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 ’我们太把西湖看理想化了。 夏天要算是西湖 妆的时候，堤上的杨柳绿成一片浓青，里湖一带的荷叶荷花也正当满艳，朝上的烟雾，向晚的晴霞，哪样不是现成的诗料，但这西姑娘你爱不爱? 我是不成，这回一见面我回头就逃! 什么西湖这简直是一锅腥臊的热汤! 西湖的水本来就浅，又不流通，近来满湖又全养了大鱼，有四五十斤的，把湖里袅袅婷婷的水草全给咬烂了，水混不用说，还有那鱼腥味儿顶叫人难受。 ”
“风一来可真难受极了，又热又带腥味儿，真叫人发眩作呕，我同船一个朋友当时就病了，我记得红海里两边的沙漠风都似乎较为可耐些! 夜间十二点我们回家的时候都还是热虎虎的。 还有湖里的蚊虫! 简直是一群群的大水鸭子! 我一生定就活该。 ”
“杭州的人种(我也算是杭州人)，也不知怎的，特别的来得俗气来得陋相。 不读书人无味，读书人更可厌，单听那一口杭白，甲隔甲隔的,就够人心烦! ”
以上是徐志摩一九二六年八月日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的部分文字，篇名叫《丑西湖》。 可是相对的，“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者却以彩笔热情讴歌他的康桥：
“我也慢慢的‘发见’了康桥。 我不曾知道过更大的愉快。 ”
“康桥的灵性全在一条河上;康河，我敢说是全世界最秀丽的一条水。 ”
“在星光下听水声，听近村晚钟声，听河畔倦牛刍草声，是我康桥经验中最神秘的一种：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灵。 ”
甚至还表了情衷：
“一别二年多了，康桥，谁知我这思乡的隐忧? 也不想别的，我只要那晚钟撼动的黄昏，没遮拦的田野，独自斜倚在软草里，看第一个大星在天边出现! ”
显然在诗人眼里康桥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而西湖甚至杭州人却是俗陋的。 一个世纪以来愈演越烈的崇洋媚外风，徐志摩跟他的康桥推波助澜之功不容低估。 问题是，在英国只待了二年的徐志摩所理解的风土人情可信吗?作为学生在校园内所接触的西方跟真实的西方社会间的落差，我们的诗人殆不易察觉。他如果长期在英国工作谋生，“我所知道的康桥”可能就会是另一种写法了。 看看曾在伦敦大学教中国官话和古典文学长达五年的老舍对英国人的深刻观察：
“一个平常人，尽管在伦敦或其他的地方住上十年八载，也未必能交上一个朋友。 是的，我们必须先交代明白，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大家一天到晚为生活而奔忙，实在找不出闲工夫去交朋友;欧西各国都是如此，英国并非例外。 不过，即使我们承认这个，可是英国人还有些特别的地方，使他们更难接近。 一个法国人见着个生人，能够非常的亲热，越是因为这个生人的法国话讲得不好，他才越愿指导他。 英国人呢，他以为天下没有会讲英语的，除了他们自己，他干脆不愿答理一个生人。 一个英国人想不到一个生人可以不明白英国的规矩，而是一见到生人说话行动有不对的地方，马上认为这个人是野蛮，不屑于再招呼他。 英国的规矩又偏偏是那么多! 他不能想象到别人可以没有这些规矩，而另有一套;不，英国的是一切;设若别处没有那么多的雾，那根本不能算作真正的天气! ”
再回观诗人那几句心花怒放的耳熟能详：
“你如爱花，这里多的是锦绣似的草原。 你如爱鸟，这里多的是巧啭鸣禽。 你如爱儿童，这乡间到处是可亲的稚子。 你如爱人情，这里多的是不嫌远客的乡人，你到处可以‘挂单’借宿，有酪浆与嫩薯供你饱餐，有夺目的果鲜恣你尝新。 ”
没有美化的嫌疑吗? 百年来，我们这些被打败的东方野人，总是如曾在帝国“对着这冉冉渐翳的金光”“跪下了”的诗人般仰望西方之雾，其不被迷惑、误导者几希! 但随着时空挪移，终究有人走出雾区，为我们播报了真实的西方气候。 误信西方“自由”、“民主”、“人权”而投奔美加的李建宏先生就是其中之一，智勇兼具的他很了不起，一旦发觉上了贼船不但幡然醒悟，还要秉笔直书，以切身之痛来揭露西方月亮背后的阴暗与潮湿：
“大多数公司也没有赏罚分明的奖惩制度，由于采取计时工资制，所以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 西方企业非但不奖勤罚懒，反而给想干点实事人的制造各种各样的障碍，用北美崔哥的话说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不让你使。 经理们不但不奖励干得好、干得快的员工，反而让他们干得慢一点，以免 那些干得慢的员工感到自愧不如。 对此，我曾感到大惑不解：为什么西方人为那些愚蠢、懒惰的人考虑得是如此的周到，但那些不能学以致用的硕士、博士们的痛苦却置若罔闻? 当他们以无法合作、缺乏团队精神、情商低、社交能力差、沟通能力不行等种种理由甚至‘overqualify’这样荒谬的借口孤立、排斥有才华的人，迫使他们从事各种体力劳动甚至耻辱地加入失业大军的时候，可曾考虑过他们的感受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后果?
