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恩特：复杂社会的崩溃1。2。3章

古幼发拉底河中心漫滩的大部分地域如今都不能耕作，成为荒无人烟的废墟。杂横的沙丘、废弃的河堤、早期聚落残留的碎石土堆，构成瘦弱贫瘠、特色全无的一种地貌。这里植被相当稀少，许多地域甚至植被全无。粗糙、风蚀的地表和周期性洪水泛滥的洼地在四周毫无规则地拼接在一起，打消了除最执著的旅行者之外任何人观光涉足的兴趣。只有一顶罕见的帐篷，略微显示出人类曾经生活过的痕迹……然而，这就是世界上最重要、最核心、最古老的都市文字文明的发祥地。

    罗伯特-McC亚当斯（RobertMcCAdams）

    巨大的石阶，有的保存完好，有的被石缝中钻出的树木顶翻……我们跟随着向导，沿石阶而上……穿过茂密的森林，在半掩埋的残垣断壁中，追寻那十四个石碑遗址……一个已经被巨型隸系从石座上移位；另一个被紧锁在枝叶盘绕之间，几乎脱离地面；一个抛倒在地上，被巨大的攀缘枝蔓缠绕；另一个直立于树丛当中，面前有祭坛，环生的树灌似乎在遮挡庇护着这座神圣建筑……被掩埋的城市中，唯一打破寂静的声响是猴子发出的唧唧叫声……

    约翰-L斯蒂芬斯（JohnLStephens）

    消逝的文明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曾经人丁兴盛、繁华富足的城市竟变成了一片废墟，完全被流沙和乱丛淹没。看到如此的描述，多数人一定会萌生出敬畏感和神秘感。我们也同样受到震慑，渴求探索更多的奥秘。这是怎样的一些先人？他们经?了怎样的变故？繁盛的文明社会怎么会在如今看来破败不堪的环境中生存？是先人破坏了环境，还是由于气候变化，或是因内战频仍而导致崩溃？是外国侵略者摧毁了这些城市，还是某种神秘的内在动力主宰着文明社会的沉浮？我们沉迷于这些疑问，甚至不惜毕生精力去研究探索。更多的人是在日常阅读或学校课程中了解到帝国崩溃、城池陷落的历史，由此陷入困惑和迷惘。崩溃的图景使人忧虑，不仅是因为非凡的人类探索竟神秘地遭遇破产，而且因为这些失败和破产蕴涵着永恒的寓意。

    寓意非常清晰：文明是脆弱的、短暂的事情。这一事实无疑引起我们?关注，而且不管我们的意愿如何，它触发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现代社会同样如此脆弱吗？或真像奥尔特加（Ortega）所说，“文明崩溃的可能性是我们自身死亡率的两倍”？当然许多人愿意相信，现代文明以其具有的科技能力、能源资源和经济学及史学知识，一定能克服古代社会和简单社会无法逾越的障碍而幸免于难。但这种信念到底有多么坚定？许多具有某种历史感的人深信维拉莫威兹（Wilamowitz）在论述罗马帝国时所说的“文明会死，因为它已经死过一次”。

    在20世纪初期的许多史学家看来，罗马的黄昏几乎就是当代史书中的一页。这一类比?根植于人们心中，并一直延续至今，甚至反映在现代知名权威人士的著作（如艾萨克〈Isaac〉）当中。古罗马寓意深邃的典故曾统治着无数人的思想意识达一千五百年之久。若不是历史对强大帝国的崩溃作出如此全面的记载（西方所有学童都能接触到），人们对崩溃的恐惧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普及。因此，那些担心工业社会的未来命运、经济发展方向、生态基础以及政治上层建筑的人完全有理由、有证据坚信，文明社会（即便是强大的文明社会）的确是非常的脆弱。

    为什么要研究崩溃？许多社会科学家可能会同意艾萨克的观点：“无需赘言，古文明的崩溃是古代史中最为突出的现象……”然而在科学兴趣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崩溃是普通人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研究它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复杂社会崩溃的原因对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都至关重要，而今天的所谓社会囊括了几乎全世界所有人口。无论崩溃现象是否是古代历史中最为突出的事件，崩溃对于当今时代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即使有人相信当代社会不像古代社会那样脆弱，对此信念的怀疑仍令人感到担忧。没有对崩溃问题的科学系统的考察，这些担忧便很难找到坚实可信的基础。

    在西方史中社会秩序的解体一直是令人担忧的问题，而且这种担忧经常通过宗教渠道表现出来。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变得十分强烈，并超越宗教范畴而具有更世俗的表达形式。有人就近期举办的玛雅手工艺品展览会发表评论，其中的一段话恰当地传达了人们的普遍思考：

    ……玛雅文化的某种魅力……也许就来源于被西班牙征服前几个世纪玛雅自身文明的“崩溃”传说。每一个思考过官僚政治和科学技术给日常生活带来的压力的有思想的人都一定想弄明白，文明社会是否可能被其自身的复杂化所扼杀……我们意识到人类的共同前景面临危机……渴望找到某种历史分析来帮助我们预测事态的发展方向（贝克〈Baker〉）。

    关注这一问题的人群横跨社会和智力两大领域——从“罗马俱乐部”罗马俱乐部（ClubofRome）：一个研究未来问题的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主要从事有关全球性问题的宣传、预测和研究活动。俱乐部成立于1968年4月，总部在意大利罗马，因而得名。——译注。成员中那些可信的科学家和商界领袖到投身于“生存第一主义”（survivalist）运动的偏激分子。这两大领域之间还分布着严肃真诚、充满善意的各色人等：环境保护论者，“非增长”论倡导者，“核冻结”活动支持者，等等。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们都担心工业文明陷入危机。这种担心通常是建立在与古代消逝文明的历史性类比基础之上的（有时也的确让人觉得我们可能要去步恐龙的后尘了）。

    当代思想家们预言，社会的崩溃会来自核战争、能源枯竭、经济衰退、生态危机、社会政治解体等灾难。只是到近些年，人们对崩溃的恐惧才变得更加普遍，如道森（Dawson）所说：

    在20世纪带来的所有变化中，没有哪一件能比下述坚定信念的消失更为深刻——对未来的坚强信心和对（作为19世纪主导音符的）当代文明的绝对珍视。
只要承认文明社会是脆弱的，崩溃就一直会受到关注。但尽管如此，崩溃在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看来仍是一个深奥的领域。因此，政治复杂化进程要比作为其对立面的崩溃进程更多地受到学术界重视。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似乎就是高层次的复杂化、特殊化、社会政治监管、大量的能源和信息消费、更大规模的聚落形成以及更复杂更高级的技术开发。人们对历史发展的这些不变特质已投入了相当程度的研究，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较多地理解历史的产生和发展。然而必然的发展趋势因崩溃而出现中断的情况，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不错，无数学者曾就崩溃问题发表过无数种阐释，但对该问题的理解仍在社科研究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人们的阐释一直处于个案分析阶段，研究对象只限于一个或几个文明社会，对问题的综合全面的理解仍十分欠缺。从稍后的论述中我们也将看到，这些理论在概念上和逻辑上尚存在许多共同缺陷。我开始本课题研究的时候，学术界还没有对崩溃问题提出过可信的、全面的阐释，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大多数或全部的崩溃现象。正是这一研究现状促使我投身到目前的探索中。所以本书的目的就是对崩溃问题作出全面的阐释，使之既适用于各种历史背景，也包含对当今现实的一些启示。这是一部考古学和史学著作，但从根本上讲它更接近于社会学。

    本书采用的方法是首先介绍和简化崩溃概念，然后在第二章简要考察复杂社会的本质。第三章探讨和评价现有的崩溃问题研究成果。第四章是对崩溃的全面分析。第五章通过案例研究进一步论证。结束章节对研究的结论再作分析，总结全书，并提出崩溃研究对于当代社会的意义。

    什么是崩溃？

    “崩溃”（collapse）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可以包括多种进程（processes），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含义。有些人认为崩溃只会发生在社会组织复杂化层次最高的社会。在他们看来，将崩溃概念运用于部落社会或村落园艺群都是非常可笑的。也有人将崩溃看做经济的瓦解，预言中的工业社会的终结是瓦解的终极表现形式。还有人对崩?概念本身的用法提出质疑，指出艺术风格和文学传统通常能在政治解体中幸免于难。

    崩溃，就本课题研究来说，是一种政治进程本书所有黑体加重都是原有的。下同。——译注……它可以——而且通常——在经济、艺术、文学等领域造成影响，但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社会政治领域的概念。一个社会在社会政治复杂化的既定层次上出现快速的、实质性的衰败，它就已经崩溃。“既定层次”（establishedlevel）这个术语非常重要。若要符合崩溃的条件，一个社会必须在一代人或两代人的时间跨度中曾经处在（或接近）某种复杂化层次。因此，卡洛林帝国（CarolingianEmpire）的灭亡不属于崩溃的案例——它只是兴建帝国的一次失败的尝试。反过来说，崩溃又必须是快速的——不长于几十年——而且必须伴随社会政治结构的实质性衰败。衰败不够剧烈，或历时过长，应该作为实力削弱和衰落来看待。

    崩溃有下述一些标志：

    社会阶层化和社会差异化程度较低；

    个人、团体和整个区域的经济专门化和职业专门化程度较低；

    缺乏集权控制，即缺乏上层精英对各类经济团体和政治团体的规范和整合；

    缺乏行为的监管和控制；

    对复杂化附属现象，即那些确定“文明”?念的因素——纪念性建筑、文学艺术成果等——缺乏投资；

    个体之间、经济政治团体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缺乏信息流通；

    缺乏资源共享、贸易交流和资源再分配；

    缺乏对个人和团体的整体协调与统一组织；

    单一政治实体内部出现的小区域整合。

    自然，并非所有崩溃社会都相同程度地具有以上各个特点；而以上所列清单也绝非全面。有些符合崩溃定义的社会并不具备以上所有特点；事实上我将要谈到的一两个例子就很少具备这些条件。但无论如何，这个清单对大多数著名崩溃案例作出了比较简洁的概括。

    ?崩溃是一个普遍进程，并不局限于某种类型的社会或某种层面的复杂化。人类社会的复杂化（第二章详细探讨）不是一个若有全有、若无全无的命题。复杂化程度不同的社会好像都排列在数值增长的刻度尺上，社会复杂化程度的增加或减少都沿着刻度尺前进或后退。刻度尺上没有哪一点标志着复杂化质变的出现。狩猎群体和部落耕耘者都会经历复杂化的进程，无论其程度增加还是减少，都和大型国家的复杂化进程一样。由于崩溃涉及在复杂化某个既定层次上出现突然的、重大的衰败，我们对崩溃社会的规模大小也要作相应考虑。简单社会和伟大帝国都可以丧失掉其?杂化的某个既定层次。定居的园艺工作者可以成为流动的植物搜寻者，由此失去村落社会政治生活的外在特征。一个中央酋长制统辖的地区可能丧失其社会等级庇护而转化成各自独立的采邑村落。一群植物搜寻者也许对环境蜕变深感痛心，由此而放弃互助共享的社会组织。这些都是崩溃的例证，性质不亚于罗马的灭亡；而就其相对人口来说，重要程度也不小。再者，简单社会的崩溃能够用一般原理来解释，其启发性并不亚于大国和帝国的崩溃。任何旨在寻找通用原则的崩溃阐释，都应有助于我们理解整个系列范围内从简单社会到复杂社会的各种崩溃现象。事实上，正是本书的中心论点和主要目标。

    如此说来我们应当注意，定义崩溃事实上并非易事。目前的讨论仅作为引言，更多的定义会随着本书的论述不断添加。

    历史上的崩溃现象
   罗马帝国的灭亡是西方最广为人知、能最先让普通人想到的崩溃现象。但它只不过是表现出普通进程的单一案例（尽管戏剧性很强）。崩溃在人类社会循环发生，而正因为如此，探索崩溃的普遍原则才更有意义。下文将对一些崩溃案例作出简要概述，旨在揭示崩溃现象的共同要素，同时也勾勒出濒临危机社会所属的大致范畴。与上一节的论述相适应，本节向读者展示的是整体系列范围之内从简单形态到复杂形态的各类社会。论述以地理区域为序，然后按年代列举。最终的图景将是一个分布于全球各处、在史前和史后循环出现的进程。

    例证绝非全部，可能出现重复时将不再列举。 再者，集权社会中无疑还出现过成千上万种崩溃，但因其复杂化程度不高而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其中有些社会只见于考古学，但可?为数甚少。崩溃是一个普遍进程，这些案例完全有助于问题的理解，一旦发现就应该进行认真研究。

    西周帝国

    公元前1122年周朝推翻腐败的商朝而统治中国，其建立的政权被后来的中国人称作史上的黄金时代。周朝实行的是封建统治，但在几个世纪之内政权便开始出现动摇。公元前934年起皇室就已失控。公元前九世纪到公元前八世纪，北方蛮族频繁入侵，受封的诸侯开始忽视尽忠皇室的义务。公元前771年，最后一位周王在战争中被杀，都城镐京遭蛮族洗劫，西周覆亡。

    灾难过后，周朝将都城东迁洛阳，历史进入了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但东周只是权力下放给诸侯之后的傀儡——中国的统一事实上崩溃于西周。整个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64年）战国（公元前463年～公元前222年）时期，列国纷争不断、动荡不止。诸侯国互相兼并，大国间争夺霸权，盟约瞬间变换，蛮族也成为纷争的筹码。随着时间的推移，冲突加剧，小国消失，参与争霸的诸侯国逐渐减少但规模日渐壮大，直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重新统一中国。

    大分裂和大冲突时期中国产生了某些最重要的哲学、文学和科学成果。孔子的思想就形成于在这一时期。各哲学流派的争鸣（“诸子百家”）在公元前500?至公元前250年之间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除技术发展和经济繁荣之外，中国政治思想的古典形式也在危机最烈的时刻诞生。

    哈拉巴文明

    印度西北部的哈拉巴（Harappan）文明，或称印度河（IndusValley）文明，大概早在公元前2400年就存在。该文明主要以两个城市为中心——印度河中游的摩亨约-达罗（Mohenjodaro）和印度河上游的哈拉巴。两座城市都根据类似的设计而建立：西侧是防御性大本营，有平民建筑和宗教建筑，接下来的是文明市区，拥有方格式标准街道，以及城市排灌和垃圾处理系统。还有许多较小的文明中心，基本上也采取类似规划。港口控制着印度河入海口左右的海岸线。这种高层次的文明从陶艺、装潢、烧砖、兵器、铜器、石器、印章和城市规划等各个方面，向我们展示出跨越时空的惊人的整体划一。两座主要城市都有巨大的谷仓，给人的印象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国家在许多方面——磨制谷物、造砖制陶、备置柴火、修建住宅——控制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然而大约到公元前1750年，地区的整体划一和中央控制开始衰退。市中心的标准化街面出现了崩溃迹象，砌砖工艺开始粗糙，旧的由无数规格一致的焙烧砖修建而成的印度河谷城市——摩亨约－达罗

    砖石重新用于紧急修建的新楼，旧建筑被重新切割。陶瓷窑首次开始在城内兴建，曾经颇具表现力的艺术品变得格调单一，深藏的珠宝逐渐被隐匿他处，街头曝尸的情形多有所见。在某些中心地带，哈拉巴居住区出现了很多在废墟上搭建破旧帐篷生活的人们，这似乎标志着文明权威的彻底崩溃。没过多久，就连这些人也都成为了历史。

    美索不达米亚

    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通常被视作核心地域——文明发祥地和都市社会的中心。它所展示的政治兴衰为崩溃研究提供了诸多例证。

    在公元前3000年初期的城邦竞争中，阿卡德王萨尔贡（SargonofAkkad）创建了第一个美索不达米亚帝国（约公元前2350年～公元前2150年）。一系列隶属城邦的叛乱已经预示着帝国将在建成后200年走向没落。随后在南美索不达米亚曾出现过一个地方分权阶段。后来的一个地方性统治政权由乌尔（Ur）第三王朝建立（约公元前2100～公元前2200年），这个王朝曾经设立庞大的地区官僚机构来收取税收和贡奉。乌尔第三王朝提倡扩大灌溉系统，鼓励人口增长和外来移民定居。这种急速扩张自身经济政治实力的企图最终使帝国迅速衰败，给南美索不达米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后来的一千年左右时间里，这里的聚落群数量减少了40%，聚居地减少了77%。

    乌尔第三王朝首位国王乌尔-那穆修建的金字形神塔随后政权开始向北方、向巴比伦（Babylon）转移。但汉谟拉比（Hammurabi）建立的巴比伦帝国（约公元前1792～公元前1750年）仍然在他儿子萨姆苏伊鲁纳（Samsuiluna）去世（约公元前1712年）时衰落。后来有四任继位国王统治过江河日下的帝国，直至被赫梯（Hittites）人所灭。大约相同时期，亚述人（Assyrians）于公元前1920年至公元前1780年间开发了遍及各地的贸易通道，但随后崩溃。亚述人在公元前14世纪享受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复苏，后又在公元前九世纪至七世纪重?昔日盛景。文明的后期阶段，他们建成了涵盖近东大部分领土的庞大帝国，直到公元前614年失去大部分属地，并被米堤亚人（Medes）所灭。亚述的社会政治体制随后也逐渐消逝。

    巴比伦帝国的短期兴盛到赛勒斯大帝（CyrustheGreat）手里走向终结，之后美索不达米亚又重新组合成若干个规模不等、生存期长短不一的近东帝国——阿契美尼亚（Achaemenian）帝国、塞琉古（Seleucid）帝国、帕提亚（Parthian）帝国、萨珊（Sassanian）帝国和伊斯兰（Islamic）帝国。这些农业帝国在社会规模和复杂化方面曾获得过超乎寻常的持续增长，主要表现为人?密度的增加和城市建筑的发展。
然而在公元七世纪至十世纪的某个时段，美索不达米亚冲积层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地质崩溃。到11至12世纪，文明占地总面积缩小到500年前的6%，人口数量降?到五千年以来的最低点。国土资源急剧下降。在许多具有战略意义并曾经繁盛的地区，几十年间的税收损失竟达90%以上。普通民众开始反叛，乡村地区行政失控。到十世纪初期，灌溉堰坝的保存量几乎仅限于巴格达附近地区。正如本章开头的引言所描述的那样，都市生活所依赖的约一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央地域竟遗弃荒芜达几个世纪之久。直至进入现代社会之前，该地区主要都属于游牧民族所有。

    埃及古王国

    上埃及（UpperEgypt）与下埃及（LowerEgypt）的统一通常可追溯至约公元前3100年的第一王朝，这一事件一直被看做埃及政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埃及古王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一位合格的超自然人物为领袖。政权的基础是一个由知性阶层组成的、按等级划分的官僚体系。政府从王室领地、国有劳动大军和几近垄断的必需品、奢侈品进口贸易中，常年享受着相当丰厚的固定收入。反过来，政府也曾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支持行政增长和对外扩张，并维持与其超自然政权有关的各类联系。

    然而在古王国发展过程中，它对所辖省区（封建特征日渐增强）的有效控制开始面临困境。统治者的政治权力似乎在缩减，省属官员的权力和行政贵族的财富却在增加。王室土地被重新瓜分，新兴的墓葬捐款免税制几乎抵消了王室的资金来源。而且此类活动恰好与王室投资的大规模建设项目同期并进。最后的统治者第六王朝法老，即佩皮二世（PhiopsII），竟在执政末年、王室家族倍感权力衰落的时候兴建了一座规模宏伟的墓葬纪念碑。

    古王国随着第六王朝于公元前2181年的终结而崩溃。从第七王朝开始，埃及进入一个激烈征战的阶段，这也是埃及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在第一个中间期（theFirstIntermediatePeriod）国家集权制出现崩溃，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独立或半独立的分立政体。当时出现了很多法老，执政期大多不长，王陵上对他们的记述也不多。

    当时留下的记录很少，但现存文献已经表明了当时秩序的衰落。地区间的激烈征战是有的；抢劫、杀戮、叛乱、社会动乱均有发生；尼罗河口的三角洲惨遭外敌侵入。墓碑被掠被毁，王室妇女被糟蹋，当朝官员受辱；农民耕田都要佩带盾牌。对外贸易基本终止，饥荒现象持续循环，人口寿命大大缩短。到公元前2131年的第十一王朝，埃及的秩序和统一才开始恢复，中期王朝（MiddleKingdom）得以建立。但地方和地区间的独立叛乱直到约公元前1870年才完全得到平息。

    赫梯帝国

    赫梯族是安纳托利亚（Anatolia）人中鲜为人知的一支，其执政历史大约始于该民族被阿尼塔（Anita）征服时的公元前1792年。随后的赫梯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荣辱兴衰和命运坎坷，征服和扩张的历史中不乏被动和衰落的插曲。到帝国后期，赫梯军队惨遭挫败，行省失陷，许多城市遭卡斯卡（Kaska）部落族人焚烧洗劫，连赫梯首都哈图萨（Khattusha）都落入卡斯卡人手中。非凡的统治者苏比鲁琉马（Shuppiluilumash）在公元前约1380年即位，随后逐渐复兴了赫梯帝国的地位。在苏比鲁琉马及其后来者的统治下，赫梯帝国在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Syria）地区建立了稳固的政权。赫梯在与埃及竞争叙利亚控制权的斗崙中成功获胜，于公元前1284年与拉美西斯大约是指拉美西斯一世（RamessesI），古埃及第十九王朝创建者。——译注。签署了和约。

    赫梯帝国都城哈图萨近郊的宗教画窟

    公元前13世纪初期，赫梯正处于权力鼎盛期，帝国的疆土覆盖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塞浦路斯的大部分地区。赫梯和埃及是该地区两大主要强国，但赫梯帝国的资源多受制约。尽管它与埃及的关系尚属和平，但仍然是四面楚歌——东南部有亚述人、东部有卡斯卡部落、西部有小亚细亚及塞浦路斯不知名的各个部族。至公元前13世纪末，有关赫梯帝国的文字记载逐渐减少，最后完全消?。

    赫梯覆灭之时可能有一种强度较大但形式不太确定的灾难降临帝国。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遗址发掘中不断发现有火烧的迹象。赫梯文明也随着帝国消亡。约公元前1204年以后，安纳托利亚中部平原的文明生活遭受重创，时间达一个世纪之久。该地区的都市聚落逐渐消失，似乎人烟非常稀少，或曾只有游牧部落。公元前12至公元前9世纪间该地区出现的新帝国弗里吉亚（Phrygian）与赫梯帝国丝毫无关。
克里特文明

    克里特弥诺斯文明（MinoanCivilizationofCrete）是欧洲的第一个文明。克里特岛上最早的宫殿建筑始建于公元前2000年之初，随后一再被地震摧毁，而每次重建又比以前更加辉煌，直至最后崩溃。克里特掌握着先进的建筑、工程、排灌和水利技术，公元前1700年建造的克诺索斯克诺索斯（Knossos），古克里特城市，最早的爱琴文化——弥诺斯文化的中心。——译注。宫比埃及和近东同时代的任何宫殿都要豪华。宫内有冲水厕所和下水系统，华丽的壁画布满许多墙壁。其中还有陶艺制作、纺纱织布、金属加工和宝石精刻的作坊。城内宫殿一般用作行政中心、贵重物品存储地和商业指挥中枢，拥有大量的储藏间和存储器。仅克诺索斯宫一处就有存储24万加仑约合近110万立升。——译注。橄榄油?能力。后来发现的行政管理文字记录了军械库所存的所有物品，表明这座宫殿曾是一个货物集散地。斐斯托斯圆盘（PhaistosDisk）是已知最古老的印刷工具，以在黏土上印刻活字的方式制成。

    克里特在地中海的贸易范围很广，特别是在东半部地区。它很可已知的最古老的印刷工具——斐斯托斯圆盘

    能是当时主要的海上强国。弥诺斯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克里特似乎都处于相对和平状态，因为当时的宫殿并未兴建防御设施，壁画上描绘的图景也一派祥和。不过大约到公元前1500年，一场大地震导致建筑物大面积坍塌，随后出现了许多重大变化。一种无法破译、被称作LinerA（线形文字的一种）的早期文字后被希腊文字LinerB（线形文字的一种）所替代。他们还引进了新的作战方式，包括新型武器和马匹的使用。希腊本土的迈锡尼（Myceanaean）文明成为威胁克里特的贸易竞争者。随着好战精神的增强，地方安全面临危机。克里特中部和东部地区，甚至整个克里特岛，都可能一度处于克诺索斯的统治之下，许多宫殿在此时遭到毁坏。在斐斯托斯等地，地方长官必须将工农业生产的详细情况向斐斯托斯汇报。约公元前1380年，克里特宫殿最终被毁，大多数都没有重建。克里特文明崩溃了，政治、经济和中央集权一同衰落。克诺索斯等城市遗留下来的小规模政体也于大约公元前1200年最终消逝。

    迈锡尼文明

    希腊本土的迈锡尼文明发祥于公元前1650年左右。随着克里特文明的崩溃，迈锡尼文明于公元前1400年以后进入鼎盛时期。在整个希腊中部和东部地区，曾出现过艺术、建筑和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大量同质化（homogeneity）见下章“同质”和“异质”分析。——译注。发展现象。该地区划分成若干个独立王国，每个王国均以防御性宫殿或防御大本营为中心，由一个统治者领导。迈锡尼本身是这些独立王国中最著名的一个，可能也是最强大的一个。皇室?政权由贵族组成；土地拥有者（略逊于贵族）掌管乡间的地产。皮洛斯（Pylos）的LinerB泥版上的记载表明，迈锡尼王国划分为16个行政区，每个行政区均有一个总督代理人掌管。迈锡尼的宫殿与克里特的宫殿一样，是经济活动的控制中心，也是物品和食品的集散地。LinerB的大多数文字都是用于满足由此而来的记账需求。

    迈锡尼文明中的“独眼巨人”墙

    迈锡尼文明的艺术和建筑广为人知。主要建筑都由巨大的、所谓“独眼巨人”的墙（cyclopeanwalls）构成，宫殿内有壁画墙和浴室。宝石雕刻、金属制造、陶艺制作都由技艺工匠完成，精品镶嵌?象牙雕刻、彩釉陶器工艺也是一样。殿内主管通常严密监管工匠的生产过程。公路、桥梁、沟渠的建设在这里也是应有尽有。迈锡尼的陶器在地中海周边贸易国中普遍流传。

    约公元前1200年之后灾难开始降临。一座座神殿相继倒塌，随即是长达100多年的动荡不安和重复性灾难，给许多文明中心和人口活动带来重创。迈锡尼统一风格的陶艺品让位于地方性粗糙的制作工艺；金属制造变得相对简单；文字开始消失。各地的工匠艺人好像也变得无影无踪。人们开始在科林斯地峡（IsthmusofCorinth）两岸和其他城市建筑防御工事。在迈锡尼、梯林斯和雅典，人们在城内开发水资源，穿岩取水，工程巨大。至少在雅典，穿岩水井的修建可追溯到以上的危机年代。贸易活动大幅减少，有著述者称，后来人们偏好铁器就是因为当时的铜锡金属贸易开始急剧下滑。

    人居聚落群同样急速下降——从公元前13世纪的320个聚落群，到公元前12世纪的130个，再到公元前11世纪的40个。在某些地区，如西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此一时期的聚落群却有所增加，好像是受灾地区的人群向比较稳定的地区迁移的结果，但人口流失现象只在较小程度上与此相关。据估算，当时的人口削减幅度大约在75%到90%之间，即使在免遭劫难的地区，如雅典，最终也出现了政治崩溃现象。至公元前1050年，迈锡尼文明已全线消失（尽管局部地区曾有过短暂的复兴），希腊的黑暗时代（GreekDarkAges）自此开始。

    西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是崩溃研究的首要例证，也是如今最能激发人们想象的经典案例。一个具有超级军事实力、资源似乎取之不尽的庞大帝国最终走向崩溃，其脆弱程度一直传达着一种信息，即文明社会的短期即逝。曾经主宰一世的罗马帝国都必须屈服于历史的超人威力，难怪当代文明社会一直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担忧。
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罗马的统治首次覆盖意大利，后延伸到地中海及周边地区，最终到达欧洲西北部。国内的压力，国外的危机，难以抵御的诱惑——诸因素的综合作用使扩张政策仍在可运作范围之中，直至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公元前27年至公元14年）才有效地控制了帝国的规模。随后的领土扩张对帝国来说基本上已无足轻重。古罗马城市模型

    不管罗马发展得如何繁荣，其和平盛景却总不能持久。早从公元二世纪起，国外蛮族入侵和国内瘟疫肆虐就开始削弱帝国的实力。到三世纪，外患加剧，瘟疫迭发，更使内战频仍、经济衰退的帝国几近崩溃。三世纪末至四世纪初，戴克里先（Diocletian）和君士坦丁（Constantine，又译康斯坦丁）曾一度恢复过帝国的秩序。但到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已永久分裂为东、西两半。西部帝国随着各行省不断陷落而急速衰败。最后的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宣告终结。

