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之声永不落
——小序：又幸获赠老首长编注之《民国五百家词钞》*、《民国六百家诗钞》**，仍奉为诗教课本，感而赋此，以为纪念。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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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近代景如何？
辉煌过后更坎坷。
风狂浪巨江与河，
中流击楫竟如梭。
低回辗转忧怨深，
激越奔放愤慨多。
也有远虑发草莽，
更见怒号出书桌。
是诗是词是呐喊，
发誓发愿发浩歌。
见血见泪见苦胆，
如星如旗如野火。
炎黄敬祖远宗教，
诗即天主与佛陀***。
老妪能解是人意，
风骚源流在心窝。
头颅不惜国门悬，
血滴何止中原沃。
日出东方乾坤朗，
华夏之声永不落。
（2011/04/10）
*《民国五百家词钞》，杨子才编，线装书局2008年1月第1版。
**《民国六百家诗钞》，杨子才编注，长征出版社出版，2009年10月第1版。
***林语堂有言：“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见《人民日报》2011/03/29 谢有顺：《诗教，指向心灵》）
附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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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五百家词钞》前言*
杨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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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轻时起，笔者就爱读词。由于好读词，便进而抄录报刊、书籍中的零星词作，同时还省出微薄的津贴费，购买历代词人的作品集，其中也包括民国词人的书。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积累日丰，研读之余，还于2003年编就《古今五百家词钞》一书。此编交付出版社之后，又想到手头所收集的许多民国词人的作品该怎么办。窃以为，目前词学界正忙于整理出版《全清词》（由于数量巨大，还不知将拖到何年才能完工），民国词人词集的编纂出版，尚不为人所注意。自己既已有了许多积累，何不将其汇编成书，一来可以保存历史文化遗产，二来可以自娱，并贡献于社会。主意一定，便趁着精力还能支撑，视力还勉强可以用来读写，便日日伏案披阅选录。经数易寒暑，再三斟酌，终于抄就439位民国词人的作品（1032首），取整数，名之曰《民国五百家词钞》。书名之上，还加了两行眉题：“半世纪神州的哀吟悲歌，千余年乐府的遗音绝响”。加此眉题，是为了揭示时代及词作的主要特征。
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民国只存在了不足40年。这段时间，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民命倒悬的年代。笔者披阅众多词人哀婉凄怨、泪墨纵横、悲歌慷慨的作品，深感将这些词作编辑成书，实在有四个方面的必要性。
第一，词人众多，整体素质颇高。历史上，五代存在了50多年，但今天留下作品的词人，只有寥寥数十人。民国存在的时间虽然比五代还短，但词人数量十数倍于五代。单是笔者收入此书的，就有494家（实际上还要大于此数）。这494家的数量已颇为惊人，而其整体素质之佳，更出人预料。他们中大多数都有个人的诗词专集问世。当时词学之盛由此可见一斑。从历史的纵向比较，这个数字，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奇迹。如果说五代是词的滥觞，而民国可称为词的豹尾。
第二，名家辈出。在这近五百位词人中，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王国维、王闿运、梁启超、李叔同、夏承焘、夏敬观、叶恭绰等等（有的在清末即大名鼎鼎），都不断创作，留下了数量不等的耀眼华章。这些大家、名家以其过人的才华和辉煌的创作成果，影响了一代乃至几代人，给我们民族增添了丰厚的文学遗产。今天流行讲“非物质文化遗产”，窃以为，民国时期及其以前的大量词作佳构，毫无疑问应列为我们民族值得夸耀于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三，大量词作深具时代特色，其成就可以比肩于前人，昭示于后人。