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棕色”乌托邦

　　索飒在这本新书中旗帜鲜明地宣称，她是“沿着与白人殖民者轨迹相反的路线潜入美洲”，一路了解与思考拉丁美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不知不觉间，把自己的心染成了棕色”。

　　张伟劼

　　《把我的心染棕——潜入美洲》

　　索飒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8月第一版

　　324页，34.00元

　　上大学时读哥伦布的航海日记，我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美洲在被称为“美洲”之前，是被欧洲人想象出来的。直到今天，我们对美洲的认识也常常是片面的乃至虚假的。我们以为拉美人只会踢足球跳热舞游手好闲所以才陷入经济危机，我们以为玻利维亚妇女穿戴的十八世纪西班牙服饰就是印第安人的民族服装，我们以为在肯德基吃到的墨西哥鸡肉卷是正宗墨西哥美食。地理距离的遥远，加上商业文明、大众文化和西方主流媒体的掩盖，使我们很难看清美洲的真面目。于是乎美洲就与神奇、魔幻、乌托邦这样的词汇联系了起来——它是海市蜃楼般的，或许根本就不存在，只是媒体造出来的一个传说而已。

　　正因如此，一本由独立知识分子书写的美洲见闻，才显得如此可贵。若要把学者索飒的这本游记与哥伦布的航海日记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细节：后者是记述加想象，前者是记述加思考；后者是寻找富庶帝国的探险，前者是丰富内心世界的旅行；后者是开启全球化时代之旅，前者是质疑全球化的游学之行……索飒旗帜鲜明地宣称，她是“沿着与白人殖民者轨迹相反的路线潜入美洲”，一路了解与思考拉丁美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不知不觉间，把自己的心染成了棕色”。

　　本书的封面上，与中文标题相伴的外文标题，并不是惯常用来唬人的汉语拼音字母，而是规规矩矩的西班牙语译名。通读全书，常见西班牙语词句。尽管作者不厌其烦地给它们配上了中文翻译，但我还是有一种担心：不懂西班牙文的读者，会不会望而生畏，从而降低了阅读的兴趣？我相信，作者如此频繁地使用西班牙语，绝无卖弄之意。这与她采取的学术态度紧密相关，体现了她对拉美人的认同感。她与他们站在一起，靠得如此之近，以至于用他们的语言来思考。这样的精神，难免渗透到中文写作中。

　　这看似是一个小问题，却蕴含着深意。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学者，一般总会区分清楚认识论上的主体与客体。若要研究，比方说，拉美现状，那么作为主体的研究者就必须与作为客体的拉美现状拉开距离，与那些看上去野蛮愚昧的印第安人拉开距离，采取“客观”“中立”的学术态度，用放大镜或是显微镜、用美国人或是欧洲人的理论在研究对象的身上照来照去，然后得出某个对某些人有利的结论，洋洋自得地四处吹洒。

　　这就是“正确”的研究方法，也是索飒所抗拒的“伪学术道路”。这位社科院拉美研究所的研究员在另一本著作《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里就说过：“我绝不会去做什么拉丁美洲问题的专家。拉美不是供人们‘研究’的，只有用心血浇灌这片土地的人才有权利成为这种专家。如果我们还懂得尊重，我们至多可以做一个传递信息的使者。”

　　我记得曾把自己的硕士论文拿给一位拉美外教去修改。除去文字和结构上的一些小问题外，他告诉我，论文最大的缺陷是，我的写作立场不对劲。他问我，明明是你自己的观点，为什么还要动辄“被认为是”“笔者认为”这样的字眼呢？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地说“我认为”呢？惊诧之中，我说，因为所有的老师都告诉过我，作为严谨的学术研究报告，论文里不能出现“我认为”这样主观的用语。他叹气说，这是英美订出来的标准，很难改变，不过我们必须与之斗争。

　　欧风美雨浸淫之下，不仅是我们思考的方式，就连思考的内容也给欧美中心主义重度感染了。早在《丰》一书里，在提到对哥伦布地理大“发现”的认识时，索飒就曾明确指出，对像拉美这样的第三世界地区，我们迄今为止的许多认识，往往是一种没有意识到的西方人目光的折射。她在书中说：“民间的感受是对学术、理论、结论的重要印证或纠正。”

　　最近几十年间，西方学者开始玩“后殖民批评”、“新历史主义”之类的理论，试图解构正统历史，我们也看到不少重新书写世界历史的著作。但是，这项工作若是单由西方学者来完成，而没有第三世界国家知识分子的参与，那么其动机、意义和价值，仍然是值得怀疑的。这必将是一项艰难繁琐的浩大工程。它意味着要推翻一些以欧美为中心、白人至上的理论，挖掘一些由失败者所记录的片言断语的历史，并且重新评价一些似已盖棺定论的历史人物。立场的选择，是这种书写的关键。

