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2月11日于纽约市立亨特学院
12月26日标志着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之一的毛泽东的一百年诞辰纪念日。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思想领域，军事的战术和战略以及政治领导。可是，对我们这些处在20世纪和公元第二个千年行将逝去的人们来说，这些都还不是使我们怀念他的最重要的事情。
革命得以成功，只有当革命赖以产生的形势变得令人无法忍受并且明显地超出了现有的统治权力可以挽回的能力。由此而产生的新的领导，代表人口中被排斥的分子，而且准备推行那些代表他们利益的政策。（社会的）紧张状态因而得以缓和，许多人经历了他们的生活及其它方面的改善，于是产生了将来生活更好的希望。事情在一段时期内进展良好，可是新的形势远不是静态的，新的社会冲突在发展，在革命中有所损失的那些人们会重新整补并且计划卷土重来，于是革命的领导逐渐衰败下去，新上来的人们取代了他们的位置，这些人因为手中有权而享受到实惠，对他们来说现状要维持而且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来营造。久而久之，一个开始时富有活力的、相对开放的革命后的社会变成一个跟它大不相同的东西，在某些方面甚而至于完全相反。
社会这个舞台于是又处于周而复始的状态。通常对毛的看法是这样的：他是从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起到1949年得到权力的有激励人心能力的中国革命领袖。此后，直到他在差不多30年后逝世时为止，他是党的主席，也是戴有中国特殊标记的革命共产主义的主要设计师。今天中国官方的观点是这样的，毛的晚年迷失了方向，从1966年起他把中国推入他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努力是误入歧途，其结局是一场灾难，幸而因他在1976年逝世而被打断。这一观点是莫斯科导向的共产主义运动所同意的，并且以各种形式为世界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所公认。
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不同意。我们对文革的失败不表异议。由大家所接受的标准来看，这一点是明显的。而我们却相信，在60年代──一个世界范围的革命骚动时期──的特有条件下，文化革命的发动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即使失败了，它却提出了各种问题和视野，它们必然会在将来的岁月里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们持这个看法的理由实际上相当简单。就像所有的革命一样，中国的革命在持续了一段时期之后，正在恶化之中。领导层中一直就有分歧，一些人的眼光从来没有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而另一些人却相信有效处理中国的根本问题，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是可能的，在这里，长期受苦受难的、非常贫困的绝大多数人民的实际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毛是后一种倾向的首要推动者；而那些因革命而取得职权的人相对来说是有特权的集团，而且趋向于认为所需要的是巩固权力而不是进一步的改革。毫不奇怪，这个集团支持领导层中更保守的那些人。到60年代中期，这一趋势正在增长，而且有足够的力量来进行架空毛的权力的那种细致而艰巨的工作。
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这一进程没有受到反对，其结果也将会使中国革命或快或慢地停止激进。我们怎么能够确信这一点呢？原因是10年之后的事实证明使毛引退的是他的逝世而不是他的政治上的反对派。
毛拒绝一声不响地被排斥出局。替而代之，他发动了文化革命，特别对准了“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通过）。他不是通过政治上的阴谋诡计来进行这场斗争，而是通过唤起群众并且鼓励他们去“形成文化革命小组，委员会，和代表大会，”这些形式将接受“类似于巴黎公社那种总选制度”的约束，并且将变成“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
这是革命史上的新生事物，这对世界上的官方共产党来说无疑是最可诅咒的了。毛自己非常了解文化革命有失败的可能。后来他几次提及，要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可能需要不止一两次，也许要更多次的文化革命。
在中国或在其它地方将会有更多的文化革命么？当然不是最近。资本主义现在几乎是一统天下。但是我们确信资本主义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变成为完全破坏性的力量，而且完全不能满足无论是人类或是它的自然栖息之地的长期继续生存的需要。如果这样，那末革命的新浪潮就不可避免，而且只要发生革命，伴随而来的将是对文化革命的需求。只有在那个时候，毛泽东的真实的历史形象才会被充份地认识到。
（洛城译自《每月评论》（MonthlyReview）杂志1994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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