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兵尘涨天，灾害频仍，哀鸿遍野，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进入20世纪30年代，日寇又欺我贫弱，大举入侵，占我土地，掠我资源，杀我国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矛盾与斗争最为惨烈悲壮的时代。词作家身历其境，感受刻骨铭心。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毛诗序云：“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词人对这种空前的灾难与奋斗感受至深，一旦发为诗词，就唱出了民族的心声。综观民国词人留下的词作，不难发现，在近40年中百姓所遇到的大苦大难，以及工农革命席卷神州的伟大变革，词作均有所反映。其中的不少佳构，感天地而泣鬼神，可以称为“词史”而无愧。在我看来，数十年间词人面临种种尖锐矛盾，“哀民生之多艰”，以歌当哭，充满怨叹背泣的词章，是与前代词人笔涉战乱的篇章既有同一性，又有特殊差异性的作品，它有如横贯九州大地的一道彩虹，将作为民族的记忆而长留人间。第四，词坛经历风暴而依然坚挺。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地兴起了白话文运动。这场运动对社会进步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但也有“将脏水和孩子一同泼出”的缺失。胡适等人提倡白话诗，有意无意地将旧体诗词视为“脏水”，归入“孔家店”的门墙，置于应打倒之列。这使古典诗词的创作遭受了巨大打击。此后数十年，词人被视为“另类”，作品遭人白眼。毛泽东到了晚年，曾起而为旧体诗词“平反”。1965年，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造，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嘛！”（梅白：《回忆毛泽东论诗》）可惜，他的这个谈话并没被广为宣传，知道的人不是太多。
在遭受重大打击之时，民国词人的创作活动并未中绝。就在废止旧体诗词的鼓噪声震耳欲聋之际，词人王易在著名的《词曲史》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好怪之士，稗贩异邦，苟为新说。斥优美为贵族，则揭举平凡；目声韵为羁鞅，则破除格律。贱其所无有。而屏其所不知；讳其所自经，而张其所臆造。”“莽曰更张，不问精粗美恶之所分，一惟荡涤冲决之是务；则瞎马深池，罔知所底，而人情怀旧，徒障新机，纵复窃据于一时，敢谓灭亡之可待。”王易先生不幸而言中。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白话诗并未如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占领一切阵地。就连一些白话诗人，晚年也“勒马回缰吟旧诗”。而旧体诗词的创作，又呈现了东山再起之势，旧体诗词学会遍及各省。所以如此，是因为多数白话诗形同散文、过于直白、难于精短、音乐性差、美感弱化，因而难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长成参天大树。
正因为大批词人当时在逆境中坚持创作，才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光彩照人的词章，才使笔者今天能够编成此书，给历史一个交代。
这篇前言已达二千余言，本该就此打住，但有一义不可不说。笔者为此书所加的眉题中出现“绝响”二字，并非指民国词人的创作水平划时代地超越了前人（其实，平庸模仿之作不在少数），而是指民国词坛在历经风暴之后并未销声匿迹，它“遗音”犹在；从向后延伸的角度说，劫难之后众多词人的作品，说不定在整体质量上将成为中国千年词坛的一大“绝响”。
笔者所以有此担心，不是怕此后无人填词。作为一种国粹，填词的人过一万年还会有。令人忧心的是，今后作词的人，在队伍的整体素质上将难以达到前人的水准。在旧时代，凡属文人，都必须深研国学，都得会作诗填词。因为不如此便不能踏入仕途，与人交往应酬。今后，文人要学的东西太多，深研国学、作诗填词已非文人生存之所必须。况且，由于西风东渐，多数年轻人对国学和旧体诗词颇为冷漠。在此种情势之下，虽然个别人完全可能脱颖而出超越前人，但要在词人队伍的整体素质上达到或超越前人，似乎已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民国词人的整体创作水平称为千年乐府的“绝响”，大约是可以成立的。
当然，如果苍天有眼，赐无比智慧于华夏子民，让今后的词坛出现超越前代的盛况，那将是笔者梦寐以求的。
2006年5月末，杨子才于桂林旅次。
*马注：
