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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疫苗是私有化之祸,强烈建议疫苗企业国营化!

青年慕兰 · 2018-07-25 · 来源:新青年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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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公有制得以确立,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为少数资本家牟利,制假问题彻底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灭绝。

  18万份失效疫苗流入21个省107个疾控中心,打入25万多名儿童的身体,北大医学部的专家将注射失效的疫苗总结为两个字——杀人

  让我们记住三位刽子手的名字:高俊芳、韩刚君杜伟民。

  他们以低于市场价将老牌国营生物制剂研究所私有化,垄断了中国疫苗的半壁江山——最大的乙肝疫苗企业、最大的流感疫苗企业、第二大水痘疫苗企业、第二和第四大狂犬病疫苗企业……

  更诡异的是,这些企业所属的有关部门竟然将将全民所有的疫苗生产牌照免费赠送给私人!

  高俊芳买下长生生物时,企业估值为1.2亿元,2015年借壳上市时,市值为55亿元;

  2008年杜伟民吃进深圳康泰时,企业估值为6亿元,2016年上市首日,市值达到138亿元;

  江苏延申没能上市,不过韩刚君和杜伟民是以2222万元的估值入股的,不过就在他们重组的那三年,延申的净利润总额就达到8400万元。

  于是,十几年前的那一波私有化的浪潮,造就了这些吃人的富翁——杜伟民以73亿元的身价位列第559位,高俊芳家族以51亿位列第820位(国内)。

  我们再来看看他们原始资金从哪里来?

  高俊芳当时的月薪只有6000元。面对4000万的盘子,高俊芳一会说是亲友凑的,一会说是向银行贷款。而杜伟民和韩刚君之前分别是江西省卫生防疫站和河南开封龙亭区卫生防疫站的普通员工。

  下海不过四五年时间,他们竟然成了疫苗行业最重要的资本推手和侵吞国营资产的天才。

  可以这么说,假疫苗大行于世,这是私有化之祸!

  私人资本掌握了医疗行业,他们的第一目的绝不是治病救人,而是赚钱。

  诸如,医院为了逐利而制造出很多不必要的服务。

  高盛集团公开表示:

  快速甚至是一次性治愈患者的商业模式并不利于长期利润,因为如果药品能够让患者痊愈,那么患者越来越少,药厂就要关门了。

  这就是典型的“异化”,资本主义与人类追求健康有其不相容的地方,即市场本身不支持真正有效的治疗手段开发。

  我们再来看看2012年吴川市人民医院挂出的2条大条幅:热烈庆祝我院住院病人突破4万人次、祝贺我院腹腔镜手术病例今年成功突破二百例。要知道连封建时代的中国药房讲的都是“但愿世间人无病,宁可架上药生尘”。

  最近的很多口号比如“房子是用来住的”、“药是用来治病的”、“金融是为实体服务的”等等,这些本来都是常识,但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和环境下它就会发生价值与使用价值的背离,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

  我们援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江宇对金融的异化的看法:

  金融本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是随着资本扩张,实体经济领域满足不了资本增值的需要,于是资本驱动金融领域从为实体经济服务异化为脱离实体经济的“空转”,即由M—C—M(货币-商品-货币)的循环,变成了M—M(货币-货币)的循环,越来越多金融交易的标的并不是实体经济、而是金融产品。

  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欺诈、投机和泡沫,把低信用等级金融产品包装成高等级产品,通过制造一个又一个的泡沫来圈钱、制造预期来刺激投资和购买,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缺乏实体经济支撑,总有一个时刻是要发生总崩溃的。而金融泡沫的扩张,又加大了实体经济的困难和贫富分化。

  因此,我需要提醒大家,不要觉得我国的疫苗出了问题就觉得外国的疫苗就是干净的。中国人一出事就觉得外国的月亮更圆,这个毛病应该改一改。

  要知道全世界疫苗问题最严重、因为问题疫苗导致赔偿最多的国家,恰恰是很多人心中的灯塔——美国。

  据美国 HRSA(卫生资源和服务局)的数据,截至 2018 年 7 月 1 日,有超过 19549 份请愿书提交给了美国国家疫苗伤害赔偿项目(VICP),而美国人更是发起了抵制疫苗运动。

  反疫苗运动还得到了一些明星的支持。

  遗憾的是,2015年初,美国曾宣布15年前就已经消灭的麻疹,卷土重来。

  其实,我们应该反对的不是疫苗,而是利用假疫苗谋取暴利,反对的是整个私有化制度。

  我们再来看看,民国初年的著名新闻记者梅蒐在《北京益世报》,真实地展现了那个年代假医假药猖獗的事情。

  当时北京的药铺,光内城的东西南北就有好几十家,“金碧辉煌,焕然一新”,门面虽好,背地里却是黑心的买卖,“大秤买了来,小戥子儿卖出去,获利不止十倍”,这还是说的寻常草药,贵重的药物,成本和售价的差价就更大了。药行那时有句话,叫“吃於术、穿厚朴”,指这俩药品最为暴利。

  当时的大小药铺都存在欺骗顾客的情况,所不同的是,大字号重在“欺”,小字号重在“骗”。

  大字号不讲商德,买卖越大,气焰越大。“从先同仁堂药铺,就犯这宗毛病”。东四牌楼某药铺,恶习之大,名震四九城,“那份挑眉立目,摇头撇嘴,待理不理、直狂的邪行”,令那些买药的顾客深受其辱;小字号呢,“只知获利,不管害人,实在可怕”!(北京晚报2016.4.7)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在这些最可爱的人浴血奋战之际,上海私营大康西药房经理王康年却将此视为千载难逢的发财良机,向志愿军销售假药!王康年的行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

  1953年,上海大康药房资本家王康年因向志愿军出售伪劣药品被判死刑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公有制得以确立,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为少数资本家牟利,制假问题彻底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灭绝。

  因此,我们强烈建议,在医药行业实行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制度。

  有些人一提国营经济就脸色不好看了。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今天,我们必须用完整、准确的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要知道,改革开放的精髓不是其它,恰恰就是实事求是!