    奥尔梅克

    墨西哥最古老的奥尔梅克（Olmec）文明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末发祥于韦拉克鲁斯（Veracruz）沿海气候潮湿的沼泽区。奥尔梅克艺术曾传播于古中美洲（Mesoamerica）大部分地区，并影响到后来的许多文明社会。奥尔梅克文明崩溃于丛林之前曾经历过若干后续政体的短期兴衰，但后一阶段的记录非常稀少，文明的最后消逝大约发生在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的某段时间。

    奥尔梅克以其政治中心的考古遗址而闻名于世。遗址中年代最久的大约?圣洛伦索高地（SanLorenzoTenochtitlan，约公元前1150年～公元前900年）。在一个显然是人为建造的高坡上，仍残留着规模很大、排列有序的土墩群。还有一组长而低矮的土堆侧面排列，并有大型金字塔矗立于两端或一端。人们还修建过一个石筑沟渠，火山灰黏土堤一侧有若干水池。奇异的黑曜石是从中美洲高地进口的，当地也有加工黑曜石、褐火石和蛇纹岩的工艺作坊。重达20多吨的玄武岩制成的纪念碑从50公里以外的大山里运来，然后被垂直竖立，达50米之高。

    拉文塔（LaVenta）遗址（约公元前800年～公元前400年）可能属于圣洛伦索的后代政权。它同样拥有土墩、祭坛和一个金字塔。总量达若干吨的玄武岩石柱堆积在庭院，似乎从来没有完工过。人们用蛇纹岩镶嵌而成的一个美洲虎巨型面兽，后来也被淹没于泥土中。拉文塔灭亡后，政权可能转移给了特雷斯-萨波特斯(TresZapotes)，但我们对后者的遗址所知甚少。

    拉文塔的某些遗址，包括圣洛伦索遗址，都有证据显示文明崩溃时可能遭受到某种暴行。好像有人不惜代价，有预谋、有计划地将众多纪念碑一并损毁，然后将其掩埋。

    玛雅低地古典文明

    佩滕（Peten）南部低地的玛雅文明是已经崩溃的最著名的古代文明之一，它给后人留下了神庙、宫殿等众多遗产，所有的城邦均遗弃在丛林之中。这是一幅震撼人心的图景。热带雨林环境无疑在文明消长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一般人看来，文明是处于自然混乱和人性发展之间的东西。城邦被自然吞噬的图景迫使我们陷入恐怖的遐想。

    玛雅文明（MayaCivilization）的某些复杂特性可追溯至公元前十世纪。到公元前最后几百年，复杂的政治体制和庞大的公共建筑已经在许多地区出现。公元后一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玛雅城邦的规模和势力都很强大。大型公共设施开工，神庙、宫殿兴建装修，艺术和工艺空前繁荣，地貌改观，土?被用于种植。这一发展模式在公元八世纪前半期得到进一步强化。随后出现的情景来势迅猛并令人震惊——玛雅城邦开始一个接一个走向崩溃。大约在公元500年，先前复杂化的政治活动和祭祀活动趋于终结（尽管有残留人口试图继续维持城邦生活）。南方低地的人口相应的大量消失，或因死亡率增高，或因从新废弃的中心向外迁移。

    中美洲高地文明

    史前中美洲高地文明（MesoamericanHighlands）中曾出现若干个强大的城邦，在当地占据突出的地位，随后走向崩溃。它们是墨西哥谷北部的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墨西哥谷西北部的土拉（Tula）和瓦哈卡（Oaxaca）地区的阿尔班山(MonteAlban)。

    特奥蒂瓦坎城的中心建筑——太阳金字塔特奥蒂瓦坎是西半球“新大陆”最大的本土城邦（公元600年世界第六大城邦），据估计在人口高峰期约有125万人。其中央景点“死亡街”（StreetoftheDead）拥有排列整齐、长达2000米的纪念碑建筑。这里有75座祭祀神庙，包括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太阳金字塔是前哥伦布时期美洲的最大建筑，塔基两边均长210米，塔高64米，体积约100万立方米。街道南端是拥有双宫的休达德拉﹝Ciudadela﹞。该城有2000多座住宅建筑，几百家曜石、陶器、玉石?玛瑙和贝壳工艺作坊，成百上千精心绘制的壁画和系统化城市下水网络。

    特奥蒂瓦坎对整个古中美洲产生过重要影响。城邦领袖们高效调用劳力，曾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墨西哥谷及以远地区的人口和资源均按经济形式组织起来，成千上万的人被迁移到特奥蒂瓦坎及其城郊地带。墨西哥谷东部和北部85%至90%的人口在600多年的时间内一直居住在城邦附近。贝壳、云母、辰砂等原料都是从几千公里以外的地方运到这里。

    特奥蒂瓦坎统治的后期阶段，艺术品当中明显表现出军事主题。流入城邦的某些货物开始减少。约公元700年，特奥蒂瓦坎突然开始?落。在政治和祭祀方面具有象征意义的城邦中心，以及“死亡街”及两侧的纪念碑建筑，均遭到有计划的、仪式性的焚毁。50年内城邦人口降到了不足其高峰期的四分之一。剩余的人口将门廊通道封闭，将大的房间分隔成小间。一个动荡的政治分裂期随后而至。
在南部瓦哈卡地区，大约与特奥蒂瓦坎同时存在的是阿尔班山文明中心。阿尔班山坐落于山巅，山的大部分斜坡被平整后用作纪念碑建筑和部落社区建设。这里的大约24万人创建了金字塔、神庙、球场、石柱和壁画等文明建筑。他们建造了防御墙，城内尚有曜石、贝壳及其他日用品工艺生产。阿尔班山的主要繁荣期在公元200年至公元600年之间。公元七世纪某个时间起，阿尔班山作为墨西哥谷政治中心的地位开始崩溃，一系列自治小城邦随后形成。在几代人时间内，阿尔班山的人口与其高峰期相比只剩下18%，而且更多的防御墙被修建起来。

    古中美洲传说和历史中曾有过半神话般的托尔特克人（Toltecs），土拉一般被认为是这些人创建的文明中心。土拉城邦曾有35万人，有金字塔、球场和宫殿建筑，其影响和规模于公元950年至1150或阿尔班山的祭祀中心的球场显示出球类竞技在该文化中的重要地

    1200年达到顶峰。土拉的工艺师包括曜石匠、玉石匠、金属匠、木雕匠、羽饰工、抄写员、陶艺工、纺纱工和织布工。原材料和成品一般都通过长途运输进口。土拉是一个主要注重军事活动的城邦。像前期的特奥蒂瓦坎一样，土拉曾吸引了墨西哥盆地的大部分人口。土拉的崩溃出现于公元1150至1200年，可能还伴随着祭祀中心被大火烧毁。

    大卡萨斯

    在墨西哥北部远离古中美洲、但距离今日美国和墨西哥边界以南几公里的地方，曾出现过一个兼有中美?和美国西南文明集权特色的重要中心。

    约公元1060年起，地域特征独特的大卡萨斯（CasasGrandes）中心启动了大规模的建设项目。各种类型的重建工程也全面展开，直到十三世纪前半叶，该地区的开发建设接近其顶点。此时，大卡萨斯建成了庞大的、多层的公寓楼，周围环绕着包括几何形土丘、肖像土墩、球场、广场、购物场和其他大厦在内的仪式性建筑。城邦供水系统包括一个水库和地下石砌水渠，也许还有废水处理工程。这些工程明显是在一种人力与建材多层次管理的经济体制下完成的。

    大卡萨斯城周围环绕着几千个卫星村落。城邦的生存依赖于一个农田水利系统和一个复杂的贸易网络。该地蕴藏着几百万个海生贝壳，代表着60多个物种，另外还有蛇纹石、绿宝石、盐、亚硒酸盐、铜矿开采业和人工精致陶器。（最后一项文明启发了当代仿陶业的复兴，促进了美国西南部地区的旅游业发展。）大卡萨斯的职业技师主要集中于贝壳、铜器以及其他材料加工业。

    公元1340年的某个时段，大卡萨斯的政治霸权时代趋于终结。城邦因年久失修而逐渐荒废。货物仍在大量地生产，但民用设施建设和公共设施维护已基本停止。共用场地和仪式场所被改造成居民生活区，死者被葬在城邦运河和广场下水道附近。楼墙坍塌后，人们就用砖土修建坡道，以通往高处尚能住人的房间。大卡萨斯最终被大火烧毁，当时曾有横尸街头的情况，仪式祭坛也完全被损毁。

    查科文明

    圣胡安盆地（SanJuanBasin）是一片干旱贫瘠的丘陵高地，坐落在今美国新墨西哥州的西北部。穿越这片荒凉的地域，我们能找到曾经繁盛一时的城镇和乡村的遗址——如今已被完全废弃，填满了流沙。查科（Chacoan）城镇不如玛雅城邦那样知名，但其遗址展示出同样令人震撼的图景。查科不是像城邦那样被丛林吞没，而是作为弃城被流沙淹埋，光顾这里的只有沙漠上的动物或偶然出现?纳瓦霍（Navajo）牧人。查科人显然曾经是高原的主人，但不知为什么，他们的优势（令人痛心地）最后输给了荒原沙漠。

    查科人在圣胡安盆地修建了一系列石壁小镇，称印第安人镇或“普韦布洛”（pueblos），许多城镇之间都有道路连接，而道路甚至可以横穿沙漠、攀越高地、跨过溪谷。异域的货物从远至墨西哥北部和太平洋的地区进口。小镇屋顶所用的木材来自50公里以外，跨越沙漠一直被运送到盆地中心的查科峡谷（ChacoCanyon）。早在公元500位于查科峡谷的普韦布洛村镇博尼图遗址，该遗址最兴盛的时候曾有650个房间和大约1200个居民

    年这一地区就已经非常繁荣，但到公元1050年后不知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城镇建设停止；先是有一些、后来有很多城镇遭到废弃。商业贸易网消失，城镇成为人们搜捡建筑用材的场所。公元1300年，这里最后的居民不是迁居他处，就是过上了简单的游牧生活。

    史前西南部遭此经历的还不只查科一族。明布勒斯人（Mimbres）、乔纳达人（Jornada）和其他不少种族都有其自身城镇崩溃、聚落废弃的经历。

    霍霍坎文明

    霍霍坎（Hohokam）人是美国亚利桑那州南部沙漠的古代居民，公元15世纪崩溃前曾创造出以运河灌溉、公共建筑和精美工艺为?点的复杂的文化体系。
霍霍坎运河系统引自盐河（SaltRiver）与吉拉河（GilaRiver），其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环绕如今菲尼克斯市的现代运河就采用了这种古代模式。运河孕育的人们兴建了美索不达米亚式的象征着政体统一的建筑，如球场和平台土墩。大约在公元1300年以后，霍霍坎又兴建了一种新式建筑，以平地而起、多楼层、使用灌注砖坯建造的“巨屋”（GreatHouses）为代表。大卡萨斯的“巨屋”坐落在占地26公顷的围墙建筑群（包括许多住宅楼）之内。而仅“死亡”（LosMuertos）遗址就绵延达若干平方公里。

    当代亚利桑那州南部的皮马市（Pima）似乎与霍霍坎文明一脉相承，但欧洲人的到来改变了曾具有其先辈特色的政治集权。

    东部林地文化

    史前北美洲东部林地（EasternWoodlands）至少发?过两起社会政治崩溃的案例：霍普韦尔（Hopewell）文明和密西西比文明。

    霍普韦尔文明存在于公元前一世纪或二世纪至公元后头四个世纪美国中西部的大湖、大河地区。霍普韦尔的突出特色在于：大型土方建设涉及劳力的调用和协调；丧葬仪式系统的复杂性；精美异常的工艺品形式；来自今美国东部三分之二地区的异域原材料及货物进口。考古学分析发现，霍普韦尔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复杂化、阶层化社会的特点，即经济体制的各方面都由世袭贵族控制。然而到约公元400年，繁荣的、地方化的霍普韦尔社会纷纷开始崩溃。随后出现的“后林地”阶段（约公元400年至900年）则以贸易活动、葬仪礼节、公共建筑、社会复杂化等各方面的程度缩减为特点。

    这一间断期随着密西西比文明的出现而结束——密西西比文明在贸易活动、葬仪礼节、公共建筑、政治集权等方面远远超越了霍普韦尔的文明层次。最复杂、最知名的密西西比文明政体以卡霍基亚（Kahokia）为中心。卡霍基亚位于今圣路易斯市东部的河流交汇处，是古中美洲以北最大的文化考古区。卡霍基亚大约有120座土墩，分布于8平方公里的区域，周边的聚落群人口总数可能达到过4万人。它的僧侣墩（Monk'sMound）——一个占地6公顷、体积为6万立方?、高度达30米的土立方工程，是美国的第三大金字塔，也是史前人类所能建造的最宏大工程之一。卡霍基亚中心附近修建了木桩栅栏，僧侣墩也在栅栏之中。此外还有若干个圆形的天文气象观测台，被有些人视为英格兰史前巨大石柱的木制版（同样被误标为“巨木柱”）。

    卡霍基亚是按照某种设计好的模式建造的，它是一个多阶层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一切资源都集中控制。出土文物证实，当时贵族成员中至少有一人的陪葬品包括臣仆和进口奢侈品。

    公元1250年后，卡霍基亚开始衰落。有些地区的公共设施改为私用，文明中心逐渐丧失其统治地?。欧洲人涉足之前，美国东南部尚有其他类似于密西西比文明的社区存在，但当时的中西部，没有任何一个原住民社会可以在复杂化程度上与卡霍基亚媲美。

    瓦里帝国和蒂亚瓦纳科帝国

    公元前200年至公元600年或700年这段时间，历史目睹了秘鲁灌溉系统和农业梯田的发展，也见证了这一地区的人口增长。人们建造了真正的城市，即各地区国家的首都。他们共享祖传的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但因艺术风格迥然不同、政府各自独立和相互间为土地与食物争斗而分割成不同的国家。竞争的结果便是两大帝国的出现：北方的瓦里（Huari）帝国和南方的蒂?瓦纳科（Tiahuanaco）帝国。

    在其发展的高峰期，瓦里帝国曾统治安第斯山脉中部地段的整个地区以及附近的沿海低地。帝国的首都是高地城市瓦里。源于瓦里陶艺风格（本身曾受蒂亚瓦纳科陶器影响）的陶器没过多长时间便出现在其他各大城市。早期瓦里陶器（同后来印加陶器一样）一般被置于政治、宗教场所：仪式中心、各大城市和其他高贵景点。这些陶器在大批量生产时便开始使用铸模工艺，它们的普及使其他地方风格的陶器变得不再重要。

    瓦里帝国在其统治区推行经济、社会和文化变革，给地域文化带来了严重冲击。每个山谷间都建有主?都市中心，具有瓦里建筑风格的楼群（行政楼、储藏室或军营）也在多处兴建。山间的城市随瓦里帝国的兴衰而起落。整个安第斯山中部的货物流通和信息交换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不少学者曾指出，社会的都市化和军事化、国家对食品分配的控制、安第斯山脉的公路系统以及盖楚瓦语（Quechua）的传播，通通都起源于瓦里帝国。

    直到最近，蒂亚瓦纳科是不是与瓦里同时存在（或在编年史上重叠）的帝国这一问题才变得比较清楚。以前仅有的一项深入研究专注于的的喀喀湖盆地（LakeTiticacaBasin）的蒂亚瓦纳科城本身，有关其帝国资格的争论都是?将它与瓦里相比较的情况下进行的。然而近期的研究发现，蒂亚瓦纳科统治者曾经将大面积的穷乡僻壤改造成人造农田，这些改造涉及大规模全民开垦项目和建设项目，而这样的项目是需要协调和组织大批劳力才能完成的。在整个的的喀喀湖盆地，可耕田附近都有国家行政建筑，其聚落模式表明盆地地区曾存在过统一政权，因而的确有帝国存在。蒂亚瓦纳科本身可能曾有2万到4万人口。

    以上两个帝国于公元1000年或1100年发生重大崩溃。瓦里城陷落后，各省区的文明中心均遭遗弃。随后曾有过地方文化传统的复兴，乡镇级别的政治组织也曾再度出现。南方?地的蒂亚瓦纳科帝国诸城同样遭到遗弃，人口四散于盆地乡间。北部沿海地区的人口也急剧下降。瓦里帝国崩溃后，这里开始进入小国分立和小国相互竞争时期。
克钦族

    缅甸高地的克钦（Kachin）族是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经典部族。他们组合成三种特色鲜明的社会形式：贡老制（gumlao，意为“平等”）、贡萨制（gumsa，意为“等级”）和掸制（shan，意为“封建”）。社会政治的复杂性与等级的权威性随社会形式的变化（按以上顺序）不断增强。

    值得注意的是，克钦族的社会形态并非一成不变。地方团体可能在贡老制和掸制之间钟摆式来回变动，贡萨制就是两极之间妥协性的社会组织。有些贡萨人加入了掸制，有些则反过来投靠贡老。而世袭团体间无法获得平等，贡萨社会便从贡老社会脱生出来。与本书主题最为相关的一点是：阶层化的贡萨制无法维持其固定社会形态。贡萨成员对社会制度表示不满，社会形态开始崩溃为平等组织，阶层化和与之相关的复?化也逐渐消失。

    伊克族

    伊克（IK）族是乌干达北部生活在绝对贫困和灾难条件下的一个民族。伊克族是一个基本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的民族，只是到近代才从事一些作物种植。按本书第二章将要探讨的标准，伊克不属于复杂社会。然而它却是一个病态而令人着迷的崩溃例证（即原有的低层次社会复杂性基本消失）。

    由于气候干燥和传统迁移周期导致的国土边界问题，伊克人一直生活在一个缺食缺水的社会，任何人际互惠和社会共享都没有可能。因此，伊克人没有展示出任何可以称作社会组织的东西。他们相当分散，以至于大多数活动，包括?生，都是以个体方式进行的。每个伊克人都是独自花几天或几周时间寻找饮食。与他人分享的情况几乎未曾有过。兄弟姐妹或其他亲戚可以比邻而居，但即使一个即将饿死而另一个食物充足，后者也不会给前者一丁点帮助。作为社会单位的家庭没有任何社会作用，即便是夫妻之间（除少数特例外）也不会彼此合作。他们结婚或同居的根本动机是因为另一个人没有住处。夫妻双方各自寻找饮食，找到后也并不分享。的确，他们寻找食物的活动绝对独立，夫妻二人若同时回到住处都纯属偶然。

    每对同居男女的住所都有栅栏将他们与他人隔开。若干个住所可以组?一个村，但村的概念基本没有意义。村落没有任何职能和组织，甚至连一个集中开会的地方都没有。

    小孩子基本上得不到母亲的照顾，三岁后就被扔出去自谋生路。扔出去就是彻底分别——三岁了，他们应该自寻吃住，而活下来的孩子最终还真是自己照顾自己。孩子们会找与自己年纪相仿的人傍在一起，因为大人们只要有可能就会偷吃他们的东西。不过同一年龄组当中的孩子们并不分享食物。一群群的孩子到农田采食，可以吓跑飞鸟和狒狒。这通常成为人们生孩子的一个理由。

    伊克人如何落得如此地步几乎无人所知，但他们的早期社会形式仍留下?些痕迹。他们曾拥有族姓，尽管如今已没有任何家族结构的意义。他们住在村里，但这里的村没有任何行政组织的内涵。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族系和族长权威结构都被逐渐弱化。伊克人干脆放弃了先前曾经实现的社会组织层次，因为这样的组织层次在他们眼前的处境中没有任何益处，显得很不适应。

    说明

    其他应该列入以上简介的崩溃案例都属于现代帝国，如西班牙、法兰西和大英帝国。但这些帝国的衰落明显代表着全球范围内多国集权组织层次的大势已去。上述大多案例之间都存在差异，但最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帝国的消失并不意味着相应的该国?权的崩溃。古巴比伦王国可作为这方面的例子——短命的帝国走向没落并未导致巴比伦本身的终结。

    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在承受崩溃危机方面存在着质的差别（尽管并非出于人们通常想象的原因）。这一点将于本书的结束章节再作探讨。

    崩溃之后

    通俗作家和电影制片人已经描绘出工业社会崩溃后人类生活的图景。这些图景虽有细微差别，但无非是霍布斯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1588—1679），英国政治哲学家，代表作《利维坦》（Leviathan，1651）。——译注。式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伊克式的生存状态延伸至全球。全世界都在弱肉强食，都在为食品和燃料厮杀。无论谁胜谁存，都无法恢复宇宙秩序。一群可怜的、遍体鳞伤的幸存者缺衣少食，在宏伟建筑的遗址上搜寻有用的废弃物品。街道上遍布杂草，人除了生存别无他求。任何一个读过当代灾难文字或观看过灾难演绎的人都不难辨认出以上的情景。它已经深刻影响了当代人对崩溃状况的理解。

    以上情景明显有些夸张，但它的许多元素都能在过去的崩溃中找到印证。请看卡森（Casson）对罗马帝国撤出不列颠时的描述：

    从公元100年到400年，除北部以外的整个不列颠都是舒适祥和的乡间地带，像今天一样……但到公元500年，这一切全部消失，不列颠回复到一种（也许是）前所未有的状态。人们看不到一丝安全的痕迹，找不到一座成形的房子。破落的小镇、所有的住房、大多数的罗马城邦，都遭到焚毁、遗弃和抢劫，剩下的只是一座座鬼城。
卡森不是在这里抒发诗情，因为他曾目睹了1918年土耳其政局解体时伊斯坦布尔城的秩序崩溃：

    ……盟军……找到了一座死城。土耳其政府已经不能发挥效力。这里供电系统失常，城内时明时暗。电车不走了，废弃的车厢胡乱地停在车轨上。没有铁路设施，没有道路清扫，警察大多成了强盗，靠敲诈市民为生。人的尸体横在街角、弃于路边；死马到处都是，没人清理。排水系统没了，饮用水很不安全。所有这些都只是市政当局停止运作并弃城而逃三周后的结果。

    根据前几页的介绍，并综合科林-伦弗鲁（ColinRenfrew）1979年论著所作的精彩总结，我们可以将复杂社会崩溃之后的特点概括如下。

    首要的特点就是最高权威和中央集权的崩溃。崩溃之前，地方反叛和省区脱离都是中央势力虚弱的信号。政府的财政收入会减少，外来干涉增多并频频得手。低财政收入会影响军队的效力，上层极力调动资源应对挑战更会导致民众越来越多的不满。

    接下来伴随着国家的解体中央指挥失灵。前政权威力和地位基本丧失，通常状态下是权力或被剥夺，或被废黜。在此情况下，原来统一的领土中会有若干个小规模国家出现，原首都城市可能就是小国之一。新生小国要竞争统治权，所以列国征战随之而起。

    百姓头上的法律保护伞不复存在，无法可依的状况会持续一段时间（如埃及“第一中间时期”），但秩序终究还会恢复。纪念碑式的建筑和民间艺术可能灭绝，文化会完全消失，或急剧衰落，然后是黑暗时代的降临。

    都市或政治中心所剩人口将会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重新利用残存建筑。新建设项目几乎没有，就算有也是极力去修补现存建筑。大房间被分隔成小房间，再修个好看的门面；公用空间变为私有。尽管有人试图维持简约化的祭祀礼仪，但对先期的神殿却任其颓朽。有时楼舍的底层房间坍塌，人们就会住到上层。纪念性建筑经常遭到损毁，因为它是人们最容易获取的建筑材料。当一座楼快要倒塌的时候，人们就干脆搬到另一座楼。

    神殿和公共贮藏设施可能遭到废弃，随之消失的就是货物和食品的统一再分配和市场交换。长途贸易和地方贸易可能明显减少，工艺特长逐渐削弱或彻底失传。人的物质需求逐渐以当地自足为基础，地区间交流的减少使原本广为传播的工艺（如制陶）更具地方风格。便携技术和固定技术（如水利工程系统）都回归到简单形式，以便在没有官方（已不存在）协助的情况下由当地开发和管理。

    人口的规模和密度明显缩减，这或许是导致崩溃的原因，又或许是崩溃造成的后果。人口大幅衰落不仅发生在都市，而且发生在农村。许多聚落群在同一时期尽遭废弃。人口和聚落的衰落程度甚至回复到几世纪或几千年以前。

    一些走向崩溃的简单社会（如伊克）当然不具有这些复杂特性。对这些社会来说，崩溃仅意味着失去群体或部落社会结构的共同因素——世系和族系、互惠和血亲职责、乡村政治结构、尊崇和权威的关系以及对非社会行为的限制。崩溃确实使这些社会的人们处在了“适者生存”的境地，尽管——如特恩布尔（Turnbull）1974年所说——这只是对他们绝望处境的一种逻辑性调整。

    如此看来，复杂社会的崩溃，就好像是人们头上起支撑作用的拱梁突然垮掉或完全消失。平民百姓再不能依赖外在的防卫、内在的秩序，再没有公共设施的维护或食品物品的分发。社会组织降低到经济上可维持的最低层次，原本和平统一的社会出现了多种相互竞争的政体。所剩人口必须在当地自给自足，生活水准降低到几辈人不曾见过的程度。从前曾有经济和政治伙伴关系的团体如今成为路人，甚至是危险的对手。世界从任何角度看都在萎缩，地平线上显示的只有未知。

    依照这种模式，当今许多人对崩溃抱有恐惧便毫不奇怪了。甚至那些指责工业社会过度发展的人，也视灾难为工业社会的必然结局。不过，崩溃是否是宇宙性的灾难还是个不确定的问题。这一点将在结束章节再次提及。
这奇妙的高墙砖石，被命运摧毁；

    城市破败，巨人的建筑坍塌崩溃。

    屋顶塌陷，塔楼倾覆，

    城门碎裂：灰泥成霜。

    天蓬绽层，撕拆欲坠，

    被年轮慢慢吞噬……

    曾经如此华丽，城邦的楼宇，多处的山墙，

    众多的大厅浴堂；快乐的喧嚣

    充满楼厅，欢声鼎沸——

    直到强大的命运，最终结束这一切……

    《废墟》《废墟》（TheRuin）是《艾克斯特书卷》（ExeterBook）中的一首著名的古英语诗。因诗文残缺，语言古老，现代英语的译文也多有争议。这里的中文翻译参考了其他现代英语译本。——译注。，《艾克斯特书卷》（一个公元八世纪的撒克逊诗人如此描述不列颠罗马废墟。）

    引言

    研究复杂社会为什么会走向崩溃，首先要对事件的主体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换言之，即什么是复杂社会？复杂社会的决定性特征是什么？复杂社会与其所由发展而来并通常复归而去的简单社会有什么区别？复杂社会究竟是文明进化过程中的一种独立状态或某一“阶段”，还是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中存在着的一种延续性？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复杂社会能够得到发展。如前所述，这是社会科学领域中人们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尽管人们对复杂社会的进化过程已有很多的了解，但在以下诸多问题的看法上仍未达成整体共识：为什么会出现复杂化？为什么会出现社会阶层？为什么早期人类史上小型的、独立的团体会让位于最近一千年来大型的、相互依赖的社会？这无疑是一个引人入胜的领域，也容易使人从目前的研究课题中分散兴趣。我们要注意抵御这种诱惑，但又不能完全回避，因为脱离了复杂社会如何生存运作的背景，就无法真正理解崩溃现象；我们也不能将崩溃问题同复杂社会的形成问题分割而论。（如任何科学研究一样，一个疑问导致另一个疑问，一个问题似乎与所有问题相关，简明地界定探索范围反倒成为最难的事。）为了说明崩溃问题，这里有必要就复杂社会发展的不同见解作一个简单介绍，并对这些见解相对于本课题的意义和关系作出评价。遗憾的是，有关什么是（如果存在的话）复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的热烈而有趣的争论只在一定程度上与本课题相关，这里只相应的作部分的介绍。

    本章将讨论三个问题：一、复杂化的本质；二、复杂化究竟是一种延续状态，还是一些独立的阶段；三、介绍有关复杂社会产生的一些主要观点。与此相关的论述会作出必要的取舍，而将注意力集中在与理解崩溃直接相关的复杂社会的进化研究方面。

    复杂化

    复杂化的本质

    复杂化一般是指一个社会的规模、其组成部分的数量和特点、其整合的特殊社会功能的多样性、其拥有的独特社会人格的数量及其多样性以及社会功能整体凝聚机制的多样性。这些方面任何尺度的增加都标志着社会复杂化的增强。原始狩猎社会（作为与复杂化相反的一个例子）只包含几十种独特的社会人格，现代欧洲人口普查确认出一万到两万种独特的职业角色，而工业社会可能包含100多万种类别不同的社会人格。

