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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渗透的运行机制、潜在风险及应对方案

黄长义 姚金艳 · 2017-01-09 ·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9
当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要采取干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宗教信仰、输出大众文化和俘获知识精英群体等机制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如显性文化渗透与隐性文化渗透相结合,从官方渗透逐步转向民间渗透,以及文化渗透的侵略性力量显著增强。

 

  【内容提要】当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要采取干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宗教信仰、输出大众文化和俘获知识精英群体等机制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如显性文化渗透与隐性文化渗透相结合,从官方渗透逐步转向民间渗透,以及文化渗透的侵略性力量显著增强。西方文化渗透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和政治安全构成潜在风险和严峻挑战。面对西方文化渗透,我们应当坚持包容开放和充分警惕相结合的原则,构建一套包括软防治和硬防治在内的系统有效的文化安全防治体系。

  进入21世纪,随着网络和群众文化在全球的快速发展,我国文化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一方面,我国必须积极借鉴吸收境外文化中的新成分和优秀文化成果,以积极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全球文化交流之中。但另一方面,一些文化交流存在着被西方国家异化为文化渗透的重大风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开启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试图运用现代传播技术,通过意识形态干扰等多种途径和形式,对我国开展具有政治意图的文化渗透。对此,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预防和抵制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本文试图从国家安全视角,对西方文化渗透的运行机制和新型特点,西方文化渗透的潜在政治社会风险及其战略性应对方案展开分析和研究,以期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构建起有效抵御西方文化渗透的国家安全防治体系。

  一、西方文化渗透的运行机制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进行的文化渗透主要有以下四种渗透机制。

  1.通过干扰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渗透

  伴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西方发达国家更热衷于借助温和的潜移默化的手段进行文化渗透,以达到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干扰。政治上,他们鼓吹自由、平等、博爱、选举民主和普遍人权等一系列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甚至把它上升为“普世价值”,肆意批判中国的人权状况,诋毁中国的自由权,打着“普世价值”的幌子干涉中国内政与外交,干扰中国国家统一。“这种‘普世价值’带有鲜明的西方意识形态倾向,它以分化为手段,以西化为目的,将中国纳入到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政治、文化体系中,企图以‘润物细无声’的温和方式来干扰甚至改变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最终达到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的目的。”

  2.通过传播西方宗教信仰进行文化渗透

  当前西方国家借助新式的宗教传播进行文化渗透,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资助文化研究机构。中国少数高等学校的公立研究机构,为了创收向宗教界寻求资助,接受海外宗教团体的课题资助,联合举办宗教学术会议,提拔“海归”中的神学人才,举办宗教神学、宗教教义的论坛或讲习班,派遣研究生或教学研究人员出境接受教会学校的培训,甚至以“神学”命名自己的教学机构与构建自己的学科。二是支持和培育民间非法宗教组织。西方国家文化渗透组织打着宗教旗号,披着宗教的外衣,还利用国内一些非法邪教,如全能神教、法轮功等腐蚀群众,进行政治渗透的活动,企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破坏我国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在多种形式的宗教渗透过程中,西方宗教在中国的传播非常迅速,“以基督教为主体的西方宗教在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后,已经完全取代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形式,成为我国农村主导性的宗教并且具有唯一的合法性,这一过程还在加速进行”。我国民众信仰基督教的人数也在不断攀升。据调查,“全国三自教会人数是2500万至3000万,家庭教会人数在6000万至7000万之间,总人数要近1亿。由此估算,基督教信徒和认同基督教的人数应在1亿到1.5亿之间”。