多年以后，当我对西方人和西方社会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以后，才豁然开朗：西方人对弱势群体的同情是虚假与势利的产物，这样的同情让他们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同时又不承受丧失个人利益的恐惧，故而只能投向比自己更愚蠢的人。 他们缺乏尊重、羡慕与敬仰人才的度量，反而在嫉妒、自卑与丧失个人利益的恐惧中，想方设法压制与打击人才。 在平庸者主导的西方社会，以平等的名义，对弱势群体的某种程度的关心与对人才的打压，是合法地、有系统地同步进行的。 ”
真开吾人眼界，尤其是对西方内部掌权者捧弱压强行事思维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由内及外推而广之，西方会怎么看待剩余的世界? 排他性极强的基督教世界能与中华文明和平共存吗? 另一位长年旅法识破西方手脚的女作家边芹则一语道破中国在世界的处境：
“我们挨打挨整的真实理由并非我们一直被灌输的‘穷困落后’而是‘能和善’。 ”
她分析道：
“从十九世纪到今天，不是我们而是西方(准确地说应为几个世纪来统治世界的集团)锁定了打击、摧毁真正对手这一始终没有更移的大目标，因为中国在十九世纪以前的两千多年一直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是一个不以宗教而以文化统治的文明古国，是最后一个不在基督教手里的大陆性帝国，是一个至今未被收服为打手的君子之国，是不打掉就没法让他们独霸世界的障碍， 是一个太能干的竞争种族。 ”
“西方公开地、更多是暗中地、遍及整个上层建筑地视中国为敌，这种越到后来越隐秘的敌对状态不但旷日持久，且从未终结。 不光发现‘冷战’从未结束，而且对中国这样的国家‘冷战’在这里是常态，难有终止的一天，根本不以中国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会因体制的变化而改变。
更惊人的发现是今天的冷战比‘冷战’期间还要冷，以法国为例，‘冷战’时《巴黎竞赛报》(1976年第1425期)还以毛泽东的正面形象作过一次封面，今天毛泽东不要说用作封面，就是在里面的文字里也只是被攻打对象，而且中国目前任何一位最高领导人都不会被用作封面，里面的文字中性一点就算是送礼了。 而在这冰冷暗流的表面却是越来越频繁的贸易和文化交往，是表层的热乎让中国人看不见下面危机四伏。 我们以为自己虚心学习、努力追赶，有一天就可以坐在一条板凳上了，哪里想到人家近两百年的心病就是怕你追上来。 ”
这是西方的压强，而捧弱则意在营造误导中国的氛围来消除我们的警觉：
“我们把自己在近代的命运与非洲、美洲这些大陆等同，是接受了西方对世界的解释权之直接后果，是犯了一个绝对的、却丝毫没有意识到的错误。 虽然受害者的命运是相同的，但施害者的动机是不可等同的。 而我们并未细察结果和动机，并未看到征服非洲、美洲、南亚与征服中国的动机是戴然不同的。 ”
“我们以为人家拥抱亚马逊河原始部落的印第安头领、抬出甘地、爆捧曼德拉、救济海地，十九世纪的游戏规则就结束了，既然我们也是亚、非、 一员，人家那么待见印第安原始部落、非洲饥民，凭什么专与中国过不去? 这是中国人的逻辑，中国人会小谎小骗，却不会演戏。 由于自己不会演戏，也就看不出这是一出导演好的戏，而且是六十年代以后发觉用武力强行征服已力不从心才设计的新剧情。”
可见西方为导演和平演变中国这出新戏，遂刻意“抬出甘地、爆捧曼德拉”，因前者系以非暴力反抗白种殖民统治的“弱者”，后者同样是被囚二十七年后宽恕白色种族主义的“弱者”，而领导中国人抗美援朝打败十七国联军的毛泽东则是让西方人丢人现眼的“强者”，所以多年来配合国内反毛汉奸对其诋毁攻击不遗余力。 “西方人对弱势群体的同情是虚假与势利的产物”，旨哉斯言!吹甘地有洗净殖民侵略之效，捧曼德拉则可掩饰反华意图。
边芹警醒国人西方是如何对我们如李建宏先生所说“想方设法压制与打击”：
“西方统治集团一百多年来针对中国的基本思路自始至终就没变，具体到某国某届政府会有一些外交层面的变化，但掌控西方的这个统治集团的大目标并未挪移，随着时代变迁，变化的只是浮在基本思路表面的名词和概念。比如十九世纪是基督教与异教、上等人与劣种人的对立，今天换掉了上面的名词改叫：民主与专制、自由与不自由。我们看到，名词渐趋温和，照顾到被攻击者的自尊，名词本身也变得更加概念模糊和便于诠释。所有这些名词和为之设计的概念都是为了掩盖基本思路，由于挑选名词和设计概念的水平越来越高(拜赐于心理学与传播学的研究)，被征服者从一开始看得见基本思路而拒绝名词和概念到后来看不见基本思路接手名词和概念自戕，时间跨度逾百年，其间充满血腥。 ”
还有那让人触目惊心的邪恶本质：
“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不存在和而不同，这里的‘异端’已超出十九世纪以前基督教与异教的不共戴天，而是早就压倒传统宗教的意识形态新一统的对立面，不看到这一层也就看不到本性的延续，看不到寻找和制造对立面、打击和摧毁对立面依然是他们的基本思维和行事方式，看不透‘传教’乃西方知识分子的集体属性。我们后来接手历史的新注解甚至忘了一个多世纪前的巨大创痛，也是由于没看透这换了一手牌的老游戏。所以两百年来不是我们要与他们对立，而是我们不幸地横亘在他们征服世界的路上，被他们视为要摧毁或至少肢解的对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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