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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你要警惕》:回归现实利益

辛闻 · 2011-08-25 ·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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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你要警惕(http://book.wyzxsx.com/goods.php?id=5569
风云年代的光荣与梦想、机会与陷阱
书号:978-7-300-13907-4
作者:黄树东 
出版时间:2011.8
定价:39.00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图分类号:F12
上架建议:经济/时政 

 

“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1903年,梁启超写下这些文字时,他正乘坐于一艘从美国返回日本的轮船上。这是一趟沉重的旅行,一次困惑的穿越,它让这位思想家放弃了早年所珍惜的理想。此时的梁启超确信,如果把一个国家的前途交给一群从未接受过公民教育,没有责任感的的民众手上,不啻是发疯,他们太容易变得冷漠,也太容易成为各种蛊惑人心的宣传的牺牲品。

  梁启超在心理盘算,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最多五十年,中国人或许便可以开始谈论卢梭和华盛顿的问题了。不过,一百年过去了,国人围绕着同样的问题,依然争论不休,依旧困惑不已。作为读者,我也常常被各种信誓旦旦的思想所撕扯,今天的年轻人,仿佛活在两重相反的思想世界里。梁启超的困惑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困境。实际上,困境关键还不仅仅是观念的冲突,而在于它揭示了一个让人迷惑不解的难题,那就是“走出去”的人们没有带回更加清晰的答案,而是带回了困惑。

  在过去两年的阅读经历中,我阅读了大量从美国、澳大利亚,或者英国贩售回各种民主观念的“民主贩子”的书籍。这些书的共同特点无非是说,民主、市场经济或者公民社会,就像任何一个可以流通的商品一样,廉价而共通,普世而实用。这些书籍大多以“常识”自居,以轻松的笔调和调侃的随笔见长。面对这股汹涌而来的“轻松”潮流,我却常常会有一种莫名的担忧和沉重:美国、澳大利亚,或者是英国的生活方式,它们真的就那么触手可及吗?在这些轻松和调侃里,有多少矫情和虚伪?或者它们就源自于我们内心的懦弱和无能,因为它们仅仅是我们对别人生活方式的艳羡,但这种艳羡却是以对于自身现实困境的逃避为代价。

  为什么会轻松不起来?其原因在于,在国与国之间,或者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冲突,绝不是像某种生活方式的“频道转换”那么简单和轻松,甚至也不是观念的冲突问题,“其实,中国同西方的冲突其根本原因是利益上的冲突,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与西方在世界资源再分配上的潜在冲突”。这是黄树东先生在《中国,你要警惕》中的一个结论。黄树东现在供职于美国某知名银行,过去在中国下过乡,现在又在美国“洋插队”,对于中美之间,或者说东西之间的冲突,可以说是洞若观火,明确而自信。

  我很赞同黄树东的这种讨论方式,那就是把讨论脱离开虚幻的价值观念,或者说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把自由也罢、公正也好,都放在现实和利益的根本冲突里做衡量。《中国,你要警惕》里的很多观念,我并不是很赞同,但对于这点却深以为然。这种讨论当然有很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式的火药味,但是如果要说“常识”,那其实这就是基本的“常识”。所以,你有充分的理由去怀疑那些试图以“轻松”的方式,讨论“普世价值”的人,其背后的动机可能根本不是因为意识形态的立场不同,而是因为懦弱,他们不敢面对这种赤裸裸的利益斗争,不敢面对不可避免的浓烈的火药味。

  1895年,马克斯•韦伯在弗赖堡大学做就职演讲。他一方面谴责容克贵族对于德国人自由的钳制,同时也谴责那些跟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所谓的“普世价值”背后,亦步亦趋的政治经济学家。他讽刺这些政治经济学家像绵羊一样“软绵绵”,没有主见缺乏自信,不够成熟。此时的韦伯看起来有些“矛盾”,一方面他主张和鼓励人们追求自由,但另一方面却反对亦步亦趋于任何所谓的“普世价值”。实际上,韦伯看重的“自由”,无论是民族自由,还是个人自由,其根本的特质在于内在的自主和自决,而不是任何的模仿、效仿或者艳羡。

  《中国,你要警惕》一书的很多观点直接来自于马克思,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同样非常切近韦伯的讨论方式。只是韦伯的主题是“自由”,而黄树东先生的主题是“公正”,“当今世界最根本的竞争是总需求的竞争,而制造总需求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推动公平正义”。我想,黄树东同样也会赞成一个韦伯式的讨论,那就是所谓的“公正”必须放在内在的自主和自决的背景之下讨论,而不是在所谓的西方的普世价值下讨论。所谓内在的自主和自决,当然就是基于一个民族当下历史所面临的历史机遇和现实条件。

  在历经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面临的历史机遇和现实是,它一方面面临解决“共同富裕”的难题,但另一方面却又面临国际需求逐渐萎缩的现实。在全球经济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当下,增加内需是必由之路,而增加内需就必须改变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剪刀差式的发展模式,着力提高中产阶级,以及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经济学逻辑,几乎是当前国内经济学家们的共识,问题只在于到底是进一步的市场化,还是立足于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来解决此一难题。而这一历史性的选择,直接关系到中国民族命运的未来走向。

  正是在此一基础上,黄树东站在现实和利益的角度,一一破解“市场”、“民主”、“自由”等等所谓的“普世观念”,其最终的结论在于他给出的“12字崛起之策”:均贫富、抑富豪、严吏治、强中央。不过,说实话,这四个看起来颇为工整的警句式结论,是否真的符合中国的现实利益,其实还有待历史的考证。毕竟,造成今天中国的不公正、不平等,并非完全来自于市场经济,而同样也来自过分强大的政治机构所导致的腐败。