  3.利用现代传媒输出大众文化进行文化渗透

  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给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创造了各种便利条件,如通过现代通信系统、互联网、好莱坞电影、电视广告、电子邮箱、手机短信、QQ信息和微信等现代媒介,打上西方文化烙印和价值观的产品纷纷涌向我国,这些文化产品或者公开或者隐性地推销其政治制度、价值理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对全球电影、电视、录像业的控制甚至超过了它对飞机制造业的控制。”西方的品牌服饰、好莱坞大片、迪士尼等深受中国民众追捧。有学者提出,“可口可乐不是简单的事情,在它的后面顶着整个的上层建筑,充溢着各种各样的期望和行为模式,随之而来的是关于现实和未来的社会观念,以及对于过去的种种诠释”。这种大众文化的输出,影响着我国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的思维方式、价值判断和政治观念,将我国青年引向时尚化、自由化、西方化,追求极端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严重冲击了我国的核心价值观和民族文化认同感。

  4.通过俘获知识精英群体进行文化渗透

  知识精英群体对我国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致力于对现存社会进行深度的理性反思和深刻的理论批判……力图为政治上层和社会大众提供精神享受、伦理规范或理想设计,创造精英文化,这种文化具有自觉性、彻底性、先锋性、整体性的特征,一旦在社会得到传播就会对现存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和震动。”他们存在于各大高等院校、各行业管理阶层,有些甚至任职于政府部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相当重视对这一群体的文化渗透。一方面,他们通过高层论坛、学术研讨、学术项目资助以及教育文化交流等手段占领学术研究阵地,把西方的意识形态、政治理论、价值理念传输给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从而影响着他们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和道德的认知,实现西方文化渗透和文化冲击的目的。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不惜重金扶持亲西方的各类“大咖”,制造“意见领袖”,借助这一群体散布反政府、反社会言论,煽动反社会主义的非法活动,试图削弱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二、自媒体时代西方文化渗透的新特点

  文化渗透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通过文化统治进行霸权扩张愈演愈烈,并且在对外文化渗透的途径、方式、手段上都呈现新的特点,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构成严峻挑战。在当前自媒体时代,西方文化渗透主要呈现出以下新特点。,

  1.显性文化渗透与隐性文化渗透相结合

  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及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的目的袒露无遗,同时,结合非常隐蔽的手段进行渗透,尤其重视以互联网、电台、电影电视、报刊、书籍、服饰、建筑、西式节日(情人节、圣诞节、万圣节)等为载体的表面正常的各种文化交流形态,暗中传播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价值观,潜移默化、不为人所觉察地影响着我国民众的生活。正如他们主张的,“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在美国的对华战略中,通过传播工作开展有目的的文化渗透是一条明确的指导原则。

  此外,西方国家还注重经济文化交流和宗教传播的方式,从单纯侧重政治文化价值观输出转向全方位、多角度的渗透,使西方文化渗透愈演愈烈。有学者深刻地揭示了西方国家双重文化渗透的真实目的,认为“历史上采取公开的文化渗透,目的是使中国人民接受殖民奴化思想,使中国社会永远处于被西方殖民主义者统治压迫的境遇。而现在采取非常隐蔽的途径进行文化渗透,目的是使中国人民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资产阶级的那套政治理念,从而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平演变’成资本主义”。

  2.从官方渗透逐步扩展民间渗透

  传统的西方文化渗透比较注重利用各种手段对政府高层领导、企业高管、社会精英人士进行扶持,企图借用他们的社会地位、优势资源和社会影响力侵入共产党内部,从而动摇其执政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交往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更加注重通过大众文化的输出进行民间渗透。他们开始注意培养亲西方的大众群体,而青年群体是其文化渗透的主要对象。“它们不断地通过传媒制造时尚,将青年引向时尚化、自由化、西方化,并呈现出新的特点:意识形态的渗透越来越多地以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文化交流的形式出现,形式更加隐蔽;更多地借助互联网、现代通讯系统、广播电视等现代电子媒体加强渗透,渠道更加多样;越来越多地利用非政府组织开展渗透和颠覆活动。”

