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路在何方？
——对中央全会的期望
老兵 丑牛
今年我年近九十，入党也快七十年了。誓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扪心无愧。到了暮年，感到共产主义越来越遥远。京城的地产大享、“优秀共产党员”、红二代、在中南海有铁哥们的任志强同志，竟接连放炮：“共青团不该接共产主义的班”、“共产主义欺骗了我们几十年”。共产党人，而且是名气不小的共产党人，来攻击共产主义了。在千夫所指之下，给了个“留党察看”的处分。这是为了平息众怒，敷衍老百姓。其实，在党的上层，这样的“铁哥们”可真不少。最近不是冒出了个王长江吗？他也是共产党的优秀。今年7月29日的讲课，轰动了全中国。“什么党，领导市场经济的党”，“转向市场经济意味着，把党的意识形态作为发展动力是不成功的，还是要发掘人的追求利益的本性”。这和“共产主义欺骗了我们几十年” 有何区别？他们不仅骂，而且要灭共产党了。
在建国六十周年时，因为我解放前几年在武汉作地下工作，有些故事流传。“湖北卫视”记者采访我，拍了一部记录片，片名叫《我的青春我的梦》。那时，我才十几二十岁。
记者问我：“在敌军警戒森严的武汉，你怎么敢深闯虎穴？”我回答说：“我十几岁参加新四军，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我的名字就和‘共产党’这三个字溶合在一起了。我的生活，我的学习，我的工作，我的趣味，我的爱好，我的追求，直至我的生命，都和共产党这三个连在一起。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我怕什么！？”
武汉解放的那一天，我随先头部队入城，没有人组织动员，满街满巷都是红旗招展，彩旗飘扬。彩花似雨，洒在我们的军帽、背包和大炮上。家乡的父老乡亲，把我拥抱又拥抱，我工作过的学校的学生队伍，更是把我抬起来，抛向空中。
我饱含泪水，一直到深夜，无法入眠。在《我的青春我的梦》中，我对记者说：“那是我人生最幸福的一天，我是作为一个解放军战士，解放了我的家乡！”
今年是国庆67周年了，我漫步武汉街头，人们似乎忘记了这个节日，人们关心的是“长假旅游”、“长假购物”、“长假探亲”、“长假娱乐”。我去到长江边的红巷，这里是武汉红色遗址最集中的地方，有“中共五大旧址”、“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同志旧居”……。红巷冷冷清清，成为国庆日被遗忘的角落。
走出红巷，到了长江边，这里是江边商业区，霓虹闪烁，车水马龙。突然一群女孩子拉手，走到我面前，把我拦住。我问她们，想干什么？她们却嬉皮笑脸地说：“到我们那里去休息，为你服务……”我明白了，从口袋里掏出红本本（其实是离休证）大喊一声：“我是警察！”她们立即转身飞跑。有一个女孩被石头绊倒了，我上前把她扶起来。一看她的面孔，我惊叫了一声：“玉妹子！”她惊惶痛苦的眼神一下消失了，喃喃地说：“那是我奶奶的名字！”我立即追问她：“你奶奶还在吗？”她沮丧地说：“她死去多年了，是在东莞打工死在工厂里，家里穷，连骨灰盒也没拿回来！”她伤心地哭了。我给她一百元，要她还是回到乡下去上学，种田。她说：“整个村子被淹到水库里了。”
玉妹子是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认识的，她是当地少有的基干女民兵。我被派到武汉去开辟地下工作时，是她带了几个民兵把我护送通过封锁线的。有时，我回大别山汇报工作，也是由她掩护，通过封锁线，返回武汉市区。
这一个国庆之夜和当初的解放之夜一样，我深夜难眠。我们建立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和我们共同战斗过的玉妹子，死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她的未成年孙女，沦落烟花。
唉，玉妹子，我一定来你的墓前凭吊，向你深深地忏悔。我们共同战斗，希望的田野在哪里？我们失去的岂仅是悠悠“乡愁”。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也是三十年。习近平同志说两个三十年都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苦探索。不容相互否定。但两个三十年毕竟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探索的结果是河东好，还是河西好呢？
一个叫王长江的人，写了一篇文章，《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是赞美“走河西”的。一个叫戚本禹的人，是“文革”的罪人，“文革”时期，因干扰了毛泽东的部署，被赶出了中南海，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又以文革罪判他坐牢十八年。但他却忠心耿耿地写了一本文革回忆录。赞扬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显然，他是“走河东”的。
