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评张维迎《自由是一种责任》的演讲
著名的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先生，7月1日在北大国发院2017届毕业典礼上，作了“自由是一种责任”的演讲，引起舆论关注。初次见识张教授，还是在去年11月9日“林张产业政策之辩”的网络直播上，当时他带有浓厚乡音的普通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上他语速很快、思维极具跳跃性，使得我这个经济学的门外汉几乎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在那一场关注度很高的辩论上，张教授给人的印象是不怎么讲理，只是一味地咄咄逼人、气势汹汹，仿佛抱了一挺机关枪，横竖扫射了一通之后，便宣布对手“死亡”。“林张之辩”的结果似乎是张教授胜利了，那时各大门户网站的编辑都站在他一边，但我总觉得那大概是因为他怀抱“机关枪”的缘故。
这一次的演讲是为北大国发院的毕业生们作的，张教授不走寻常路，只字不提校园学习生活，也不讲经济学，而是当了回科普作家，罗列了一堆科学发明史上的材料，再用他独特的逻辑和思维对材料进行加工，便生产出一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结论来——据说这就是他之所以成为网红经济学教授的惯用套路。
张教授的演讲是从科学发明说起的，他先承认中华文明“有过辉煌的发明创造”，然后指出“在过去500年，中国在发明创造方面乏善可陈”，并给出了具体的数字：“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这就是张教授的论点，接着便用不知从哪里搜索来的材料充作论据。他以汽车为例，说是“发明家数以千计”，里面有各国人，“但不会有中国人!”——话语间带有一份鄙夷，尤以“不会”二字最为传神，俨然是一条真理。接着他严肃地指出，“即使像冶金、陶瓷、纺织等这些在17世纪之前中国曾经领先的传统行业，过去三百年里的重大发明创造，没有一项是我们中国人做出的”。从500年转而说到300年，体现了张教授思维的跳跃性。这种跳跃往往令老实人措手不及，然而就在我迟疑的一瞬间，他又跳了回去。
为什么要以公元1500年为界?张教授强调，因为在此之前“全球分割成不同的区域，各区域之间基本处于封闭状态”，故而重大发明“对其他地方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人类的整体贡献非常有限”。以造纸术为例，“东汉的蔡伦于公元105年发明了造纸(术)，到公元751年后才传到伊斯兰世界，又过了三四百年才传到西欧”。这一段话便引出两个问题，一则造纸术的传播不正说明那时的世界各区域之间是有交流的而不是封闭的吗?再则，造纸术从中国传到了西欧，何以还是“影响微乎其微，对人类的整体贡献非常有限”呢?张教授举的这个例子不是恰恰否定了自己的结论吗?张教授补充说道，“我上小学的时候，练字还得用‘土盘’，用不起纸”。原来张教授的意思是，造纸术传播和普及的速度太慢了，所以才“影响微乎其微”、“贡献非常有限”。照这样的逻辑，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还造不出飞机，而且相信张教授也还买不起私人飞机，是不是就可以说飞机的发明是“影响微乎其微”、“贡献非常有限”呢?这样的结论无疑违背了张教授的初衷，在他看来，西方的发明都是影响巨大、贡献无限的，而中国的发明都是影响微乎其微、贡献非常有限的——这才是他煞费苦心地以1500年为界的真实用意，因为他从“英国科学博物馆的学者JackChalloner”的统计中发现，有史以来改变世界的1001项重大发明中，属于中国的最后一项发明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以1500年为界，就刚好囊括了中国入选的全部发明。为了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张教授振振有词地解释说，“1500年之后，全球开始一体化”，然而事实上若以地理大发现作为全球一体化开始的标志，则葡萄牙人迪亚士在1488年就到达了非洲好望角，哥伦布在1492年就开始了发现新大陆的航行。为什么张教授偏要说1500年呢?