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在媒体上曝光后，贺建奎成了众矢之的，有的甚至把他看作是与希特勒和“日本731”一样的恶魔。我觉得，这样的看法未免过于极端，其实，贺建奎也是一个可怜的孩子，只不过是一个被别人修改了基因的孩子。
据新京报11月28日刊登的《贺建奎父亲讲述儿子成长史：他还是有一点天才》，贺建奎于1984年出生于湖南娄底市新化县的农村，他的父亲母亲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贺建奎从小成绩就很好，从六岁开始读书，小学、初中是第一名，高中是第一名，大学也是第一名，到读博士还是第一名，就没有考过第二名。他家里除了贺建奎读高中时花了点钱，2002年考上中国科技大学的第一年交了学费外，在大学后3年贺建奎都是靠奖学金完成的学业。2006年贺建奎本科毕业后到美国求学，于2010年获美国莱斯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因为有全额奖学金，所以在美国上大学也没有用家里一分钱。2011年至2012年，他在斯坦福大学斯蒂芬•奎克实验室进行博士后研究。之后，贺建奎选择回国，于2012年在他28岁时成为南方科技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
出身农家，天资聪慧，勤奋好学，金榜题名——贺建奎的成长史与千百年来大多数的中国青年才俊没有什么两样，走的完全是一条传统的成才之路，但为何他会干出震惊世间的“基因编辑婴儿”之事呢?
通过考察贺建奎近年来的足迹，我们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据媒体报道，贺建奎在接受《千人杂志》专访时曾提到，念大学时，自己从来没有想过创业，觉得学者就应该专心于学术研究，但是一位导师改变了他。贺建奎称，在斯坦福大学做学术研究时，他发现导师斯蒂芬•奎克教授不仅是世界基因测序领域的顶级科学家，还是十多家公司的掌门人，拥有三家上市公司的控股权，是一位身家亿万的超级富豪。这让贺建奎大吃一惊，这样，贺建奎创业的念头在异国他乡就萌生了。
贺建奎今年3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曾表示，在美国，华人科学家的发展会遇到看不见的玻璃天花板，只有回到自己的国家，才能“做点大事”。
于是，贺建奎回国后，在成为南方科技大学最年轻副教授的几乎同时，又成为7家公司的股东 ，并在其中6家是法人，5家是实控人。
也许是由于公司的事务太繁忙了，今年年初，贺建奎主动向南方科技大学提出停薪留职，离职期为2018年2月至2021年1月。
贺建奎的父亲讲，贺建奎回国工作后，一般一年只回一次老家，对于儿子的研究项目，父亲并不太清楚，只知道是赚钱的。平时给父亲打电话聊天，也大多是问父母最近有没有钱花，缺不缺东西。贺建奎的父亲说：“他在那边忙、很忙，总是搞科研，最近又拿了三个项目。我问他的时候他就说研究基因，说你们也不懂。”
贺建奎的父亲还说，贺建奎平时每个月会往家里打几万块。老两口去儿子家里看他的时候，儿子会告诉他们可以随便拿家里的东西，吃的也好，用的也好，钱也好，都随便拿，喜欢什么就拿什么回去，无论拿什么都可以。在湖南新化，贺建奎拿了一百万给哥哥买了一套房子和一辆车，他也答应父亲会重修家里的老房子，“要把这个房子拆了，再修个大的，修那种别墅。”
这些情况说明，贺建奎回国后没几年，就成为至少拥有几千万资产的大老板和富豪。
也许是由于几千年儒家文化的熏陶，中国人具有勤奋好学、聪明勇敢、崇尚行善、讲究仁义、干练稳重、不好极端，但有些循规蹈矩、偏于保守等特点，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贺建奎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应该也具有这样的文化基因。
可是，从贺建奎所做的“基因编辑婴儿”这件事来看，他身上的文化基因明显是被修改过了：“仁”和“善”两段基因严重缺失了，而“贪婪”与“狂妄”这两段基因却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修改，不是去消除中国人文化基因中的缺陷，而是消减了中国人文化基因中的优长，并且移植了西方人文化基因中的缺陷。贺建奎身上文化基因被修改结果就是：他成为一个为了个人名利敢于干任何事情的“狂人”，不仅过去只有西方人敢干的事情他敢干，而且连现在西方人都不敢干的事情他也敢干。
那么，究竟是谁修改了贺建奎的基因呢?
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第七节中的注释中，有这样一段话：“《季刊评论员》说，资本会逃避动乱和纷争，是胆怯的。这当然是真的，却不是全面的真理。像自然据说惧怕真空一样，资本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过于微小的情况。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会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它们。走私和奴隶贸易就是证据。”
也许，我们能从这段话里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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