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给农民放电影，人民政府居然要阻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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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钦州市钦北区有一个名叫罗衍宗的农民，从2007年开始给十里八乡的农民义务放电影。但最近，当地的政府部门取消了他的放映资格，认为他没有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如果继续放映，官方将对他进行查处。
当地政府的这一举动激怒了众多网友。目前，网易新闻下有34万多跟帖，排名第一的跟帖获得了五万七千多赞，这条跟帖这么评价“义务放电影，没收钱。为什么要营业证？真是官僚主义！。。。”
然而，面对这样的新闻和网民评论，《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居然说，这是生硬的条文遭遇柔软的民生，而治理者难免遭遇现实选择上的“两难”。力图把当事人和政府都装饰为好好先生。
可是，当地政府剥夺农民欣赏文化产品的权利，这远非“治理者两难”就能够简单解释的。我甚至觉得，这件事情的性质已经超出了当地政府官僚主义的范围，直接反映出我国基层政府的变质。
遥想这个基层政府还真正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时候，给农民扫盲，给农民演话剧，鼓励农民搭台唱戏，既帮助农民学习文化，又给他们提供组织生活，同时还能够提供给他们文化服务。文革时期，全国的农村都掀起兴办教育和创造文化的浪潮。高默波在《高家村》中说：
“对高家村一带的农村来说，“文革”是当地文化的史无前例的最好时期，因为农民把样板戏翻了个版，用本地的传统曲子和语言来改造样板戏，并自己登台表演。他们自编自导自演自己设计服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来丰富当地的文化生活。村民也能第一次参加有组织的体育活动。村与村的年轻人组织篮球之类的体育比赛，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在民兵训练的时候农民第一次拿到了真枪实弹。年轻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自由地、不需要介绍人地谈恋爱，因为集体生活为他们提供了在一起生活并互相了解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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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村，我父亲回忆起人民公社时期，村里还修建了图书馆，篮球场，腾置了专门的电影放映场地。
受益于当时的政府政策，我们这些出生于农村的孩子，也能在村子里看到露天电影。
三十多年过去，现在政府不仅仅不给农民放电影，甚至要取消他们放电影的权利。而中国的几亿农民，彻底被赶出了电影的领地。曾经千方百计地帮助农民摆脱愚昧，如今，在煞费苦心地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化和行政管制手段剥夺他们获得文化熏陶之后，又用愚昧无知的恶名来抹黑他们。
现在，报纸、电视和教科书都在吹嘘我们的生活变好了。但是，在我的故乡，下一代出生的孩子们，却失去了篮球场、村级图书馆和露天电影院。而这些，都是在所谓“黑暗年代里”出生的父亲一代可以享受的。
等到故乡的孩子们长大之后，现在的那些政府官员们，又会责备他们看书太少，没有艺术修养，连篮球都不会打。
在整个中国，还有哪个农村有自己的篮球场，全国还有多少农民拥有看电影的机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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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电影并不是一件小事，它直接地体现出，政府是把自己看成人民的一部分，还是把自己看成人民的统治者这个在政治上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共产党要千方百计地教他们看书识字，给人民放电影，让他们演话剧？因为要让他们成为国家的主人，要站起来当家做主。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党就是人民的一部分。
什么人不愿意人民看书识字，不愿意给他们放电影，不愿意让他们演话剧?那些把自己看成人民统治者的人。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只要人民能够活下去就可以了，什么文化需求、社交需求都不再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如果人民自发去创造文化，传播文化，那么他们不但不鼓励，反而要禁止这种行为。
当地政府部门的人员，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人民的一份子，更被说要做人民的公仆了。他们自己可以每周去电影院花80块钱买一张电影票，至于农民能不能看电影，那就不管他们的事情了。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官僚主义，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官，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是他们和人民的割裂，他们公开和人民对立。
这不是什么政策两难问题，这是基层政府彻底败坏的问题。
这也不仅仅是钦北区政府部门的问题。试问整个中国的基层政府，还有几个能够保留着为人民放电影的习惯?
最近几年中国电影票房飞涨，主管政府都忙着邀功请赏。但是，却没有一个政府部门来谈一谈，为什么电影市场这么大，农民却连基本的看露天电影的机会都没有了？
“人民政府为人民”，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话语。那么，一个不为人民的政府，是什么政府呢?
2006年启用的湖南省娄底市政府办公楼，主体建筑占地247亩，造价超过5亿元
你凭什么说基层政府变质？
有读者认为，在基层政府中，只是有一些贪官污吏，只要纪委能够严打严查，把他们清除出去，基层政府就能够净化自身，不忘初心，坚守本质。还有读者认为，禁止农民义务放电影这么小的一件事情，不足以说明政府的性质问题。
我不同意上述的两个观点，基层政府的变质是整体性结构性的，是从经济基础的根底上坏了的。这种变质并非是几个贪官污吏造成的结果，相反，正是由于这种变质，才造成了大量贪官污吏的出现。
一棵大树的树根坏了，人们总是先看到一片片发黄的树叶。从1993年四川仁寿农民暴动，到2016年双鸭山事件，从阆中市法院公审讨薪农民工，到粗暴禁止农民放电影，都是这些发黄树叶中的一部分。而这一片片发黄树叶汇成的即将枯死的大树全貌，就展现在群体性事件统计表格之中，展现在公共安全支出预算之中，展现在全国上下老百姓怨声载道的言语之中。
一，变质与性质
既然说变质，首先应该说它的性质。
中国政府的性质本来是什么?是人民政府，是属于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为了坚守这个本质，从建党开始，中央就一次次召开整风会议，学习会议，要求政府工作人员“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那些不为群众考虑问题，解决难题的政府干部，要受到严厉的批判。而那些不帮助工人、农民这些劳动者，反而勾结资本家、大地主和帝国主义者迫害劳动人民的政府干部，会被列为阶级敌人，是要被判刑的。而且，不仅仅在政府内部批评他们，还要发动人民群众，通过群众运动来批评他们。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曾经说，要建立“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在他的催促下匆匆拟就的1975年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国家的性质决定着政府的性质。故而，基层政府的性质，也应该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府。
而现在，基层的政府，从人民政府变为了官僚、资本家和地主结盟的基地，变成了特权官僚、地主和资本家的旧式衙门。
二，全方位多层次的变质
特权官僚、地主和资本家的旧式衙门?何以见得呢?