这就再一次证明，他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真的因为从那时起“全球开始一体化”、“创新才真正有了国家间的可比性”，而只是为了说明从那以后“我们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几乎为零”，并且他还装模作样地感叹道——“比我们的祖先差远了”!看看张教授有多矫情!他刚刚还说1500年前的科学发明“影响微乎其微”、“贡献非常有限”，现在又似乎觉得我们的祖先很了不起，这无非是为了说明今天的中国人是非常渺小的，以教育人们要自惭形秽、无地自容。
一番莫名的感叹过后，张教授画风一转，讲起了“人口规模问题”，指出“创新之比与人口之比是指数关系”，并援引美国物理学家GeoffreyWest等人研究发现的规律——“在城市生活中，人类的发明创造与人口的关系遵循正5/4指数缩放规则：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是另一个城市的10倍，那么，发明创造总量是后者的10的四分之五次方，即17.8倍”。据此他得出结论：“中国对世界发明创新的贡献与中国的人口规模太不成比例。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日本的10倍，英国的20倍，瑞士的165倍。按照知识创造的指数缩放法则，中国的发明创造应该是美国的5.6倍，日本的17.8倍，英国的42.3倍，瑞士的591倍。”为了证明中国贡献的渺小，以教育人们要自惭形秽、无地自容，张教授确实是用心良苦，他前脚引用基于“城市人口”的结论，后脚就以各国人口数代入展开，并算出了结果。可惜的是，他辛辛苦苦算出的结果并不能说明“太不成比例”，因为中国的贡献是零(有几处是说“几乎为零”，即约等于零)，而“比例”在数学上意味着除法，那么既然分子是零(约等于零)，分母的大小就不再影响运算的结果，终归都是零(约等于零)——这是小学三年级学生就应该掌握的数学知识，何以张大教授会犯糊涂?再有，由于各国历史上的人口变化规律是不同的，即是说500年来各国城市人口的比例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这个计算结果就只能是静态的，只能反映某个时间点或时间段的情形，而不可能反映500年来的全部情形——张教授似乎并未认识到这一点。
马克思说，“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经济学是高度依赖数学工具的学科，凯恩斯说，“经济学家首先是数学家”。北京大学是我国最高学府，北大国发院是培养经济学人才的地方，张维迎先生是北大国发院著名的经济学教授，按说他的数学水平应该是相当高的。然而在这个案例中，我们惊讶地发现，他虽然基本算对了5/4次方运算(4的5/4次方的运算结果约等于5.66，按照四舍五入法则，结果应是5.7倍，而张教授说是5.6倍，不严谨)，却在代入法和除法这两项基本算法上犯了错误，错误之低级令人咋舌!张教授想来是不屑于犯这样低级的错误的，然而不幸的是他确实是犯了，如此数学能力又怎能与其经济学教授的身份相称呢?世界上能找出第二个像他这样犯低级数学错误的经济学教授吗?肯定是不能的，因为凯恩斯说了“经济学家首先是数学家”——西方经济学泰斗说的话又怎么会错呢?因此不但不会有第二个，就连张教授这一个都不应该有。然而张教授是确实存在着的，而且还是著名的存在，为了解决这个逻辑上的麻烦，我替他想了一个好办法——在“教授”前面加上“中国特色”四个字，如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样，张教授从此便成了著名的中国特色经济学教授(简称特色张教授)。这样一来，既解决了逻辑上的难题，还彰显了“中国特色”对国际逻辑学界、经济学界的重大贡献，可以说是一箭双雕、两全其美。
特色张教授列举完论据后，便进行论证：“问题出在哪里?难道是中国人基因有问题吗?显然不是!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古代中国的辉煌。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和制度。”张教授的逻辑是，“不是人(基因)的问题就是体制和制度问题”，这个逻辑本身是否就是滴水不漏的呢?例如除了人的问题还有没有气候、地理条件等问题呢?