    “不平等”和“异质性”是理解复杂化本质的两个重要概念。不平等可以看做社会纵向的差别，表现为等级或获取原料和社会资源的差异。异质性则是一个比较微妙的概念，它指社会组织结构上的多样性，也指人口在这些组织结构中的分布。人口在社会职责和角色?平均分布称作等质分布，与此相反则带来不断增长的异质性和复杂化。一个社会异质性愈大就愈复杂。不平等和异质性相互关联，但它们对不同的进程分别作出反应，在社会政治演进中并非始终呈正相关关系。例如，早期文明社会表现出较高程度的不平等和较低程度的异质性。随着时间的发展，社会的不平等程度降低而等级增多、异质性增大。约翰逊（Johnson）将这一进程同社会需要处理的信息量增加相联系，认为信息量越大、信息种类越多，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就越强。

    复杂化社会接近于西蒙（Simon）所说的“近乎可分解体系”（nearlydecomposablesystems）。也就是说，这些复杂社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建筑在某些社会组织的基础之上，这些社会组织本身具有潜在的稳定性和独立性，事实上也一向如此。所以，一个新建的国家可以包括若干个从前独立的村落或族群，或者说一个帝国可以整合从前已然存在的多个国家。只要这些国家、种族或村落保存着潜在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崩溃进程就有可能向着复杂化的方向（分解方向）发展。
  简单社会

    现代复杂社会的公民通常没有意识到我们才是历史的怪物。从人类开始存在的几百万年前到现在，社会中最常见的政治单位是独立行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的小型自治团体。罗伯特-卡内罗（RobertCarneiro）估测人类历史的998%是以地方自治团体为主，只是在最近的6000年中才有特殊现象发生：即具有当代政治体制主要特点的等级制、组织化的独立国家出现。复杂社会一经建立，便趋向于扩张和统治，以至于到今天，它们已经控制了地球上绝大部分土地和人口，还一直为尚未染指的社会而烦恼。这当中就有一个悖论：我们今天只熟悉作为历史怪现状的政治形式，我们视之为正常；而对人类的大部分生存经历，我们却视之为怪异。难怪我们看到崩溃现象会如此恐惧。

    这些构成历史主体的无领袖小团体并非千篇一律，它们之间的差别其实很大。尽管这些社会可以概括为“简单”（与我们的社会对比而言），但它们在规模、复杂性、阶层、经济差异等方面都表现出各自的不同。我们的许多文化进化理论正是建立在这种差异基础上的。

    当然，简单社会相对较小，人数从十几人到几千人，由相应狭小地域内的各社会政治单位组合在一起。此类社会的组成一般以血缘为基础、以家庭为纽带、以个人为中心。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彼此熟知，每个人都可以确认他人在亲缘关系网中的地位高低和关系远近。

    简单社会的领导权威接近于零，只依赖个人人格和魅力，而且只用于特殊目的。社会中不建立等级管理制度，只是在特定场合下对活动范围作出规定，而且执行时主要靠劝导。萨林斯（Sahlins）的研究捕捉到这类社会中小酋长的职责性质。酋长其实就是个发言人、主持人，此外没有多少影响，没多少责任，也没有特权和威力。萨林斯说，这样的头领说话，“别人是否听都随便”。

    社会平等主要表现在个体可以直接获取生活资源，可以灵活机动地选择脱离某种不适应的社会环境，以及提倡相互共享、防止经济积累的社会规范。领导（如果有的话）不能滥用权力、聚敛财富和享受过多的特权。若在?济资源控制上存在分歧，人们都必须慷慨大度。

    个人的政治野心或受到限制，或被引导用于公众利益。人们通向较高社会地位的途径是获取剩余生存资源，然后进行资源分配，在集团中建立威望，赢得追随者，最后形成小帮派。假如有若干个有政治野心的人物同时寻求这一途径，就会不断地出现对职位的竞争和图谋。其结果便是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在这样的政治局势下，领导权瞬息变幻，一个领袖人物的死亡会导致派系的衰亡和大规模政治重组。

    美拉尼西亚（Melanesians）原住民通常将这样的野心人物称作“大政客”（BigMan）——一个已经?人类学领域流通的称呼（比如萨林斯的使用）。“大政客”极力培植自己的追随者，但从未能获得最后成功。他的影响仅限于党派之内，扩大自身影响就意味着必须扩大追随者群体。与此同时，现有追随者的忠诚度又要靠持续不断的慷慨行动来维持。这就出现一种困境：资源若被用于扩大党派，就无法再用于讨好现有的追随者。“大政客”企图扩大他的势力范围，但同时也可能会失去实现这一企图的最初跳板。因此“大政客”体系在规模、程度和持久性上都存在天然的、结构上的局限。

    其他的简单社会组建于政治差异性的较高层面。这里确实存在级别不同?固定职位，权威属于官职而不属于个人，身在其职才有行使命令的权力。酋长职位是（或大体是）家族世袭的。这种类型的社会一般规模较大、人口密集度较高并与其复杂化程度相适应，社会不平等现象也十分普遍。

    在这些集权性酋长社会中，政治组织的范畴通常会超出社区团体层次，人们的经济、政治和仪式生活也相应的超越了纯地方观念。在玻利尼西亚这个典型的酋长制社会（Polynesia）中，所有的多岛群岛通常被整合为一个单一政体。它有一个政经体制，其中的等级传达着社会调配人力资源和剩余经济资源的权威。若有大规模公共设施建设（如农用设施、纪念性建筑），也可以有效地调拨劳力。经济专门化、物资交换和协调控制也是这类社会的主要特点。

    在这些较为复杂的社会形态中，政治特权仍维系于亲缘关系，但政体更倾向于稳定和持久，而非因不同的个人因素而频繁多变。随着社会复杂性的增强，人口的增多，个体职能的划分必然越来越社会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受客观社会结构的制约，而较少受血亲关系的影响。这方面最集中的表现，就是酋长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官职，不再受任何个体任职者的寿命限制。

    酋长社会的首领权威并非毫无限制。统治者的行为受亲缘关系的制约，并非是垄断专权，只是具有某种程度的边缘优势而已。统治者要得到民众的拥戴，就必须积极考虑支持者提出的要求。于是慷慨大方就成为政治经济的根本要素——财富资源慷慨分配，才能确保支持者尽忠职守。
  首领（如那些“大政客”）的野心由此受到组织结构上的限制。用于统治者自身的资源过多，分配到基层的资源就过少，民众就会反抗。酋长大体上要面临集权和分权的多次循环（像“大政客”体系一样），只是这种循环出现在较高层面的切割点上。

    酋长制社会和更加复杂的国家体制有很多相同的特点，但它们仍被多数人类学家视作简单社会或“原始”社会的一员。酋长制受到亲缘关系的制约，缺乏真正的强权威力。这些局限直到人们今天所谓的“国家”这一社会组织出现时才最终得到克服。

    人类学家在定义国家（state）概念时遇到过很多困难。国家明显区别于那些最单纯的、群龙无首的社会形态，但确定或列举其中的区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面临困境，许多人类学家仍坚持认为，国家是一?存在着质的差别的社会，从部落社会向国家社会的过渡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分水岭”（瑟维斯〈Service〉语）。

    上述强调社会形态之间存在质的差异的观点使一些学者将简单社会进一步划分成若干独立的类型或不同的复杂化层次。无论将社会政治发展看做跨越复杂化进程的延续现象，还是将它看做各自独立的阶段或层次——无论哪一种观点更有益于问题的探讨，都牵涉到如何理解崩溃现象的问题。这一点将在本章稍后论述。

    国家

    首先，国家是按地域组建的。这就是说，国民身份至少部分取决于其出生和居住的地域，而不是取决于任何真实的或编造的亲缘关系。这方面最好的例证，如亨利-萨姆纳-梅因爵士（SirHenrySumnerMaine）所说，就是梅罗文加王朝的“法兰克国王”（Merovingiantitle‘KingoftheFranks’）向卡佩王朝的“法兰西国王”（Capetian‘KingofFrance’）的转变。国家的地域基础不仅反映着而且影响着国家的性质。

    国家与相对复杂的部落社会（如酋长社会）有若干方面的不同。国家统治者垄断国家主权，支配国内所有的权力。统治阶层趋于政治专业化，基本摆脱了亲缘关系的束缚。统治阶层负责确定政府的人员组成，而政府又是拥有?对权威的专门决策机构——有权征兵征员、课税收税、立法执法。政府是按合法程序建立的，也就是说，必须首先有一种普遍认同的社会意识形态，然后（一定程度上）将其运用于确保政府之社会政治组织的合法性。还有，国家一般比部落社会规模更大、人口更多，因此社会分工、社会阶层和社会专门化都成为必要和可能。

    国家首先关心的是维护其领土完整。这是国家的首要特征之一。国家是人类社会通常不会在短期内经历重组和消亡循环的唯一社会形式。

    国家内部仍存在差异，本章开头已明确论述。职业专门化是国家的一个突出特点，而且通常?映出人们的居住模式。埃米尔-德克希姆（EmileDurkheim）在其1947年出版的经典论著中指出，原始社会到复杂社会的进化，见证了从以“机械整合”为基础的团体（即同质；社会成员间缺乏经济文化差异）到以“有机整合”为基础的团体（异质；经济文化差异需要交流和更多凝聚力）的转化。有机整合的程度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增加，国家是这一进程的高级表现形式。

    国家通常幅员辽阔，其异质性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表现在文化伦理领域。而经济和文化的异质性似乎又与（确定国家特性的）集权性、行政性存在功能上的联系。

    尽管国家拥有制度化的权力机构、基础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的垄断权，其统治者与酋长和“大政客”至少在一个方面是共通的：即需要建立并不断强化其合法性。无论是复杂社会还是简单社会，领袖活动和社会资源必须物尽其职。阶层化和复杂化（如前所述）毕竟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罕见现象，一经出现就需要不断强化。任何一个国家的领袖人物都要强调其地位和政策的合法性，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都会为其自身利益制定明确的法律法规。

    合法性使平民百姓和社会中坚相信执政者是合法的、正当的，相信政局的存在是顺应潮流的。这一原则适用于个体统治者，适用?各种决策、各种方针、各个党派和所有形式的政府。民众的支持是任何政治体系生存的前提。失去民众支持不一定导致政权的倒台，因为某种程度的专制可以替代政府承诺而让民众屈服。但专制的代价太高，效果未必就好，而且从未彻底或永久地解决问题。尽管采取专制，若民众支持率降到某个关键点也会导致政治崩溃，建立道德的合法性才是经济而有效的途径。
复杂社会聚焦于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不一定坐落在地理位置上的中央，但它却是社会框架的象征性基础。这个中心不仅是执法机构和政府部门的所在，而且是社会秩序的源泉、道德权威和社会统一的象征。这个中心还代表着神圣的自然。从这个意义上看，每个复杂社会都会有一种官方宗教。

    政治中心的道德权威和神圣氛围不仅是维系复杂社会的基础，其产生的根源也至关重要。非国家社会的复杂化过程中有一个关键障碍，就是必须去整合许多地方化的自治单元，而每个单元都可能具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世代恩仇和猜疑嫉恨。任何一个单元涌现出的统治者都自然受到他人的猜疑——唯恐他（或她）会偏袒本族本地的利益，尤其是涉及争议问题的决策。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当代的非洲国家。

    超越这种结构局限的一个办法是将复杂化社会初级阶段的领袖权威与超自然力量直接联系起来。领袖人物的头上若罩有公正的神圣光环，他的本族本地的认同感将让位于超越地区利益的神职权威。一个初级阶段的复杂社会很可能公然宣称其神圣背景，以此将社会中本来特色各异的独立团体在意识形态、象征符号和宇宙观等精神领域联合在一起。

    于是，超自然的神奇威力就成为缓解亲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型压力的有效措施。对新生的复杂社会来说，这也许是集权专制失效以后的一种必然结果。在真正的权威巩固之前，神权的合法性一直是社会凝聚力的基础。而一旦政权稳固，宗教的凝聚性就会降低，随后必然会出现世俗势力和宗教权威的激烈冲突。不过也应看到，政治中心的神圣光环从不会消失，甚至对当代非宗教政府来说都是如此。精明的政治家们一直都在利用这一点。借助神威已成为维持政权合法性的关键因素。

    尽管神权的合法性不容置疑，但权威的背后还必须有真正的物质基础。伊斯顿（Easton）指出，政府合法性的丧失主要是由于（他所谓的）“产出失败”。若政权无力满足民众支持者的需求，或不能提前采取行动扭转败局，产出失败就会出现。“产出”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物质的。人们对“产出”的期待是永久的，这使当权者必须一直不停地调集资源，以便一直能得到百姓的拥护。这样看来，获得和保持政权合法性还远不止在意识形态领域做些手脚，它需要实实在在的资源基础和庄严承诺——而且还要民众满意。这是许多复杂社会都必须承担的真正代价。政权合法性是当代复杂社会性质研究中重复出现的问题，而且与理解社会的崩溃直接相关。

    复杂化层次

    研究社会进化的人类学家通常觉得对简单社会进行分类比较容易。将社会形式划分为国家形式和非国家形式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之一，可能也是多数人类学家感觉比较舒适的一种典型分类法。有些学者（下文详述）将国家进一步划分为阶层；有些则将非国家形式划分为复杂社会的不同层面。这些分类法与理解崩溃现象有关，甚至关系到如何定义崩溃进程。比如说，有些人类学家曾提出，复杂化层次（如国家级层次）的降低并非就意味着崩溃的开始，那只是在“阴晴圆缺的范围之内”。

    如此分类的具体细节（有很多，而且各分类层次并不统一）与本课题研究关系不大，但其中隐含的哲理和假设却与本课题相关。典型分类法的基本假设之一，就是社会复杂性的增加是通过从稳定结构的一个层次跳跃到另一个层次而实现的。所以，有人认为我们所说的“酋长制”脱胎于“部落制”，而“部落制”又来源于“帮群制”。另外一种表述是：平等社会被等级社会取代，然后被阶层社会取代，最后（若干情况下）被国家取代。还有一种观点（某种程度上已背离典型分类法）认为，社会复杂性的增加是在一种持续状态下实现的，因而独立、稳定的社会“层面”十分难以确定，事实上这些层面未必存在。
任何一个合格的分类学家都知道，分类过程中同质信息的获得就意味着异质信息的消失。我们要对分类的效率进行权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要看得到的信息（质变的和量变的）是否大于失去的信息，而这种权衡主要取决于分析者的目的和需求。从某些方面看，人类社会发展的典型分类有一定用途，即有助于最初的介绍和比较。如果有一个人类学家说他正在从事某类型（比如说酋长制）社会的研究，多数同行就大体知道这一社会的基本特点是什么。但典型分类法的弱点马上也显现出来。“酋长”社会内部的多种变体会让许多人对类型概念本身感到不适。研究的目的众多，使得这种研究揭示出来的东西还不如它掩盖的多。专注于酋长社会继续分类的研究只可能带来无休止的争论，并导致在概念标签上而不是在稳定与变革的进程上花费太多无谓的精力。

    人们最感兴趣的类别划分是国家与其他任何社会形式之间的差别。这似乎是（如前所述）多数人类学家可以接受的一种划分方式，通常被称作历史“大分期”。国家与部落社会在基本特征上存在许多质的差别，随着国家的出现，人类社会步入一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国家的突出特点（综上所述）是：地域性社会组织；存在于阶层和职业而非亲族关系中的差异；权力垄断；资源和人力调配权；司法权。不过若仔细观察，国家和非国家之间（从上述许多特征看）并非一直存在着发展的间断状态。

    从地域上看，资源和人力的调配在非国家社会的不同层次上也曾出现，这种调配取决于人口密度、近邻对手的压力、社会分层化程度以及存储、集散、公共设施需求等因素。还有，原始社会正规法律的出现也曾是人类学家争论的焦点。卡内罗指出，所谓的国家并非全部真正拥有权利垄断（如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

    各类学者（像前面所提到的）都觉得有必要对早期国家进行典型分类。如韦布（Webb）就用一个叫条件国家（conditionalstate）的术语来描述比较复杂、相对持久、近乎国家但从未获得专权垄断的酋长社会。“条件国家”表面上与国家相似，但从未在一定条件下彻底完成转化过程。（必须注意，这一来自“国家特质”学派的强劲支持者的论断对我们界定的国家特征提出了严肃的质疑。）

    克雷森（Claessen）和斯卡尼克（Skalnik）对早期国家的不同形式作过区分，类型如下：

    1未成型的早期国家。这类国家形式中，血缘、家庭和社区仍在政治体制中占主导地位；全职的专业分工非常有限；实施特殊税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利益互惠和直接交流。

    2典型的早期国家。这种类型的国家当中，亲缘关系与地区性、竞争性相制衡；任命制与世袭制相制衡；主要领导职务不再任人唯亲；分配和互惠主宰着会各层次之间的关系。

    3．转型期的早期国家。最后这一类型中，亲缘关系对政府事务只有边际影响；行政体制以任命的官员为主；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促进了市场经济和对立社会阶层的发展。

    上述划分中有些地方既让人迷惑又让人担心。正像韦布的“条件国家”让我们怀疑专权垄断是否应作为国家的衡量标准一样，“未成型的早期国家”和“典型的早期国家”概念让我们产生很多疑问，即那种附属的亲缘关系是否应作为国家的一种特征。我们已经知道国家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形式，因为（其他因素不说）它基于社会阶层而非亲缘关系。现在我们又看?一些国家的确是以亲缘关系为主，只是在某些国家程度稍逊。这听上去让人觉得国家的出现其实完全不是什么“大分期”。从部落社会到国家社会的转型明显具有历史延续性，甚至在那些只属于国家的特色方面都具有延续性。科恩（Cohen）只有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国家的形成是一个延续的现象——国家和非国家之间没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

    韦布认为在部落社会和国家社会之间确实存在结构断层，并列出下述事实反驳上述观点。他指出，酋长社会和国家社会：
  从日常生活基础看两种社会形式的确有许多共同之处，而且在短期之内，两者在建立公共秩序、解决争议问题、防御外敌入侵、建设碑坛神殿、开发公共设施、管理金融账目、规范奢侈品条例、维持等级差别等方面，都能取得类似的成果……

    韦布认为，酋长社会和国家社会的区别只在于社会的规模和复杂程度。酋长社会步入巅峰之日，便是国家社会诞生之时。

    第一章说过，定义崩溃其实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从全书开始到最后一章我会不断地完善这个定义。以下论述是完善崩溃定义的第二次积累。

    社会的复杂化发展是一个延续性的变量，与之相反的进程也是一样。崩溃是一个复杂化衰落的过程。人们一般认为崩溃是危及国家形态的某种东西，事实上崩溃危机并不限于任何“层次”的社会或任何“层面”的社会复杂性。任何既定层次的复杂社会开始明显、迅速的大幅度衰退的时候，崩溃就会发生。崩溃并不仅仅是帝国的垮台或国家的终结，也不仅限于酋长制社会中心权力解体等若干现象。在较大国家到较小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在复杂酋长社会向简单酋长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在放弃定居村落而选择游牧觅食生活（伴随着复杂性降低）的转型过程中，随时都可能看见崩溃的身影。

    典型分类法在分析社会多样化形式和层次内部的具体变化上还有缺陷，因此只能看到层次与层次之间发生的变故。撇开典型分类法，生动而有趣的重大社会转型的整体系列都开始展现在我们面前。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复杂化酋长制社会的发展，以及它阶段性逆转为小型社会的现象（如玻利尼西亚多岛群岛）。非国家形式的社会崩溃，如查科社会，将是本书第五章讨论的重要例证之一。

    复杂化进程

    导致社会复杂化的所有因素都与理解崩溃现象有关，因为复杂社会体制的出现及衰亡总是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可惜的是，尽管近年来人们在复杂社会研究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复杂社会的起源问题上仍未达成统一意见。埃尔曼-瑟维斯曾触及导致这种现状的一个主要原因。他指出，持续生存的国家在其后续历史中获得了诸多?功能和特性，而其原初功能通常并不十分清晰。这一观点非常重要。国家的行为（在社会科学家开始研究的那一时刻）一般与其产生的原因关系不大。再者，国家的后期进化会面对各种新的因素，包括国内外政治局势。瑟维斯说得不错，这些因素可能给确定早期新生国家的性质带来难度。一些现代研究理论并未对如上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同样，许多研究国家起源的理论也不去涉及国家一经建立之后的持续状态。

    若干学者已将国家起源的不同理论进行过综合整理。其主要思路大致如下（没有特定顺序）：

    1管理型。当社会面临压力或人口开始增多时，全民需求就会增加，于是管理层现身解决所有问题。这类研究包括：（a）威特福格尔卡尔-威特福格尔（KarlWittfogel，1896—1988），即魏特夫，亦名魏复光，德裔美籍汉学家，前德国共产党领袖。主要论著有《毛泽东，中国农民的解放者还是摧残者？》，《东方专制，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译注。认为，调用人力资源兴建灌溉工程的需求和管理水利监控设施的需求，使独裁政府的出现成为必然；（b）赖特和约翰逊（Wright，Johnson）指出，越来越多的信息源使信息处理的需求不断增加，进而导致纵向的异质化和横向的专门化；（c）伊斯贝尔（Isbell）进一步阐述经典（萨林斯的）理论，即社会内部的等级差别要求货物和产品的集散必须实行集权化分层管理；（d）拉思杰（Rathje）提出，对外贸易和关键物品的进口管理会导致复杂化。
  2内部冲突型。这一学派的理论断言，阶级冲突是复杂化背后的首要动力。弗里德（Fried）同稍后将要讨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一道，认为国家的出现是为了保护少数人优先获取资源的特权。蔡尔德（Childe）也持类似观点。

    3外部冲突型。卡内罗主张受限制的环境（对外封闭，出境不可能）压力会导致冲突，而战争胜利成为政权建设和政府君临被征服者的必然途径。韦伯斯特（Webster）的侧重点不同。他提出酋长社会不可能维持有效的统治，战争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带来短期优势。持续的紧张状态有助于政权稳固，但也损害了团体内部的竞争。与此同时，以征服的方式获取传统体制之外的领土，能够为统治者提供物质资源，用以建立新的政权-百姓关系。

    4综合型。若干个相互关联的不同进程造就了复杂化社会和国家组织。如科林-伦弗鲁就谈到农业发展对社会组织的影响，社会因素如何影响工艺品生产，等等。

    上述理论适合于那些朴素的或原始的、在世界各地独立而起的国家。国家是独裁的、扩张的组织，比起非复杂化社会形式具有一种竞争优势。它们倾向于要么扩张势力，要么刺激周边国家朝类似方向发展。竞争国之间复杂化的出现和国与国贸易关系的建立导致“二级国家”（secondarystate）的形成。就目前所知，一级国家（primarystate）形式只有六个，它们是：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约公元前3500至3000年）、中国、印度河谷（约公元?2500年）、墨西哥、秘鲁（约公元0年）。有些专家对上述某些国家的独立化程度提出质疑，但我们可以先不顾及那些。

    尽管有关国家起源的理论繁多，但正如一些学者（如伦斯基〈Lenski〉，科恩、瑟维斯、哈斯〈Hass〉）所确认的，国家起源的学说其实可归纳为两大思想派别：即冲突论和整合论（伦斯基更喜欢冲突和机能主义这两个术语）。两种学派的观点对立不仅仅限于政治演进的学术理论——它们已成为一种社会政治哲学，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范畴。如此说来，这些理论可能如人类社会本身一样古老。瑟维斯就将冲突论追溯到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他的《历史》（IntroductiontoHistory）始作于1377年。哈斯将两个学派的对立追溯到更远的古希腊和古代中国，认为冲突论和整合论在古希腊和孔子时代的中国政治哲学中就已经出现。于是乎就连最基本的国家起源理论都能构成非凡的、连续的历史。这一事实从许多方面看都颇具意义，详见本书第四章。

    欧洲的启蒙运动孕育了国家问题研究的繁盛期，各种思想和著述大量涌现。让-博丹（JeanBodin）、托马斯-霍布斯、大卫-休姆（DavidHume，又译休谟）、亚当-福格森（AdamFerguson）、让-雅?-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这些名字都与人类社会的目的和本质的研究密切相关；有些研究还表现出将两种学派兼收并蓄的情况。近代史上，冲突论的主要贡献者有：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蔡尔德、怀特和弗里德；整合论的贡献者有斯宾塞（Spencer）、萨姆纳（Sumner）、迪尔凯姆（Durkheim）、莫雷（Moret）、戴维（Davy）和瑟维斯。

    从根本上讲，冲突论确信国家产生于社会中个人和子群体的需求和欲望。由此看来，国家是以利益分割、强权扩张、专制政策为基础的，基本上处于权力斗争阶段（伦斯基观点）。更具体地说，国家的政权组织向专制体制发展，为的是解决经济层次化之后出现的社会内部冲突（弗里德和哈斯的观点）。所以国家只是在维护（以剥削民众和降低民众经济状况为主的）统治阶级的特权地位（蔡尔德观点）。

    冲突论在马克思主义学派论著中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述。恩格斯在其1884年的论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财富获得的差别导致世袭贵族、君主政体、农奴制度和掠夺战争的出现。为保障新的财富不受旧的、共产制传统的侵犯，不受由此产生的阶级对立的影响，于是产生了国家。

    据著名冲突论学者克拉德（Krader）的观点，国家是社会划分为两个阶级之后的产物：一个阶级直接参与社会生产；一个阶级则不然。生产的剩余是为了非生产者，并被非生产者占有。国家是为了规范这两个阶级内部和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社会组织。直接生产者与国家形式之间没有切身利益，国家代理机构只为非生产者的利益服务。这种国家，克拉德说，是“由阶级组成而反阶级的”人类社会的正规组织。
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物质的生产和再生产构成社会的基础。社会政治组织的决定因素是生产的技术关系及社会关系（等同于阶级与阶级间的物质占有关系）。人类生活是由其社会特征决定的，而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负责确定环境利用、人口密度等其他因素。由于（也是结果）物质条件始终在文化意识调控之下，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整合论强调人口压力和生存压力的观点。

    整合论（或机能主义者）理论认为，复杂化、阶层化和国家的出现并非出于个人或子群体的野心，而是出于社会需求。这一理论所说的社会需求成分主要有：（a）共享而非分割的社会利益；（b）阶层间的共同优势而非统治和剥削；（c）求同存异而非高压强制；（d）社会是一个整合体系而非权力斗争的不同阶段。国家管理机构的出现是为了集中、协调和引导复杂社会的冲突各方。

    整合论者认为，复杂化和阶层化的出现是由于人类人口受到冲击，也是人类面对冲击的积极反应。复杂化的出现是为了应对整个人口的需求，而不是为了自私自利的少数人。于是复杂化的出现便被认为是为了应对以下需求：（a）有限条件和压力环境下的战争和困境；（b）处理大量的多渠道而来的信息；（c）调用人力投入社会公共设施建设和管理紧缺资源；（d）对特殊化的、不切实际的地方经济进行地区整合；（e）管理紧缺日用品进口；或（f）以上若干需求的综合。在这一派的观点看来，整合有益于社会发展，如果说点滴收益能够有助于上层政权，那整合将是为了实现集权必须付出的成本。

    两大学派各自独立，每一方都有其强项和弱点。我先说冲突派。冲突派对人类社会的阐释容易被人接受，当然更容易为当代社会中处于非经济上层的社会公民所理解。贪婪、压迫、剥削和阶级冲突的确是复杂社会的特点，人们很容易将这些作为社会复杂化的根源和主要本质。这一派的论点不是没有道理，任何社会学理论都必须看重这一事实。但冲突派对复杂社会起源的阐释并不特别充分。艾森施塔特（Eisenstadt）就曾指出，卡洛林帝国和蒙古帝国的没落反映出一个事实，即此类政体的存亡一定是基于某种条件和需求，而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目标。

    冲突论的问题在于它的心理简化法。也就是说，它把国家的起源解释为社会少数特权群体的意愿、企图、需求和希望。这个群体如何坚持它的需求和愿望没有具体说明，但想象得出，这是源自人类共通的政治野心和自我膨胀倾向。这种倾向若从经济比较富足的人群中表达出来，就会导致阶级冲突和专制政府的出现。

    社会现象的心理学阐释难免陷入误区。如果社会模式起源于某些个人的意愿或需求，这些意愿和需求又从何而来？如果这些心理愿望的由来无法解释，社会现象的出现也同样无法解释。如果说这些愿望是普遍现象，那社会的多样变化就无法解释。如果政治野心和自我膨胀是普遍现象，并导致国家产生，为什么人类历史上原初国家的出现未曾超过六次？为什么人类物种在其99%的发展历史上没有国家却可以生存？为什么国家是这样一种近代怪物？为什么在更新世时期（Pleistocene）没有国家？

