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激进左派”渐成中国学术界“公害”》
今从“人民论坛网”看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政治理论室主任、博导周少来(以下尊称周博导)所写的一篇文章：《“激进左派”渐成中国学术界“公害”》一文，既然有“公害”，也想来除除害。
我其实并不喜欢简单地用左右来划分人群，因为左右本来就是相对的，它也是有条件的。好比人在太空中，上下左右东西南北都是不存在的一样。但既然划分了，也得说说清。
我想先应问一问周博导，自己到底是属于左派还是右派呢?正如周博导所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一样，周博导也应是有类聚，顾撰文要群分。但还有一点，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原因在于“真理也是有阶级的”，(在此暂不讨论这一观点)就是站在不同的立场，有些问题是争不出对错结果的。好比狼与羊讲道理，狼的真理就是要羊服服帖帖，老老实实，心甘情愿任狼鱼肉;羊的道理就是要消灭压迫，解放自己，争取自由。所以，根本在于立场问题。
那么，周博导的立场在哪儿呢?首先他以庖丁解牛的方法列举式阐述了“激进左派”、“老左派”、“新左派”，显然可以看出，周博导是不喜欢这些“左派”的，同时通过他自己的划分相对而言自然是“右派”了。“右派”是什么货色，周博导没有论证，就是连粗略的解释也没有，那就从其对待“左派”的态度来发现端倪吧。左右问题既是立场问题，实质也是道路问题。虽然有些人想走中间道路，其实，从所有制的角度讲，就是非此即彼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公有制，一条是私有制。虽然在一定的社会时期可以并存，但这就是互相对立的，方向相反的两条路。因为所有制决定了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关系。重要的说三边：
因为所有制决定了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关系!
因为所有制决定了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关系!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的性质，也就是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即便不争论，也改变不了本质，就像狼和羊一样，不会因为争论而会改变了属性。
周博导说：“‘新左派’渐趋理性化学术，也没有激化与‘自由派’后续的相争相辩，逐渐回归学院派文人的‘象牙之塔’”。看来右派也还有分类，在“象牙塔”里的周博导应该也是属于“自由派”，但显然此文也是有“相争相辩”之意，且已不再局限于“象牙塔”之内了，是否会成为“激进右派”那得拭目以待了。不论周博导站在何位置，但对其所讲的“肆意挤压自由、民主、法治等核心价值观”也得补充一下：那就是自由是有条件的，也是有范围的;民主的体现是话语权，民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所有权，民主的根本是当家作主;法治产于奴隶社会，自存在于阶级社会，就一直是阶级服务的工具。所以，站在狼和羊的角度，不知周博导的自由、民主和法治，是狼的自由、民主和法治，还是羊的自由、民主和法治呢?他所讲的“公害”是对狼的“公害”，还是对羊的“公害”呢?所以，从阶级的角度讲，不论是争论了还是不争了，是“激进”了还是“温和”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才是争论之前的首要问题。
周博导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即“激进左派”何以“激进”?为什么要“如此激进”?周博导认为是左派内部分裂出来，当然这样讲也可以。因为中国革命开始时也只是“分裂”出来的少数人，他们是被“吃人”的社会压迫出来的革命先驱。说“坚持计划经济，坚持公有制，强烈反对市场经济，反对非公经济的发展” 难以“与时俱进”。公有制从阶级社会诞生以来，包括计划经济也只不过二十余年的实践，私有制却已几千年，难道这不是固守文物级的“僵化体制”吗?右派们往往是拿公有制二十余年的成果，与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成果相比较，使得右派们特别引以为豪。周博导对“反官僚、反资反美”有微词，“官僚”不可以反吗?看来对那么多的贪官反错了?冷战时代美苏争霸，世界人民反帝反霸;现在美帝独霸，就反不得了，反了就成“冷战思维”。美国不能反，所以要继续为美国政府输血，让美国政府官员“打脸”，为美国军舰的“自由航行”摇旗呐喊，就是真有心要卖国，千万小心被钉在民族和历史的耻辱柱上。
周博导认为“激进左派”没有“权力资源”，频频“深入学校、深入企业、深入基层”，希望通过组织底层民众，造成强大的“底层动员压力”。是啊，右派们拥有“权力资源”，那你们何不做一回“激进右派”也组织一下试试嘛!不真好检验一下自己的群众基础嘛?看看自己到底能聚合多少民众力量!为什么右派们却高高在上，也不走走基层呢?难道右派们这样真能代表底层民众?右派们否认“阶级斗争”的学说，又怎么会说左派“随时可以发动‘阶级革命’”呢?对了，右派们视民众为底层的贱民，当然不会也不愿与民众走到一起了。可不要忘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阶层分化”，不正是由阶级差别和阶级矛盾导致的吗?这难道不是阶级斗争吗?不管周博导承认还是不承认，“阶级斗争”客观存在，难道就不能用“阶级斗争与阶级分析”来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现状和社会矛盾吗?难道“反对资本主义和当代修正主义”不对吗?问题是周博导是否支持资本主义和当代修正主义，这个很重要!很关键!很严肃!