原书此题为：前言。现题乃我僭越代拟。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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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五百家词钞》后记*
杨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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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完此书，心中颇有感慨。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这是古今志士仁人、进步知识分子所梦寐以求的、民国民命倒悬，百姓泪尽泣血，“千山完壑，尽是鹃声”。词人的不少作品，或鼓吹革命，或吟咏战乱，或记叙灾祸，7，或歌以当哭，或伤怀吊古。。。。。。都是直接间接、或强或弱地在表达上述“四为”的善良意愿。正是在这方面，民国词人继承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产生了许多具有词史意义、应予传世的佳作。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笔者才付出大量时间与精力，完成此书。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古典诗词类书籍销路委缩，景况堪虞。而在常人看来无甚价值的出版物，却因炒作而销售火爆。这正应了古人“黄种弃毁，瓦釜雷鸣”的老话。这是无可奈何之事。尽管如此，线装书局的领导独具慧眼，看到此书所具有的华夏千年词坛“豹尾”的重大历史文学价值，并决定将它出版。这使编者深感慰籍。自上世纪二十年代有人要将古典诗词与“孔家店”一起打倒以后，西风东渐，尽管词乃国之瑰宝，却至今后学青年寡少，词苑生机殊少，渐渐成为绝学。在此种情势下，线装书局推出此书，又何尝不是出于使祖国文学瑰宝承传久长、抱有前述“四为”的崇高理念呢！
我已届望八之年，编辑此书，几经增删，日日伏案用蝇头小楷抄录，令人心力交瘁。但我认定这对社会有益。鉴于此类图书销路不畅，线装书局情愿贴钱出版，我也自愿放弃编辑费，只想得书若干以赠送亲友。以数十年的搜集之力，数年的抄录编辑之劳，虽无寸金收入，纯粹是“赔本赚吆喝”，却也欣然陶然。因为，生于华夏这片热土，能付出心力劳力为国粹“吆喝”，使绝学不绝，又何尝不是人生的一大幸事！
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尽劫难，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愈挫而愈奋，原因虽多，但最紧要的一点，就是历代志士仁人“四为”的文化承传力无与伦比。放眼天下，例证比比皆是。大量旅居海外的华人，对传统诗词的深爱，往往超过内地学子。他们经过中西深入对照，更看到了传统诗词举世无匹的魅力与辉煌。旅居新加坡的张济川先生，就写过一阕《高山流水·憎环球诗词家》，表达了他的赤子情怀。全词如下：
“艺林待共振吟风。汇涓流，河海声雄。奎壁聚群英，雕龙绣虎堪崇。文光照，大道弘通。交三益，鸥鹭盟心结契，在不言中。有韩欧并世，可辅济时功。 黄钟，清音铄寰宇，充六合，辟荡衡嵩。兰蕙满芳洲，处处灿碧嫣红。喜雕琼，点染天工。唱珠玉，该薄风骚李杜，渭北江东。万邦词客，起衰弱，古今同。”
他身居海外，心系祖国，不愿华夏风骚绝灭，而要振起“衰弱”，使词坛再现辉煌。他所说的“聚群英”、“ 汇涓流” ，挥毫“点染天工”，让文苑“大道弘通”的美好心愿，应成为众多文人墨客的共同实践。
杨子才 2007年10月
*马注：
原书此题为：后记。现题乃我僭越代拟。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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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六百家诗钞》前言*
杨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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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长年多方搜集，笔者从生活于民国时期千余诗家的作品中一再筛选，最后敲定626家的诗作约1600首，编成此书出版问世。
（一）
在逐字逐句抄录此书的过程中，我有一个感觉：在我国三千多年的诗歌历史上，民国诗人之作，就其整体质量而言，似乎可以称之为“最后的贵族”。短短38年间，居然诗篇如海（诗人上千，诗作数万），佳作如林。形成这近乎奇观的局面的原因，大致不外三端：晚清遗留了大批文人学士，吟咏之风不绝；受清代“诗满天地”的影响，各地继起学诗者众多，诗坛并未因朝代更易而寥落；“国家不幸诗家幸”，诗人们被战乱赶出“象牙之塔”，身受种种苦难，为民族危亡而悲歌哀吟，“诗从肺腑出，出则愁肺腑”，因而感天动地之作多于往昔。