    冲突论以产品过剩的存在为必要条件来说明国家产生的普遍倾向（如恩格斯、蔡尔德、弗里德曼〈Friedman〉），这里就有矛盾。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物质条件是可以从社会和文化角度调节的。既然如此，社会的过剩就应该随时可以调节。生产过剩未能始终得到调节的事实（萨林斯）显露出冲突论的一个漏洞：作为阶级和国家产生基础的社会没能更好地处理生产过剩问题。坎森（Cancian）观察到生产过剩的倾向在狩猎和采集人群中就曾存在，只是通常被人忽略。这是一个重要观点。如果个人野心和自我膨胀是人类的共性，为什么在抢劫者人群中一般没有出现过剩、贫富差距、阶级对立并进而产生国家？也许野心或者其表达形式并非是一种共性？如果野心不是共性，那么（据以上论述）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起源的阐释就是不完整的，因为它没有解释野心的起源。如果野心是共性，?表达形式受到某种形式的社会的压制，那么社会政治演进的因素要明显大于个人膨胀的因素。心理特征不能全面解释社会体制的产生，因为它本身就受到社会体制的制约。
  本章开始时曾提到，在简单社会的确存在社会分层的倾向。理查德-李（RichardLee）在他讨论南非卡拉哈里沙漠（KalahariDesert）野居掠夺者的?品中对此作过生动的描述。有一年圣诞节，他给一个野居群落的人们买了一头公牛做礼物。但他没有得到赞许，反而受到批评。他们说这牛又老又瘦，还说个没完，一直说到圣诞晚宴的餐桌上。这时候牛都快被吃完了，显然很好吃。但野居的人对待此事的态度表明他们不允许别人自以为是，或不让任何人觉得自己就是老大。他们对待外界强势狩猎群也是类似态度，这样才能强化他们人人平等的社会伦理。

    当平等合作成为生存之必须，囤积和自私简直就不能被容忍。只有那些踏上复杂化发展轨道的社会才允许表达这种倾向。为什么会这样？一定条件下满足个?野心是否可以让整个社会受益，像某些（如野居）社会压制个人野心而减少社会收益一样？虽然回答这个诱人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这个问题确实将我们引向整合论，而且是整合论立论的中心前提。

    在整合论看来，那些承担社会行政职务的人享受差别利益，是他们在重大社会领域中发挥作用后应得的报偿。为了整体利益，阶层化是人们必须付出的一项邪恶成本。为了使复杂化分析建立在真实可信的、物质化需求的基础上（如防御体系、公共设施、资源共享等），整合派有意避免曾困扰马克思主义者的心理分析简化论。在社会政治矩阵中，人类?自我膨胀倾向被视为可控制因素，在有益社会的前提下才能表现出来，其他情况下都要限制。因此个人野心的表达是一个依赖于其他因素的社会变量，而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常量。

    无论这一观点在很多社会理论家（包括他们所捍卫的上层社会）看来如何引人入胜，它明显过于简单化。比如说，社会阶层化的成本和收益明显不像整合论所暗示的那样均衡。社会上层所得的报酬并不一定与他们的社会贡献相符。从整个执政历程来看，上层得到的报偿可能远远高于其政治表现，而不是相反。专制、独裁、欺压百姓的政权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哈?就许多整合论者忽略的问题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为百姓提供物资或服务的执政团体由此具有专制权威。它能使人们屈服就范的有力武器就是停止向全民提供任何福利。正如哈斯所说，“……专制权力和生存福利是一对共存的变量……”假设这一逻辑是正确的，国家的社会政治进程明显不像整合论所暗示的那样乐观。

    政权的合法性是两派理论都要涉及的领域。如果权力阶层必须用武力才能使民众屈服，它的大部分收入就会花费在维持专制统治上。因此，即使是冲突论者也必须看到合法化行为在维持政权方面发挥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戈德利埃（Godelier）曾这样说：

    ……阶级只有在合法性社会才能得到成长——或至少……社会的转型过程必须缓慢持久，转型的合法性必须一直远远胜过暴力、篡权、背叛等因素。

    所有官方意识形态都包含一条神圣宗旨：政府必须服务于全民的共同利益。冲突论者可能嘲笑该宗旨是“麻痹群众”，但事实上它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一种制约。兑现承诺才是根本。合法化活动必须包含实质性的结果，粉饰权威的行为也是一样。否则的话，统治者将必须付出收益不大的高额成本，最终采取专制行动。克拉森（Classen）指出，统治者要想赢得百姓的拥戴，就必须从课税或贡奉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回赠社会。

    如此看来，冲突论和整合论在探讨国家起源和生存问题上各有不足。这种状况自然使有些人（伦斯基、科恩、哈斯）提出两论结合的主张。政府的出现不仅是由于资源获取的不平等现象，而且也是由于能造福于平民百姓（科恩）。集权控制绝对具有其整体优势（哈斯）；但一旦优势在手，政权机构便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文化变革的决定性因素（科恩）。整合论在阐述社会必需品再分配方面占据优势；冲突论在提出剩余价值说方面也不逊色。
读者一定感觉到，在理解国家的起源和发展问题上有必要综合两派理论。如果我们接受这一建议，下面的观点将更倾向于整合论。冲突论的社会心理机制说是一个无法克服的缺陷。人的自我膨胀本性不能作为国家出现的原因，但它的确有助于说明国家后续发展的历史。因此在冲突论和整合论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共同点。两种理论都把国家看成是解决问题的组织；二者都认为国家产生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是面对环境变化采取的应变措施。在冲突论中，国家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因经济状况不同而导致的阶级冲突。在整合论中，政府的出现是为了提高全民大众的福祉。国家出现的目的似乎有所不同，但在这个层次上，冲突论所说的国家和整合论所说的国家是同等类型的社会机制。

    在下面几章中我们将看到，复杂社会是解决问题的机构，复杂社会的这一根本属性对我们理解崩溃问题至关重要。有关复杂社会的产生及其性质的论述可能使冲突派感到失望，但在阐述崩溃问题方面，冲突论仍大有用场。

    总结和寓意

    复杂社会是解决问题的机构，因环境不同，其中会出现更多的组成部分、更多样化的组成部分、更多的社会差别、更多的不平等现象以及更多类型的集权和专制。复杂社会的成长经历了一个嬗变过程——从内部单一、几乎无阶层差别的小型群体（以资源优势平等、领导短期执政和动荡政局为特点），到异质性强、内部差别甚多、阶级结构和阶层控制的大型社会（以生存资源完全不可能平等分配为特点）。这后一种社会是我们今天最为熟知的、也是历史上最为怪异的一种社会形态，一个一经出现便需要不断进行合法化建设和强化建设的社会形态。

    崩溃进程，如上章所论，是在复杂化既定层次上出现了快速的、大规模的衰落迹象。崩溃的社会将会在突然之间变得很小，层次化和异质性降低，特殊组成部分减少；其社会差异不再复杂，成员的行为也比较容易控制。崩溃的过程中，它还能有效支配小额剩余，向社会成员提供较少的福利待遇，但为地区人口提供有效安全防卫的能力逐渐降低。它可能会分化为复杂社会组成之前的若干有机块（如国家、种族团体、村落）。

    复杂化的消失与复杂化的产生一样，是一个持续转换的变量。崩溃可以是人类学家所谓复杂化主要层次间（如国家制到酋长制）的衰落，也可能是某一层次本身出现的下跌（如由大到小或由“转型期”到“典型期”或“未成型”期）。崩溃现象给分类研究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它是从一个结构稳定层向另一个结构稳定层发生迅速、重大转变的过程。类型学所说的进化就是这种类型的演变，只是崩溃表现为逆向演变而已。
我看完全有理由设想，导致罗马灭亡和地懒绝迹的原因非常类似。

    ——罗纳德-罗斯（RonaldRoss）

    引言

    人们对崩溃进程理解甚少并非是由于研究力度不够。史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在阐释崩溃问题上投入了相当的精力，已经发表的学术成果清楚地反映了崩溃问题的重要程度。人类文化社会试图理解文明崩溃的努力，几乎可以追溯到文明崩溃这一现象本身出现的年代。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一定是欧洲历史上最令人伤心的事件。在记述消亡帝国的文献中，在中世纪历史直至近、现代历史文献中，有关罗马灭亡的描述都占据了突出的地位。中国周朝和印度孔雀王朝（MauryanEmpire）的覆灭同样在史料记载中具有重要意义。早期帝国的没落通常使后代人产生失乐园的感觉，人们都缅怀那执政开明的黄金时代——贤明的君主、和平的环境、和谐的生活、美好的世界。这些都突出表现在诸多史学论著当中，如吉本（Gibbon）对罗马帝国安东尼时期的描述，顾立雅美国著名中国史学家克里尔的中文名字，下文将沿用其中文名。他的代表作有《孔子与中国之道》、《中国思想：从孔夫子到毛泽东》和《中国政体起源：西周帝国》。本书原文引文主要出于后两部作品。——译注。（即克里尔，Creel）等人对中国周朝“诸子百家”的描述，以及他们论述印度孔雀王朝时对尼赫鲁（Nehru）的描述。探索失乐园的意义同时也是在探求对当代现状的理解，探求对社会政体未来前景的理解。于是崩溃研究又具有另一方面的意义：不仅是学术上探索过去、现实中推测未来，而且是（在许多人看来）对当代政局发表哲学观点。最后这一方面不是本书的详细论证的焦点，但它确实与崩溃问题的许多侧面有关。

    进一步定义崩溃

    古代和中世纪的学者通常从更适于当时社会的视角出发，将崩溃看成具体政治实体的衰亡。然而，随着过去两个世纪的社会科学的发展，一种新观念开始诞生：即将文明的嬗变视作文化形态的变化。许多20世纪最著名的学者，如斯宾格勒（Spengler）、汤因比（Toynbee）、克鲁伯（Kroeber）、库尔伯恩（Coulborn）、盖瑞（Gary）以及那些以普通读者为对象的作家，都开始在著述中采用文化形态史观。

    该学派将文明的终结看做一个文化实体的特征或行为的某种嬗变。所谓特征，就是指那些构成“文明”普遍特质的典型要素：艺术和公共建筑的特定风格、文学和音乐传统以及生活和政治哲理。汤因比的所谓“叙利亚”文明、斯宾格勒的“古波斯”（Magian）（阿拉伯）文明和“浮士德”（Faustian）（西方）文明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在这些学者看来，以上文明的终结（即转变为以新的文学、艺术、音乐、哲学传统为特性的他种文明）才是问题的关键。一种文明通常包含着若干个独立政体，政体本身可以有成败兴衰，但文明本身的寿命却不受这些短期政体的影响。不过在某些情况下，政体之间的冲突会削弱文明的发展。所以在汤因比看来，他所谓“基督正教”（OrthodoxChristian）文明的终结是因为977年至1019年罗马-保加利亚战争（RomanoBulgarianWar）中拜占庭帝国的人员遭到大肆杀戮。帝国在战争中对安纳托利亚地区的过度掠夺，导致拜占庭在1071年曼齐克特战役（BattleofManzikert）中惨败于塞尔柱王朝的土耳其人（SeljukTurks），也导致后来在语言使用上从安纳托利亚语向伊斯兰语和土耳其语的轻松转换。但是在总体上说，文明的兴衰并非（像这些学者所说）如此准确地对应着某一政局或某些具体事件。
  这种观点之所以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是因为存在着重大困境和其他特定原因。读者可能注意到，我在第一章以背景介绍方式探讨文明衰落的时候，就有意避免对“文明”概念的探讨，下文也将尽量如此。这样做有两个原因：首先，定义“文明”的构成因素容易导致含混不清和直觉判断；第二，我们几乎无法回避“文明”概念本身所具有的非科学化价值判断因素。

    索罗金（PitirimSorokin）对“文明死亡”论所作的批评特别值得关注。他曾正确地指出，人们提出文明死亡的假设之时，就已经承认在垂死文明和新生文明之间存在着文化行为的连续性。再有，文化系统的某些特定成分一直都在变化，人们很难确定旧文化和新文化之间的拐点。他还坚信，人类文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统一的，只有机遇性的特?融合，因此从定义上讲，文化不可能停止生存。大多数当代社会科学家都不会同意索罗金最后的这个观点，但这一问题脱离了本课题的范畴。

    价值判断的问题同样重要。“文明”社会和“非文明”社会的区别是什么？人类学家早就认识到这些概念本身都充满了价值判断——特别是认为文明社会就一定高级。我们如何辨别文明社会？我们根据的是优雅的艺术风格、不朽的古代建筑和与我们自身经历相关的文学、哲学传统。我们看到的文明所体现的艺术、建筑和文学风格在结构上（即便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必须与我们的社会类似；因而文明社会是那些与我们?生活相似的社会。许多作者（假设都是科学家）大肆宣扬其价值判断，甚至使自己陷入困境。比如，盖瑞将希腊的原始期概括为“野蛮”时期。克拉夫（Clough）将文明定义为美学和智力探索的伟大成果、征服物质环境的巨大成功，断定一个文明程度更高的民族将在这些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克鲁伯是人类学领域的大师，他也提到“高级文化价值和形式”，说古埃及属于“……相当高级的思想体系”，其文化模式“……据我们判断具有高级素质”。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断定，“……文明处在其自然进程的运动之中”。斯宾格勒则显示出特别的不同。在他看来，文明是不可取的，甚至是罪恶的：

    文明是一种结束……是生之后的死，舒展之后的僵化……它们是一种终结，不可逆转，但人的内在需求仍在一次次接近文明。

    如此的偏见在客观性社科研究领域没有立身之地，这些观念影响下的文明概念最好彻底放弃或重新考察。

    并非所有对文明概念的研究都徒劳无功。梅尔科（Melko）将文明概括为大范围的复杂文化现象，并得到弗兰纳里（Flannery）和库尔伯恩的附和。若将他的概念稍作提炼，显然就更适用于我目前的研究。文明是一个复杂社会的文化系统。人们通常规定的文明社会的特征——如文学艺术的伟?传统——只是社会、政治、经济复杂化的附属现象或共生变量。复杂化导致文化传统的产生，因为文学艺术服务于社会经济目的以及只存在于复杂社会背景之下的各个阶层。文明随复杂化而生，因复杂化而存，随复杂化消失而亡。复杂化是文明的根基，只有复杂化消失，文明（根据我们这里的定义）才可能消逝。某些特定政体可能在一种文明中兴盛衰亡，但文明的消逝必须以政治复杂性消失为前提。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复杂化的兴衰研究成为观察（我所谓文明）现象的晴雨表，一个直接具有详细计量功能的监测器。它较其他方法更能避免主观偏见和价值判断。正是?于这一目的，我才有意地回避文明概念。

    这是否意味着文化学派的研究不适合于崩溃问题的探讨？该学派的知名度本身都会对上述假设提出质疑。但我们考察斯宾格勒、汤因比、克鲁伯等人的作品是出于其他理由，而且确实深入到某些细节。复杂化与文明无法割舍的内在联系（尽管遭到文化学派的否认或忽视）表明，探讨文明的消逝将更有助于理解社会政体的兴衰。从根本上讲，本章评判作品的方式决定了哪些论著将被拿来讨论。例如，我将要讨论的有些论著只适用于从未真正崩溃（目前为止的定义）的社会，如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我们将这类案例?连同文化学派的理论）包括进来，是因为它们不仅对理解政局崩溃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理解导致这种状况的条件因素至关重要。因此，有关文明终结的理论和政局软弱无力的探讨将得到特别的关注。

    理论分类

    研究本章节问题的时候经常想到一种可笑局面，就是每一个崩溃的社会都能产生出两三种崩溃理论。投入到复杂化发展的研究比投入到崩溃的研究要多，但有关崩溃主题的论著也卷帙浩繁，其观点的多样性非常引人注目。不错，这些论著中既有值得敬仰的学术成果，也有目的单纯的喜剧性消遣。有些看法非常流行，但不被学者们重视，这就要?我们全面顾及所有的观点。
   观点的多样性使我们必须进行有序分析。事实上，崩溃理论可以归纳为数量有限的几个重复出现的主题，这些主题随时间的推移变化不大。作者和作品的分类主要是依据研究框架、论述前提和研究方法的相似程度。当然，每个主题之内仍然有明显差异，所以对许多同类作者还要作不同程度的分别论述。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一种理论分类研究都很难避免随机和武断，分类也可以采取许多不同的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讨论社会变化的内因或外因是一个普遍方法，崩溃研究同样也可以划分为两类（这毫无新意，古希腊史学家波利比奥斯〈Polibius〉在公元二世纪就这么做）。同样，正如人们可以从冲突论或整合论的立场研究社会变革一样（见第二章），我们也可以用类似方式对待崩溃论述，但这还是古代风格的一种发展（比如拿柏拉图的《法律篇》与弗兰纳里的著作作比较）。任何一种两分法都不适合于本书的研究，尽管两种方法都有其合理性——这一点将在结束章节讨论。

    崩溃研究大概有十一种基本主题，它们是：

    1社会赖以生存的某种资源或多种资源的枯竭或消失

    2新的资源基础的建立

    3某种不可抗拒的灾难的发生

    4对环境变化反应不力

    5其他复杂社会的存在

    6外来入侵

    7阶级矛盾、社会冲突、统治层失职或渎职

    8社会功能紊乱

    9神秘因素作用

    10事件的连锁?巧合

    11经济因素

    这个分类很简单，但仍有模糊不清的地方。列项中有相互重叠的现象，而有些类别还可以继续划分。将不同的作者分配到每个主题之下，便使分类的模糊性更进一层，因为许多人都不只是适合于一种类别。其他研究者，包括在此被归类的作家，完全有理由将一个作者放入其他类别，甚至发明出其他的分类方法。我的分类是基于对作者主要研究方法和作品论述前提的分析。尽管有别种分类的可能，但对每项研究成果的评价不应因此而改变。

    研究框架

    全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将崩溃作为普遍现象来理解，这种理解不限于具案例且适用于所有时代、任何地区和任何社会形式。现有的大多数崩溃研究都专注于某个特定社会或某种文明现象，而不是研究整体进程。因此除了对罗马或玛雅的灭亡作出比较之外，需要探讨的问题仍很多。有些作者的确将两三个崩溃案例进行了比较，但却没有进一步概括总结。这种状况，说实话，没有超越历史研究和社会科学的基本特点——历史研究和社会科学一直都过多地关注特定案例。

    探讨个别崩溃案例的一种后果是容易引来他人的批评，特别是有关史实的质疑。评判一个作者有关某社会崩溃现象的研究，批评家可能会涉及它的论点和逻辑，但似?更容易转向史实问题：如指明某社会的历史和/或考古记录与论述观点不够吻合。于是当有学者提出迈锡尼文明的消逝是由于气候侵蚀，或有学者说玛雅的衰落是由于外来入侵时，批评家一般就会坚持认为气候变化或外来入侵的史料证据要么欠缺，要么与作者的观点相左。随后的争论就倾向于有关史实的论争：气候变化的证据有还是没有，入侵者是否确曾出现等等。气候变化或外来入侵如何导致崩溃？假想的原因真的能解释如此结局吗？论述本身是否充分？有些批评家确实提出过此类问题，但这并不是普遍现象。有关史实的争论仍占主导地位。
本项研究的前提是，如果某项研究的逻辑有误，讨论史实问题就几乎没有必要。如果气候变化或外来入侵不是导致崩溃的根本原因，所有支持或反对这一立论的史实证据就只能是颇有趣味但却非本质性的。所以下文将主要注意力放在立论的逻辑性上。史实因素将时而涉及，但从不是我关注的重点。

    激发我从事这项研究的主要因素是看到现有崩溃问题的阐释在逻辑上存在缺陷。本章将详细探讨我对以往研究的看法，指出它们到底失误在哪里。论述的口吻是批评性的，但值得指出的是，现存文献的确已对崩溃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只是贡献程度不能完全满足我们目前的愿望。质疑的篇幅之后，本章以某些评论作结。

    资源枯竭

    这个主题下包括崩溃研究的两种主要观点：由于人类管理不善使一种资源基础出现蜕化或枯竭（通常是农业）；由于环境变化或气候变迁使资源骤然消逝。两者都认为复杂社会所依赖的资源出现枯竭，因而导致崩溃。

    虽然“经济衰败到最后崩溃的因果链”是一种近代理论，但二者之间的联系触发了我们对经历过罗马崩溃的那些人的思索。不过在一些古代论者看来，这个因果链与今日理论所说的因果链正好相反。比如说，意大利在公元前一世纪出现的农业生产不景气，被一些人认为是道德沦丧的结果（如马扎利诺〈Mazzarino〉）。二世纪到三世纪的作家经常被十九、二十世纪的气候学理论提及，尽管农业和矿业的衰落被罗马?看做共存的变量，而非政治衰败的原因。古代观察者称，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正在一天天变老并失去活力。基督教作家西普里安（又译居普良，Cyprian）在《致德米特里厄斯书》（AdDemetrianum，公元三世纪）中断言：

    ……如今时代已经衰老……世界本身……以各种标志腐朽进程的有形证据证明着自己的衰落。滋润土壤种子的冬雨、晒熟农田庄稼的夏热都在一天天减少。春天不再清新，秋日不再多产。山脉遭破坏，大理石产量降低；地矿枯竭，开采殆尽，只存小量的贵重金属：地脉贫瘠，日见萎缩。田里的农民、海上的船员、兵营的战士、市场的诚实、法庭的正义、友谊的和谐、技术的精湛、道德的严谨……都现出衰减和匮乏。任何事物若临近终结、濒临衰退和没落，其规模一定会缩小……这是世界得到的判决……这种力量与资源的丧失，最终必然走向灭亡。［转引自汤因比《历史研究》］

    这里谈到的气候变化和资源枯竭的联系以及文明兴盛衰亡的原因，大多应归功于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Huntington）和更近代的温克利斯（Winkless）、布朗宁（Browning）、J休斯（Hughes）和巴策（Butzer）的理论。亨廷顿根据生物学模式提出的看法几乎让所有当今人类学家都无法接受：“人类文化的本质……主要依赖于种族遗传……”但在生物学之外，亨廷顿提出文明会受到气候状况的影响，认为过去许多伟大国家的兴衰与气候条件的有利和无利相关，在“……有利气候条件下，在埃及和希腊这样的国家，人们明显充满了现在不再具有的那种阳刚活力”。希腊的干旱带来了经济低迷、饥荒遍布、无法可依。在亨廷顿看来，高度频繁的飓风气候“激励”人们去创造文明，而当气候条件不再适合时，人们便无法保持其能量，并维持他所相信的作为文明之必需的“进取状态”。罗马灭亡的原因就是公元三世纪初以后开始逆转的气候条件。

    温克利斯和布朗宁提供了?个更新的气候理论，但却是亨廷顿某些推理的奇怪的逆转。在这两位看来，物质因素的变化（即火山爆发的增加）导致气候变化，继而导致食品供应的变化，最后影响人类行为的变化（战争、移民、经济、伦理等等）。凡亨廷顿认为是气候条件刺激文明繁盛的领域，温克利斯和布朗宁就说文明是处于良性的气候状态，崩溃的状况则相反。他们说气象变化出现时，总是首先影响边缘地区。处在缓冲地带的城邦开始放弃文明特征，回到以前的游牧和狩猎生活，最终导致虚弱的权力中心彻底倾覆。这些作者进而提出了800年气候变化周期降临人世的说法，修正了以往周期较短的循环模式。
另一个资源枯竭理论的贡献者是埃克霍姆（Ekholm），他将崩溃的原因归结为贸易网络、外部资源和进口物品的消逝。当一个经济体系依赖于无法控制的对外交易时，它就开始变得非常脆弱。文明社会总是依赖国外市场，于是便具有天生的弱点。埃克霍姆将乌尔第三王朝和迈锡尼文明的崩溃，近东和地中海东部（约公元前2300至公元前2200年）出现的地区危机，以及近期马达加斯加出现的政局动荡，都归结于这一原因。

    同样，罗伯特-布里福尔特（RobertBriffault）在1938年预测到大英帝国的没落，理由是它的外贸失利。霍奇斯（Hodges）、怀特豪斯（Whitehouse）在他们批评皮尔尼（Pirenne）的论著时将后卡洛林帝国黑暗年代以及阿巴斯（Abbasid）王朝的经济崩溃归结为欧洲和近东的贸易中?。西波拉（Cipolla）争辩说意大利近几个世纪的经济衰落应该归根于外贸竞争上的失利。

    资源枯竭论是崩溃研究领域多年来的热门话题，在古中美洲和美国西南地区文明研究中一度占主导地位，而且开始在北美东部、欧洲和近东文明研究中逐渐获得优势。当然，资源枯竭的可能性也是当代预言家们关心的主要问题。

    古中美洲

    南方低地的玛雅文明的崩溃经常使学者们专注于资源枯竭现象。CW库克（Cooke）在1931年提出玛雅的崩溃是由于土壤风化、耕地稀少、杂草侵蚀、湖泊淤积（后果是供水系统崩溃）、旱年缺水、蚊虫滋生和疟疾的?现和流行。三十年以后，桑德斯（Sanders）就低地生态系统进行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几乎相同。他指出，该地区的刀耕农业使土地养分逐渐枯竭，导致杂草竞生和热带草原的形成。桑德斯在后来的论著中坚持环境恶化导致文明消逝的观点，但也略作补充，提到玛雅各文化中心之间的政治竞争，并承认激烈的资源竞争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哈斯的观点基本相同，即玛雅文明的崩溃起源于环境恶化和外来事件导致的物质资源（权力基础）及贸易商品的匮乏。拉思杰和沙拉尔（Sharer）都注意到玛雅崩溃中贸易危机的现象。

    这种观点已被运用到中美洲的其他地区。S库克（SCook）认为奥尔梅克和高地文明的崩溃是因为土壤资源耗尽。韦弗（Weaver）说土拉文明的衰亡主要是由于气候变化——变化导致墨西哥中北部干旱，北方周边人口南移，最后毁掉了这座城市。桑德斯、赫斯（Hirth）和斯威齐（Swezey）等人提出特奥蒂瓦坎的崩溃是由于人们失去了对重要贸易网的控制。

    秘鲁

    莫斯利（Moseley）指出地层上升是公元1000年后奇穆（Chimu）农业崩溃的原因。由于地壳俯冲断层的作用，大西洋分水岭倾斜上升，导致河流下泻，上游的地下水位降低，水溢减少。整个奇穆地区的水文系统开始收缩，直接影?到地表植被。运河水源口被迫改建上移，但功效不大。奇穆的情况是，当地下水位下降时，农户们便集中到低洼处耕种。但时间一久，低洼地带和运河水源都随河流而去，进而流入大海。莫斯利并未将地层运动作为奇穆崩溃的唯一原因，只是说地层变化为反叛、征服、土壤枯竭等提供了背景条件。不过他也的确暗示过地层上升导致其他地区的农业崩溃，如在近东、玛雅低地和古中美洲山系。

    美国西南部

    气候变化是解释美国西南部园林聚落群和社会复杂体崩溃现象的最常见的论述。农耕不当的因素偶尔也会出现在这幅图景当中。资源枯竭论提得最多?假想因素有干旱、环境侵蚀、雨季变更、低温寒冷、过度捕杀以及耕地贫瘠或盐碱地增多。在整个西南高地，土地干裂和河谷干涸一直是人们遗弃该地区的主要原因。
从气候角度解释亚利桑那州南部霍霍坎文明的衰落是一种普遍观点，但这里通常会论及农耕中的人为因素，如进水失控或土壤盐碱度增加等。D亚当?注意到某些霍霍坎遗址存在养分失调的迹象，并由此联想到当时的农业生产问题。韦弗沿这一思路作出了最全面的论述。他提出在公元1275年之后，耕地的干旱状况和盐碱度不断蓄积，导致霍霍坎社会、政治和祭祀系统复杂性的衰退，而边远地区程度尤甚。后来大约在1325年，该地区一度处于高湿度、多春水阶段，不少运河漕口和灌木堰遭受重创或完全被毁。这些进而导致农业减产、人口减少、生活越来越依赖于野外觅食；经济衰退最终导致社会政治解体。约公元1475年之后，正常的气候条件已经恢复，但各种因素的作用未能使霍霍坎文明的复杂化状态重新出现。

    北美洲东部

    过去二十多年间，中西部考古学中的气候论说法开始广泛传播，主要是受到詹姆斯-B格里芬（JamesBGriffin）的影响。格里芬将北部霍普韦尔早期印第安文化的消失归结于密西西比河谷上游出现过一个阶段的微冷气候。他将密西西比农业的古老乡村传统转化为奥尼安塔（Oneonta）觅食模式的生活（大约出现在公元1200至1400年）也归结于类似原因。维克里（Vickery）支持这种观点，巴里斯（Barreis）、布赖森（Bryson）和库尔兹巴赫（Kurtzbach）也基本赞同。麦尔文-福勒（MelvinFowler）在研究密西西比卡霍基?（Cahokia）中心崩溃现象时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他强调地方资源枯竭和敌对政治势力的增加才是文明崩溃的主要原因。