  比如智能手机,更新换代快,直接面向消费者,好不好大家一评测就都知道,差的大家就不买,这样的领域可以搞一搞市场。但是对于疫苗,被打疫苗的人自己往往是体验不出疫苗好坏的,除非一段时间之后发了病,但是也是少数人,也很难确定和疫苗质量是否有关。因此,在疫苗领域,消费者无法做到像手机领域那样,能清晰分辨产品性价比高不高。而且,手机买了个不好的,下次换了就是,但疫苗如果打的不好,那是危及健康甚至生命的。

  实践证明,在医药行业搞私有化就是行不通。

  历史证明,在医药行业搞国营化才能真正地为人民服务。

  注意,我说的是国营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作为一个市场主体仍然是要考虑赚钱的,领导也是有经营成绩考核的,如果是上市公司,一定程度上还要为股东的利益服务,以利润为目标,这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隐患。

  而统购统销的国营企业则不同,国家以计划的方式指导它的生产,比如山东省疾控中心每年需要多少百白破疫苗,国家就直接给它下指令生产多少。这样的国营企业甚至可以不需要养任何跑市场的销售人员,国家让它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它生产多少就收购多少(当然,质量同样还是要监管),领导和员工不需要考虑任何和“挣钱”、“盈利”有关的事情,你就老老实实把国家交代的疫苗生产任务完成就行。

  在这里,我解答大家的两个疑问:

  1、有人可能会说,这样吃大锅饭的企业,吃那点死工资,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吸引到员工吗?

  国营企业员工像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分房子(当然,不能上市买卖),企业办托儿所,生下来就可以送过去,企业里面有幼儿园、小学、中学,健身场所,医院,养老院,企业员工家属可以在这些地方照顾就业,一应俱全,总之就是恢复改革开放之前的“大国营”的做法。这样,员工工资虽然低,但是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大家愿不愿意来?看看公务员和现在的国有企业的报考人数就知道了。

  改革开放之后,很多搞这种“企业办社会”的国营企业都完蛋了,原因之一就是当年很多国营企业是相对充分竞争领域的国企(比如纺织、机械、轻工等等),这样的国企养这么多的附属机构,担负了很多社会职能,以至于和轻装上阵屁都不管的私营企业竞争时,成本太高。而现在在疫苗领域新建的国营企业就避免了这个问题,因为它本身压根就不需要参与市场竞争,只执行国家指令生产和收购,因此就不会存在当年国营企业“负担沉重”的问题。

  2、有人可能又会说了,这样的国营企业,他们都吃大锅饭,或许完成生产任务还可以,但是创新呢?

  提出这样问题的人一般都是被市场经济洗脑过的。谁说计划经济体制下就不搞创新?要知道杂交水稻、青蒿素、胰岛素、两弹一星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搞出来的。

  在创新层面,疫苗领域和这些充分竞争的消费品(手机、服装、轻工业品等)不同,它本身就是一个市场反馈比较弱的领域,而且事关人民生命安全,这样的疫苗国营企业完全可以进行在国家的指令下创新。

  比如国家可以下达任务,研究艾滋病的疫苗,这不需要市场反馈去指示创新方向,因为对艾滋病疫苗的需求是人所共知的,不需要什么工业设计漂亮,也不需要买二送一,吸引消费者青睐之类的,它只需要各项参数达标,效果好就行。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创举,敢于打破计划经济的思维固化。但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社会思想却又朝着另一个方向固化,市场至上,市场万能,把什么都交给市场,都想着怎么私有化、产业化,尤其是像医疗、教育这样根本不符合市场化条件的民生领域也逐渐堕落。

  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很多问题,包括生产过剩、环境破坏和医疗教育等民生问题等,其实质就是资本为了追逐利润,而违背了人民的真实需要,生产目的出现了偏差。

  我们看一个生活在市场的段子就知道了:

  婴儿三聚氰胺,少儿疫苗,青年现金贷,中年P2P,老年鸿茅药酒。从幼到老,总有一款适合你!

  面对全盘私有化、产业化、市场化的思维僵化,同样需要通过大力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去客服它,这也是改革的应有之义。

  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和市场都只是手段而已。因此,要充分解放思想,不应该把他们二者中的任何一个作为信仰和目标,在什么场合、什么时期、什么领域适合用哪一个就应该采用哪一个。

  今天的改革必然触及既得利益。一些领导干部对改革有顾虑,既怕得罪他人,又怕动了自己奶酪。但是,不动既得利益,怎么可能推进改革?

  在这场席卷全国舆论的疫苗风暴中,“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遏制资本过度逐利而导致的生产的异化,回到“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而生产的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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