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也是解放——兼论婚姻的阶级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而婚姻又是健康家庭的基石。婚姻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社会伦理关系。是人的自然属性的升格。通过对于残留至今的原始部落及母系氏族例如纳西族的走婚制度遗风的考察。人们发现在他们的文化意识中完全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婚姻概念。男女基于情欲而非别的什么结成性伴侣。他们之间不产生任何的权利义务关系，更不会牵扯到财产分配的问题。　　

但当生产力发展到较高的水平产生出剩余产品。当私有制成为一种常态并出现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和阶级压迫。婚姻制度和奴隶规则就应运而生，阶级社会里。家庭是剥削关系存在的最小单元。婚姻应当被看作男权社会中男人对于女性灵肉独占的伦理保障和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性权利的剥夺。无论是在儒教浸淫的中国还是崇尚自然法的古希腊，罗马。妇女都被号召甚至被强迫脱离生产劳动，放弃对于集体事物的话语权，禁锢他们的活动范围。给他们套上枷锁（据说枷锁就是首饰的原初形态，现在妇女以为美得项链，手镯，在远古时代可能是一副木枷锁，铁脚镣）剥夺他们的财产继承权和对夫妻财产的所有及处分权（古代法普遍采用的夫妻一体主义的财产吸收制，丈夫吸收妻子的财产）。使他们日益远离思辨，理性。　　

  妇女由于其自身的生理特征即便竭尽全力的工作也难以养活自己并保护自己的身体及财产免遭男性横暴的侵犯同时在使用畜力和惯常征服的男人面前丧失优势。故而他们就不得不让渡独立的人格去依赖于男性，付出自己的全部以便从男人那里获取食物和安全保障，这就是卡罗尔。帕特曼“性契约的简化公式。　　

  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人类数千年的阶级社会里，此种局面一直持续存在着，有时被消弱，有时又被强化。直到17,18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成为封建社会的普遍而又日益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关系。新兴资产阶级的因素在政治，经济以及家庭生活上也日益强大。提出了“人权，平等，自由，民主的口号。女权主义和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据统计19世纪末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祥地英国，女性劳工已经占了全体劳工数的大约五分之一）斗争的勃兴更加剧了传统婚姻制度的动荡与式微。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伏波娃这样解释婚姻，她说，女人一旦从女人变成妻子，就从自由民沦落为奴隶，所以奴性要获得彻底的解放，只有消灭婚姻这一条路径可循。她是这一信条的忠实执行者，终其一生，她与萨特尽管相濡以沫却从未正式结婚。　　

  通过调查与小范围内个例的实践，人们开始意识到最激进的革命也只能消灭婚姻制度中存在的剥削与不合理，或者使剥削在“正常“的界限内进行，但绝不能取消婚姻和家庭，哪怕是逐步取消也是做不到的，就好像使我们迫切的希望消灭阶级剥削却不会在短时期内消灭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一样。因为消灭婚姻无异于颠覆历史和我们价值观中最核心的部分。此外反对的声音来还来自于大多数的男人和女人。丈夫和妻子通过爱而扬弃了男子作为公民社会的契约缔结者和国家公民形成的关系。爱情也可以降低女人对于婚姻压迫的痛苦程度，甚至将忍受这种痛苦内化视作一种美德。　　

   改良婚姻变成一种不错的选择。保留婚姻的形式要件，在婚姻的旧框架内重新订立一份契约。性不再是这契约的唯一标的。妻子和丈夫是平等的，无论是形式还是实质。赋予妻子与丈夫相同的处分财产的权利对于平等关系的养成与维护至关重要。泰勒在《妇女解放》一书中讲到：财产权利的平等可以使占世界一半人口的奴隶从夫权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夫妻关系将从仆从的位置上升到伙伴的位置。他调查了伦敦的一些新兴工厂，这些工厂采用民主协作制度招用女工。调查的结果表明妻子一旦有了工作和属于自己的财产，家庭暴力虐待和歧视就显著的减少了，且二者之间存在一种不规则的反比例函数关系。调查结果无疑直接地支持了赋予女性财产权利这一命题的妥当性与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