（二）
民国从诞生到灭亡，战祸始终未息。“红羊浩劫临华夏，亿万生民尽无家”。此种情势下的诗歌，人称“劫余之诗”（此书最初就拟名为《民国劫余诗汇》），叫它“劫余诗”，还缘于如下考虑：
——民国时期，乃是我国历史上民族灾难最为深重，九州哀鸿遍野，百姓生活最为悲苦的岁月。38年间，内忧外患频仍，单是抗日战争，就牺牲了2500万同胞。其余30年，军阀混战不息，南北劫火漫天，各地灾疫流行（1929年，仅西北就有500万人饿死。1945年，单是湖南又饿死500万人）[注一：前一数字见于《毛泽东——从韶山到中南海》第546页。后一数字见于台湾学者李敖2008年关于毛泽东的长篇论文]，百姓颠沛流离，老弱填于沟壑，白骨暴于荒野。“国未灭亡人半死”，“四野唯闻鬼唱歌”，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可以说，除了豪门2贵胄，从民国生活过来的多数人（包括许多诗人），都可以称之为劫余之人。劫余之人留给后世的诗，称之为“劫余诗”，是历史真实的必然。
——收入本书的1600首诗作，以“劫难中人写劫难之事”者居多。在当时，许多诗人与老百姓一同遭难，背井离乡，“处处无家处处家”。于悲痛之中，他们咏战祸、说乱离、诉凄苦、伤贫病、骂贪渎、反暴虐、斥杀戮、倡抵抗，乃至呼唤革命。。。。。。笔触无所不到。既是劫难中人写劫难之事的历史遗存，所以该以“劫余诗”冠名。
——在整个民国时期，由于战火不断，迁徙流离，致使诗人们的诗作常有散佚，能留下来的已是少数。而“文革”破“四旧”，这类幸存的作品，又再度遭劫。老教授们的诗稿被焚烧的不知凡几。就连笔者所收集到的一些民国诗人的作品，因当时在下名列“牛鬼蛇神”，它们亦被造反派搜去烧了。“文革”结束再事收集，历经30年岁月，才能将所得编注成书。单从诗作一再遭劫这一点，称之为“劫余诗”，乃是实至名归。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大地兴起了白话文运动。这个运动对社会进步的推力巨大而迅猛，但也有“将脏水和孩子一同泼出”的失误。胡适等人提倡白话诗，有意无意将旧体诗视为“脏水”，归入“孔家店”的门墙，置于应打倒之列。这使古典诗歌从“文学至尊”的高位沦为“谬种”，遭受了千年未有之劫运。“大劫临头悲泪雨，焚坑犹见旧烟飞”。今天，将这场劫运之后遗存的诗歌称为“劫余诗”，不仅准确，而且可以提醒后人珍惜历史文学遗产。
（三）
中国的古典诗歌，分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有绝句、律诗、排律和古风。讲究音匀，两句相对，平仄相生，对仗工整。它约定俗成，人们喜闻乐见，是无价文学瑰宝，举世无双。它以唐代为鼎盛。到了宋代，词盛于诗，长短句大放异彩。诗坛诸公“以议论为诗”，“以哲理入诗”，虽说是另辟蹊径，而丰神情韵已逊于唐人。到了蒙古入主中夏，元曲异军突起，继唐诗、宋词而成为文坛主轴，诗歌则见衰落。明人一味复古，“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创新乏力，诗歌渐渐式微。清代270余年，号称中兴，“诗词满天地”大家辈出，成就卓然，颇有追唐绍宋之势。民国诗人得其余绪，诗人队伍逾千数，享有盛名者数十人，可传世之作为数甚大，至今遗响犹存。
中国有白话诗已将一个世纪，由于它“不吃娘奶喝狼奶”，“全盘西化”，形同散文，过于直白，不务精短，音乐性差，美感弱化，因而始终未能成为神州大地上的参天大树。今天，写旧体诗的人又日益增多，似乎将挥旗卷土，“重整旧河山”。单据笔者观察，时下的旧体诗，依然是“不足以言跨越，诚有逊于前贤”。要而言之，一是今日之诗人，国学的基础不如前人。“运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苏轼）。旧时的文人，必须饱览群书，研习国学然后方可出道。如今西风东渐，国学“寒流未退”，与众多学子绝缘。对国学茫然无知或仅得皮毛，基础不牢，事功难就。二是艺术技巧不如前人。用形象思维表达逻辑思维，是人类的最高表现形式。前辈名家深谙此道，因而下笔之时，“有山川草木，纵横纸上，虫鱼鸟兽，飞动笔端”，形象灵动，意境豁然，表达喜怒哀乐细致入微。少此工力，硬要落笔，必然是“情知春草池塘句，不到柴烟粪火边”，难臻妙境。三是不谙韵律。“辞赋文章能者稀，难中难者莫过诗”。其所以是“难中之难”，就因为他格律极严，有如“带着镣铐跳舞”。旧时学诗先学韵律，韵律不通，不涉此道。如今有的倡言“弃镣铐，闯新路”，志虽勇而路未通。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无音乐性，呕哑嘲晰，不能吟唱，难以流传。这三方面，正是今人应向前人学习的。就这一点看，这本《民国六百家诗钞》的出版，也许对后学者有益。
（四）