    埃及

    卡尔-巴策在他的若干论著中指出，埃及古王国的崩溃，连同埃及历史上其他的政治灾难，至少部分程度上应归咎于尼罗河洪泛水位的巨大变化，其次应归结于非洲内陆地势的陡降。尼罗河高洪水位的危害极大，它滋养作物寄生虫、冲毁堤坝、淹没沟渠，殃及居民、商店和牲畜，并将收获季节拖延到旱季。低洪水位的灾害同样造成农业减产。巴策将尼罗河灾难作为新王国（公元前1570年至前1070年）灭亡的决定性因素、?王国（公元前2760年至前2225年）解体的可能因素，也作为第二王朝（公元前2970年至前2760年）和中期王国（公元前2035年至前1668年）衰败的最重要的原因。

    巴策的理论绝不是气候唯一论。他指出，远在公元前1668年希克索斯（Hyksos，亦称“牧人”）王朝入侵之前，大约公元前1720年，埃及曾受到尼罗河三角洲各小型公国的威胁。而就在此前的公元前1840年至公元前1770年的这段时期，尼罗河的洪泛有三分之一以上都足以毁坏埃及所有灌溉系统。巴策还提出在古王国崩溃过程中，政治衰落先于任何与尼罗河相关的灾难，但自然灾害可能反过来触发了社会动荡。因此，巴策视尼罗河泛滥为帮凶因素而非根本原因，它只是与政治衰竭、领导不力、高额税收和头重脚轻的社会金字塔结构共同导致了社会的多次解体。

    巴策的观点得到奥康纳（O’Connor）的支持。奥康纳坚信古王国的崩溃起源于尼罗河下游多年的土地贫瘠和由此而来的民众饥荒。巴巴拉-贝尔（BarbaraBell）1971年发表的论文则更为全面。她认为，约公元前2200年～前2000年和公元前1200年～前900年在地中海东部和近东地区出现的黑暗世纪都与该地区广泛蔓延、每次长达数十年的旱灾有关。就古王国的情况来说，贝尔强调，埃及国王?有照惯例有效地控制洪泛水位，导致王权在地方贵族势力逐渐强大的情况下不断失去合法性和可信性。
印度河文明

    在印度河（或哈拉巴）文明终结问题上出现过各种不同的资源枯竭理论。撒帕尔（Tharpar）和沙拉尔都曾指出该文明崩溃过程中贸衰落的情况。戴尔斯（Dales）提出“……大量泥沙的冲积以及蓄积的废气”引起印度河从摩亨约-达罗开始到下游约90英里的河道堵塞，并导致中段大湖的形成。雷克斯（Raikes）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但认为洪水是源于海岸的地层上升。无论是哪种地质变化（也许还连同地震），都导致商业、农业和通讯活动的中断受阻。莫蒂默-惠勒（MortimerWheeler）和戴尔斯更喜欢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解释：人们在多年与泥沙斗争的过程中意志消磨殆尽，“哈拉巴精神最终沉溺于冷酷无情的洪水和吞噬一切的淤泥当中”。

    美索不达米亚

    崩溃现象的最佳阐释之一出自雅各布森（Jacobson）和亚当斯对美索不达米亚河床地区阶段性政治灾难的论述。同巴策一样，他们意识到资源枯竭只能是导致崩溃的部分原因，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通常对生产系统造成影响，并产生积极或消极作用。

    在河床地区，伴随着社会繁荣和秩序稳定，农业强化生产和过度灌溉带来了短时期内的超常丰收。但仅几年的时间，地下盐碱水位上升，侵蚀或破坏了农田产量，同样也破坏了社会稳定。当强权国家（如乌尔第三王朝、萨珊帝国、早期伊斯兰帝国）提出扩大资源出产政策时，许多复杂的水利灌溉系统也就发展了起来，并超越了地方政权管理和维护的范围。这时就需要国家控制。而在政局不稳的情况下，盐碱化的威胁就会越来越大，灾难突然降临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

    在萨珊帝国和伊斯兰帝国时期，国家的人口和财政需求都在增加，人们无视回报率的下滑而在更多的边缘地区种上了农作物，很多人的生活水准也在急剧下降。在并不稳定的政治基础上实现了众多引人注目的成就，而代价却是生态环境的日趋脆弱。衰落似乎无法避免，而且逐渐沉积至公元九世纪。此时的国家收入在减少，但农业经营的成本却保持不变或有所增加。国家的重税毁掉了民意，民众暴乱和破坏水利设施的事件时有发生。随着政府权势削弱，收拾残局已经不太可能。政府的法律管辖范围不断缩小，仅控制着巴格达及周边地区，任何解决国家农业问题的机会已经完全丧失。结果便是大部分地区惨遭破坏和遗弃，如本书开篇引文中亚当斯所描述的那样。

    迈锡尼文明

    1966年里斯-卡彭特（RhysCarpenter）发表了一篇探讨迈锡尼文明崩溃的精彩论述：认为迈锡尼文明连同13世纪地中海地区的其他动荡，都出自气候变化导致的大面积饥荒、人口灭绝和人口迁移。伯罗奔尼撒半岛上迈锡尼文明崩溃的原因事实上是旱灾导致人口向其他地区，包括古希腊中东部?阿提卡（Attica）地区迁移的结果。气象学家里德-布赖森和他的同事都同意卡彭特关于气象变迁导致崩溃的阐释。

    罗马帝国

    亨廷顿、温克利斯和布朗宁都争辩说，气候变化导致资源不足，刺激了蛮族移民的出现，并严重影响到罗马帝国的安危。但他们在气候变化的起因上意见不同。亨廷顿将起因归结为亚洲干旱的影响；温克利斯和布朗宁则将起因归结为当地寒冷气候的结束。

    在一项有关北欧地区花粉图式的研究中，沃特林奇（Waateringe）注意到某种灾难性的生态变化与帝国的崩溃相关。当时谷物、植物和草原野草的花粉严重减少，树木的花粉却不断增多。很明显，这是林地在越来越多地侵蚀耕地。沃特林奇相信这是由于市场需求引发的土地透支。大型市场、公路网络和中央集权足以使罗马帝国初期的地方粮食紧缺状况得到缓解，甚至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准。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获取利润的唯一机遇就是进行强化生产并实现出产过剩。于是人口开始壮大，导致更大的食品需求，然后就是农业资源枯竭。农业崩溃继而从内部和边缘冲击帝国。

    休斯将罗马的没落归咎于社会和经济因素不能和谐地适应自然变化，认为这才是崩溃的主要原因。森林采伐导致沙土侵蚀，最可取的矿物都深藏地下，土地透耕、透牧，农业随即下滑。食物紧缺和人口缩减最终耗尽了帝国的实力。在强调农业衰退方面，休斯的观点和古今作者（如斯姆柯维奇〈Smikhovitch〉和芬利〈Finley〉）的看法都遥相呼应。

    另一种关于罗马崩溃的解释集中于人力资源的匮乏。吉尔菲兰（Gilfallen）在其1970年的著名论述中指责是铅中毒导致人口缩减，破坏了罗马的实力基础。
简评

    资源枯竭的观点，从上述列举的数量上看，一直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论题。这种观点有它的道理，因为如果资源枯竭严重到一定程度，任何社会都无法维持其复杂性。但远在资源枯竭达到其拐点之前，人类社会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应对措施。这是我们给资源枯竭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它会使人们对资源枯竭的理论产生一定的怀疑。

    从根本上讲，资源枯竭论将崩溃归结为突然出现的经济衰退。大多数观察和分析起初都这样假设，即假设经济衰退的社会一定易于崩溃，于是该假设成为一个确定的前提。这种观点的一种假设肯定是说，那些面临危机的社会是在坐视事态发展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里就存在一个重要误区。复杂社会的特点是中央集中决策、信息高度流通、各部门紧密协调、正规的指挥渠道和可随时调用各种资源。这样的社会组织结构应该有能力（尽管不是原初设计的目的）应对各种变故并纠正生产效率上出现的任何偏差。就政权结构和调配人力物力资源的能力来讲，应对环境变化带来的危机应该是复杂社会的最大优势（如伊斯贝尔所论）。这些社会面临其有能力避免的危机却仍然因此而崩溃，实在是让人觉得有些奇怪。

    当然，完全可能有这种情况，即现存生产体系和社会机制根本无法克服眼前出现的环境变化或生产危机。其实资源枯竭论只需作出上述说明就会比较完整。不过要真正证明自然环境的确能导致社会崩溃，还需要其他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应该包括气候指标、人口数量、农作物产量和其他资源产量、人口和社会政体年需求量以及社会的应变能力等具体数据。在崩溃研究中，人们还没有对这类数据进行过系统探索。

    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当复杂社会的成员或统治者明显意识到资源基础开始动摇的时候，他们一定采取过合理有效的解决措施。另一种假设——即坐视灾难降临——属于没有根据的臆断，连我们自己都表示怀疑。如果第一种假设可以令人接受，问题的分析就必然要加入新的变量，而变量存在的本身就说明资源枯竭论存在不足。

    如果社会不能解决资源枯竭问题（所有社会在设计之初都想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有趣的问题将围绕社会而不是资源而产生。究竟是社会组织结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或经济基础的哪方面因素使其无法面对危机作出恰当反应？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绝非虚无，因为现存资源枯竭论中有许多令人担忧的模糊成分。比如研究美国西南部霍霍坎文明的一篇论文曾指出，环境蜕化在一种情况下导致崩溃（萨卡顿〈Sacaton〉至苏霍〈Soho〉阶段），在另一种情况下却导致复杂化增强（苏霍至西瓦诺〈Civano〉阶段）。休斯还曾将森林采伐作为罗马崩溃的原因。而威尔金森（Wilkinson）曾证明英格兰中世纪晚期和后期的森林采伐刺激了经济发展，因此不仅没有导致崩溃，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工业革命。很明显，上述各类阐释中资源枯竭不是主要因素，而是不同社会针对资源危机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为什么资源危机在某些情况下导致崩溃，在其他情况下却导致复杂性的增强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将资源枯竭运用于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实体，其功效无异于隔靴搔痒。

    巴策和亚当斯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于是在他们的研究中展示出环境、社会、政治因素相互交织的情形。二者都在其特定领域的崩溃研究中作出了精彩的论述。巴策和亚当斯在研究中融入政治因素，这是他们的优势，但又暴露出他们在更宽泛领域中的弱点。就上层管理失职或计算错误（比如说美索不达米亚的情况）来说，他们的理论仍存在较大的论述lacuna（空缺）。仅仅说上层管理者不够明智会导致崩溃没有任何用处。统治者到底在什么情况下行为明智或不够明智？或者这就是一个随机变量？其中是否存在一个可定义、可量化的因素？我们期待后面的章节能对这些问题作出恰当的分析。
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人们可以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对某一特定的资源枯竭理论提出质疑。在霍霍坎案例上，豪里（Haury）指出水涝和盐碱灾害的论述在着模糊领域：即如何解释并不依赖运河灌溉的聚落群一样出现同时撂荒的现象？查德威克（Chadwick）在批评卡彭特有关迈锡尼崩溃的干旱理论时指出，作为迈锡尼逃离干旱避难所的阿提卡其实只有迈锡尼将近一半的降雨量。这些都是资源枯竭论未能解决的理论问题。

    新资源

    这一阐释主题绝对属少数观点，但它提出了与资源枯竭论相反的看法，说的是充足的新资源反而导致社会崩溃。这一观点直接来源于整合论，即认为社会复杂性是环境压力包括资源分配不平等的自然结局。当资源分配不平等现象减轻时，社会便会衰退到复杂化的较低层次（哈?〈Harner〉）。马丁（Martin）提出的看法是这一观点的变体，认为以劫掠为主的南美社会复杂化层次的降低是因为欧洲人的到来和由此导致的人口缩减。尽管马丁在原因机制上论述不多，但有一个思路是说因资源压力减小，因而出现哈纳预测的类似结局。

    杰利内克（Jelinek）的观点基本类似，说新墨西哥州沿佩科斯河（PecosRiver）建立的园艺村落因公元1250年至1350年间气候变得湿润而放弃定居生活，开始游牧生涯并猎取野牛。他们的活动反而导致草原扩展，地区野牛数量增多。

    蔡尔德和尼达姆（Needham，即李约瑟）的论述也不离其宗。蔡尔德提出，随着铁器的出现（比铜多，便宜），农耕者和野蛮人可以拥有武器，可以挑战文明国家的军队，随后便是迈锡尼和赫梯的崩溃。尼达姆指出，中国周朝中期铁器的普及最后导致周朝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诸侯国的出现（尽管他在具体原因的解释上不如蔡尔德表述得清晰）。

    简评

    对整合论者来说，哈纳的“减压”（stressalleviation）理论有一定意义，但对冲突论者来说意义不大。无论如何，他的理论主要适用于简单社会，根本无法解释罗马的没落，更不用说运用到其他更多案例。

    自然灾害

    单一性灾难，如飓风、火山爆发?地震、流行病，是人们阐释崩溃时经久不衰的一个热门话题。用简单方法和单一原因解释复杂问题一定具有某种魅力，因此这种做法可能永远不会过时。（有趣的是，古生物学的学生热衷于用单一灾难理论解释恐龙或其他生命形态的消失；而社会学家则用同一种理论来解释社会崩溃现象。）在灾难降临和资源枯竭的两种争论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而只有侧重程度上的细微差别。

    灾难作为崩溃原因的假想非常古老。柏拉图的《柯里西亚斯》（Critias）和《蒂迈欧篇》（Timaeus）在提到神话中的雅典灭亡时用的就是这些概念，《圣经》的洪水传说和其他故事?样落入这一主题。

    古中美洲

    地震、飓风和流行病等因素偶尔会出现在玛雅文明崩溃研究当中。如斯平登（Spinden）曾怀疑玛雅灭亡与黄热病的突然流行有关。麦凯（Mackie）也曾经指出，本克维霍（BenqueViejo）社会结构崩溃的迹象表明，当时曾发生过一次地震，随后便是社会动荡。最近以来，布鲁贝克（Brewbaker）将玛雅的灭亡归咎于玉米矮花叶病毒。这种病毒随加勒比海飓风被带到玛雅低地，导致作物灾害反复出现。他将此与1845年爱尔兰出现的土豆枯萎病作比较——那场灾害曾使岛上40万居民中一半人死亡或迁徙。

    弥诺斯文明

    弥诺斯文明崩溃的最著名的阐释出自马里那托斯（Marinatos）：原因是附近锡拉（Thera）岛上规模巨大的火山喷发。克里特遭遇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包括山灰、泥石和海啸，而火山喷发前后的多次地震摧毁了岛上的宫殿与其他建筑。克里特接受了一场“无可挽回的重创，从此逐渐衰落、陷入颓废，失去了繁荣和威力”。

    其他人的论述基本追随这种观点。卡彭特认为火山喷发摧毁了克里特，好战的希腊人乘机入侵并占领了克诺索斯，克里特已没有复苏的可能。查德威克没有提到入侵者，但他说是火山爆发后出现的海啸袭击克里特，摧毁了弥诺斯舰队?而火山灰将克里特东部变成了不毛之地。波默林（Pomerance）进一步将灾难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地中海东部。
罗马帝国

    人们一直暗示疟疾因素在罗马衰亡中的作用。W琼斯（Jones）指出，汉尼拔（Hannibal）对意大利的入侵（公元前218年至公元?204年）是灾难性的，随后出现大面积的农田撂荒，然后导致疟疾滋生蔓延。意大利人（包括在意大利定居的人）都受到感染，由此带来帝国的倾覆。公元后第一个世纪罗马性格中的奢侈、残忍和缺乏自制（照这种解释）都是由于疟疾的作用。麦克尼尔（McNeil）的近期研究还提出瘟疫蔓延在罗马崩溃进程中发挥的社会弱化作用。

    简评

    尽管灾难说所举案例非常清楚，观点也颇受赞同，但它是崩溃理论中最没有说服力的一种。这里的根本问题是为什么众多复杂社会频频遭受自然灾害而没有走向崩溃。所以，灾难说提供的是一条并不完整的因果链：其基本假设（很少明说）是灾难的严重程度超越了社会能够承受并从中复苏的能力。在这方面，人们对资源枯竭说提出的批评开始变得更加适用：如果这一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值得关注的领域便不再是灾难，而是社会本身。

    从实用的角度讲，灾难说过于简单，不能用于解释复杂的人类社会和整个崩溃进程。人类社会从未停止过灾难经历。灾难是人类生活预料之中的事情，常常通过社会、行政和经济结构规律性地展现出来。我们很难看到哪个大型社会曾屈服于单一性灾难事件。意外事故导致崩溃的说法同样无助于问题的理解。RM亚当斯指出，“意外事故在所?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都会发生……”社会遭遇意外事故而没有出现崩溃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灾难论者使用的类比推理事实上削弱了他们想要强调的观点。比如说，锡拉岛的火山喷发通常被用来与19世纪末南非喀拉喀托（Krakatoa）火山爆发进行对比。但据我所知，喀拉喀托火山的喷发没有使一个复杂社会走向崩溃。同样，布鲁贝克为强调自己的观点引用了爱尔兰土豆枯萎病的例子，试图说明玛雅的崩溃可能是由于玉米矮花叶病毒。但他没有向读者指出，爱尔兰出现的灾难并没有影响到社会政治复杂化的发展。

    从经验主义角度讲，锡拉火山爆发毁?克尔特的观点在时间问题上有点站不住脚。目前记载的火山爆发时间是在弥诺斯晚期IA阶段结束时（约公元前1500年），而克里特大规模解体却是在弥诺斯晚期IB阶段结束时（约公元前1450年）。约公元前1500年的克里特人很可能停止了一切活动去注视锡拉的火山爆发，而且做了所有的准备，而当灾难过后，一切又恢复正常。我不是地形学家，但还是觉得火山灰使克里特东部成为不毛之地的说法有点古怪。美国的森塞特火山（SunsetCrater）也曾在史前爆发，但它给亚利桑那东北部带来的效应是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农业发展。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里讨论的灾难说（catastropheexplanations）与伦弗鲁用于模拟崩溃进程的“突变理论”（CatastropheTheory）是两回事。后者是一种不涉及任何偶然机制的抽象数学理论。

    面临环境变化的对策不足

    将该主题下不同观点联系在一起的根本要素是这样一种观念：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基本局限使人们无法对环境变化作出恰当的反应，因此崩溃不可避免。这里列出人类学研究史上比较著名的两种观点，一是贝蒂-梅格斯（BettyMeggers）的文明环境局限说，另一个是埃尔曼-瑟维斯的“进化潜力法则”。汤因比的“挑战和反应”理论尚未包括?来。

    梅格斯的论点很简单：更高产的环境产生更复杂的社会。具体地说，“……一种文化所能达到的发展层次取决于其占地范围的农业生产潜力”，因为潜力的增大将促进“……文化的发展”。如果是这样的话，单纯区分热带雨林环境还不够，所以梅格斯在解释玛雅社会时遇到了困难。她的解答是：玛雅文明一定是从其他地方引进的，玛雅占领当地的历史只能代表着衰落和解体。将一种文明引入对其并不适当的环境当中，最终必定是环境取胜。玛雅社会无法对其环境作出恰当反应。
尽管这种观点遭到严厉批评，但仍能不断找到其表达途径（偶然情况下，一些著作者甚至并未意识到自己借用了梅格斯的理论）。萨布洛夫（Sabloff）和韦布提供了目前为止最新的理论发展，即将玛雅环境和中美洲其他地区发生的事件连成一体，以此作为玛雅文明崩溃的根源（两位玛雅学者当然知道梅格斯的理论及其最新的演化）。斯图亚特（Stuart）和高西尔（Gauthier）同样就查科文明的崩溃发表了看法，认为查科文明的复杂化程度不可能在干旱缺雨的环境中生存。

    一种类似的观点（时而含蓄地）指出，复杂社会之所以不稳定，不仅是因为它处在某种环境之中，而且是由于复杂社会的天性使然。肯特-弗兰纳里和罗依-拉帕波特（RoyRappaport）是这种观点的著名支持者。这些作者宣称，社会的复杂性越强，其内部联系就越紧密，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影响就越大。社会的专门化程度增强，地方体制的自足性和自治性就会降低。社会子系统的目标比较具体，其子系统内部的差异化增强，其稳定性就会降低。在这样的社会，任何区域性动荡都将波及整个地区，而在复杂化程度较低的社会将存在一种缓冲，因为专门化程度低、部门间相互关联少，初级原因和终极结果之间的时间延续就更长。在拉帕波特来看，文明本身（即高度复杂化）的适应性很弱：“文明只是近期——即过去六千年左右时间——才出现，文明的出现可能被证明是一项不成功的实验。”

    这个主题之下有一个颇具兴味的变体，这一变体来自菲利普斯（Phillips）的论述。菲利普斯在回忆吉本有关罗马帝国的观点时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问题并不在于国家为什么会崩溃（崩溃时有发生），而在于有些国家的寿命为什么如此长久……”菲利普斯的理论是，一个新兴国家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学会高效利用其全部资源，他称之为“单位投资的高出产或高回报”。不过效率（按他的定义）会妨碍资源分配的灵活性，原理是这样的：新兴国家控制着大片疆土，但还没有建立（或可以依赖）能够带来较高收益的资源基础。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新资源将处在非关键或低回报利用状态（如纪念性建筑）。这样做的结果便制造出一种隐形的资源储备，可供应急之需，因为在危机出现的时刻，所有非关键活动都可以暂缓进行。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社会政治体制开始全面（菲利普斯称作“效率”）利用这些资源。久而久之，大多数资源都用于支持“效率”机构（如政府办公室等），再没有任何资源储备或资源分配的灵活性存在。于是政权统治中心成为最容易遭受冲击的地方，以至于“……历史性突发事件本身就足以触发严重危机”。一场民众暴乱（新兴强权国家本来很容易控制）在缺乏资源储备的“效率”型社会可能会成为一种不可逾越的障碍。这种理论形成于对古中美洲的个案分析，但可以应用于其他社会。例如，罗马帝国后期无法应对的灾难在早期共和制时期就曾得到克服。

    这种观点完全是谢泼德-克拉夫理论的重演（后者认为，将有限的资源从资产投资转向文化艺术支出，也可以引起社会的衰落和崩溃）。当资源更多地用于艺术创造时，那么为谋取经济福利以及为增强社会实力而投入的资源份额就会相应减少。如此，所谓“文明”的确定性因素将面临终结。第一中间时期埃及的崩溃，还有罗马的崩溃，都可以按这一道理来解释。因此，按克拉夫和菲?普斯的观点，复杂社会并非一开始就基础不稳，而是渐进发展使然。

    埃尔曼-瑟维斯的“进化潜力法则”和梅格斯的论点在知识界的命运大致相同——起初不被人接受，后来偶尔有人引用，而且有时引用者在论述中或不承认或从不标注前辈观点的出处。瑟维斯的法则是说，“在特定进化阶段，一种社会形式的特殊性和适应性越强，其跨越下一阶段的潜力就越小”，特定的进化“过程”与整体进化“潜力”呈反比关系。就这种观点看来，良好的适应性将滋生保守主义，执政组织适应未来变化的能力会因此减弱。成功的复杂社会会逐渐固守其适应性，因而很容易被专门化程度较低的社会形式所超越。所以复杂化程度较低的边缘国家灵活性较大，竞争优势更强，终将超越年代古老、基业稳固的中心国家。瑟维斯将这一原理运用到中国北部边陲、美索不达米亚和古中美洲外来势力的逐渐得势，并用于解释秘鲁政治发展的中断现象。他指出，在上述每种情形中，边缘地区的新生文明群体都获得了某种竞争优势（组织结构、武器、策略、等），使过于保守的中心国家无法应对，因而崛起并占据统治地位。RN亚当斯遵循同一思路，坚信古老社会的僵化和保守来自试图控制基础能源的重大投资。
许多研究者将复杂化层次较低的邻国的竞争作为中心国崩溃的若干因素之一。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将瑟维斯的法则扩展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适应失败”理论。不少研究者都得出这样的论断：复杂社会消失是由于它们无法面对环境变化采取某种相应对策。梅尔科就认为（与瑟维斯一样），文明社会一旦建立，其应对变化的能力就非常有限。崩溃起源于政治僵化、官僚低效或无力处理内外危机。何炳棣（Ho,PingTi）就将中国明朝的没落归结于此类原因。

    社会学家巴克利（Buckley）认为，任何社会机制中的思想僵化都必然导致内部动乱或无力抵御外来挑战。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Bateson）提出，失去灵活性则文明将会消亡；若灵活性不被施用则体制的灵活性也会自动消失。

    诺?-约菲（NormanYoffee）曾认为，古巴比伦时期随着各省区的失陷，用于公共设施、水利工程和军备建设的国家收入开始降低，但政权极力维持现状的努力却并未缩减。为了减少开支，王权推行强制政策，以至于帝国迅速分解为原初的各组成部分。“政府若不以王权的名义采取重大改革”，约菲写道，“巴比伦国的势力在负面因素作用下就只能是日趋衰弱”。简言之，巴比伦因面临变化而没有正确对策而导致崩溃。

    格雷戈里-约翰逊也指出，乌鲁克（Uruk）时代中期苏西亚那（Susiana，又译苏萨）政权的行政需求超出了国家能力，于是出现了?权解体、国家分裂的局面。这里的基本观点还是说对策不足——具体到这一案例就是政府应该增强行政实力。

    伦德尔-麦圭尔（RandallMcGuire）提出了一个寻找崩溃根源的结构模式。他追随布劳（Blau）的理论，通过同中心社会与各独立因素交叉的社会的比较，指出“同中心”社会一般禁止结构改革。同中心（Concentric）社会是从个体向广阔的社会外围（家庭、亲属、村庄、部落等）扩展；交叉（Intersection）是指社会的横向联系跨越各“同中心”类别（如联谊会或职业协会）。同中心组织一般用来概括简单社会，交叉型组织主要指复杂社会?在同中心社会，权力上层确定各相关团体之间的关系，结果是各团体间相互争斗，而非联合成一个有机整体。由于社会变革很少符合统治阶层的最佳利益，也很难符合各团体的共同利益，因此社会本身不具备应对环境变化的渐进调整机制。所以危机只能带来崩溃，而不是机构改革。

    在玛雅文明研究中，“适应失败”论的代表人物是威利（Willey）和希姆金（Shimkin）。他们提出，尽管玛雅社会承受着内在危机和外在压力，它仍应在组织上和技术上拿出相应的对策。官僚上层根本无力应付日渐复杂和动荡的社会局势，所以才会有社会崩溃。威利还在另一本书（1978年）中指出，玛雅的崩溃是因为它不能“……在仪式中心到城邦政体演进过程中更有力地推动社会发展”。

    在讨论特奥蒂瓦坎崩溃案例时，法伊弗（Pfeiffer）辩称该政体在缺乏动物驮运和轮载工具的情况下已经穷尽其整体社会能力。迪尔（Diehl）的观点基本类似，认为土拉的灭亡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至于卡霍基亚的衰落，法伊弗认为是人口的压力使当时的技术既无法满足百姓温饱，也无法满足官方需求。

    达瓦里卡尔（Dhavalikar）提出印度铜石并用时代（Chalcolithic）文化的“死亡”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有效耕耘棉田黑土的技术。明尼?（Minnis）说美国西南地区明布勒斯的文化崩溃是由于强化经济发展的企图遭遇失败。

    从经济学角度阐释罗马帝国崩溃的多种论述都与“适应失败”论相关。这些研究指出了罗马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不足，如1）经济发展停滞，缺乏对低层或中产阶层的刺激；2）奴隶制或农奴制下大型资产的形成；3）缺乏地方经济整合；4）高额税收和政府开支；5）最低信贷机制和贵重金属供应限制下的薄弱金融体制；以及6）地域扩张的终止。简言之，帝国无力就其持续生存采取必要的变革。
  在谈到当代国家时多伊奇（Deustch）指出，当政府无法满足民众在公共服务方面的需求时，崩溃就会出现。约自1890年起，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增?，远远快于政府的收入或应变能力的增长，导致越来越多的民众不满、政治破产和革命行动。

    其他学者还指出崩溃过程中存在的正反馈循环（positivebeedbakloop）现象，暗示逃避循环是不可能的。科林-伦弗鲁指出，复杂社会在危机条件下缺乏分散化解的选择和降低社会专门化程度的选择。专门化程度本来就是问题的根源，现在则无法降低专门化程度，系统的解体就不可避免。

