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色入江湖，烟波古临川”。
汤显祖写这首诗时想必不会料到自己会成为“古”临川文化的最高代表，他的“临川四梦”会成为临川文化的绝响。更没有人会料到，临川才乡会有今天的堕落——
农民骚乱、拆迁户自焚、钱明奇爆炸、学生跳楼、割喉弑师、杀子害母……接二连三一桩桩一件件前所未有、震惊中外的惨案都发生在这个名闻遐迩的所谓才子之乡。
人们不禁要问：临川怎么啦？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临川这个曾经享誉海内外的文化圣地，一夜之间变成了今天的人间地狱？
“钟灵毓秀”一词常用来形容和解释人才人文的起源，这话自然不假。青山秀水可以孕育出优秀的基因。但要形成高度文明的地方文化，单凭地理优势显然是不够的。它更源自各类精华思想的交流和碰撞。而在少数统治者掌握着珍稀文化资源的历史时期，人文的荟萃仰赖于有权者的推动和倡导。这，才是江右文化奠定于两宋的直接原因。恰恰是以晏殊、王安石为代表的位极人臣的亦官亦文的人把临川文化推向了世界，也最终造就了临川四梦的辉煌。
那么问题出来了：为什么在专制独裁的封建王朝，却能产生许多类似范仲淹、王安石这样的亦官亦文，且能以天下苍生福祉为己任的英才？而在二十一世纪号称法制文明的特色今天，却反而只会无官不贪无官不烂？
很显然，科举制（应试内容姑不论，笔者亦无意肯定该制度，只是就事论事）在这里充当了激荡一潭死水的科层制的巨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突变机会，让历史巨人得以横空出世。从而可能一石激起千层浪，开辟一个中兴新时代。虽然最终作用有限。今天呢？貌似一样的科考，其结果却大相径庭，今状元和古状元根本就是两个概念；一个平民百姓想要一步登天大展身手只能是白日做梦。而在坟墓般的科层框架内，在各个利益部门的互相拑制下，即便偶有才智之士想要有所作为，也是难比登天。
另外，我们发现，封建时代却有一种并不封建的价值观。尽管该价值观常常被埋没，但许多读书人包括不少帝王将相都对此情有独钟。那就是：文章千古事，仕途一时荣。
我们知道，历史上出了不少不务正业的帝王级文青，这不是偶然的。著名的亡国之君南唐后主、宋徽宗我们就不说了，像三国的曹操父子、编篡《陶渊明文集》并为之作序的昭明太子萧统，临川王刘义庆等等，那都是相当有才情的头面人物。就连洪荒时期做买卖出身的吕不韦都把《吕氏春秋》当作一件大事业来做。可见，古人对文化创造是非常重视的。文以载道，文化更装载着人的灵魂。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生命灵魂的延续，象征着永生或永恒。政治或政客，是阶级社会的阶段性产物，终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而文艺或美，则是人类的永恒向往、终极追求。于是，“粪土当年万户侯”“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价值取向便成为彼时人们最自由最豪迈最高贵的人生信仰。
反观今朝，自打当年最高权力被不喜读书只爱打牌没有灵魂的小人篡取后，一代代、一级级就只能青出于蓝胜于蓝——更烂（蓝）了。在这条败类生产线上只能产生流氓恶棍奴才。即便偶有变异，也会被很快当成残次品剔除，也会因上面所说的方方面面的拑制而动弹不得。而流氓恶棍奴才的价值观是什么呢？那就是：吃喝嫖赌抽。只管生前快活，哪管死后洪水滔天。看看今天各级官吏，哪一个不是买官卖爵造假，哪一个不是黑白两道通吃。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道德文化的容身之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十年以降的改开中国是历史上当权者腐烂最彻底的时期。一个没有任何人承担责任的政府必然是最龌龊的政府。封建王朝造孽到最后总会有埋单的人，现在亡国灭种可找谁？始作俑者某小人的骨灰都找不到。过去的贪官污吏总有告老还乡的时候，他们多少还有一点荣归故里的虚荣心或最后的忌惮心，因而不想不敢把坏事做绝；现在呢？他们可以天南海北任逍遥，甚至移民海外。这些人成了真正的忘恩负义、无祖宗和祖国的彻头彻尾的败类。
在这种大背景下，小小的临川自是不能独免。加之科技带来的零距离，无孔不入的污染，地理上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早已荡然无存。物欲横流之下，天地因而失色；疲于奔命的苦逼，哪有什么心思看风景。从小便被分数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学子，还能像王安石、汤显祖们一样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吗？他们的情操到哪里去陶冶？繁重的课业活活压断了他们心灵的翅膀。王安石正是最早明确而尖锐地指出这一点的人。他的千古名篇《伤仲永》谈的就是这个问题。天才儿童方仲永因“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而被废，今天的仲永们则因“日以学，不使交游”而被葬送。“游学”实为一对辩证关系。好在运动不止，生命不息。借托尔斯泰的杰作《复活》开篇所言：尽管大自然和广大人民被鬼类折磨得死去活来，春天毕竟是春天，群众中仍然蕴藏着无数的英雄。
所以归根结底，大凡一地美名流传，其必有如荆公、汤翁这样的伟大的领导者创造者；反之，一地乏善可陈、臭名昭著，也必对应着恶官酷吏。一家一地一国莫不如此。临川之堕落成今天的地狱，也必因地方官的极度贪婪残暴。但为何今日临川的地方官特别贪暴，却值得研究。我们不妨从钱明奇爆炸个案中窥豹一斑。
钱明奇爆炸案无疑是本文观点最有力的印证。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生的钱明奇据说仅读到小学三年级（未受今日教育制度的戕害），却在当地首开租赁电冰棺的先河，更有传言称其发明或改良了电冰棺。钱亦因此而致富。其后来用于连环爆的爆炸材料和装置也是由他自己一手配置。足见其智慧和胆略。毫无疑问，钱明奇正是才乡中的人杰。相比之下，以习东森为首的地方官则堪称祸国殃民的害群之马。这些害群之马可以一手遮天，无法无天，任意篡改政策法规。无论拆迁，还是改制，朝令夕改，老子就是王法。这些恶棍办事从来不讲道理，不出示任何文件依据。钱明奇炮制的是炸弹，他们炮制的是阴谋。前者的破坏力有限，而后者杀人于无形，造成的灾难无法估量。临川文化之所以沦亡，正是拜这些无耻之尤的败类所赐。这些恶棍渣滓之所以特别贪婪残暴，也许恰恰是因为临川的文明传统所致。假若临川民风彪悍，贪官污吏未必敢如此猖狂。而钱明奇事件也许会成为临川民风变化的转折点。其对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历史意义和影响必将极其重大而深远。事实上，其后在临川发生的一系列惨案已经宣告了特色教育制度的破产，以及临川特色文化梦和才乡梦的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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