当前，有关方面正忙于整理出版《全清诗》，因其数量大，尚不知何日方能与世人见面。至于民国诗歌全集何时才能面世，则更难预期。在这个空白时段之内，笔者编辑此书出版，对诗歌爱好者而言，似乎不无小补。
民国的诗歌具有显著的时代特色。它披荆斩棘，占领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精神高地。别的不说，单从收入此书的革命志士（包括辛亥革命先觉者与为创建新中国抛头洒血的大批革命者）的数百首诗作，就可以看出这一时代特色，是区别于此前一切朝代的漫天彩虹。这些诗歌鼓吹革命，反帝反封建，求民族复兴，“为生民立命”，是战斗的号角，旧制度的丧钟。它曾经鼓舞人们英勇向前，浴血奋斗，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开创了新纪元。
人们翻阅此书，还不难发现，其中多数作品，如实反映了那个时代血淋淋的现实，堪称“史诗”者比比皆是。蒋介石王朝对人民的酷虐超越前代。他残民以逞，“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肥了“四大家族”，祸延天下苍生。因而它被国人所唾弃，不到40年就寿终正寝。除了咒诅，它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流传后世。然而，这个时期的诗歌，则成就不容小觑，足以流传后世。它堪称中国数千年诗坛的“豹尾”（非今日已成“强弩之末”的旧体诗坛所能比肩），是民族历史文学遗产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上面这些，就是在此书出版时编者要讲的话。
杨子才
2009年春
*马注
原书此题为：前言。现题乃我僭越代拟。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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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六百家诗钞》后记*
杨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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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届八十，编校完此书，心有三重叹息。叹息之一，是想不到这件事竟如此不易。我搜集民国一代的旧体诗词已数十年。不论春夏秋冬、风霜雨雪，我几乎每周必跑旧书店旧书摊，寻寻觅觅，东翻西找，于他人不屑一顾的霉残书刊中“沙里淘金”。从不惑之年到满头白发。日积月累，才完成资料搜集。我当初未曾想到，做这件事竟走了这样漫长的路途。
叹息之二，是想不到做这件事竟成为“罪状”。“文革”中我被打倒，造反派把我此前搜集到的一堆诗稿搜去烧了，还说我将“谬种”看成宝贝，是“罪行”一桩。他们开会批斗，有人还加我以皮肉之苦，揪头发，抡拳头，叫骂凌辱。我涮厕所、“修地球”六年半，全家被撵出城市，赶到闽粤边的一个小矿山，连两个读小学的儿子也不能幸免，谓之“扫地出门”。此种往事，哪堪回首？！
叹息之三，是“国粹”遭人冷落。近年以来，我不顾老眼昏花，日复一日，伏案一笔不苟，全用蝇头小楷，抄就了这本约40万字的书稿。一老友见状，说如今是商品经济，你却傻干这赊蚀本生意。待书稿齐备，与几家出版社联系，果然连吃闭门羹。事情再简单不过：出此书要赔本。眼下洋人唱洋歌张嘴就赚数十万，而且一票难求；可举世无双的中国古典诗歌，却遭遇冷风。“汉儿尽学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唐·司空图）诗只西洋好，月唯外国圆。此种风景，令人情何以堪？！
然而，老朽我并不后悔。原因很简单：我们中国人历来有不计成败利钝，努力保存前代文学遗产的传统。我一生“吃皇粮”，酷爱读书，衣食无忧，自然也应该将这种责任承担一二。编成这本书，我自动放弃稿酬，只要能见到此书流传人世，便于愿已足。
自古天地无绝路，世上毕竟有高人。在市场低迷，古典文学作品路窄的情况下，出版《民国六百家诗钞》，明摆着无钱可赚，而且还可能造成亏损。然而，长征出版社编辑部却独具远见卓识，看到了此书乃是一个时代的古典诗歌总集，具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学价值，决定将它出版。他们胸怀全局，能从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高度着想，令人感佩！
《解放军报》社戴云鹏副社长，长征出版社张海平社长、刘绍楹副总编辑对出版此书给予诸多帮助，谨在此深表谢忱。
编者
2009年9月
*马注：
原书此题为：后记。现题乃我僭越代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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