  西方的大众文化要打入中国市场,受到中国一些民众的追捧,也决定了西方国家必须把战略目标转向大众群体,进行全面的民间渗透。他们“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从政治治理薄弱而社会需求强烈的环节(维权、扶贫、教育和医疗和环保等)入手,‘收买’中下层民众的人心”。而在民间文化渗透过程中,还呈现出了从单纯的文化输出转向文化输出与文化扶植相结合的新特点。当今的西方国家并不满足于通过互联网和新型媒介输出其霸权文化,更重视在发展中国家培植反政府集团,如“东突”“民运”“藏独”等,利用这些人发出反政府言论,丑化执政党的形象,企图达到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而非政府组织在这方面扮演的政治角色尤为突出。

  3.文化渗透的侵略性力量显著增强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加强了文化扩张和渗透的全球攻势,以确保其世界霸权地位。1988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其所著的《1999年:不战而胜》一书中提出:“美国过去是,将来应该永远是‘意识形态的灯塔’,应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传向全球,彻底战胜共产主义,以便领导世界。”2002年,美国前总统布什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序言”中也指出:“今天,美国拥有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和巨大的经济政治影响”,“我们将积极致力于把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希望带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即使在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其世界霸权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其人民抵制的今天,奥巴马仍然发出“美国要再领导世界一百年”的狂誓。奥巴马指出:“任何保障美国人民和增加我们国家安全利益的成功战略必须基于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美国必须处于领导地位。”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在世界影响力的增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文化渗透的侵入力度也日趋强劲。除了在政治层面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传媒层面上垄断国际重大事件叙述和诠释的话语权以抹黑中国外,教育层面上的文化冲击更是显著,如通过强化英语的话语霸权地位,控制世界文化资源和舆论,实行语言渗透,同时,通过降低留学生准入标准,扩大中国在美的留学生人数等方式进行渗透。进入互联网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技术优势和信息霸权,以互联网为主战场对中国发动了全方位的文化渗透和战略进攻。

  三、西方文化渗透的潜在风险及其深层根源

  对于我国来讲,西方文化渗透究竟有什么样的潜在风险?在何种情况下,这种潜在风险会转变为现实威胁?这是本文需要深入挖掘的问题。西方文化渗透的潜在风险反映出当前我国在西方文化渗透防治体系方面的局限性。就目前来看,西方文化渗透在我国的潜在风险及其深层根源主要有以下方面。

  1.我国民众抵制西方文化渗透的意识观念薄弱,缺乏警惕性

  我国不少民众对西方文化渗透的抵制意识不强主要表现为对外来文化往往出现跟风和盲目追捧效仿的现象,对西方渗透缺乏足够的警惕性,其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利益格局和价值观念多元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急剧增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导致核心价值观受到严重挑战。虽然我们不断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但仍有一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持怀疑或否定态度,导致一些人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领域趋于混乱。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借此机会,在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出现危机、思想比较混乱的时候乘虚而入,进行持续而多样的文化渗透,其结果是不少人逐渐被西方价值观所主导。西方式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滋生蔓延,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西方文化的渗透作用不可忽视。

  其二,我国公民的整体文化素养亟待提高。我国社会的主体是农民,接受的文化教育层次比较低,对于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问题认识不够,加之我国农民精神生活的缺乏,一些群体甚至深陷贫困境地,在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时,很多民众往往缺乏理性思维和足够的辨别能力,容易受到西方文化渗透的影响。尤其是近年来宗教在农村的盛行,西方国家更是以此途径对农民群体进行思想渗透,加强对中国农村的思想控制。

  其三,西方话语主导着当今主流媒体和自媒体。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西方文化充斥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出其不意地渗透到整个民族的心灵世界。“全球化时代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对外来文化的移植和借鉴,使得各种社会思潮、文化元素充斥人们的头脑,巨大的信息量导致人们在思想上来不及消化和吸收,在行动上却已然快速地完成了‘文化消费’。”覆盖面广泛而迅速的传播方式导致的一大结果便是我国群众极易受到西方腐朽文化的掌控,成为西方国家的追随者。

