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看完了高连奎先生所著的《中国大形势》，非常兴奋，想写点东西。
一本要描写当今中国的书，它的内容大致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对中国现状的描述；其二是对当下中国的评论；其三是提出自己的建议，解决问题或者规划方向等。一般而言，写中国的书这三个方面都会有所涉及，但侧重点会不同，有些侧重于描述，如《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有的侧重于评论，如《中国大趋势》和《奇迹的黄昏》；有的侧重于建言，如这本《中国大形势》。
如果该书侧重于描述，则客观与全面是最重要的。如果侧重于评论，那作者本身信奉的思想和主义就起决定作用了，你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还是一个主张“全盘西化”的；你是一个中国文化的顶礼膜拜者，还是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等等，这些都决定了你评论的基调和内容。如果一个中国人写一本为中国建言的书，我个人认为，爱中国是一个前提，无论你是主张移植欧美现行体制的，还是主张马克思主义，抑或主张回归传统的，都应该有一颗爱国的心，因为你爱这个国家，你希望它好，你才会为它出谋划策，为它大声疾呼，为它去码那么多的字，否则的话，这个国家为什么要听你的建议？如果你不爱国，写作主要是为了讨些外人欢心，为自己捞点好处，那你的建议就不值得重视，傻瓜才跟着叫好。如果你希望这个国家变糟，你的建议不就成了毒药，就是害人。因此，爱国是为中国建言的前提。高连奎先生的书就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拳拳爱国之心跃然纸上，也正是有这一点，我才能读下去。
写中国的书挺多的，其中不少并无阅读的价值，原因在于内容都是些陈词滥调，有的内容你听的耳朵都磨出茧子了，他还在那里祥林嫂般的不停地说。比如最近陈志武出书写“金融”，张维迎出书写“市场”，这些东西改革开放以来就不停的在启蒙我们，让我们从心里把这些思想认定为“常识”，成了我们思考问题的基础，类似于数学中的公理，不证自明。可惜还有实践来检验它们，陈志武的“金融”书出的时机不好，这次经济危机恰恰是陈志武大力鼓吹的西方的“金融”出了问题，那些反对派估计懒得听他扯，但是那些只看理论，不看现实的先生会买他的书给自己打气，用意淫来让自己爽。而张维迎的“市场”比“金融”更算陈词，是绝对的“常识”。张维迎们的“市场”是高“纯度”的市场，是一点沙子也不能揉的“市场”。这样张维迎们就可以进可攻，退可守了。如果一个国家应用了市场经济，不管“纯度”如何，那所有的成绩都是市场的功劳；如果市场经济出了问题，那是“市场”的“纯度”不够啊！这一次发自欧美的经济危机，张维迎们不就是声称政府干预，不够“市场”造成的。可是，连欧美的“市场”都“纯度”不够，那张维迎们的绝对“市场”恐怕从来就没在人间呆过，是一个完全不存在的东西。人类为什么不实践如此之好的东西呢？恐怕在于大家知道这些空想的危害，而思想家们还沉醉在自我的迷梦中。西方那些资本家在危机一来，就都不管“市场”了，都跑到政府那里要救助，其中还包括色情产业，就是今天，雷曼的那位前CEO还抱怨政府见死不救，真该让张维迎给他上上课。中国这几十年来的这类陈词滥调已经太多了，我们需要富有创建的新鲜的思维，需要脚踏实地的思考。《中国大形势》就是这样一部让我们看到很多颠覆我们“常识”、“共识”的鲜活之作，如中国的内需不足，中国的投资率过高，中国的产能过剩等等问题，作者都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这本书体现了作者对民生的极大关注，提出“低生存成本型社会”这样极富创意的建言，这是我从未听说过的民生解决方案，比那些所谓的学者们每日的胡扯高明太多了。
令我惊讶的是，高连奎先生还只是一个青年，如此年轻有如此深度的见解，他的努力可见一斑。不过话又说回来，那些戴学者帽子的先生们脑子早已固化，提不出新的见解就很正常了，也许，新东西只能由年轻人来创造。高先生还年轻，在学术的道路上还要坚定地走下去，应该站在自己的肩膀上，审视、提高和完善自己的东西。现在的社会学者和经济学者很多都已停止前进的脚步，每日重复自己以前的东西，也许从来不是他自己的，只是从洋人那翻译过来的东西，这些人已经是社会进步的障碍了。高先生应以他们为戒，不断地深入，不断的进步。我希望高先生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爱国的经济学家，而不是像那些总是抱怨社会不按自己的“知识”运行的可笑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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