    古格里尔莫-费雷罗（GuglielmoFerreo）在对罗马和美国进行的比较中指出，过分的都市化是罗马崩溃的原因。伴随罗马扩张而出现的财富和商业的迅速增长，带来了富裕中产阶级家庭的发展。他们从郊区移居城市，而一到城市便开始拼命地消费。为维持都市生活，农村被进一步课税搜刮；而当政府在许多市中心搭设贫民救济点时，城市已吸引了自身生存所依赖的那部分本该留在乡间的农村劳力。公元后第二和第三世纪，城市的消费已远远超出农村的供应能力（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农村人口越少，寻找农业劳力和部队兵源就越困难，于是这些职业最终成为家族承传。这就形成了一种局面，即解决城市问题时使用的是一剂注定恶化病情的药方：更多的城市消费和更重的农业税收。最后，社会系统超越了其自身承受能力，因而出现崩溃。所有这一切都受到相互竞争的刺激——城邦、省区、地区、宗派、职业、阶层、家庭与个体之间的竞争。

    罗伯特-沙拉尔指出，玛雅后古典时期不仅在人口数量，而且在社会政治复杂性方面都形成了一个相互交织的上升式螺旋。国家的经济控制使食品生产和食品分配收益甚高，继而导致人口的壮大；而人口壮大反过来又需要更多的政府管理。人口壮大需要增加食品产量，增产的各种措施又将会使环境资源接近其崩溃点。另外，新兴生产体系更无力抵御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病虫害和土壤透耕。此时，上层增加纪念性建筑投资更加剧了?有危机（分散食品生产的劳力和时间）。农作物因病虫害、土壤枯竭、气候或某种自然灾害的影响而出现严重减产，再加上非玛雅族邻国多方进犯，玛雅终于崩溃。

    康拉德（Conrad）和德马雷斯特（Demarest）在1984年探讨阿兹特克（Aztec）和印加（Inca）帝国政治经济衰落时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他们认为，这两个帝国早期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有益于社会发展，但后期变得不合时宜。在阿兹特克人那里，信奉战争和太阳神惠齐洛波契特利（Huitzilopochtli）的异教徒要以敬献活人祭品的方式来维持世界安宁，这种意识刺激了军国主义扩张，以便四处搜寻合适的人类牺牲品。在印加帝国，新国王不能继承前任国王的财产。每一位统治者一直受宫廷和臣仆伺奉，甚至到死后仍拥有他在世之时的土地和资源。新登基的统治者没有任何基金和资产，继续侵占他国成为解决王室贫困的必要途径。两种意识形态的结果都是扩张，但当获利性征服的数目日趋减少时，征服便失去了实际意义。在难以改变意识形态系统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内部冲突随之而来。

    弗里德曼和罗兰兹（Rawlands）提出了一种模式，即部落社会争相举办的庆功宴是为了刺激过剩生产。一个地位显赫的群体可以通过抓获外国俘虏和本国债奴建立一个氏族社会，将自己提升为酋长阶层。扩张的酋长社会（可能会临时从事农耕）在不断加速过剩生产，但产量却逐年下降的经济框架中，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

    简评

    大体上说，在我们讨论过的各种观点中，“适应失败”论有一个方面超越其他观点。学者们意识到理解崩溃通常要看重社会特性而非外在社会压力，所以纷纷从原因机制——如“环境局限说”和“进化潜力法则”——探寻社会为什么不能拿出相应对策。这一步跨越意义重大。这些观点别具魅力，但似乎更多建立在对复杂社会本质的假想基础之上，而作者们又对其假想含糊其辞。如果他们作出明确的表述，我们就会知道他们犹豫不决的原因。这些假想似乎围绕着三种模式的复杂社会而展开。由于找不到更加文雅的术语，我将这三种模式称为“恐龙型”、“逃亡列车型”和“空中楼阁型”。
在“恐龙型”中，一个复杂社会犹如一个笨拙的巨人，其形态固定，无法快速应变。它被锁定在一个进化的死胡同里，代表着它在社会结构、规模和复杂化方面所作的投资，虽气势轩昂、令人景仰，但却不能适应任何变化。危机出现之时，社会无法应对，因此必然过时。这样的复杂社会代表着一种权威的盛景，既神奇又可怜。用通俗的口语说，这是些可怜无用的巨人，必然被更新颖、更矫健、更有进取精神的社会所取代。

    “恐龙型”和“进化潜力法则”及其他相关论述所涉及的社会类型基本一致。这里的所谓“法则”是指所有社会，无论复杂与否，都存在过度安于现状而无法实施变革的类似危机。复杂社会的这种倾向，在其他新社会逐渐获得实力，而笨拙巨人又无法适应时，便成为一种致命因素。

    “逃亡列车型”可以是“恐龙型”的一个变种，但仍有其自己的特性。在这里，复杂社会被迫沿着复杂化程度渐强的轨道前行，不能变向，不能回头，不能停止。前方出现障碍物时它也只能按既定方向继续行驶，因此最终将是一个灾难性结局。

    各类援引“正向反馈机制”的研究的确都对复杂社会作出这种假设。费雷罗关于罗马帝国都市化的论述，沙拉尔关于玛雅帝国社会经济强化发展的观点，康拉德和德马雷斯特对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衰落的阐释，无一不是假设社会的某种因素使其不可能脱离灾难性的轨道。

    “空中楼阁型”与其他两种模式均有不同。它认为复杂社会（无论作为一条规则还是处在某种环境下）均天生脆弱，它们在低储蓄的边缘运作，所以崩溃不可避免。贝蒂-梅格斯的环境局限论，弗兰纳里和拉帕波特的适应失败说，都属于这一模式。

    这里的模式探讨有必要先告一段落。我们关于复杂社会的现有知识不允许我们提出假设或得出结论，说复杂社会天生脆弱，或停滞不前，或无力改变方向，或无法应对产量波动、自然灾害及其他病虫害。指出某些国家曾就如上部分因素或所有因素采取措施不是件难事（如罗马在公元三世纪危机过后的复苏和重组，美国西南史前时期各阶段的人?迁移和社会整编，玛雅后古典时期继中断期（Hiatus）之后的文明复兴［均在第五章论述］，中国古代的各类政治循环）。换言之，我们有关复杂社会的知识并不能支持目前研究提出的假设。复杂社会并不是难以琢磨的化石。只要有应变问题出现，就一定有原因需要解释。现象本身什么也解释不了。

    “逃亡列车”模式，如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构成的模式，可能受现有数据影响而被误解。在这两种文明中，统治者明显意识到继续扩张已无利可图，并采取步骤改变扩张性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康拉德和德马雷斯特说阿兹特克和印加拒绝改变策略，致使尝试失败?但事实并非确切可知。西班牙的征服行动永久改变了两个帝国的变革进程。（玛雅的）蒙特苏马二世（MoctezumaII）和（印加的）瓦斯卡（Huascar）进行的改革显然是针对扩张体制最初采取的恰当步骤。韦布对卡米哈米哈二世（KamehamehaII）推翻夏威夷卡普（capu）制度的论述表明，意识形态（即便是根深蒂固）完全可以在必要时进行改变。

    这里还有其他一些评价。当威利提出玛雅崩溃是因为它不能“……在仪式中心到城邦政体演进过程中更有力地推动社会发展”时，其中留下了许多谜团。其他学者（如梅格斯等）争论说玛雅也许是在上述进程中走?过远，或至少在其具体环境条件下走得过远。玛雅研究者不可能比其他考古学家在所有观点上更趋于统一，但清晰地阐述其论点将会大有益处。玛雅到底是过于复杂还是不够复杂？两种情况如何分别导致了崩溃？

    菲利普斯对“效率”这一术语的使用制造出一系列含糊观念。他提出效率化（即充分）利用资源的社会在资源分配上会出现僵化，因为利益越大，放弃某特定行为的难度就越大。他这里的假设是复杂社会效率化实施的一切活动都一定是造福全民的。冲突论者不会同意这种说法——而我们可能都会对此感到惊讶。事实上，复杂化社会必须有效利用各种?源这个论点本身就值得争论。戴维-斯图亚特就提出相反看法：复杂社会不能有效地利用各类资源，这正是复杂社会的弱点之一。菲利普斯最后假设，社会的复杂性越强，可分配的资源就越少；复杂社会不存在任何灵活性，其统治者也没有任何能力采取理智行动。菲利普斯在这里的假设是，国家征用各种资源1）一直维持在不变的层次，2）并非适应于社会需求。增加资源流量——提高税收和/或强化生产——的可能性在此被完全忽略。
  其他复杂社会

    在某些情况下，其他复杂社会的竞争（通过各种原因机制）也是崩溃原因之一。如兰宁（Lanning）指出的，帝国间的竞争可?导致了瓦里帝国和蒂亚瓦纳科帝国的崩溃。亚当斯在论述蒂亚瓦纳科帝国时也持类似观点。布兰顿（Blanton）采取的是另外一条途径，认为政治集权是瓦哈卡谷阿尔班山文明对付蒂亚瓦纳科帝国威胁的有效竞争措施。蒂亚瓦纳科帝国崩溃后，政治集权的需求自然消失。同时，人口增长可能使农田人满为患，资源争夺日趋严重，致使执法机构，包括阿尔班山政权面临的压力不断加重。随着过剩生产（用于供奉政府）的衰落，再加上政权的效率不断降低，民众越来越不愿意支持一个已经失去军事实力的统治政体。

    简评

    尽管布兰顿论述中不可求证的因素过多（如土地争端、民众支持政权的情愿程度），它对整合派理论仍具有某种价值（对冲突派理论价值很小或全无）。兰宁有关帝国间相互竞争的观点提出了一些问题，我将在结束章节予以论述。此时我只能说帝国之间的冲突在更多情况下是导致胜者继续扩张，而非竞争双方走向崩溃。这种原理无法解释（如罗马等帝国的）重大崩溃现象。

    外来入侵

    对社会崩溃最常见的解释之一是外来入侵，而且通常是入侵方的复杂化层次低于受害方的复杂化层次。这种情况多见于欧洲、近东和中国（其文学传统中一般称之为夷族迁徙）。外来入侵的阐释同样见于新大陆（文学记载有限），在某些地区出现的频率甚至更高。

    北美和南美

    乔治-考吉尔（GeorgeCowgill）在对玛雅崩溃理论（截至1960年代初）所作的重要评论中列出了入侵者毁坏的水库设施，以此作为玛雅崩溃的可能性因素之一。杰里米-萨布洛夫、戈登-威利和理查德-EW亚当斯基于对帕西翁（Pasion）河地区的研究，构建了一个外来入侵的模式，并将其作为该文明崩溃的主要因素。该地遗址的考古学特点向作者们表明，这里曾被非古典玛雅人占领，这些人很可能是来自海湾地区的民族。萨布洛夫和威利起初认为这些入侵者派袭击队占领佩滕，以先进的武器（梭镖、投射器和矛枪）成功打败了玛雅人，在抵达后100年间带来了整个地区的崩溃。但他们最近的论述中逐渐降低了入侵者的作用。亚当斯认为入侵者在崩溃中扮演着一种辅助角色：在整个低地地区，入侵者出现的消息导致民风骤降、内战频起。再加上抢劫和减产的双重灾难，崩溃必然降临。博夫（Bove）主要研究整个低地石碑、石柱工程停建的螺旋形趋势。他的确发现了由西向东（假设的入侵推进方向）出现的某种趋势，但迹象并非十分明显。

    在论及古中美洲高地文化时，威利将高地城市特奥蒂瓦坎的崩溃归因?北方蛮族入侵——他们适应了特奥蒂瓦坎文明，然后又摧毁了这种文明。勒内-米隆（ReneMillon）对特奥蒂瓦坎作过专门研究，他指出死亡街上的纪念性建筑（神殿、金字塔等）毁灭于仪式性的火灾。在古中美洲后期历史上，这种现象意味着曾有政治镇压活动出16世纪遭遗弃的印加城市马丘比丘，这里是所有美洲文明遗址中最令人惊叹的一处

    现。他认为，特奥蒂瓦坎市中心毁于外来者入侵和随后出现的地方暴乱。

    文学中的记载（时间比12世纪事件晚了许多）也通常把土拉文明的崩溃归结为北方蛮族入侵。

    在更远的北方，科罗拉多?原上阿纳萨齐（Anasazi）文明的崩溃有时也被归结为阿萨巴斯卡（Athabaskan）族的早期入侵。类似的论点同样被用于中西部霍普韦尔文明的终结。

    在南美洲，瓦里帝国和蒂亚瓦纳科帝国的崩溃也时而被归罪于北方蛮族的入侵。

    哈拉巴文明

    据《利格经》（Rigveda）传统，哈拉巴文明的衰落经常被说成是由于雅利安人（Aryans）的入侵。皮戈特（Piggott）认为雅利安人凭借高级军事技术（战车）摧毁了这个都市社会。在皮戈特看来，入侵者看到的是一个已然解体的社会：“……文明已经衰退，入侵者到来时已呈消逝状态……”
美索不达米亚

    美索不达米亚各政权的崩溃通常与非复杂社会的入侵有关，这些暗示常见于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学记载。例如，阿卡德王萨尔贡的垮台就是因为东部山区古梯人（Gutian）入侵；而乌尔沦陷是因为亚摩利人（Amorite）和埃兰人（Elamites）的进犯。

    赫梯帝国

    约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国的灭亡通常被视为流浪的“海上族”（SeaPeoples）行动的结果。“海上族”吞并了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地区，仅在埃及的门户前受阻。有人视赫梯崩溃是“海上族”入侵和赫梯的夙敌即北方卡斯卡人威胁综合作用的结果。埃及的文字记载提到过赫梯是因侵略者到来而衰亡。拉美西斯三世（RamesesIII）的碑铭上可读出部分文字：“众岛屿不得安宁、内部动荡。在他们的武器面前国无完土，从卡?（即赫梯），到科德（Qode），到迦基米施（Carchemish）、阿尔查瓦（Arzawa）和阿利西亚（Alishiya）。”

    弥诺斯文明

    许多作者将弥诺斯的崩溃归因于迈锡尼希腊人的入侵，而后者本身刚刚接受弥诺斯文明不久。作者们通常提到其他因素——如锡拉火山爆发和约公元前1500年的大地震——削弱了克里特的实力，为希腊人入侵本土敞开了大门。

    迈锡尼文明

    多里安（Dorian）希腊人摧毁迈锡尼文明是外来入侵理论的一个经典例证，得到当代诸多学者的肯定。

    罗马帝国

    蛮族入侵在罗马帝国崩溃中的作用是人们一直崙论的问题，其历史可追溯至入侵活动本身。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论题，无需在此深入探讨。

    中国

    北部边疆面临的蛮族入侵威胁是中国历史上永恒不变的主题，拉铁摩尔（Lattimore）曾对此作出详细论述。

    简评

    蛮族入侵显然是崩溃理论中一个诱人的话题，情形类似于灾难说。它为困惑缠绕我们的崩溃问题提供了一个简单清晰的结论。作为一种解决途径，入侵说是考古学中由来已久的热门观点，否则的话，文化发展中的突发性变故将难以作出解释。入侵说在崩溃研究中具有同样的魅力。在某些案例中，对“野蛮”人的恐惧可用于强调执政当局的合法性，同样可作为税收、军费开支和行为管辖的借口。

    入侵说没有提供一条普遍真理，它并不适用于诸如伊克和缅甸高地的情况。它不能令人满意是因为它用随机变量和历史偶然来解释崩溃这种重复性的进程。入侵说的根本问题是没有澄清事实。弱势的、部落组织的民族如何能推翻一个正统国家？这一事实本身就很有必要阐释清楚。孤立地讲，入侵说是对空白事实的合理解释。尽管有瑟维斯的“进化潜力法则”，但复杂社会并不是恐龙，不会变成化石，也不会因反应迟钝而屈从于小国。比如说，后罗马帝国还出现了技术革新、旧技术新用以及君士坦丁、朱利安（Julian）和斯提里克（Stilicho）这样著名的领袖人物。罗马凭什么要屈服于侵略者？入侵说的假想简直令人无法接受。

    围绕入侵说产生过许多与事实相关的争论，这里有必要列举其一，即多里安人对迈锡尼文明的入侵。说来也怪，一个能够带来如此毁灭性打击的民族居然没有留下多少考古学的痕迹。这一时期希腊引进过两种人工制品（劈刺剑和琴弓扣针），都是迈锡尼人而不是入侵者使用的。德斯伯勒（Desborough）认为，也许是入侵者完成任务后撤离了（此观点无法解释语言的历史传播）。里斯-卡彭特在其脍炙人口的散文中成?地描述了这一难解的困境：
总之是一个离奇而荒谬的境况，这里没有敌方入侵者出现的任何痕迹，找不到进犯者的入口，没有他们经过的迹象；但当地人口落荒而走、遗弃家园，像被无名无形的恐怖所驱赶，“像逃避巫师的群群鬼魂”。引文部分出自雪莱《西风颂》中的一句诗。——译注。

    德斯伯勒有关摧毁和撤退的说法揭示了哈拉巴、迈锡尼和玛雅崩溃中一个不确定因素：如果这些地区真的值得侵犯，入侵者为什么要毁坏可以作为征服者报酬的宝贵东西？入侵说中的这一点，连同其他不明确之处，让人不禁想修改《吵闹鬼》又译《鬼驱人》，美国1982年电影。——译注。（Poltergeist）中描述的模式：崩溃起因于神秘的问题制造者，其行为难以理喻，其现身无迹可寻。

    冲突、矛盾和管理不当

    从归入这一主题的作?数量来看，矛盾冲突说可能算是崩溃研究中最流行的一种观点。这里的笼统归类并不排斥各种学派——阶级斗争说、马克思主义冲突论、上层行为不端或者当局管理不善说——但潜在的共同主题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对立冲突。崩溃就是这类冲突的结果——撤销资源协助、农民暴动起义、上层自私腐败、政局管理混乱。同一原因中也有各种变化，既有普通案例，又有具体情况。

    普遍案例

    冲突论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柏拉图坚信合格的政府能平衡民主和专制两种势力，因为放纵任何一方都会导致腐败（《法律篇》）；亚里士德认为政府官员的傲慢自大和个人膨胀会导致局部冲突、民众革命和政权崩溃（《政治学》）。波利比乌斯（Polybius，又译波里比阿）的政治发展循环论严重依赖阶级冲突论。

    阿拉伯伟大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在14世纪提出一种历史循环论，也属于目前讨论的主题。他提出王朝从登基到衰落要经过三至四代人：奠基者具有优秀的个人素质，获取了无上的权利；儿子与奠基者密切接触，学到了父辈的素质；第三代继承人从不认识奠基者，可能满足于模仿和依赖传统；第四代没有任何优势，甚至轻视祖先的优良传统。于是，王朝像任何个人一样具有生命周期。在整个进程中，统治者越来越沉溺于奢华生活和个人安危。税率提高就是为了支付这些费用。王朝建立之初，小税额可以有大收入；到王朝末期情况则完全相反。税率低的时候，国民产值高，税收量更大。随着王朝的发展，奢侈消费不断增加，导致赋税不断提高。天长日久，税收成为百姓的严重负担，其最初表现是生产力下降，然后就是生产窒息和停止。为应付这种情况，政府继续加税；最终达到崩溃点时，社会便彻底崩溃。

    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Vico）于18世纪初提出历史循环论，认为人类历史沿着从原始时代到公民社会，再从公民社会回到原始时代的周期发展。其中的关键因素是上层社会与平民百姓的关系变化、阶级间的冲突和个人利益的追求。在公民社会，煽动性行为产生不协调因素，进而导致人们追求个人目标时放弃社会责任，反过来又将社会带回原始时代：“……通过顽固的派系斗争和残酷的内战，他们会将城市变成森林，将森林变成人类的洞居和兽穴。”

    这一主题在18世纪得到哲学家CF沃尔涅（Volney）的支持。他目睹叙利亚帕尔米拉（Palmyra）的废墟深受刺激，开始思考帝国衰败的原因。他的结论是贪婪和专制使社会道德蜕化，进而削弱社会实力，最终导致崩溃?在古代国家，贪婪和阶级冲突的结果是：

    ……一种神圣的懒惰在政治领域蔓延；田野被撂荒，帝国人口锐减，殿堂庙宇无人问津，沙漠面积成倍扩大；愚昧、迷信和狂热肆意流行，残骸和废墟覆盖大地。

    沃尔涅不仅为古代的灾难悲戚，而且担忧类似的命运可能降临他所处的世界：
  谁能知道是否有一天，一个像我这样的旅行者在塞纳河、泰晤士河或须德海须德海（ZuyderZee），北海的旧海湾，伸延入荷兰；其南部海面因筑?与北海隔断。——译注。岸边寂静的废墟上独坐，望着化成灰烬的家园，带着昔日伟业的回忆而暗自抽泣？

    在近代，卡森曾指出他当时的文明事实上已经崩溃，原因是不断升级的派系冲突。朱利安-斯图尔德（Steward）将古代文明的崩溃归结于一种随即秩序，其中帝国政权、灌溉工程和国家人口均协调发展，但过度地剥削百姓最终导致民间叛乱，帝国返回到小城邦和黑暗世纪。卡尔-威特福格尔在论述水利社会（HydraulicSociety）时指出，当上层权威将国家剩余资源越来越多地分配给自己的时候，腐败和崩溃就会出现。

    在复杂化程度较?的社会，上层人物的过分需求和滥用职权注定降低民众支持率。弗里德曼提出了一个通用模式：家族世系间的浮华竞争带来等级差别，而不断渴求过剩生产反过来损害生态环境并弱化等级结构。弗里德曼的模式被皮尔逊（Pearson）应用于铁器时代日德兰（Jutland）半岛周期性崩溃研究和盎格鲁-撒克逊移民不列颠的研究。

    欧文（Erwin）指出文明能否获得“……持久力取决于权力职责的分散程度”。印度文明将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所以崩溃。

    克雷森和斯卡尼克辩论说，在早期国家进化过程中，国家组织成为土地拥有者（垄断控制生产资料的成?）手中的一种工具，这就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标志着早期国家的终结，从此再不可能避免分裂。哈斯指出因控制社会所作的警力投资太大，因此动摇了国家政体。瑟维斯则暗示社会各阶层间的利益争执为社会带来离心趋势。

    政治理论家们曾作过类似论述，特别是在艾森施塔特的重要作品中。艾森施塔特认为帝国面临的主要困境包括：1）上层铺张浪费导致的资源压力；2）处理具体问题的方法不当；3）地方和团体间的权力分配不当；4）统治者和上层间或上层内部间竞争带来的危机。统治者经常追求有利于财政收入和个人需求的政策，哪怕损害长?经济发展，哪怕冒着失去民心或违背民意的代价。当资源近乎枯竭、民心已然向背，赋税通常就会增加，权力将下放到基层。封建割据的形成在威胁着中央权威，处于这种状态的社会非常容易崩溃。这一进程中的驱动因素就是当权者不惜代价追求其政治目标。

    曼克尔-奥尔森（MancurOlson）1982年发表的论文指出，复杂社会的特别利益集团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结果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衰退。

    古中美洲

    冲突论在古中美洲研究中历来表现出色，特别是其玛雅研究中有关“农民暴动”模式（及其变种）的部分一直备受青睐。埃里克-汤普森（EricThompson）与这种理论的关系最为密切——曾提出服役、建筑和食品需求的增加导致农民暴动，并继而摧毁玛雅文明的主张。汉布林（Hamblin）和皮彻（Pitcher）认为土地透耕迫使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变成农业无产者。两位论者还援引统治者奴役农民的图片和后古典时期官员（并非平民）雕像残片来证明自己关于农民暴动的观点。

    更近代的研究集中在管理理论，如威利和希姆金提出后古典时期官僚体制对策不足的观点，得到不少学者的赞同。韦布引证上层尝试长途贸易而带来的资源紧缺。考吉尔暗示后古典时期出现军国主义倾向和政体内部竞争，最终导致人口增长、赋税过高和毁灭性战争。洛（Lowe）认为在上层需求激增的同时农耕开始解体，并导致人口锐减。

    卡茨（Katz）认为特奥蒂瓦坎之所以被外来势力颠覆也有其内部动荡的因素。米隆（如上所述）同样指出内部混乱所起的作用。布兰顿关于瓦哈卡不满于阿尔班山执政当局的观点已经提及。考吉尔将特奥蒂瓦坎的崩溃与中国循环性改朝换代作比较，认为无能的官僚将国家资源据为己有，导致国家税收降低、对农民的盘剥以及最终的崩溃和重建。

    在古中美洲北部边陲地域研究中，迪派索（DiPeso）将大卡萨斯的崩溃归结于反抗外来统治者的地方暴动。
  秘鲁

    兰宁和卡茨都将农民暴动作为瓦里帝国崩溃的原因之一。

    中国

    中国的政治思想（目前的史学研究认为是首屈一指）一直视人之不和、为政不公为王权崩溃的根源（至少自战国时代和孔子时期起）。所有伟大王朝执政之初都是地产丰富、国家昌盛、世态和平。国家兴建宫殿、道路、沟渠和城墙，并重资巩固边防建设。但随着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和官僚体制的日渐增多，随着他们逐渐习惯于奢华生活，越来越多的资源便流向统治阶层，而不是用于管理朝政。由于开支不断增加，收入通常减少，每代王朝在奠基一百年之内都要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官员的自私和腐败日趋恶化，施政效率降低，朝廷内派系争执越来越多。皇室潜在的劲敌蜂起；农民负担加重，堤坝沟渠严重失修，濒于溃朽。从前的民间饥荒有皇家粮仓救助，如今却是饥魂遍野、盗贼横行，农民被迫揭竿而起。边疆防范本来不足，如今更是不堪一击。省区官员和属下兵力也纷纷叛逃。接下来的战乱将清扫一切，然后迎接新的王朝。

    拉铁摩尔认为，在这样一个广泛的背景下，社会体制只重视庞大家族的利益，经济系统更不能调动所有剩余劳力，农田失耕的现象自然是不可避免。鲍塞罗普（Boserup）则提出完全相反的看法，认为当时维护灌溉系统的人力不足，农民不堪重负，农业投资由此被完全忽视。

    美索不达米亚

    诺曼-约菲提出，在古巴比伦时期，失去的疆土和税收一般通过在所剩土地上强化生产、增设官职和阶层的办法来弥补。这也许是高效利用皇家土地的一种尝试，但它只能使问题变得更糟。约菲认为，崩溃的出现就是因为社会未能有效地协调“……更大社会政治机构中城邦内部与城邦之间的传统性地方自治势力”。

    斯特夫（Struve）和提蒙涅夫（Tyumenev）认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奴隶制导致经济衰弱，使阿卡德、乌尔和巴比伦更容易崩溃。迪阿科诺夫（Diakonoff）则觉得古梯人入侵倒是给阿卡德带来了复兴，是古梯人自己建立的统治使其最终变得负担沉重。

    扬科斯卡（Jankowska）构建了一种局面，即新亚述帝国（约公元前八世纪）的内部贸易及宗主国必缴的贡奉只能给亚述帝国带来好处：从宗主国买进的所有物品都是用他们自己的贡奉支付的。于是宗主国必须寻找其他的贸易渠道，避开亚述帝国的商业中心。于是，地区经济化层次的增加与亚述帝国的豪夺政策就出现了“抵触”。当这种“抵触”不断增强时，就必然出现新渠道的运输增多、旧渠道的运输减少的局面。扬科斯卡的结论是：

    看来要想对亚述帝国政体规模与其稳定性之间的反比定律作出最佳阐释，就必须在这种不断恶化的抵触状态中寻找答案。

    雅各布森和RM亚当斯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政治激化、政权失职和农业灾难的论述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作过介绍。

    罗马帝国

    对罗马帝国内部冲突和政权失职的论述大量存在，其历史可追溯到后帝国时代本身。比如说阿米阿努-马塞利努斯（AmmianusMarcellinus）就将罗马的衰落归结于官僚统治和高额税收。吉本在其经典论著中罗列了罗马崩溃的各种原因（基督教作用、军队士气不振、漠视危机存在），但他涉及执政不力因素的次数并不少于其他任何因素。
  弗兰克（Frank）认为罗马的失败是因为帝国的大地主阶层缺乏远见：在共和制期间为大量的奴隶资产而背叛了农民；为个人安危而接受了君主政体?考德威尔（Caudwell）指责大地主阶层导致了土地贫瘠和剥削阶级普遍的道德败坏。博克（Boak）和辛内根（Sinnigen）则专门指出了一个事实：

