“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可以说，国内周永康分子代表的新资产阶级势力炮制和顽固维持的“赵东民案”之类的冤案，就是美国代表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炮制“南海仲裁案”的内因。

　　“南海仲裁案”的实质不是中国和菲律宾的矛盾，“赵东民案”的实质也不是陕西省总工会和赵东民的矛盾。这两个案子是国内新资产阶级势力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联合，加快推动中国重蹈前苏共亡党亡国覆辙的反映。这种联合并不等于是国内的周永康分子和美国政府代表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有什么具体的、直接的联系，而是他们共同信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让他们的联合是思想上的，政治上的，殊途同归的。

　　“赵东民案”的申诉 能否改判无罪，和赵东民个人的努力程度没有直接关系，甚至和赵东民是健在还是身故也没有直接关系，当然也不取决于党内哪位首长的关注，因为，陕西“赵东民案”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斗争的风向标，也是“南海仲裁案”的政治闹剧能否开始走向彻底终结的决定因素。

　　作者：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临时负责人

　　赵东民

　　2016年7月22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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