特色张教授认为中国的体制在过去大多数时候不自由(只有春秋战国时代和宋代最自由)，并对自由的内涵作了阐述：“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由此他肯定地说，只有自由才有创造，并且举了一个非常的生动的例子来说明：“1847年，匈牙利内科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IgnazSemmelweis)提出医生和护士在接触产妇前需要洗手的时候，他冒犯了同行，并因此丢掉了工作，在一个精神病院死去，终年47岁”。直到1870年代，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等人借助镜片制造商CarlZeiss生产的显微镜，才证明塞麦尔维斯是正确的。这个由科学的发现到被证实过程其实非常曲折，特色张教授进一步地追本溯源，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机——JANSSEN父子发明了显微镜、CarlZeiss生产出了新的显微镜——RobertHook发现了细胞、罗伯特·科赫等人发现了微生物细菌。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表明自由对科学发明创造起到了什么作用。为了自圆其说，他大胆地假设：“如果当初古腾堡的印刷机被禁止使用，或者只被允许印刷教会和行政当局审查过的读物，那么，阅读就不会普及开来，对眼镜的需求就不会那么大，显微镜和望远镜就不会被发明出来，微生物学就不会创立，我们不可能喝上消毒牛奶，人类的预期寿命也不会从30多岁增加到70多岁，更不要幻想探索宇宙空间了”。这一段精彩的连环推论，不禁让人联想到电视剧《武林外传》中佟湘玉的经典台词：“饿错了，饿真地错了，饿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嫁过来，如果饿不嫁过来，饿滴夫君也不会死，如果饿地夫君不死，饿也不会沦落到这么一个伤心滴地方，如果饿不沦落到这么一个伤心滴地方，饿也就不用受你们的气……”瞧瞧，这两段话不正有异曲同工之妙吗?而自由对于发明创造之要义，竟是通过这样一种主观上的、偏于戏剧化的演绎来论证的，如此诡辩，真让人大开眼界、不服不行!而且照此逻辑，印刷机发明出来了，但如果没有纸，也就没有大量的书，更没有后面的一切了——这不正说明造纸术的贡献也是非常伟大的吗?非也，张教授早就有言在先，造纸术是“影响微乎其微、贡献非常有限”的。何以德国人发明了印刷机就伟大，而中国人发明了纸却不伟大了呢?难道是因为发明得太早(1500年前)反而不伟大?这岂不是很可笑吗?这就再次说明，在特色张教授眼里，西方的月亮就是要比中国的圆。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在特色张教授看来，也只不过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又不说500年了)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的基础上”，“我们只是套利者，没有狂妄自大的理由”!他总是如此的谦卑，总是教育人们要自惭形秽、无地自容。不仅如此，他还告诉人们一个惊人的事实：“如果不使用化肥，一半的中国人会饿死”。“氮肥的生产技术是哪来的呢?是100多年前，德国科学家弗里茨·哈伯和BASF公司的工程师卡尔·博什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哎呀，这是多么惊世骇俗的发现!原来中国人不仅要在西方人面前感到自惭形秽、无地自容，还要给这两位德国人磕头作揖，是他们伟大的发明，使得6亿中国人免于饿死，他们是中国人的“上帝”!如果没有他们，中国的人口就只有6亿，只有6亿人口就没有所谓的“人口红利”，没有“人口红利”就不会取得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成就，没有经济成就张教授很可能还“用不起纸”……
著名的中国特色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先生的演讲已经结束了，舆论对这场“情节荒诞、逻辑混乱、漏洞百出”的演讲进行了广泛的批判，或许是觉得言论过于荒唐，北大国发院业已将演讲全文从网站上撤下。这场演讲之奇葩，必将载入史册，而演讲者张维迎本人也因之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头顶“经济学教授”的光环，却在最基本的数学运算上犯错误，是不学无术;自己举例子否定自己的结论，前后言论自相矛盾，是信口雌黄;以“自由”的名义无限贬低中国、抬高西方，中国的一切都不好，西方的一切都好，是奴颜媚骨。正是这样一个不学无术、信口雌黄、奴颜媚骨的货色，今天仍站在号称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讲台上，哗众取宠、招摇过市，这不能不让人惊诧，真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啊!
(文载道于2017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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