    罗马没能建立一个使帝国劳动阶层生活富足、效忠帝国并进行有效再生产的经济体制。

    迪尔（Dill）同样指出罗马阶层体制中的经济政策方面的弱点，但他坚信罗马的崩溃是由于中产阶级和地方政权的没落。

    蔡尔德注意到希腊经济和罗马经济的矛盾所在，即罗马未能对生产力的发展给予足够的重视，坐视农业生产停滞不前或日趋衰落。由此出现的低生活水准限制了国内市场，而当经济再没有任何扩展空间?，衰退即刻出现。到公元250年，罗马的繁荣已经不再，帝国在经济上已经死亡。

    艾萨克指出帝国的死亡有多种因素，但他像吉本一样，似乎习惯性地将重点集中在政权管理不善上。韦斯特（West）论述了帝国崩溃的多种因素，其中大多数和经济有关，但似乎也涉及政权失职：1）蓄奴制；2）帝国引入蛮族；3）国内奢华生活耗费金银和资产；4）以金银出口支付进口奢侈品；5）国家的独裁加剧；6）赋税增加开支增大。布朗（Brown）提出一个新奇的观点：西部参院贵族和天主教会与军方脱离，无意中动摇了帝国的根基。C诺斯科特-帕金森（NorthcoteParkinson）（他的其他论著也适用于本主题）是谴责帝国的赋税过重。

    恩格斯在其马克思主义的奠基性论著中指出，罗马残酷剥削被征服的行省，结果造成普遍的贫困化，商业、手工业和艺术衰落，人口减少，都市衰败，农业退回到更低的水平。这段话出自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此处的翻译参照了国内的现有权威译文。——译注。

    罗斯托夫采夫罗斯托夫采夫（1870-1952），俄裔美籍古代经济史专家，其《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是西方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性的著作。——译注。（Rostovtzeff）研究出一种最超乎寻常的阶级冲突论，特别是有关公元三世纪罗马危机的理论。在罗斯托夫采夫看来，农民军仇视城里的特权阶层。军方实力曾迫使赛佛鲁（Severan）王朝（公元三世纪初）增加军饷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些皇帝干脆使政府军事化，大量招募农民，并从军队和政权中排除了传统的上层阶级。国内各军事力量的竞争削弱了国防实力，给蛮族入侵制造了机遇。这反过来又导致人口管理的系统化和戴克里先与君士坦丁的僵化体制。国家局势没有出现任何好转，当时没人自愿为国家效力。在国家危急时刻，罗马又任命自己为首要的经济受益人（罗斯?夫采夫）。

    还有一些研究者就军方的作用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强制服役及其所导致的蛮族雇佣是帝国衰落的主要原因。

    圣-克鲁瓦（SteCroix）克鲁瓦（1910-2000）是英国牛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古历史学家，不列颠学院院士，出生于中国。专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和《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以上引证观点均出于此书）。——译注。提出另一种阶级冲突观点。他坚信富裕阶层在政治上、法律上几乎将所有其他人压制到了奴隶阶层。多数人受剥削，少数人得利益，而且情况愈演愈烈。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逐渐上升为社会冲突，到赛佛鲁时代贫穷阶层的法律权利已丧失殆尽。除皇帝之外没人能限制财富阶层的贪婪和野心，帝国的民众基础彻底崩溃。

    汤因比的观点基本属同一思路，但没有这样夸张，而且是以不同的原因机制为基础。汤因比认为在汉尼拔（Hannibalic）战争期间，意大利乡间和农业的溃败导致生存品生产下跌和大地主生产专供市场销售的局面。罗马后来的扩张给农民阶层带来了灾难，却给权贵阶层带来权力和财富。原来由农民组成的军队被正规军取代，其整体结果颇具长远效应，提前宣告了罗马帝国的短命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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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兰尼斯（Charanis）认为11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崩溃是由于武装土地贵族的胜利和民兵农户的衰落。大土地拥有者不断收纳农民手中的小片土地，自耕农拥有的财产化为乌有。皇帝之间与新兴贵族之间的冲突导致内战发生。新对手的出现更是耗费国内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于是唯利是图的新势力得宠，赋税深重、无人体恤的农民再不会顾及任何国家利益。

    西班牙

    经济衰落、政权失职和缺乏经济发展目标是解释西班牙帝国崩溃的常见理由。维夫斯（Vives）宣称，帝国的没落是由于“它忽视国家利益并践踏（本可用于协调宗主国关系的）道德规范”。

    荷兰

    许多研究者暗示，高额税收是导致荷兰18世纪经济衰退的各种因素之一。

    哈拉巴

    如果哈?帕文明不是最后被泥石所淹没，其崩溃的阐释将永远没有终结。米勒（Miller）坚信，在哈拉帕的意识形态（拒绝承认社会变革与人类需求）和个体及集团发展、容忍异教与社会革新的必然倾向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只能在推翻国家的革命行动中才展示出来。

    复活节岛

    复活节岛（EasterIsland）上伟大的石像雕刻时代的结束，恩格勒特（Englert）写道，是由于两派势力在农业发展问题上的激烈冲突。随后出现的政治解体致使全国上下不得安宁。

    简评

    冲突论对崩溃过程的阐释取得了一项非凡的成就：它赢得了从马克思?义到资本主义阵营的普遍关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已在前几页作过探讨，下边的引文（韦斯特的）则是资本主义观点的经典表述：

    总而言之，［罗马的］贫民和军队耗尽了勤俭者留下的资产，使整个欧洲西部都陷入黑暗世纪。在勤俭者和奋斗者再度安心地从事财富生产活动之前，罗马没能走出黑暗世纪的阴影。

    在众多探索崩溃原因的主题中，应用性如此灵活的观点实属罕见。

    这里对冲突论观点的反驳与第二章谈到的批评意见大体相同，只是当初的攻击点是冲突论所谓复杂性的降低，这里攻击的是冲突论所谓复杂化的增强。不过这其中还有另外一些?量。我们这里只把注意力放在普通案例和两个主题上：一、当政者管理不善和残酷的剥削；二、百姓群体日渐不满或民众叛乱。

    阶级冲突论者一定会在某种情况下作出如此论断：复杂社会终将违背其赖以生存的某项基本宗旨。一个政权能够控制劳力和资源，它就有能力对付自然灾害和社会灾难。既然复杂社会的百姓和当局都受惠于国家的这种能力，那么无论是整合派还是冲突派，在这一点上就应该有一定共识。特别是冲突派应看到任何一个理性化的统治阶级——无论其压迫性多强——必须为其所依赖的百姓和百姓福祉做一些事情。任何提出复杂社会的崩溃?由于其特性（控制资源与劳力）——既是其内在本质又关乎其生存——的说法都会给人留下太多的疑问，更不用说去解释为什么有些复杂社会因盘剥百姓而灭亡，有些社会照行其事却安然无恙了。

    由于统治阶层为了自身的根本利益必须顾及民众基础（对待任何关键资源也是一样），我们就必须对少数例外（罗马帝国后期和中国各朝代末期的）情况作出解释。否则的话，当我们将崩溃的原因归结为上层行为不端时，终将使这一论点降低为二分法的心理变量：有些统治者行为理智，有些统治者行为不端。不用说，这种双值变量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直到有人能提?某种理论来解释统治者理性行为和集体性自杀之间的矛盾之前，我们都可以完全抛弃这些上层管理不善的观点，因为它们根本于事无补。
  同样，用个性贪婪和自我膨胀（如存在于土地贵族和权力官僚）的因素来解释经济衰退和社会崩溃也没有太多的价值。这些都是心理因素，其表现（作为一个变量）本身就值得探讨。我们不能在没有充分理解贪婪究竟为何物的情况下，断定崩溃是由于贪婪的作用。既然统治者的自我膨胀是由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决定的（如在中国各朝代末期），那么应该就是这些社会、政治、经济因素才真正与崩溃有关。个性贪婪和自我膨胀只是问题的症状和添加剂，并不是终极原因。值得庆幸的是，不少冲突派理论家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但恐怕更多的（甚至这里论及的）研究者还没有表现出对这一问题的充分认识。太多的研究者都将自己的观点建立在类似的假设之上，将自我表现膨胀作为社会崩溃的孤立的、决定性的因素。

    就统治者剥削民众和政权腐败来说，有两点非常明确：

    1．剥削是实现阶层化的正常代价；

    2．不良政府是政府存在的正常代价。

    显然，谈到这两点时不可能没有争议。这里的论据是，剥削和腐败的出现具有其可见规律，但又很难预料其发展，所以一个社会若投资阶层化建设和/或投资建立政府，就必须预见到剥削和/或腐败是从事该项投资的一项正常代价。塔克曼（Tuchman）认为，从历史的经验看，我们很难对这个问题作出任何他种解释。

    如果剥削和腐败是等级社会的正常属性，我们就很难将其作为等级制度崩溃的根源。更?一步讲，如果剥削和腐败规律性地重复出现，其本身就很难成为崩溃（单一偶然事件）的原因。如果罗马统治阶层，比如说，在公元前一世纪（许多人同意）开始腐败并肆意剥削，而且因此导致崩溃，但为什么西罗马帝国能幸存到公元后五世纪？正如古阿（Guha）所说，社会冲突“……是社会存在本身的必然代价；由于人类离开社会无法生存，冲突便不能从整体上被视作功能性障碍”。

    关于“农民暴动”我也有一些其他思考。农民常有叛意，但他们很少叛乱。他们通常是政治斗争的被动的观察者。农民经常蓄积些不满情绪，但不满情绪需要成形、需要有表?方式。因此最初能调动农民的一般是不满于现状的知识分子，或军队领袖和地方势力支持者。还有，农民很少在统治者优势军事力量进入中立状态前参与任何起义。农民的主要策略通常是投靠大地主阶层以寻求保护，并/或继续对成功政权保持被动姿态和漠不关心。这两种情况在后罗马帝国均有出现。农民革命的目的通常是政权转型或修补复辟旧体制，而绝不是社会政治的彻底崩溃。而在知识分子和农民的联盟中总是会酝酿出一个新的阶层体制。

    以上简短的论述表明，依赖考古学上的农民暴动来解释社会崩溃现象（某些地域研究中很热门）极需更多地关注已知农民政治行动的基本性质。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政权渎职都是剥削百姓，我想以此来结束本节的探讨是恰当的。自然，有些研究从本意上讲是为了解决问题，但事实上收效不大。比如说，近来某流行媒体刊登文章，认为美国西南部大片印第安村落遭到遗弃是因为百姓将过多的精力用于宗教仪式，希望以此控制环境，因此几乎没有任何时间从事农耕。我看将这一观点归为尼禄尼禄（Nero，37—68）：罗马帝国皇帝，公元54年至68年在位，以残暴著称。传说他曾对基督徒展开过残酷镇压。——译注。时代的社会模式最为恰当：玉米地在荒废，阿纳萨齐人在祈祷。

    社会功能紊乱

    这是一个比较模糊的主题，不需要过多论述。其基本观点是，社会的崩溃是出于性质难以确定的某种神秘的内在因素。马丁（Martin）、昆比（Quimby）和科利尔（Collier）综合列举了普韦布洛社会组织的各项不足，并将此作为美国西南地区文明崩溃并最终沦为废墟的原因之一。梅利基什维里（Melikishvili）提出社会衰亡是由于：1）违背经济核心中的系统关系；2）外来影响。弗里德曼争辩说，“如果社会形式出现崩溃，那是因为其自身的运行法则没有将最有效地利用技术环境作为主要目标”。
  简评

    通俗作家们喜欢从社会功能紊乱的角度思考问题，而且经常对纠缠不清的社会肌理作含糊其辞的表述。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如邦尼-巴格利-泰恩特向我建议的）崩溃的“经纬模式”。

    从严肃的意义上说，这类研究既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也没有因果阐释，无法从客观角度予以评判。这样来解释社会崩溃是远不能令人满意的。

    神秘因素

    用神秘因素解释崩溃现象在流行程度上仅次于阶级冲突论（一个在理性科学统治一切的今天仍客观存在的有趣事实）。这一派论点的本质是不参照任何已知的经验进程，而且经常对某些特定社会作出价值判断。神秘因素论常依赖“颓废”、“活力”和“高龄”这样一些概念，用主观因素对社会进行归类，也以此对社会崩溃作出相应阐释。在这一派的观点看来，“颓废”社会是反面形象，照理必然有解体的趋势。太多太多的理论都由此生发而来，其花样繁多，甚至经常会相互抵触。联系这一派观点的基础是他们都忽视经验性知识和可见的事实，并且会相信某一研究者对某个体社会所作的主观评判。

    与前面讨论过的各类主题不同，神秘因素说经常被当作通用的理论来使用，而不是仅用于某些具体案例。仅仅适用于具体案例的理论自然有很多，但它们无需在此占用主要篇幅。发表这类观点的著名人物应该还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但他们远不是这一人群拥挤的领域（也的确是历史悠久的领域）中的佼佼者。

    美索不达米亚编年史包含了最古老的崩溃阐释之一。在记载阿卡德王萨尔贡和乌尔第三王朝的文献中，美索不达米亚的作者们将帝国崩溃的原因说成是统治者不敬神灵，所以上帝派来了劫匪以示惩罚。也就是说，贤明国王领导的城邦繁荣昌盛，不孝君主统治的城池备受煎熬。

    柏拉图在其生活的时代目睹了上千个城邦的兴衰起落（《法律篇》）。他提出过一个在后代崩溃研究中从未过时的生物学比喻：“……所有造物都必然衰败，一种社会秩序也不能永久生存，它终将走向衰落。”在神力主宰下——按柏拉图的说法——人类的再生产要看它处在正确时机还是错误时机。如果没赶上正确时机，“……新生儿都会有残疾”。恰当的时机是由神秘的数字命理学（numerology）决定的。错失机遇将导致失政、战争、仇恨、争端以及利益追求者和道德追求者之间的矛盾。阶级压迫由此而来。

    罗马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在公元前二世纪预测罗马将于六个世纪后崩溃时，继续使用了柏拉图的生物学比喻：“每种有机体、每个国家和每种行为都会经历一种自然循环，先是生长，再是成熟，再是衰败……”罗马打败迦太基是因为罗马当时正处于自然循环的上升期；迦太基的没落是因为它处在冲突期。后来罗马到达顶峰期，所以灾难性的变故终将降临。“此帝国”，波利比乌斯写道，“……将经历自然循环而走向衰败”。

    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其最后崩溃，罗马的衰落一直是同时代人思索的源泉。塞勒斯特（Sallust）认为罗马的“颓废”是因为它丧失道德准则并符合生物循环规律：“……万物有生就有死。”在老塞内加（SenecatheElder）看来，意大利农业的衰退标志着社会文化时代的到来。

    到公元三世纪罗马危机真正降临的时候，这类思想已变得相当普及。西普里安的观点在本章开始时已经引述。而在四世纪的阿米阿努-马塞利努斯看来，罗马?历了童年（城内战争不断）、少年（跨越阿尔卑斯山脉和大海）、青春壮年（巨大胜利和凯旋），如今已衰落为老年。米兰主教安波罗修（Ambrose）和维吉提乌（Vegetius，又译魏及帝）都是阿米阿努-马塞利努斯的同时代人，都同样追随罗马毁于颓废的观点。

    此时的异教徒把罗马的问题归咎于基督教抛弃众神；而在基督教看来，蛮族入侵和其他危机都是针对罗马原罪和犯罪的上帝审判。圣-奥古斯丁（SaintAugustine）所著《上帝之城》（CityofGod，成书于426年）是针对异教的指责为基督教所作的辩护。奥古斯丁的理论是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上帝之城的善良居民，挫折会使他们得到净化和提高；另一类是恶人，他们喜欢世俗的东西，因此终将被击垮。
14世纪的彼特拉克（Petrach）将罗马的没落解释为伟人的消失。稍后，显然是首次论述“衰亡”的论著由弗拉维奥-比昂多（FlavioBiondo?1388～1463）完成。他的《罗马帝国衰亡以来的千年史》（HistoriarumabInclinationeRomanorumImperiiDdecadesTres，1493）涵盖的时间跨度从412年至1441年。比昂多认为，罗马的崩溃与迫害基督徒、道德生活颓废和蛮族部落的入侵有关。莱昂纳多-布伦尼-阿雷提诺（LeonardoBruniAretino）在最后这一点上持类似见解：政权落入敌手，所以才会衰亡。

    对15世纪的莱里达（Lerida）主教安东尼奥-阿戈斯蒂诺（AntonioAgostino）和许多文艺复兴派思想家来说，罗马的没落是因为它抛弃了古典风范。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在他的《论李维》（DiscoursesonLivy）中指出，罗马在早期战争中能够取胜靠的是它的美德，后来美德下降，军队失去了古典的刚勇，西罗马帝国因此被摧毁。罗马落到如此境地完全是因为受其殖民地腐蚀的缘故。当一个强国开始依赖其殖民地的时候，它自己也就成了殖民地。

    偏离于这些传统观点的论述来自雷蒂库斯（Rheticus）和珍-博丁（JeanBodin）。雷蒂库斯是哥白尼（Copernicus）的弟子，他于1540年至1543年提出了一个哥白尼式的崩溃理论：君主政体的兴衰是与地球的轨道和太阳的离心率联系在一起的。在珍-博丁看来（1566年），国家的生死命运注定受完美数字496的制约。博丁的传统一直影响到近代，至少有两位作者一直追随着他。夸特来（Quetelet）在1848年写道，历史上五个古代帝国中每个帝国的平均生存年限是1461年，这个数字正好是埃及数字命理学中凤凰的寿命。劳勒（Lawler）在1970年仍坚信历史是一个循环，并遵奉每1470年一次的兴衰模式。每个模式又包含着两个735年的子模式，然后再分10个阶段。如此推算，美国的崩溃日期预计是2040年。

    孟德斯鸠（Montesquieu）有关罗马兴衰的主要著作继续探讨了道德问题。罗马的强大来自罗马的美德，美德丧失则罗马衰落。在各皇帝统治下，罗马百姓成为乌合之众。意大利范围之外的多场战争导致帝国士兵公民意识的下降。伊壁鸠鲁学说（Epicureanism）损害了道德秩序，罗马逐渐衰落，直至西罗马皇帝奥诺里奥斯（Honorius）和东罗马皇帝阿卡狄奧斯（Arcadius）时代彻底崩溃（约公元400年）。

    吉本（1776～1788）列举过罗马崩溃的各种因素，包括军队纪律涣散、基督教的作用、对眼前危机的漠视、皇帝的昏庸和繁荣时期的士气衰落。

    赫德（Herder）相信所有人类社会结构都是暂时的，而且在几代人时间内会变成剥削政权。罗马本当毁于阶级冲突和军事失?，但最为直接的原因却是奢侈品进口带来的堕落、懒惰、恶习、离婚、蓄奴和上层暴政。当时的人口数量、身高和“活力”都呈现出没落趋势。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PhilosophyofHistory）源自他在1830年至1831年的一系列演讲。黑格尔相信合法政权必须建筑在公民个人利益和国家公共利益完全协调的基础之上。但由于物质渴望、生存本能和个人利益总是首先出现，达到协调状态需要一定的时间。一个追求伟大目标的国家具有高尚的道义和美德，但伟大目标一旦实现，敌对势力一旦消失，国家最高利益同样消失，人民的精神同样消失。一个国家的生活和一个人的生活是一样的，走过成熟期便会进入暮年，暮年还有些成就感和满足感。此生命进程将带来自然死亡，一个民族也会自然毁灭。

    关于社会解体的奇特观点见于亚当斯兄弟——布鲁克斯（Brooks）-亚当斯和亨利（Henry）-亚当斯（美国总统亚当斯的后裔）——的论著。布鲁克斯在1896年坚信，人类思想具有强烈的继承性，人类社会根据自然赋予的“能量物质”的多少表现为各种不同形态。当某一种族被赋予的能量物质过多，而所有的物质消耗仅限于日常生活，其剩余部分就有可能以财富的形式存储下来。资本主义可能因此产生，对经?发展和科学探索的重视也一样可能由此引起。阶层分化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而且可能导致崩溃。在罗马，一个军事化的、高能量的民族最后是被高利贷者和大地主所击垮。罗马人“……无法忍受集权社会无限制经济竞争所带来的巨大压力”。这一种族的能量逐渐被消耗殆尽，幸存者必须期待蛮族部落输血才能继续生存。
  亨利-亚当斯的论题（1919）是人类的思想经历了各种不同的阶段。思想如同电流，必然服从惯性法则。各思想阶段随时间的发展不断加速，?率等于其前一阶段发展时间的平方。如今的思想进化已超越其顶峰，开始逐渐蜕化。按他的预计，人类思想将于1921年达到其可能性极限，若超过此限，也将在2025年终结。

    奥托-范西克（OttovonSeek）的罗马崩溃论从生物学出发：共和国最后几个世纪对意大利居民实行的大屠杀灭绝了人口中的最佳人种，后来的执政者都是人群中的残渣余孽。乔治-汉森（GeorgeHansen）于1889年根据罗马的婚姻模式提出了类似的理论。坦尼-弗兰克（TenneyFrank）相信从意大利的种族变化中产生了一个缺乏精力、不思进取、不具备远见和常识的民族（1970年）。布克哈特（Burckhardt）1852年全力支持罗马崩溃的“衰老及腐败”阐释。

    艾略特-弥尔斯（ElliotMills）1905年时匿名写作，他根据不列颠都市生活的普及和随后不列颠在农业生产、文学和戏剧品味、精神状态和宗教生活方面的衰落，预计了不列颠帝国的灭亡。

    埃及学研究家弗林德斯-皮特里（FlindersPetrie）爵士同样进入了这一研究领域。皮特里在1911年写道，“……人类进化的真正本质”是扩张之后的崩溃。民主是衰败文明的正常特性。还有，“文明阶段是一个民族的固有特质，不是由于它们的地位环境使然?。当民主制度建立，赤贫者就会消耗富有者的资产，于是文明必然衰落，直到外来入侵者将其毁灭。皮特里认为（奇特地预见了汤因比的学说），“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他还说，“一个国家的奋斗越是艰苦，其生存能力就越强”。

    对神秘论主题各类观点的介绍，将我们带入了它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繁盛期。尽管在繁盛期的论述中我们仍能辨认出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名字，但这里还有若干其他理论值得注意，特别是（至少）一位前辈学者的观点。

    斯宾格勒最意想不到的一位前辈是俄国思想家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NikolaiDanilevsky）。丹尼列夫斯基的《俄罗斯与欧洲》（RussiaandEruope）出版于1869年，斯宾格勒在完成他自己的《西方的没落》（DeclineoftheWest,1918～1922）之前显然没有读到过丹尼列夫斯基的著作，但二人的思想居然有相当惊人的巧合。丹尼列夫斯基是个生物学家，而且是斯拉夫民族主义的倡导者。他心目中的文明模式是一个独特的有机体：

    历史文化类型的发展进程类似于那些四季繁衍的生物进程，其生长期可以无限延续，但开花期和结果期却相对短暂，然后是生命逐渐衰落并彻底枯竭。

    每一种文明都是从诞生开始，经历童年、青年、壮年和老年的固定周期，然后去世。文明是文化历史形态的最后阶段，文明终结是因为“……每个民族都终将衰竭并耗尽精力……”。丹尼列夫斯基以这种观点推测了西欧文明的没落和斯拉夫文明的崛起。

    最后我们说到斯宾格勒——其《西方的没落》堪称20世纪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作品之一。在斯宾格勒（和其他许多人）看来，要想理解历史，“……诞生、死亡、青年、老年、生命期的概念都是最根本性的……”斯宾格勒对人类文化具有一种绝对神秘的看法：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己的观念；自己的热望；自己的生命、意志和情感；自己的死亡……自己的新的自我表现的可能，从出生到成熟，再到衰落，永不复返”。文明是“……被提炼的生命精华，像田野的花朵一样无终极目的地生长着”。反过来，文明又是文化的必然命运，是“有机生物序列的继续，生命完成后的终结……”这个文明阶段很容易理解，“文明是发达的人性所能达到的最外在、最人为的状态”。文明是由才智者统治的，而且“……作为一种历史进程，其存在就在于它处于一种无机的或僵死的残喘状态”。城市就是这种状态的一种表征，其居民“……寄生……没有传统，绝对务实，不信宗教，机智灵活，没有成果……”公元4世纪的古典世界和19世纪的西方世界就是一状态的明显例证（他的书也因此命名）。就19世纪来说，斯宾格勒看到的是随处可见的衰落：表现在都市生活、艺术和数学领域。他强调，“今日所谓艺术”，“……一律都是无能和虚伪”。
斯宾格勒的诗意想象是有名的，特别是以下段落，可作为他理论思想和神秘观点的集中概括：

    当一个伟大的灵魂从一度童稚的人类原始精神中觉醒，脱离其自身状态，从无形成为有形，从无涯和永生变为有限和必死的东西时，文化便诞生了。它在一片明确界定的土地上开花结果，同一般生物的命运一样。当这一灵魂以民族、语言、教义、艺术、国家、科学等形态实现了其所有的可能性之后，它便会熄灭，并回复到当初的原始灵魂状态。但是，其活性生存的事实，那确定和展示各成果阶段的一系列伟大世纪，仍是一种内在的激烈抗争，为的是维持其文化理念，对抗原始混沌的世界，对抗无意识深处的怨言……而目标一旦实现——文化理念、内在可能性的全部内涵均已实现并已经成为外部现实——文化便立即变得僵化，它抑制苦修，它血液凝固，它力量瓦解，它变成文明，即我们从“埃及主义”、“拜占庭主义”等字眼中感受和理解到的东西。它们就像衰竭的巨大原始森林，枯朽的树枝伸向天空，几百年、几千年，就像我们在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所看到的一样……

    每一种活生生的文化都要经历内在实现和外在完成，最后到达终结——这，便是历史之“没落”的真正意义所在。在这些没落中，我们对古典文化了解得最为清楚和全面；还有一种没落，一种在过程和持久性上可以和古典没落等量齐观的没落，它将出现在未来千年的前几个世纪，但其没落的征兆已经显现出来，而且在如今从我们内心和周围都能感觉到——这就是西方的没落。每一种文化都要经历和人类个体一样的生命阶段。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童年、青年、壮年、老年阶段。西方文化最初是一个年轻而战栗的心灵，满负着疑惑和恐惧，呈现在罗马和哥特（Gothic）的黎明……那童年的文化也以同样的语调向我们诉说——以荷马时代早期的多立克（HomericDoric）艺术、以早期基督教（其实是早期阿拉伯）艺术、以开始于第四王朝的埃及古王国作品。一种神话般的世界意识，像一个惶惶不安的负债者，在不断地与自身和自然中所有黑暗及邪恶势力的抗争，同时在?求生存的纯粹价值和直接表现（终将获得并理解）中慢慢成熟。一种文化越是接近于它存在的峰巅阶段，它所获得的形式语言就越是刚毅、严峻、自制并更有力度，它对自身的力量就越感到自信，对其存在的轮廓就越来越清晰。我们在其轻松和自信中发现了每一种精心的、严格的、有度的和奇异的表现特征，无论何时何地，都透露着行将完结的暗示。再往后，便慢慢接近其脆弱点，带着晚秋十月的甜蜜芬芳，迎来了克尼杜的阿芙罗狄忒（CnidianAphrodite）、厄瑞克特翁（Erechtheum）神殿的女郎雕塑、萨拉森（Saracen）马蹄型穹拱建筑上的镶嵌图案、德累斯顿?茨威格宫（ZwingerofDresden）、华托（Watteau）的绘画、莫扎特（Mozart）的音乐。最后，在文明的昏暗破晓之时，心灵之火熄灭了。萎缩的力量再次为半成功的创造而尽力，如此产生了所有死亡文化中常见的古典主义。后来心灵再次思考，所以由浪漫主义忧伤地回顾童年；到最后，它疲倦、厌烦、冷漠、失去生存的欲望，并如帝国时代的罗马一样，盼望走过漫长的白昼，堕落到原始神秘主义的黑暗之中，回到母胎，回到坟墓。段落引文参考了国内的两种中文译本，特别是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译注。

    人们不由地想到?斯对此所作的生动评价：“在德国，很少有哪部并不艰涩难懂的作品像这部著作一样值得人们阅读。”

