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余的话》说开去——杂议“文人”与种种

     从《多余的话》说开去——杂议“文人”与种种　　

一　　

这篇文章拖了好久好久。　　

本来我们打算把他写成严格的论文的—这也正是老师的要求。但是每次坐下，面对《多余的话》薄薄二十几页的文本，面对瞿秋白这些用生命最后的时光，用鲜灵魂蘸着血写就的文字，我们实在不敢妄言。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害怕我们在将思想转化为学院式的学术语言时会失去真诚，而这对于瞿秋白这篇真诚的文字来说显然是一种亵渎。把只有散文才能表达的一些感触变成一般意义上的论文，会让狼变成狗，让情感淹没理性的冰水之中。更可怕的是，为了形式上的完整，我们这样尚欠功力的人可能会故意讲一些我们自己也没有明白的话，下一些我们自己也远无法确定是非的断语，这于我们实在是一种折磨，尤其是在秋白的注视下。　　

二　　

然而这样的态度也许并非就是一种非学术的态度吧。比如竹内好先生的《鲁迅》。这本书中竹内袒露着他在鲁迅著作中寻找自己的全部过程，并通过找到自己重新找到了鲁迅。这本书既不是依据某种先验的高超理论来解释现象，也不是充斥着毫不相干引用的“掉书袋”，而是一种意识流式的笔记。这本书既可以当做论文看也可以当做散文看。他最可爱的地方就是常常会说：“我解释不了”“我不明白”。我们觉得，这位经常不明白鲁迅的人也许是最明白鲁迅的人吧。所以我们对瞿秋白的文本使用这样一种方式展开探讨也是可以原谅的了。　　

三　　

恐怕我还要乞灵于竹内。他生前一直拒绝成为专家和权威，可是死后还是要被作为专家和权威使用——原谅我吧，我毕竟没有您勇敢，竹内先生。《鲁迅》这本书以学院派的通行学术标准来看是一定要被视为“引用过度”的，但是这正是文中的“我”找寻到的鲁迅。这里我也想大段地引用一下瞿秋白的话：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是清朝一个汉学家说的。的确，所谓‘文人’正是无用的人物。这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家、作家或是文艺评论家，这是吟风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他什么都懂的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正因为他对于当代学术水平以上的各种学问都有少许的常识，所以他自以为是学术界的人。可是，他对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有系统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对于学术是不会有什么贡献的，对于文艺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有的文字使人感觉有说很多话的冲动，然而另一些只会使人沉默，比如这一段。鲁迅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样说来，瞿秋白的这段话就揭示了一个真正的悲剧。不幸的是，这出悲剧的剧作者和剧中人都是同一群人。奥威尔说：“真正的好书不是告诉你你不知道的事情，而是告诉你你早就知道的事情。”旨哉斯言。我们早就知道文人的命运，可是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用种种高贵高雅而又高尚的名目来麻痹自己，可是这么多的肥皂泡居然被一个如此沉重的灵魂如此轻巧的戳破了，所以，我们只有沉默。　　

四　　

秋白接下去说：“不幸，我自己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　　

他不否定自己是“文人”的一种，但是他是不甘于做文人的一种的，所以他把自己这个“东方的稚儿”投出，这种对自我的否定是他对旧世界否定的第一步。竹内说：“（鲁迅）与恶的战斗，是与自己的战斗。”瞿秋白也是如此。大乘佛教誓渡尽众生，恰恰是因为舍此便无法超度自己，与之相比，基督教的领取圣体酒作为赎清原罪上天堂的票据，实在是太廉价了。秋白早年也曾学佛，于此必有所感。我以为他终身未洗尽佛教之影响，以至于绝命诗还有禅意，佛教之于秋白，不仅是通往马克思主义的桥梁，更是凝聚其矛盾性格的载体。　　