  2.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缺失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这强调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当前有一部分群体对自己的民族传统缺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明自卑感使他们全面接受西方文化,盲目崇拜西方思潮,尤其是在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一些人大力推崇国外理论,炒作西方学术话题,不从中国实际出发,对我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屑一顾,甚至借用他人理论来否定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否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缺乏足够的认识,即传统文化底蕴不足。大众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传承途径主要有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种。这三种途径贯彻执行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传统文化的传播。家庭教育是对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最直接、最有效的传输模式,但容易受到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对孩子的关注程度(留守儿童)、家庭结构(子女数量)等因素影响,虽能够传播基本的道德伦理,却不够全面深刻。学校教育虽具备全面深刻传播传统文化的潜力,但严重的应试教育弊端导致学生有知识缺“文化”,只停留在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层面,践行能力较低。社会教育对传统文化的传播形式主要是大众传媒。大众传媒不仅承载着引导大众确立正确的传统价值观的重任,也担任着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角色。然而,一些媒体却成了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丁具,大肆宣扬西方价值观,攀附西方文化,亵渎中华文明,挑战传统道德底线,颠覆传统价值体系。可见,传统文化在传播途径方面的匮乏与不足,严重阻碍着我国发展提升传统文化,构建中华文化理论和话语体系的进程。

  二是我国文化发展创新的动力不足。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文化领域的发展取得极大进步和突破,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得到初步发展,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发展迅猛。但是,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文化创新出现瓶颈。一方面,文化创新观念淡薄。文化创新的实践主体主要是从事文化教育、知识研究这一部分群体。然而,我国备受诟病的“填鸭式”应试教育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创新思维,导致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成果难以提炼成科学的理论,严重抑制了中国文化的创新。另一方面,文化创新激励机制不够完善。目前我国文化创新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人们的忧患意识、市场的竞争和政府的激励制度。问题是,人们忧患意识不够,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存在不公平竞争,文化创新主体的知识产权经常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盗版山寨横空出世。此外,政府对文化发展的相关制度配套不完善,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过去过分追求经济指标,在文化发展方面的制度激励欠缺,这些问题导致文化创新前景预期不明朗,制约着人们的创新冲动。

  3.在抵御西方文化渗透方面的制度设计不够健全

  文化防御体系包括文化干预手段、市场准入限制手段、预警系统和构建强大的文化体系,而目前我国在这些方面的关注度和执行力度都不够。其一,在构建预警系统方面,没有确立一条明确的文化安全‘警戒线’。“在全球化背景下,要通过对‘文化商品’的流动趋势及市场状况可能导致的对我国文化事业的威胁及不良后果进行分析,及时准确地发出预告和警示,并能迅速作出反应,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管理手段,把那些可能危及国家文化安全的因素和力量控制在‘警戒线’之下。”在文化安全“警戒线”不明朗的情况下,不良思潮泛滥容易影响社会稳定。其二,在构建文化体系方面,文化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如对知识分子和民间文化团体缺乏配套的项目资金资助,导致部分人或群体容易接受西方反共势力的资金资助而被煽动。此外,我国公共文化产品和公共文化服务落实不到位,与文化产业发展相关的法律制度也还不够完善。

  4.有关法律监管和制度执行力度不够

  法制建设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制度保障,法律的监管和制度的执行能够有效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净化文化环境。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人们的趋利心理和道德滑坡引发的文化产业发展乱象,以及消费者、经营者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的存在,很多毒害人民、污染社会的腐朽文化广泛传播。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安全问题突出,使信息安全方面的法律监管和执行难度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在宽松的言论自由环境下,一些极端的知识分子或团体持悲观主义态度,用部分现实否定全局,以偏概全,在学校课堂、私人集会等场所传播一些带有争议性的不当言论,对社会文化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由于学校课堂、私人集会等场所相对封闭或私密,法律制度难以监管到位,制度执行更是薄弱,这给西方文化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