    尽管人们经常把汤因比的《历史研究》（AStydyofHIstory）和《西方的没落》放在一起考察，但《历史研究》却是一部性质非常不同的作品，事实上汤因比还在他的作品中批评了斯宾格勒的观点。《历史研究》洋洋十二卷，是一部倾注了作者毕生精力的作品（1939至1967年），而且表现出作者观点的自然发展和演变。不过一些基本观点和前提是前后一致并贯穿始终的。汤因比的文明发展观就是他著名的“挑战和反应”说：一个社会将面临一系列挑战，?个挑战都要经历痛苦的磨砺（如埃及早期尼罗河沼泽泛滥的问题）。挑战带来经济发展，“……安逸是文明的敌人”。只有克服挑战，文明才能进化。反过来，文明的崩溃说明了“创造力”的消失、“生命力”的失败。所以玛雅崩溃了，埃及却没有，因为玛雅的后代停止了战胜自然的顽强努力。
与斯宾格勒不同，汤因比将文明看成一种可能“……含义丰富……”的“……充满新鲜活力的运动”。文明的扩散“……可能缓慢，但一定会实现”。然而，未能处理的挑战聚集过多，将成为文化崩溃的开始。这是一种内在的进程：“……文明崩溃的最终标志和根本原因是内在冲突的爆发，文明由此丧失了自身的定力。”冲突的爆发导致地域分割的社区之间的矛盾，也导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裂。其结果是社会划分成三个对立阶层：“统治者少数”——负责提出哲学理念和建立“宇宙国家”；“国内无产阶级”——负责成立“宇宙教会”；“外部无产阶级”——最后成为蛮族战争的同盟。罗马帝国和希腊社会的宇宙国家就经历了这样的历程。横向的分裂代表着“……灵魂的一步步解体”。

    文明的解体是“……其从‘原始人类’层次、社会动物层次大胆向某种超人的‘宗教圣人’层次攀升时遭遇失败的各种表现……”这包括如上所说的“……创造性个体或创造性少数人失去了自身的创造力……”这些损失抵消了高压政策（可导致帝国宇宙国家的建立）下所能产生的创造力。在各种文明进程中，“……地域扩张和精神发展”是反比关系。所以，大规模的地域扩张通常是“社会解体”的一种迹象。不过，

    在无产阶级和少数统治者的冲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辨别出一种激烈的抗争精神，它更新着文明的创造活动，将宇宙生活从发展停滞的秋天，带过艰难困苦的冬日，迈入万物萌发的春天。

    汤因比重视道德价值和精神价值的观点在他之前的一些作品中就有所表述。阿尔伯特-施韦策阿尔伯特-施韦策（AlbertSchwitzer，1875-1965）法国基督教牧师、哲学家、医生及音乐家，曾获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这里的观点出自他的《文明的哲学》（ThePhilosophyofCivilization，1923）。——译注。曾指出，一种文明欠缺伦理基础就会出现崩溃。文明的存在是为了完善人性，它是在一个种族追求进步和服务于他人的时候诞生的。施韦策认为1920年代的西方文明已出现了崩溃迹象。

    与施韦策著作同年出版的另一部作品表达出一种怪异的极端思想。它应该仅适合于那些对历史相关知识有确切概念的人阅读。在汤纳（Towner）看来，文明具有科普生物学的基础：文明的“神经系统增长，其智力便得到发展，精神体魄就会增强”。汤纳从未明确给出他所谓“神经组织增长”的准确定义，但这一概念在他的整个理论框架中意义明显。无论它究竟指什么，汤纳是把它等同于人类的性冷淡，并暗示具有如此“神经组织”的女性倾向于成为天才。由于文明社会的这类女性通常没有受到太多尽忠母性职责的压力，人类才智的某些部分因此不断衰落，文明同样因此而萎缩。

    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Dawson）的作品（1921～1955）被认为不像汤纳那样怪异，但在观点的统一性上同样略逊。他在讨论文明崩溃和衰落时提到了若干因素，认为复杂性增加和集权化增强的危险最大：希腊文明忍受着“希腊式”的堕落；在罗马，一场物质革命摧毁了“……社会的有机结构”；欧洲文明目前衰弱，因为它“……不再具有生命的节奏和平衡”。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Nehru）在艾哈迈德讷格尔堡（AhmadnagarFort）坐牢时写道，印度的衰落是因为内部腐败，而到12世纪，“……印度已濒临死亡，失去了她创造性?天才和活力”。

    弗兰兹-波克诺（FranzBorkenau）与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是同时代人，他像他们一样坚信文明存在起落兴衰。他同意汤因比关于历史上精神和宗教因素高于物质因素的观点，但反对他所谓某种邪恶或原罪导致文明崩溃的说法（并指出发展中的文明社会频频出现的严重犯罪现象）。

    对保罗-瓦莱里（PaulValéry）来说，文明天生脆弱，与道德素质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他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以及其智力和道德的混乱）与特洛伊或托勒密（Ptolemies）时代联系在一起论述。欧洲人对全球的统治是由欧洲人口的高素质（他认为包括动力、好奇、逻辑、怀疑主义和神秘主义）决定的，但在此非平衡状态中，崩溃的种子已经埋下。今日的大规模生产使商品遍及世界各地，因此在将来，人口数量和地域规模会成为文明权力的决定因素，欧洲将因此遭受重创。
  文明兴衰论在20世纪的第三个重要代表人物是阿尔弗雷德-克鲁伯。克鲁伯对文化现象持肯定态度。他的作品论述了“高级文化价值和形式”?也论述到“高潮”。“……在其自身枯竭之前”，埃及文明经历了四次兴衰，甚至曾具有“……相当高级的观念体系”。文化模式可以是“高价值”的，也可能是“低档次”的。克鲁伯在这一批评框架下分析了艺术、科学和哲学的创造性循环，认为所有领域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模式：先是几个世纪的兴起和发展，然后是长时间的重复和模仿，最后是走向灭亡。

    追随克鲁伯观点的学者中有两位人类学家——库尔伯恩和查尔斯-格雷（CharlesGray）。库尔伯恩将克鲁伯有关艺术和哲学枯竭的概念延伸到所有文明活动。文明的兴衰是一种模式化地从兴起、经营到最后枯竭的进程。罗马崩溃后，“……其整体文化的衰落非常缓慢”。任何社会都要经历其“信念时代”、“理性时代”和“实践时代”。在最后阶段可能会出现衰落，从“……每个公民社会所达到的特定卓越层次”下滑。宗教可能是衰落的原因，因为当宗教精神强盛时一个社会就有力量；宗教衰落时社会则失去活力。

    查尔斯-格雷视古典历史为一系列层次化的循环，主要循环阶段为“成型期”、“发展期”、“繁盛期”和“衰落期”。每一个阶段还有其自身的创造期和蜕化期。在此之上存在着两个伟大时代：城邦（citystates）时代和超级国（superstates）时代。格雷并不拘谨于各文化阶段的评价：“成型期”的原始阶段是“野蛮的”，而罗马阶段是“衰落的”。衰落导致政治腐败，而任何一个阶段的“……文明化程度越高”，其转型过程就越为迅速。

    皮特里姆-索罗金是社会学家，也是一位克鲁伯研究学者。他的《社会和文化动力学》（SocialandCulturalDynamics，1937～1941）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他在书中定义了两种文化模式：理念型（Ideational）文化（现实被作为非物质体看待）和感知型（Sensate）文化（现实仅仅作用于感官）。任何社会的固有本质都是在两种模式之间转换。由于每一种模式本身并不完整，人口群会漂移于两种模式之间。极权主义国家（totalitarianstates）会伴随感知型文化而兴盛和衰亡。罗马在公元二世纪后感知性增强，国家成为极权主义国家。而公元五世纪基督教的理念型文化占据统治地位，罗马帝国于是解体。

    最后还有戴维-奥姆斯比-戈尔（DavidOrmsbyGore）。他是汤因比的追随者，同样关心西方文明的命运。他认为文明衰落或崩溃的主要原因是内部腐败，表现为自相残杀的战争、“……高级的社会形式”、军备发展的停滞、经济发展或人口数量的降低。文明的兴衰与民族数人集体决策的正确或错误有直接关系。他的结论是西方不必衰落。

    神秘因素主题下的一些案例分析涵盖了该知识领域的某些层面，具有更大的普遍意义。丹尼斯-普利斯顿（DennisPuleston）认为玛雅的崩溃是由于它坚信自己的循环日历。此循环中的某一点上目睹了一次巨大的火山爆发，下一轮循环的同一点上又经历了考古学家所谓“中断期”的神秘事件，于是玛雅预言推测出第三次循环中厄运的来临。厄运将近，人们的恐慌把崩溃变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戴维-斯图亚特研究美国西南地区的文明，但也涉及普遍意义上的复杂社会。他认为随着复杂社会在自身规模、生产效率、能源支出方面的增加，它们将被驱使到一个干脆无力应对的“枯竭点”。因此文化系统和蝗虫沼泽没有太大区别。詹姆斯-格里芬从严格的克鲁伯理论出发，提出俄亥俄霍普韦尔文明的消失可能是出于“文化疲惫”。

    梅尔科响应克鲁伯的观点，认为一种文明一旦建立，其适应文化变革的能力便十分有限，文明继续向前发展，直至其“模式”到达顶点。面对僵化、官僚、低效和无法解决的内外矛盾，崩溃开始出现。在明显呼应索罗金观点的论述中，梅尔科预计西方文明的终结将会是由于对科技能力失去兴趣和对精神世界预期变革无能为力。

    简评

    尽管复杂社会不像蝗虫瘟疫，但其崩溃的理论有时似乎很像是瘟疫。为总结前面的论述，这里有必要集中观察几个基本主题，这样读者可以把主要精力从明显不值得严肃考虑的观点中节省下来。如此，我们将不去讨论神秘数字命理学、再生产模式以及把复杂社会比作昆虫聚集或煤炭聚集的那些理论。不过这里也必须指出，划分可探讨理论和非探讨理论（如神秘数字命理学）的标准只表现为关注程度上的区别。

    人们对斯宾格勒和汤因比著作的评论可谓历史久远、全面透彻，若想添加任何新意都非常困难。这将使目前的评估（与上一节评估相比）相对简短。我仍需涉及他们的某些论述，以作为我对他们的崩溃理论的批评，所以也就不顾这些评论是否具有新意。总之我认为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观点颇中要害，所以就以此为起点。

    斯宾格勒作品中的神秘主义和充满价值判断的理论完全印证了休斯的评价——“……通向真理道路上的一块巨大的绊脚石”。休斯的评判代表了许多读过斯宾格勒的人的看法：“……《没落》充满了不可饶恕的各种夸张和教条主义的自信口吻”“斯宾格勒形而上学的文字段落……产生出预料之中的、灰暗肤浅的综合效果”。斯宾格勒的偏见在于“……狭隘和敌视”，“……所有的循环论者都在扮演感性先知的角色”。
对汤因比的批评也找不到更多的善意：

    ［汤因比］像一个威严的校长一样颁布奖赏和宣布惩罚，奖励了“原始基督教”一个银杯——对教会的综合奖赏；对当代西方不可知论者和物质主义文明却授予了六根藤条。（斯通〈Stone〉）

    ［汤因比］没有能力判断空洞的假想、主观价值判断和基于事实的经验推理之间的区别。（斯通）

    他把自己和以西结（Ezekiel）《圣经-以西结书》中的先知。——译注。先知相比；而他自己有时却真让人难以理解。（特里瓦-罗珀〈TrevorRoper〉）

    对汤因比先生来说，历史和历史研究方法简直是科学和杜撰的奇异混合。（K汤普森）

    汤因比，和耶利米（Jeremiah）《圣经-耶利米书》中的先知。——译注。一样，肯定站在自?的角度说话。（博尔〈Boer〉）

    ［汤因比的主观主义］是以他对人类命运发展过程的个人见解为基础的标准体系。（艾尔特里〈Altree〉）

    尽管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研究方法不同，上述评论可交替运用于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

    如此严厉地对待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理论似乎有些不公，但上述引文的确指明了神秘学说的大多数问题所在。这些问题是：1）依赖于生物学发展类比；2）依赖于价值判断；3）参照无形物进行阐释。

    如前所见，运用生物进化和衰亡进行类比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做法（但今日仍在运用）。其基本观点已在前几页提及：复杂社会与有机体的生、长、衰、亡进程基本一致。但有机体遵循的是基因码、生物钟、日照循环、四季更替等已知科学进程。对人类社会来说，如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所承认的，生物学类比无法找到相应的调控机制。这里有必要回到那些显然具有活力的论述，即某种神秘的、内在的原动力主宰着文明的“繁华衰落”。诸如此类的观点都不堪一击，因为这些所谓的内在因素从本质上讲不可知晓、不可确定、不可量化、不可解释。类比性的阐释，同以前讨论过的其他观点一样，不能增加我们对问题的真正理解。它以神秘解释神秘，解释的结果为零。

    阿尔弗雷德-克鲁伯——生物成长和腐朽论的大师——对如此批评提出了反驳。他的观点是，文化“生长”的说法没错，术语本身只是用作一种比喻。人们使用这一术语，有时是因为语言的限制。就算克鲁伯的解释可以接受，人们仍可持保留意见，因为我们完全不清楚大多数其他人的看法是否一定和克鲁伯的看法一样。这里评论过的太多的研究者似乎都相信，文化真的会发芽、开花、枯萎、死亡。

    价值判断完全是另外一番情形。一个人类学出身的学者早年就该学到，作出如此判断从科学角度讲无人接受，无利于问题的理解；从学术角度讲无法自我辩白，简直就?失公允。一个文化学专业的学生应该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即不接受有关文化现象的好与坏、更好或更糟、高级或低级的所有判断。一个人要么是一个公正的社会科学家，要么是一个社会批评学家，而后者不应该化装成前者。文化的相对性可能是人类学对社会历史学（更广泛地讲，所有民众）所作的最大贡献之一。人们可能认为研究崩溃现象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等应该在这方面向人类学家学习。但随着克鲁伯、库尔伯恩和格雷的出现，人类学家之全体都加入到了违反学界行规者的行列。

    在神秘因素主题下评论过的诸多论著都回到?价值判断，其程度之剧烈，致使本研究不得不将其作为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人们可能会这样争辩：既然生物学类比无法提供任何量变的数据，那就有必要回到主观判断。神秘因素论者正是热衷于此。于是斯宾格勒才书写僵死没落的文化、失败的艺术形式、充满寄生人群的城市；汤因比（如上述引文所说）才像一个文明和文化的大法官一样坐在那里，认可一些，驳回其他。汤因比笔下的文明是新鲜多变的，文明受到称赞，将作出勇敢举动，但其创造性的少数最终失去了这种力量。克鲁伯也许是发表主观评判时最不脸红的一位。埃及有高级的观念体系，法国有高级灿?的文化。总之文化模式可以是高价值的或低层次的。库尔伯恩继承了这一传统：后罗马文化衰落缓慢，公民社会具有优良品质。格雷绝不会离他的同事们太远：文化偶尔会野蛮或堕落，也可能成为高级文明。还有其他许多研究者都可以遭到同样的指控。

    神秘理论中的一些常用术语更增加了研究者的主观主义成分。“颓废”（decadence）一词最值得注意，通常用于罗马帝国。一些表面看来似乎无伤大雅的词，如“兴盛”、“衰败”、“没落”和“活力”，都暗含着价值判断的成分：我们都认可具有活力的事物，反之亦然。如前所述，就连“文明”一词本身都落入了这个圈套。
价值当然随文化、社会和个体而变化，于是就存在很多问题。问题是如此明显，那些忽视其存在的作者们真让人感觉尴尬。一个个体、社会或文化认为价值高的东西，其他一方未必就同意，因此对文化现象的主观评判永远无法实现科学性的标准化。一般来讲，我们大多数人表示认可的文化是我们最喜欢或最愉悦或至少觉得最具智慧的文化。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导致特定价值系统的整体混乱，每方都宣称自己获得了唯一的“真理”。这样的基础之上不可能建构任何科学理论，为此所做的努力只能导致混乱和矛盾。于是当大多数研究者似乎肯定文化价值的时候，斯宾格勒（也许还包括拉帕波特）却表示厌恶。当汤因比不赞成帝国存在的时候，克鲁伯却将埃及的扩张看做成功阶段。依赖主观价值判断不仅在逻辑上行不通，而且不可能得出一致性的结论。

    “颓废”这个概念似乎最为有害。尽管这个概念长期以来颇受青睐，但界定它的内涵却十分困难。颓废行为之所以颓废，是因为它不符合某个人自己的道德准则，特别是当颓废者从前某一时段的行为得到过这个人的认可，而目前行为发生了变化时。在政治命运和道德行为间不存在清晰的因果联系。例如，在所谓的罗马道德没落之时，我们并不清楚（尽管波利比乌斯可能表示异议）当初缺乏这种道德是否就阻止了罗马的扩张，也不清楚后期这种道德的出现是否就可能将蛮族部落阻止在海湾。亚当斯对这一问题概括得很好：“……历史上的每个社会都有能力展现颓废个体的健康的一面。”他还说：

    ……我们不能真的认为主要政局的解体是由于某个人沉溺于过度的宴饮或性生活。不，社会解体的内部机制一定与衰败结局的各种因素存在某种相关的联系。

    神秘因素论的第三个问题是参照不可触及的无形物进行阐释。这个问题与前两个问题紧密相连。神秘因素论者简直就无法确定可能导致文化变革的任何可分立的、可观察的、可测量的因素。在为数不多的寻找可触及因素（如参照人类生物学）的研究中，我们也看不清原因机制如何导致了可观测的结局。亚当斯兄弟的理论大概是这方面做得最糟的，但它们并非不够典型。布鲁克斯-亚当斯引述生物学上的“能量物质”说；而亨利-亚当斯将人类思想比作电流。特纳将文明兴衰归结于“神经组织增长”和性冷淡，比亚当斯兄弟也好不了多少。这些理论也许最具创新意义，所以被归入到值得尊重的观点当中。斯宾格勒相信文化具有思想、激情和意志，是“被提炼的生命精华”。文明在汤因比看来是圣人的交流，也许还具有灵魂。道森谴责欧洲文明，因为它不再具有生命节奏和平衡动力。索罗金提出理念型文化和感知型文化。普利斯顿认为玛雅因自我恐惧而呜呼丧命。斯图亚特将复杂社会比作昆虫群。格里芬指责文化疲惫。没人能提出一个独立的因果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构筑一种科学理论。这种神秘因素论的固有弊病，的确也成为现实鉴别神秘论阐释的单一标准。
事件的连锁与巧合

    伟大的古典历史学家JB伯里（Bury）在1923年指出，罗马的崩溃没有综合的解释，其结局是出于一系列偶发事件。匈奴的入侵将西哥特人（Visigoths）赶到了伊利里亚（Illyrian）行省。罗马当局对这一问题处理不当，所以在哈德利亚诺普勒（Hadrianople）血战（公元378年）中失利。蛮族部落联盟当时已在帝国领土之内形成聚落，这是一个不好的先例。随后是西罗马帝国一连串才智平庸的皇帝登基，日耳曼人在帝国的地位不断提升，还有斯提里克的叛逆，以及罗马依赖蛮族人统帅自己的军队。

    其他研究者还将事件的连锁与巧合发展为普遍理论。威利和希姆金在讨论玛雅文明、巴策在讨论埃及文明时都强调了一系列连锁事件的并发现象，并指出各相应领域的薄弱环节。?尔斯-迪尔争辩说，一系列事件的综合作用导致了拜占庭文明的崩溃：丧失农田、大资产者出现以及和威尼斯人经济竞争的失利。

    简评

    从概念上讲，连锁和巧合理论没有提供任何普遍性的理论基础，因此不能满足我们对重复进程作出全面理解的需求。用历史的偶发事件进行论述也存在逻辑问题。有些人还说所有的历史都是事件的连锁与巧合。这种说法过于极端，但它提出的随机因素可能影响整个进程的说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偶发事件的不断出现可能代表统计学中的某种规律，但它不能用来解释重复性非常有限的文化现象。

    经济学阐释

    经济学角度的崩溃阐释是我们要考虑的最后一个主题。这种理论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基本体现为有限的几个方面，其中包括：1）复杂化的优势逐渐减少；2）复杂化的劣势逐渐增强；3）复杂化的成本日趋增加。

    路易斯（Lewis）在1958年分析奥斯曼（土耳其）帝国（Ottoman）的衰落时提出了上述论点。奥斯曼帝国在16世纪达到其地域扩张的极限，此后便开始在军事科学、军队专业化程度、政局管理、人力和资金以及资源等方面表现出落伍迹象。随着欧洲的全球化扩张，东地中海地区迅速成为发展停滞的死水地带。贸易活动绕道而行，地区贫?化程度日渐增强。在欧洲被西班牙-美洲的黄金覆盖之时，奥斯曼经济彻底破产。统治层已经习惯了现金短缺的状况，于是用与以往一样的策略应对财富冲击：货币贬值、硬币回收、降低成色。

    为应对经济衰落局面，政府必须大规模提高官员工资和政府的硬币支出。以前出现的货币危机中，政府已经降低了取薪士兵的数量，并增加了骑士的人数，因为骑士的薪水是以封地形式而非以硬币形式支付的。但16、17世纪战争格局的变化使这种策略不再奏效。火枪和火炮的使用量不断增加，这需要有资金雄厚的军队，并削弱了骑士的重要性。

    如此局势之下的代价令人吃惊。开支的增加必须以贬值的货币为基础。民政、宗教和军备更难收支相抵，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政府的诚信、尊严和征兵活动。随着骑士的消失，奥斯曼的农业系统开始崩溃。骑士都住在自己的封地之内或封地附近，而现在封地却被宫廷宠臣和投机商收走。官僚渎职、贪污的现象越来越多，税收系统的效率急剧下降。税吏是雇用的，所以有截留税款的可能，于是偷漏税的数目也在不断增加。这样一来，萎缩的帝国经济必须支持不断增长的费用和庞大的上层建筑。路易斯概括说，奥斯曼的宫廷、官僚、宗教阶层、军队、赋闲地主阶层和税吏所需的费用，已经超过了任何中世纪的阶层化国家，甚或超过了罗马帝国所需的费用，而它的经济基础却只是一个不再丰产的农业体系。交易者、银行家和商人一般都是非穆斯林人士，所以是二等公民。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因素严重地影响着商业发展环境或银行信贷机构的健康生存环境。
拉铁摩尔将中国改朝换代的循环概括为一种收益的兴衰。新王朝一般将人力集中在地势优越的地区，利用水利资源从事大规模农业生产，以提高收益和利润。当农业生产到达其顶峰的时候，经济基础便无法支持更多的剩余人口。农业的萧条景象与皇族官僚的生活形成强烈对比，让人无法忍受，于是农民暴动，推翻王朝。

    约翰逊指出，政治体制中促进或妨碍成本效益的进程通常是导致社会延续或衰败的决定因素。这似乎和罗伯特-M亚当斯在讨论萨珊帝国强化生产、开发边缘农田，最终导致农业衰落时表述的观点有些类似。卡伯特（Culbert）将这一模式运用到玛雅文明的崩溃研究。

    如前所述，布兰顿和科瓦列维斯基（Kowalewski）将瓦哈卡谷的崩溃说成是阶层社会的利益衰减。特恩布尔?探讨伊克文明以及劳克林（Laughlin）和布雷迪（Brady）在更为一般性的探讨中，也得出与布兰顿和科瓦列维斯基相似的结论，只是后者更多地适用于非复杂社会。在这些研究者看来，统治层对部落社会的长期掠夺使双方的合作优势逐渐消失，社会的合作和互惠机制也随之解体。哈纳讨论了资源充足条件下的相反情况，其崩溃模式在逻辑上也与此基本类似。

    简评

    很多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崩溃进程的经济学阐释并不热心。但即使在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看来，经济学阐释在其逻辑性和结构性的某些方面（并非全部）都要胜过我们此前介绍过的理论。这些方面包括：

    1前面讨论过的一些理论（如资源枯竭、自然灾害、外来入侵、应对不足）暗示出文明崩溃的社会原因，而非仅仅是环境因素。有人会问，为什么社会不能对环境变化采取更为有效的对策？我们可以无休止地争论上述经济学阐释是否足以解释社会的衰落现象，但经济学探讨确实有一个方面使它超越前人：它觉得有必要鉴别社会衰弱的内在因素，并由此继续探索。

    2与其他一些理论（如阶级冲突论、社会功能紊乱说、神秘学说）相比，经济学阐释确认了一个特定的因果机制，或称事发机制。

    3与已经介绍过的若干研究成果相?，经济学模式确定了原因机制和可见结果之间存在的因果链接。同样，人们也会对这些因果链进行争论，但由于这一理论看到了因果链的存在，遂使其在逻辑性和和结构性上略胜一筹。

    当然，社会崩溃的经济学研究不是没有弱点。这些研究者中没有一个人试图将个别案例普遍化，尽管朝这方面努力的潜力巨大。路易斯指出了奥斯曼经济的停滞发展是由于宗教和伦理偏见，但很遗憾的是，他没有进一步论述奥斯曼在此问题上表现出的顽固和僵化。他只说后来的穆斯林不愿意向他人学习，但这不能表明任何观点。RM亚当斯对美索不达米亚强化经济发展的研究已?令人羡慕地勾勒出崩溃根源的大致轮廓，但却未能对上层管理失职进行充分论述。拉铁摩尔只提到中国上层统治者的奢望，但没有说出剩余劳力出现的任何原因。值得指出的是，这些理论的逻辑弱点正好出现在它们脱离经济范畴的一刹那。

现将我对各种崩溃研究理论的评估综述如下：

    1资源枯竭论。应对资源危机是复杂社会的正常活动，也许是它们最为擅长的领域之一。既然资?枯竭不是直接诱因，我们的研究就应该集中在阻碍其作出恰当反应的社会特点，而不是单纯关注资源枯竭现象本身。

    2新资源论。这一主题对整合论者具有某些吸引力，但对冲突论者毫无价值。其价值不大主要是由于它局限于简单社会。

    3自然灾害论。复杂社会通常对自然灾害早有准备，通常是历经灾难而并未崩溃。如果哪个社会无法承受灾难，这个社会的具体特征就该（在许多情况下）引起人们更大的兴趣，这有悖于自然灾害论的前提。

    4应对不足论。这种理论对复杂社会的本质所作的假设——复杂社会天生脆弱，或僵化固执，或不会转向——不能令人信服。复杂社会如何表现出上述特征，也需要作出解释。

    5其他复杂社会。这种理论不能解释主要的崩溃现象，如罗马的崩溃。各复杂社会间的冲突通常导致扩张和缩减的多次循环，而非最后的崩溃。

    6外来入侵论。强势国被弱势国推翻是一个需要探索的课题，其本身不能作为崩溃的原因。从经验主义角度讲，人们通常很难在考古学上探清入侵者曾经宣称主权的地方。我们也很难理解，如果高级文明原本值得蛮族部落出兵入侵，为什么他们最后要摧毁这种文明。

    7矛盾、冲突、失职。复杂社会控制劳力和调配资源的?力是其固有特征和必要条件。我们很难以社会赖以生存的关键因素来解释崩溃现象，至少由此引发的问题比能够回答的问题要多。从其对社会生存的损害性来讲，统治层渎职失职或自我膨胀的情况值得进一步探讨。剥削下层和管理不当是复杂社会正常并惯常表现的性格侧面，这些行为本身不能作为偶发事件即崩溃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农民很少暴动，除非和其他社会团体结成同盟，而且农民暴动的目的通常不是使社会崩溃。

    8社会功能紊乱论。这样的观点既没有指出危机的根源，也没有探讨原因机制，很难使人从客观的角度进行分析。

    9神秘因?说。神秘因素说完全不能科学地阐释崩溃现象。参照生物成长、相信价值判断和引证无形事实使这种理论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10事件的连锁与巧合论。这种理论没有任何通用基础。随机因素无法有效地解释崩溃现象。

    11经济学阐释。这种理论在结构上和逻辑上均超越其他（至少是迄今为止已经成型的）学说。这种理论鉴别出与崩溃相关的社会特征，确定了原因机制，指明了原因机制与可见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经济学阐释尚未取得社会科学界和历史科学界的广泛认同，但其观点弥补了其他理论逻辑上的不足。现存经济模式经常受到政治学和社学阐释的片面攻击，但这并非是经济学理论的本质缺陷。就眼下的研究课题来说，经济学阐释的弱点在于它还没有形成一个具有普遍应用价值的阐释框架。

    除了没有科学基础的神秘学理论之外，以上介绍的崩溃理论并非一无是处。事实上，经济学阐释距离最后成功（逻辑思考而非具体细节）只一步之遥——即探索深度还不够。除神秘因素论之外，我们很难说其他理论就一定错误或者是误导。只是其目前的表现形态还多有欠缺。它们缺乏无可置疑的前提，并经常失败于逻辑推理。（但它们又通常能指出相关的变量和进程）。人类社会确实面临资源短缺的现象，各?层之间确实存在冲突，自然灾害的确经常降临，而各种对策无法解决上述危机的情况也并不罕见。一种具有通用价值的崩溃理论应该是尽全力融合如上各种阐释而有所发展。它应该提供一种能够包容上述理论的宏观框架，使其中的各类主题均体现出价值。一种通用的崩溃理论应该使上述各主题（比其独立存在时）具有更为明确的应用性。

    下一章将在经济学阐释的基础上探索一种通用的崩溃理论。在论述和评价（第五章）之后，第六章展示其他各派理论如何可以包容在我的阐释理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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