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大多是犹太人，但是却面对着反犹主义滚滚而来的现实——上帝的选民被抛弃了，不，不是被抛弃，而是上帝自己被杀死了，非理性主义的复活是对以商品拜物教为代表的拜物教横行的反动——所以他们形成了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和宗教纠缠不清的关系。他们利用宗教完成和现代性的断裂与诀别，例如布洛赫。瞿秋白其实也走过了这条路，可惜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材料掌握得确实不系统。在中国，其实同时存在过马克思主义的这两条进路：从政治立场出发的，实践的(注意：不是实用！)列宁式道路，和从个人的挣扎出发的，乌托邦的西马式道路，前者除了秋白还有鲁迅，但秋白没有鲁迅走的远，鲁迅由不自觉的后者已经走到了自觉的前者，但其实他又是一位反启蒙的启蒙者，是一位穿透了思想的思想家，他通过指出非存在而证明了存在，也许，中国曾经存在过一个将两者结合起来的机会，我们指的不是鲁迅，他背负的东西太沉重，所以爬上那最后的一层台阶是力不能及了。我们指的是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运动高潮呼应的那一次实践，不过，历史终究是没有假设的。　　

五　　

   扯远了。我想说的其实是，秋白不仅是一位具有中国共运史意义的人物，他自认为是一个误入了队列的同路人，但这恰恰是因为我们过去认为这条路上的一切都是阻拦我们前进的障碍。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但是阿Q自在自己的头脑中进行着一场“白盔白甲的革命党”的革命，卢卡奇说，二十年代初的时候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认识到了异化。是的，所有人都开始觉得这个世界不可忍受，但是是犬儒主义地“诗意的栖居”呢，还是放弃诗而代之以革命呢？《鲁迅说：文学是余裕的产物，革命的时代是没有诗的。　　

瞿秋白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认识到了知识分子绝不是纯洁无辜的羊羔，也不是今天那些患有被迫害妄想狂的自由主义者们所宣称的那样，“和权力之间有一种天然的紧张关系。”他们是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自谓的“戏子”，“舞台上的演员”，“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这些极度自我贬损的话语中的主语“我”，其实绝不仅仅是瞿秋白自己，更是一个抽象化的“文学形象”，是一个有普遍意义的符号，大家都在赞赏秋白的真诚，但我们就发现不了这里面一种洞穿了表达自我意义上真诚的东西吗？习惯于按照某种剧本生活，或者用周立波的话说，有腔调的生活，也就在这种表面上的自由里永远地丧失了自由。　　

六　　

秋白说：“‘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知识分子了。”然而秋白在这里错了。他一直真诚地相信只有中国的旧文化才哺育得出来“文人”，但是他没有像鲁迅一样发现只要有统治者就一定会有“帮闲”。知识分子和权力其实是一对孪生兄弟，是天然的神圣同盟，看看今天多少局长处长的同窗好友们在大学里做教授就明白了。知识分子要想获得自由，要想挣脱权力的枷锁，就只能先去努力为大众卸下枷锁。秋白自觉到了这一步，可是他没有成功。他留下的这一份自白，绝不是博取我们几滴廉价的同情的眼泪的，而是在提示我们人对自我的超越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文化大革命中，瞿秋白被指为“叛徒”，因为他在《多余的话》里自称为“叛徒”，大家说：好一份自供状啊。然而，同时代的人们还被要求“斗私批修一闪念”，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像瞿秋白一样把自己置于审判台之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场就在每个人的心里。可惜，大家都找错了地方。切格瓦拉指出，我们要造就全新的人。于是最后他只好孤独地离开。　　

七　　

秋白在《多余的话》的最后一节中说：“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本雅明说：“正是因为了那些绝望的人，希望才给予了我们。”瞿秋白在临走的时候，留下的就是这样的希望。他带走的是藏在心底的黑暗，是那些自己反复争斗都无法战而胜之的软弱流连和伪装。现在，这些东西都要给一颗子弹取消了，看来，还真是“批判的武器比不上武器的批判”啊。但是，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他用《九三年》中郭万式的选择，来完成了对自己的最后战胜。萨特说，人是绝对自由的，是的，在抽象意义上是这样，但是在十字路口，总会有好走的路和难走的路，如果人们都是理性经济人，这自然不存在自由（所以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取消人们自由的学说），但是如果有人像秋白一样，进行了这样的抉择，那么，对于宏观的革命，这是暂时的失败；对于微观的革命，这是永恒的胜利，是作为一个自由人的胜利。　　

海涅说：“每一块墓碑下面都是一个宇宙。”这就是我们从《多余的话》这座墓碑中窥探到的瞿秋白的宇宙的一角，以及从这揭开的一角反射出的外面的世界。　　

参考书目：《瞿秋白文选》—瞿秋白；《鲁迅》—竹内好；《历史与阶级意识》—卢卡奇；《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衣俊卿；《人类—诗意的栖居》---海德格尔；《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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