  四、我国政府和社会应对西方文化渗透的战略方案

  基于以上原因,西方文化渗透对于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和政治安全都构成了强有力挑战,这些挑战和风险都事关国家安全。在笔者看来,面对当今开放的社会,我们应当坚持包容开放和充分警惕相结合的原则,构建一套有效的文化安全防治体系。一方面,我们要顺应文化交流互鉴的潮流,坚持文化包容和文化开放,促进文化的共同繁荣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充分警惕西方国家处心积虑的文化渗透,构建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为主体,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支撑,以文化法治、文化监管和专群结合为手段的文化安全防治体系。

  1.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

  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近年来西方意识形态的联合行动和经济全球化的外部压力,部分党员干部腐败现象的内部压力,给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带来巨大挑战,强化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更显得迫在眉睫。其主要途径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作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毛泽东曾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意识形态阵地一旦出现问题,将直接导致社会动荡,甚至政权颠覆,所以,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绝对领导,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改变。同时,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应当具备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拒腐防变的能力,不断推进理论学习和提升党性修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重点是武装党员干部,全面提升执政党对意识形态的驾驭能力。

  第二,在坚持社会主义科学原则前提下,加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意识形态工作,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发挥其统领作用。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它总是在不断地吸收、借鉴、融合各种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在继承中前进,在创新中发展。在理论创新方面,我们应当将优秀传统文化成果和文化创新过程中的新内容有机系统地植入马克思主义思想,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体系,使其成为一种富有吸引力和竞争力、获得国民高度认同和自觉践行的优秀文化,如此方能增强主流文化对于文化渗透的抵御能力。在实践创新方面,我们应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融人日常生活行为准则,凸显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在教育创新中,应当摒弃呆板的说教方式和居高临下的口吻,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规范化的亲切话语形式,让大众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是一种理论武器,同时还是实现自身利益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利器,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内涵和巨大魅力,促进马克思主义主流文化体系的构建。

  第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信息化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引领社会思潮,正确处理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尊重差异,体现社会多元诉求,做到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性的有机统一。同时,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促进社会大众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与认同,使其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念,进而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形成有效抵御外界分化势力的思想屏障。

  2.培养国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存亡。“一旦一个民族抛弃或失去了自己的民族传统或者被别的民族的文化所征服,那么,这个民族的生存也就岌岌可危了。”中华民族文化自觉意味着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新。自我觉醒要求我们认识到自己生活在中华民族文化当中并深受其影响,真正把自己看作中华文化共同体中的成员:自我反省要求我们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有一个理性准确的评估与反思,科学把握中华文化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规律,正确对待中华文化当中需要改进的方面:而自我创新要求我们在继承文化传统过程中丰富发展创新中华民族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

  一方面,我们需不断发掘传统文化当中的优秀成果,并以新的载体和形式将其呈现出来,使我们的文化创新立足于扎实的文化传统当中,继而增强国民对于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个国家要发展自己的文化,必须立足于前人已经创造的成就,在继承中发展创新。而“我们提倡传统,不是因为对传统的盲目崇拜,而是因为对传统的深切认识,特别是基于传统之中所蕴藏的原创性资源”。另一方面,根据文化发展的规律、实践和需要,创造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形式和文化内容,使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始终走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前列,引领世界文化发展方向,进而增强国民的文化自信,抵御两方文化渗透,实现文化强国。

  3.切实加强文化监管和文化法治,破除西方文化渗透的各种新机制

  如果说强化意识形态教育和培养文化自觉自信是抵御西方文化渗透的软防治的话,加强文化监管和文化法治,以文化领域的制度建设抵御西方文化渗透就是一种硬防治。软防治注重长远效果,其核心是文化优势和文化竞争力的较量,而硬防治在关注长远制度建设的同时更侧重当下效果,其核心是以制度和法律形式破除西方文化渗透的各种途径和机制,解决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的各种紧迫问题。