“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1903年,梁启超写下这些文字时,他正乘坐于一艘从美国返回日本的轮船上。这是一趟沉重的旅行,一次困惑的穿越,它让这位思想家放弃了早年所珍惜的理想。此时的梁启超确信,如果把一个国家的前途交给一群从未接受过公民教育,没有责任感的的民众手上,不啻是发疯,他们太容易变得冷漠,也太容易成为各种蛊惑人心的宣传的牺牲品。

  梁启超在心理盘算,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最多五十年,中国人或许便可以开始谈论卢梭和华盛顿的问题了。不过,一百年过去了,国人围绕着同样的问题,依然争论不休,依旧困惑不已。作为读者,我也常常被各种信誓旦旦的思想所撕扯,今天的年轻人,仿佛活在两重相反的思想世界里。梁启超的困惑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困境。实际上,困境关键还不仅仅是观念的冲突,而在于它揭示了一个让人迷惑不解的难题,那就是“走出去”的人们没有带回更加清晰的答案,而是带回了困惑。

  在过去两年的阅读经历中,我阅读了大量从美国、澳大利亚,或者英国贩售回各种民主观念的“民主贩子”的书籍。这些书的共同特点无非是说,民主、市场经济或者公民社会,就像任何一个可以流通的商品一样,廉价而共通,普世而实用。这些书籍大多以“常识”自居,以轻松的笔调和调侃的随笔见长。面对这股汹涌而来的“轻松”潮流,我却常常会有一种莫名的担忧和沉重:美国、澳大利亚,或者是英国的生活方式,它们真的就那么触手可及吗?在这些轻松和调侃里,有多少矫情和虚伪?或者它们就源自于我们内心的懦弱和无能,因为它们仅仅是我们对别人生活方式的艳羡,但这种艳羡却是以对于自身现实困境的逃避为代价。

  为什么会轻松不起来?其原因在于,在国与国之间,或者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冲突,绝不是像某种生活方式的“频道转换”那么简单和轻松,甚至也不是观念的冲突问题,“其实,中国同西方的冲突其根本原因是利益上的冲突,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与西方在世界资源再分配上的潜在冲突”。这是黄树东先生在《中国,你要警惕》中的一个结论。黄树东现在供职于美国某知名银行,过去在中国下过乡,现在又在美国“洋插队”,对于中美之间,或者说东西之间的冲突,可以说是洞若观火,明确而自信。

  我很赞同黄树东的这种讨论方式,那就是把讨论脱离开虚幻的价值观念,或者说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把自由也罢、公正也好,都放在现实和利益的根本冲突里做衡量。《中国,你要警惕》里的很多观念,我并不是很赞同,但对于这点却深以为然。这种讨论当然有很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式的火药味,但是如果要说“常识”,那其实这就是基本的“常识”。所以,你有充分的理由去怀疑那些试图以“轻松”的方式,讨论“普世价值”的人,其背后的动机可能根本不是因为意识形态的立场不同,而是因为懦弱,他们不敢面对这种赤裸裸的利益斗争,不敢面对不可避免的浓烈的火药味。

  1895年,马克斯•韦伯在弗赖堡大学做就职演讲。他一方面谴责容克贵族对于德国人自由的钳制,同时也谴责那些跟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所谓的“普世价值”背后,亦步亦趋的政治经济学家。他讽刺这些政治经济学家像绵羊一样“软绵绵”,没有主见缺乏自信,不够成熟。此时的韦伯看起来有些“矛盾”,一方面他主张和鼓励人们追求自由,但另一方面却反对亦步亦趋于任何所谓的“普世价值”。实际上,韦伯看重的“自由”,无论是民族自由,还是个人自由,其根本的特质在于内在的自主和自决,而不是任何的模仿、效仿或者艳羡。

  《中国,你要警惕》一书的很多观点直接来自于马克思,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同样非常切近韦伯的讨论方式。只是韦伯的主题是“自由”,而黄树东先生的主题是“公正”,“当今世界最根本的竞争是总需求的竞争,而制造总需求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推动公平正义”。我想,黄树东同样也会赞成一个韦伯式的讨论,那就是所谓的“公正”必须放在内在的自主和自决的背景之下讨论,而不是在所谓的西方的普世价值下讨论。所谓内在的自主和自决,当然就是基于一个民族当下历史所面临的历史机遇和现实条件。

  在历经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面临的历史机遇和现实是,它一方面面临解决“共同富裕”的难题,但另一方面却又面临国际需求逐渐萎缩的现实。在全球经济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当下,增加内需是必由之路,而增加内需就必须改变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剪刀差式的发展模式,着力提高中产阶级,以及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经济学逻辑,几乎是当前国内经济学家们的共识,问题只在于到底是进一步的市场化,还是立足于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来解决此一难题。而这一历史性的选择,直接关系到中国民族命运的未来走向。

  正是在此一基础上,黄树东站在现实和利益的角度,一一破解“市场”、“民主”、“自由”等等所谓的“普世观念”,其最终的结论在于他给出的“12字崛起之策”:均贫富、抑富豪、严吏治、强中央。不过,说实话,这四个看起来颇为工整的警句式结论,是否真的符合中国的现实利益,其实还有待历史的考证。毕竟,造成今天中国的不公正、不平等,并非完全来自于市场经济,而同样也来自过分强大的政治机构所导致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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