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安欣
读完《中国大形势》之后，记者有两个意外。其一，它改变了记者一贯对财经书不好的印象，因为该书获得了学术界以及普通读者的双重肯定。这种荣誉对于财经书籍来说很难得，这类书要做到既有深度又有可读性，需要作者具备一定的学术功底和文字功底。其二，很多人都会以为作者是一位“老学者”，因为能有如此之高见的“80后”着实不多。那么高连奎何以如此自信？他又是怎样完成这本书的创作的？这本书有着怎样让人折服的理由？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采访了《中国大形势》的作者高连奎。
高连奎，经济学者，睿库社科研究院特邀研究员、草根智库专家委员会委员、多家媒体特约财经评论员，多家中国智库媒体及专业财经媒体专栏作家。
近几年，人们常常关注一个名词叫做“幸福指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提升普通民众的“幸福指数”，相反地人们愈加感受到来自经济的压力。对此，《中国大形势》作者高连奎表示：“现在的社会，经济越发展，民众生存所必需的产品就越多，民众的生存成本就越高，因此民众生存成本的提高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那么如何在经济发展与民众幸福之间找到平衡？高连奎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
要将民众从生存成本较高中解脱出来，要想民众生活幸福，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让民众有钱，而让民众有钱，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提高民众的收入；另外一种是降低商品的价格，从而变相地提高民众的购买力。高连奎书中所说的提高劳动生产率采取的是第一种方法，而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采取的是第二种方式。在书中他将民众的消费分为生存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三大类，一般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以生存型消费为主，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以享受型消费为主，而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则以奢侈型消费为主。建立低生存成本社会就是降低生存型消费品的价格，以满足民众对生存必需品的需求，从而达到降低生存成本、缓解民众生存压力的目的。民众相信市场，但又不能放任民生难题的不断加大，民众渴望社会福利，但又不想背负沉重的税收负担，在这种情况下，高连奎提出的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不失为一个可行性的选择。
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既需要政府，也需要市场，确切地说是要政府利用市场手段来建立，而不是依靠行政手段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适合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至于具体办法，高连奎提出了根据商品的消费层次进行征税、建立专门的生存保障型产品供销体系、控制好级差地租、适当保存一些廉价的商业及生活模式、合理布局工作区及生活区等具体的建议，如果他的这些建议能够实行，中国民众的生存成本至少可以降低50%。
正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高连奎这样年轻却有如此深度的见解，从其自身的努力可见一斑。谈起《中国大形势》的创作过程，高连奎说道：“自华尔街金融危机之后，我看到很多学者关于经济危机的解释及建议，感觉这些建议与我的研究有很大的出入，甚至很多专家的建议有明显的错误。最初我没有写书的念头，只是想将这些想法写成系列文章，所以当时就将自己的想法记录了下来，后来竟然记录了好几本，这些都成了我写作本书的素材。而让我最后下定决心写这本书的原因是我对民生问题的感悟，也就是我书中提到的‘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理论，这样理论性的东西如果以文章的形式写出来不如以书的形式更有影响力。之所以将这本书定名为《中国大形势》，就是想让大家在深刻认识中国大形势的基础上形成发展共识。要真正读懂中国，必须从政治、经济、科技、历史、社会、人文等多学科角度去分析，否则只能是盲人摸象。而能够静下心来，深入、综合而且系统地解读中国经济现状的人少之又少，我写这本书就是站在更高的高度，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地研究中国问题，只有站得更高，才能拨云见日。我书中对中国近现代强国之路的五大历史阶段，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世界经济五大败局，世界中产阶级社会四大模式，中国经济十大误判的分析都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
不同国家发展经济所采用的曾经被中国迷恋的成功模式，经过高连奎独到的解读，身上的五彩光环便随之褪去了。近年来，人们常常探讨适合中国特殊情况的“中国模式”，但最终却说不清也道不明。高连奎则认为：“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在建国初期就开始形成了。比如中国的政治模式在建国初期就基本成型，这都是中国模式的一部分。但中国模式并没有定型，正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中国模式还是一道尚未答完的考题。我将我的《中国大形势》一书定义为‘中国经济民生问题系统性解决方案’，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在为中国模式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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