至于说2017年中国周边局势时有趋紧，加之国内经济增速的趋缓平稳和结构性调整，给所谓的“激进左派”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演说空间”。这就奇怪了，右派的“和谐世界”，太平盛世，怎么会“局势时有赶紧”呢?此外，所指的“社会基础”不是左派创造的，正如周博导所说的左派没有权力和资源，所以更应该好好反思、反省，这是谁创造的!左派有一点点的“演说空间”难道不可以?可见周博导所说的“自由、民主”是多么的虚伪!右派们给“激进左派”提供了“事实凭据”难道不是客观的吗?难道是左派伪造出来的吗?与其给对方喉舌怎不自己做做好呢?有了改革开放才有了人类的发展与交流，但问题是周博导好像不知道，其实应该是不好直说，也不想说不可说的，就是“改什么、怎么改，要改成什么样”。不要把什么事都往“改革”的篮里装。用右派的逻辑看改革，那么，抢劫也只是财产所有权的改革，剥削只是分别劳动所得的改革。而现实是剥夺了百姓在极其困难的时期都曾享有免费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的福利，把百姓的健康当作赚钱的资源，这种要人命的改革也许是周博导要的，却是百姓们坚决不想要的。试问有哪个朝代哪个国家把教育作为产业的，这种人类有史以来最腐朽、最无耻的改革也许周博导需要，可百姓不需要这种用钱买灵魂的教育!全民所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人民用血汗劳动积累创造出来的，是人民社会福利的保障，却在改革中被像盗贼一样的瓜分掠夺，且是那样贪得无厌还振振有词，这是对人民的抢劫，是对人民的犯罪!
对于所为的“中美必有一战”言论。应该承认，有左派在说，但这不是左派的专利，右派其实也在说，“分分钟横扫台湾”也是右派们获得自我安慰的心灵鸡汤。但周博导对战争的理解太狭隘了，难道战争就只有军事手段?这可是下下策和最后的手段。应该知道“上兵伐谋”，战争形式还有政治的、外交的，有经济的、金融的，有文化的还有网络的。我非常同意周博导对“底线”的看重，“激进左派”不能无底线，“激进的右派”是否也有底线呢?当这个社会出现“黑煤窑黑砖窑”、“黑监狱”、“毒奶粉”等，又何不在挑战人们的底线和神经呢?这样的自由和改革为何也如此肆意泛滥呢?右派有句名言：“发展中的问题，需要不断地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这样的理直气壮就可以概括一切、掩盖一切，却从来没听见过反思和反省。可见右派们的逻辑就是：“交通事故”的发生，可以通过不断“加速度”深化“闯红灯”来解决。
周博导有一点看清了，也看准了，“正常规范的民众组织是社会矛盾和民众纠纷的中间缓冲器，有利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节与和谐，也是民主法治社会的自治基础。”在公有制时代，民众人人有组织，有归属。改革后，把民众推出组织，推向社会。右派们不让民众有组织，不为底层民众代言，又有何脸面指责“激进左派”为底层民众组织化“代言”呢?青年大学生正是国家的希望，为什么右派们不去组织化现实指向，而要反对“激进左派”的组织化现实指向?既然知道国有企业失业工人和城市农民工，这是现代城市化生活中最无力和最缺乏组织的庞大群体。为什么右派们不去关注，却又在担心这些人群为“激进左派”的组织化指向提供了极其丰厚的社会土壤和阶层支持基础，不正是心虚的表现吗?明明知道“其中潜藏着 ‘激进左派’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的某些‘历史合理性’”，却要拿出来说事，岂不是要倒行逆施逆历史潮流吗?
最后想说明，我反对极右，但也反对极左。从辩证法的角度讲，物极必反，所以任何事情都不要极端。至于“激进左派”也只是一个概念，它是否就是“极端”了，恐怕在定性上而今已经有人极端了。如果说“激进左派”理论上的极端是“公害”，那么，“激进右派”行动上的极端就是祸害!灾害!
感谢周博导指出左派存在的“理论缺陷”，就是要用右派的逻辑，在深化谋求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斗争中完善理论，解决缺陷，用右派创造的丰富全面的社会反而教材来检验自己，证明自己，警示自己，教育自己。
《“激进左派”渐成中国学术界“公害”》：(http://www.rmlt.com.cn/2018/0223/511829.s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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