王长江的文章，被批得体无完肤，人们不赞成“走河西”。戚本禹的书，属禁书，不能出版，拿到香港去印，在互联网传播开来，得到普遍的赞誉，连右派，大V们读了，都称它是“一部无可辩驳的信史”。人们是赞成“走河东”的。
中国向何处去？建国67年了，还真成了个大问题。我们不能摸着石头过河一直摸下去。
北大对马克思主义有深邃研究的韩毓海教授，写了一篇文章——《纵论当今中国面临的三大危机》，第一个危机就是：“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每天都在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近来又加了一个“文化自信”。如果韩教授提出的两个问题，不能回答，我们还能自信什么呢？比如说，“道路自信”，我们走的是一条什么道路呢？谁能说清楚。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最近也写了一篇文章，《当前最紧迫的三个问题》，内容与韩教授的差不多。第一个是“关于国家的方向问题”，韩教授的提法是“我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孙教授是清华大学资深学者，教社会学的，我的印象中，他是改革开放的精英人物，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习近平同志在清华学习时的导师。这次提出的“三个问题”都是对改革前途的困惑：“中国要走的道路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还是修正主义？”“十三亿人要走的道路却处于模糊状态，那怎么行呢？”
国师级的精英人物，也对中国前进的道路，深感困惑，这表明，这个问题，正摆在我们党的面前。
十八届六中全会马上就要开了，全会的主要议题是“从严治党”，这个口号喊了几十年，为什么党越来越蜕化。我敢肯定地说是在“蜕化”，而且是严重的“蜕化”。蜕化到一批批党组织坍塌。孙立平导师说 “老百姓对党失去了希望感”。
1991年，江泽民视察西柏坡。2002年12月,胡锦涛到西柏坡学习考察。2013年7月11日下午，习近平来到平山县西柏坡参观，他对当地干部群众说：“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三届党的领导人一上台，都到西柏坡去“朝圣”，寻求“两个务必”，结果都失败了。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为什么能成功，它有一个前提：要进行新的长征，要继续革命。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他一再告诫全党：“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三届领导人为什么失败，他们倡导的改革开放，就是腐败的温床，农村集体经济解体就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导致了资本吞噬了小农经济；国企改制，又催生出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党已由无产阶级的党，转变成资产阶级的党，党内资产阶级成千上万，谁要求你谦虚谨慎！？谁要求你不骄不躁！？上下串通，内外勾结，恭喜发财，才是“党性”。孙立平教授说：十七届中央委员204人中，有187人的直系亲属在国外居住，有的还成了外国人，91%的中央委员如此，这个中央委员会还叫“中央委员”吗？靠他们还能“从严治党”吗？
现在不是“治党”的问题，而是“整党”的问题。要确立一条政治路线——社会主义革命；要确立一条组织路线，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要确立一条思想路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统治地位。
有人说要开成一次新遵义会议，这不大可能，遵义会议时，全党都死里求生，都想找到一条活路。大家拥护毛泽东。我们党现在面临危机，一些高层领导，有的在策谋跑路，有的却在策谋改变共产党，还有一些人公然主张资本主义复辟。上届就有人在人大会上直言不讳：“普世价值”并不是西方独有，而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为了既得利益，他们宁可要党死，以求自已生。
必须把这次全会，开成扩大的中央会议，让工人、农民，及真正的劳动者党员参加，让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党员参加，让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员参加。这个整党的会才能开成功。
不要把全会开成秘密会议，要把争论向全党公开，发动全党都来争论：
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共产党是闹共产的，不是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
这才是真正的“不忘初心”。
老兵丑牛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