  第一,加强文化监管,要加快文化法治建设,适时推动文化管理或文化安全立法,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宗教信仰、媒介传播和文化交流等各个领域构建起一整套抵御西方文化渗透的制度体系和法律规范。2015年7月1日通过并实行的新《国家安全法》确立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把文化安全列为国家安全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为积极防范、及时制止和依法惩治西方文化渗透、意识形态颠覆和分裂活动提供了国家层面的法律依据。为贯彻落实新《国家安全法》中有关文化安全的条款,我们需要尽快制定新的《(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就威胁我国文化安全的事项认定、确保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的责任主体、保障机制和可行方案作出更为具体的规定。

  第二,加强文化监管,要根据西方文化渗透的新途径和新特点,着力构建既有针对性又富有实效性的文化安全审查机制,加大对西方文化渗透重点领域的监控力度,尤其是加大对非法传教活动和新媒介领域文化渗透等重点领域的查处打击力度。宗教领域的文化渗透既是文化安全防治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对此,国家在“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同时,必须着力“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利用宗教名义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反对境外势力干涉境内宗教事务”,尤其是要坚决“依法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考虑到文化渗透重心的下移,我们还必须强化基层政府的文化审查职能和文化监控能力,避免广大农村地区沦为以宗教形式进行文化渗透的重灾区,夯实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的群众基础。此外,新媒介、经济投资、非政府组织活动和学术交流也成为西方文化渗透的隐形工具。对于影响或可能影响文化安全的外商投资、合作办校、学术交流、非政府组织活动、网络技术、网络信息企业及其产品和服务以及其他重大事项和活动,国家也要建立有效的审查监控机制,进行必要的文化安全审查,有效预防和化解文化安全风险。

  第三,加强文化监管,需要针对西方文化渗透建立健全统一归口、反应灵敏、准确高效、运转顺畅的情报信息收集制度、研判制度和使用制度,建立情报信息工作协调机制,实现情报信息的及时收集、准确研判、有效使用和共享。情报信息工作对于防治文化渗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为了建立有效的情报信息工作协调机制,我们一方面要对情报信息系统进行合理布局,明确各级政府和情报部门的职责,调动情报信息系统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建立起布局合理、分工明确、协作配合的无缝隙情报信息网络;另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监测技术水平,积极开发自己的信息技术和软件系统,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传播领域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尤其是要抵制借助网络、自媒体等新媒介手段开展的文化渗透行为。

  4.大力创新文化安全的专群结合机制,充分挖掘群众路线的文化安全功能

  文化安全跟其他方面国家安全一样,事关人民根本利益。积极防治文化渗透,切实保障文化安全,既是包括国家文化部门、安全部门、公安机关等在内的政府专门机关的基本职责,也是我国所有公民和组织的应尽义务。因此,防治文化渗透不仅要充分发挥专门机关的职能作用,也要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和各类组织的力量,尤其是要大力创新专门工作与群众工作之间的结合机制,通过充分挖掘群众路线的文化安全功能,切实做好专门机关的文化安全工作。可以说,“专群结合”是我国文化安全的政治优势和重要原则,是防治文化渗透的创造性可行路径。

  创新专群结合机制,一方面要创新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的结合机制。国家安全部门、公安机关等专门机关要善于借助群众力量和群众智慧,通过群众信息站、群众信息员和其他舆情机制来依法搜集涉及文化渗透、事关文化安全的情报信息,对西方国家和外部势力的文化渗透活动开展调查、侦查工作。另一方面,创新专群结合机制,还意味着要创新专门性安全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协作机制。不仅专门机关要做好事关文化安全的风险预警、危害评估、应急预案和紧急处置工作,其他国家机关也要大力支持和配合专门机关的工作,在专门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建立防治文化渗透的无缝对接机制,形成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整体合力。

  最后,防治西方文化渗透,还要求我们在对外文化交往中变被动为主动,积极探索利用新媒体传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新思路,牢牢掌握党对文化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增强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在国际文化市场中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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