首先是政府官员的生存命脉——经济基础变了。近年来，城镇基层政府的财政收入，将近一半来自于政府卖地所得。政府卖地是什么意思，无外乎就是把本来是公共所有的土地，交给地主，依靠这些地主获得基层财政收入。在卖地过程中，发生了大量的贪污事件，结成了千丝万缕的利益输送链条。一方面，这些利益链条构成了政府官员的腐败基础，帮助他们获得了灰色收入。另一方面，卖地所得的基层财政收入又构成了他们的合法工资收入。为什么政府官员的饭局酒局和会议活动中，总会有地产商出现呢?因为那些地产商，那些大地主，是这些政府官员的“衣食父母”。
基层政府还有大量的财政收入来自于民营企业的税收，和对地主的依附一样，基层政府也要依附于这些资本家为生。基层政府由此有了三个主人，一个是中央政府，一个是大地主，另一个是资本家。
可以说，地方政府，在经济意义上，成为了寄生在剥削阶级之上的剥削阶级。这些沉重的剥削，都压在农民、工人和农民工的肩膀上，逼迫着他们拆迁、外出打工、到处颠沛流离。
身处于这样的经济关系和社会网络之中，政府官员还可能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吗?还可能听得到毛泽东的谆谆告戒——“为人民服务”吗?
2009年，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去乡派出所办理身份证。那是在西南部的一个乡镇。负责办理身份证的政府干部，站在办公室里对我们说：“今早我有事，你们下周再来。”当我们指出他的职责就是办理身份证，上班时间应该先完成工作时，他极为猖獗地说：“你们连礼品都没有带，我自然没有时间完成工作。”
这个政府工作人员言语的猖獗简直令人震惊。愤怒的我，指着派出所墙壁上刻着的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质问他：“你知道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吗?”他露出假装极为震惊的讥讽表情，说：“你以为你是人民呐?你配当人民吗?”
这件事沉重地打击了我对于基层政府的信心。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一定会觉得这么智障的政府官员，是右派编造了用来污蔑政府的人物。可是它确确实实发生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在基层政府官员的意识中间，人民，不是工人农民农民工这些人，而是喂养他们的金主们——那些一度为人民政府所唾弃批判和镇压的社会剥削者和寄生虫——地主、资本家、官僚资本家。
他们忘记了，或者很可能没有学会过什么叫阶级立场，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意识形态是混乱而且自私的，眼睛里只能看见金钱，权势和名声。
徐特立在 《让革命的红旗世代相传》中说：“脑子里装的东西不对头，革命意志就可能衰退，就会贪安逸，图享受，就会忘本，变质，甚至变成剥削别人的人。”不幸言中的，就是这群基层干部。
既然经济来源、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都和人民没什么关系，屁股牢牢地坐定在剥削阶级一边。他们种种难以置信的行为，也就可以理解了。比如面对上访和讨薪，他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截留、镇压或者置之不理。面对农村的贫穷和农民的愚昧，他们的解决办法就是指责农民，等待中央的扶贫资金。但即使真的获得了扶贫资金，他们还要从中捞上一笔油水，去省城多置办几套房产。他们习惯于文山会海，喜欢酒席盛宴，说话总是高谈阔论，却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
正是由于自己与人民群众毫无联系，还要与资本家地主一道剥削他们，故而他们害怕一切的人民运动。即使连稍微有点规模的讨薪活动，他们也要急急忙忙地镇压。往往是还没有搞清楚状况，甚至连向谁讨薪都没有问清楚，连在帮助哪个具体的资本家镇压工人都没弄明白，基层政府就出动各种力量去“收容”、“拘捕”、“教育“讨薪人员了。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这样说：“他们所指的国家，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封建法西斯的独裁国家，并不是人民大众的民主国家。因此，他们惧怕人民起来，惧怕民主运动，惧怕认真地动员全民的抗日战争。”
“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发展中国经济，一面又在实际上积累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
毛泽东的话，是形容国民党的。如今读来，实在是发人深省啊。
三，变质后果
变质的后果，每一个身处社会当中，有过社会底层经历的人，都能够切身地感受到。对于那些被欠薪的农民工来说，这种感受就更加清晰。
基层政府受自己的利益驱动，往往能够找到各种个样的理由，向社会证明农民工的讨薪不合法，说明自己实施镇压的合法性。可是短视的基层政府没有意识到，重要的不是怎么向社会说明镇压的合法性，而是向讨薪的农民工说明镇压的合法性。
中国每一年有近400万的民工会被拖欠工资，即使每一次镇压都成功了，那么，每一年就会损失在400万人中的统治合法性。
事实上，自从变质以后，统治合法性就已经不在了。本该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却一直在镇压工人。这难道有什么道理吗?不过，基层政府官员们自以为农民和农民工不能明白这个道理，故而可以继续为所欲为。
事实上，劳动者远比他们要先进。即使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要在无休止的劳动中度过，没有足够接受文化教育的时间。但是，在沉重的压迫面前，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正在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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