　　作者的拉美之旅，就时时透露出这种重写历史的努力。从殖民时代之前印加人的文明生活，到墨西哥萨帕塔运动的前世今生，从阿拉伯文明潜入美洲的趣史，到关塔纳摩的美军基地，作者用她的亲身见闻和阅读经历告诉我们，这片土地是如何从过去那个样子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令人起敬的是，作者始终采取正义的立场来审视史实。

　　在恰帕斯，作者惊喜地发现了拉斯卡萨斯（1484-1566）的塑像。这位曾为受奴役的印第安人竭力辩护的西班牙神父，在正统史学中一直得不到应有的地位。我曾在一本享有盛誉的西班牙文学史上看到过关于拉斯卡萨斯神父的文字。该书的西班牙作者在用短短的几句话介绍了他的生平和著述后下结论说：谁也不会怀疑，拉斯卡萨斯的著作充满了夸张之笔，为外国人诋毁西班牙的“黑色传说”提供了材料。而索飒曾在《丰》一书中以大量的篇幅来介绍这位怀有良知的西班牙神父。在这本游记里，她一路找寻拉斯卡萨斯曾经担任过主教的大教堂，也一路回顾了这位正义者的若干事迹。

　　在墨西哥的太平洋海岸，作者在海洋博物馆里了解了太平洋的洋流运动规律，紧接着就回顾了殖民地时代的“太平洋航线”。在中国、菲律宾和墨西哥之间往返的大帆船，创造了一个至今西方人羞于承认的史实：欧洲在与当时占据世界经济领先地位的亚洲做生意时，借助无偿的美洲白银和非洲黑奴，填补了巨额贸易逆差，从而迅速壮大了实力。

　　拉美的被殖民史与欧洲的发迹史同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但前者长期被掩盖粉饰，后者一向占据中心地位。殊不知“启蒙”“进步”的背后，是美洲大陆遭受掠夺的苦难。作者写道：“她的500年近现代历史，为我们指证西方文明的皇帝新衣。”如今，抨击资本主义发迹史的论调，常会被贴上“左派幼稚病”的标签。然而，真正看清楚皇帝的“新衣”的，正是“幼稚”的小孩子。

　　美洲被“发现”伊始，对于欧洲人来说，这块大陆是新世界，意味着种种新的可能。所以托马斯·莫尔才让他虚构出来的航海家远赴美洲，来到一个叫“乌托邦”的奇异国度，在那里，有着一套与旧大陆全然不同的社会制度。曾几何时，“乌托邦”成了贬义词，其团结、公正、平等的含义被人遗忘，其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遭人嘲笑。乌托邦虽未实现，但仍不失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谁能断定它永远不可能实现呢？墨西哥著名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在《墨西哥时代》一书中把乌托邦视为墨西哥乃至拉丁美洲的历史传统之一。他认为，这种集体的、革命的精神是可以促成拉丁美洲的新生的。

　　乌托邦和天堂不一样。前者是社会主义的，后者是宗教的。前者是入世的，后者是出世的。前者是向所有人敞开怀抱的，后者只向少数人敞开大门。也许乌托邦就存在于不断找寻它的过程中。这种找寻，可以是革命，可以是学术研究，也可以是旅行。不是那种充满“哇塞”“好开心”之类感叹的纯粹为满足个人情感的异国漫游，而是像切·格瓦拉，像加莱亚诺那样的探究社会现实、思考美洲命运的旅行。也许游侠骑士堂吉诃德的精神早已经注入了西语民族的血液之中，也深深感染了热爱其文化的每一个人。在外人看来，这是不切实际、空想胡为，但谁能否认，理想主义的气质里，包含着大写的人的尊严呢？

　　随着索飒的文字一路走来，我们看到的拉美人民并没有因贫穷挂出满脸愁容，而是快乐地、有尊严地生活着。在墨西哥，农民们坚持保留对玉米神的膜拜，和正义的学者一起反抗外国公司用“转基因”玉米发动的侵略；在厄瓜多尔，从贫民窟破旧的房屋里传出叮叮咚咚的热带音乐声，平衡着穷苦的生活；在古巴，人们自有在美国经济封锁之下的活法，用俄国活塞、中国汽化器和捷克继电器拼装原产美国的老爷车。这些并不是奇迹，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作者对拉美的魔幻进行解魅，她收获了真实，由此也对这块大陆的命运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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