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说，一部人类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史。一部国家兴亡史，其实就是一部国家经济无限活力和兼并不可持续史。政治太复杂，涉及的问题太多，从经济活动看看国家的兴亡，很多时候会比从政治上看，更为直观。
目前的世界各国都在经济危机里沉沦，难以跳出经济泥潭，除了中国德国等极少数国家，余下很多国家都有在经济危机的泥潭里，有没顶之灾之虞，看不到未来。世界年底的经济增长看似乎差强人意的增长，其实是注水的数字，目前世界各国共有140万亿美元的债务，是世界GDP的两倍，这个数字，其中近一半是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增加的债务。而目前可怜的GDP增加值是不断地货币宽松加不断地货币宽松的结果，你可以想象这里面有多少水分。所以，一些经济学家说，目前的社会经济进入了滞涨期。先前经济学家开出的货币政策已经宣告失败，但新的经济增长没政策，经济学家江郎才尽，没有方法。
昨天，世界各国媒体在传播这样一个新闻，据世界援助组织乐施会公布的一份全球财富报道，全球最富有的八个人的财富超过4260亿美元，比世界一半的较贫困人口【36亿】的财富还多。这36亿人口的财富只有4090亿美元。
贫者起早贪黑，做牛做马，物力维艰，生无着落。富者醉生梦死，肥马轻裘。对国家和社会哭穷。想方设法的规避自己的每一份不被所在国家的税收收取。就拿美国来说吧，美国的税收主要来源于中产阶级和底层人士，而富豪们并不是纳税的主体。我在前几个月的杂文《国家应该向谁征税?》就说了，国家把税收对准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本身就是个错误，真正纳税的主体应该是富人，而不是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富人富可敌国，他们才应该是国家征税的对象。而底层人士，那一点点收入，维持生活都不宽裕，国家怎能狠下心征他们的税呢?再说超级富豪大都不爱国，他们只关心自己财富升值和保值。国家的兴亡，他们认为和自己无关，反正很多国家都欢迎他们。他们把自己的财富在国际间来回流动，绝不会在一个国家停留。他们的财富是超国家的财富，在国家间来回流动，所以他们认为没有必要爱国。
塞缪尔 . 亨廷顿曾经对现代国家内超级富翁这一群体描写到，世界将会出现一个2000万人构成的国际超级阶层，其利益偏离普通大众越来越远。这种没有根基的超文化正在把全球经济的成果逼入绝境，而且在不断获得意识形态影响力。他写道：“他们不需要对国家的忠诚，把国界视为幸而在消失的障碍，把国家政府看作过去的残余，其唯一的效用就是促进这些精英的全球运作。”
对于目前世界这一格局，也许你认为非常新奇。但历史的发展总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西方的历史我不熟悉，但中国的历史曾经走过相似的几百年。那就是始于两汉到隋唐的门阀制度。和今日的世界格局惊人的相似。
中国古代的门阀大家以垄断土地为主，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具有一定的领军性。他们家族的影响力不受改朝换代影响，无论谁做皇帝，都有自己一份勋业，出将为相。所以，对待国家的忠诚，他们并不在意。国家动乱，他们大部分“躲在小楼成一统”，国家安定又出来出将为相。
目前世界的超国家阶层也是一样，只不过他们不再垄断土地，改而垄断资本。用自己掌握的资本干政，用资本来干预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宣传利于己的舆论导向。像罗斯柴尔德家族说的一样，我不在乎谁做皇帝，只要我有货币发行权。
对于目前的世界门阀制度，近期是无解的。中国古代政治是资本为政治服务，而西方国家正好相反，是政治为资本服务。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开始，资本金的眼光。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虽然门阀制度很厉害，门阀制度恶果出来后，像南北朝刘裕侯景对世族大家大开杀戒，沉重打击了他们的影响力。到了唐朝，唐王室有目的的打击门阀大家。及至唐末起义军黄巢和以后的五代十国的统治者对世族大家的铁血的政治抑制和杀戮，这才让门阀制度从中国绝迹。各位看看印度的种姓制度对印度发展的抑制有多么严重，就明白了门阀制度对社会发展的负面作用。
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经济论坛讲到“国际金融危机也不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金融资本过度逐利、金融监管严重缺失的结果。”其实就是看出，资本的不受控制，是这次经济危机的元凶，也是经济危机走不出泥潭的主要原因。所以，全球政府一起出面给资本带个紧箍咒，是目前社会的第一要务。也是全球经济走出经济危机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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