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目    录... 3

序    言... 6

（一）现状：我国青年对共产主义充满不信任... 6

（二）真相：党不能正确的掌握真正的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动态和数据    7

（三）后果：青年人思想状况的严峻威胁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权    8

导    言... 10

（一）在北大、清华学生思想中，“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10

（二）绝不能产生依靠青年的自发性达到意识形态工作的目标的想法    11

（三）学生仍然是学生，但老师已不再是“老师”... 11

（四）一些“在美国大使馆领工资”的教授拥护的是共产党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13

（五）文科院系更换马克思主义，理工科院系“去马克思主义化”    14

（六）留学潮：外国大学让中国富有家庭的孩子成为物质欲望的奴隶    15

（七）赖以生存的地盘正在被挖空，而管理者还可笑的安然自得    16

第一章：北大、清华学生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18

1.1北大、清华学生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18

（一）学生一旦想要在思想领域摆脱现状，一些教授就会成为他们的敌人... 18

要么走向进步，要么走向退步... 19

（三）高层干部没有共产主义信仰，就是亡党的先兆... 21

第二章：北大、清华学生意识形态的现实状况——以北京大学为例    23

2.1北大学生的三种思想分析... 23

（一）三种思想：资产阶级自由化、泥潭派和大概念下的共产主义支持者... 23

（二）北大学生思想状况的必然性和可扭转性... 24

2.2对北大多个院系150名学生的调查结果... 25

（一）0%的学生能正确的说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 25

（二）准备把马列著作啃一遍的学生，会被认为脑子有毛病... 26

（三）北大学生的几个倾向：个人至上、无限制的自由、贫富分化、程序正义、全球化、全盘否定文革    26

2.3对北大法学院100名新生的调查结果... 27

（一）开学之初，37%的学生反感共产主义... 27

（二）开学2个月后，98%的学生反感共产主义... 28

2.4对清华大学近200名新生的调查结果... 28

（一）开学2个月，把为社会做贡献作为最大幸福的青年减少了24%.. 28

（二）聚焦个人发展，物质的奖励重于意识形态的激励... 28

2.5斗争的复杂性... 29

（一）北大清华中的阶级斗争... 29

（二）“我凭什么对政府说真话？我凭什么对党说真话？”... 32

（三）“共产主义既然没有实现过，就不是真理”... 33

2.6“鼓舞人心”的总结是自欺欺人，现状必须彻底改变... 34

第三章：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不足和所遭遇的挑战... 36

3.1常规的教育方法的现状... 36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的意义是“学分”... 36

（二）已有方法不再奏效... 37

3.2改革的方法论... 38

（一）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 38

（二）“中国梦”是一种战略拯救... 39

（三）走“群众路线”... 40

（四）一寸寸的推进和收复... 42

（五）用学生教育学生，进攻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最容易致命的地方... 43

(六)通过分享亲身经验，帮助学生抵御资本主义侵蚀... 45

3.3马克思主义教育来自老师和学生的挑战... 46

（一）北大“一二▪九”合唱比赛：庸俗化和娱乐化的交响曲所表露出的问题... 46

（二）教授造成意识形态混乱并“传染”给学生... 47

（三）用科学作为掩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面具... 50

（四）教师队伍几乎集体被西方资本主义驯化... 52

（五）“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思想史上很小的流派，根本没有影响力”... 53

（六）挑战主要来自老师，而不是学生... 54

第四章：北大、清华的马克思主义学生社团组织现状... 56

4.1马克思主义学生社团组织的现状的分析... 56

（一）人员流失很多... 56

（二）感情用事，理论分歧严重... 58

4.2对社团工作的思考和建议... 59

（一）抛弃机会主义，统一思想，甄别成员... 59

（二）提高社团成员的政治素质... 60

（三）认识到北大清华的不同特点... 61

（四）值得重视的“幽灵”... 63

附录1：习主席与党和人民... 66

序    言

“我国青年实际上是对共产主义充满不信任的，对党中央保持着思想警惕性……党的组织生活、课程和其他活动的娱乐化和实用主义化导致了他们无法通过自身努力而提高或培养自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集体主义精神。”

“于是就出现了团委怎么看怎么像文娱部，团的刊物怎么看怎么像文艺杂志……并且学生社团组织的学生活动,也都是把关于学生的最可笑最无聊的见解作为指导思想和满足学生的物质欲望的个人主义倾向作为出发点的。”

——题记（也是我的观察）

（一）现状：我国青年对共产主义充满不信任

这本册子所讨论的问题，是关于我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学生的思想状况的。这个问题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北大和清华的学生的思想状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关乎我国的发展，并且它们是高等院校中的优秀代表，研究它们的学生的思想具有代表意义。更何况，中国还没有一本像我这样考察北大清华一切学生的书或册子。

       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存在的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1]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必须要靠外在“灌输”，不能指望工人运动内部能产生任何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工人运动内部只能产生工联主义，而众所周知，工联主义不能切实的为工人阶级解决任何重大问题。而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决定了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的成败和利益就是我们国家的最为根本的政治利益。所以，为了使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有效的结合，“灌输”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而这个“灌输”的实施者就是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中最为杰出的那一部分，而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就是我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2]，这也就是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对于我国的最高政治利益的保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我用了4个月的时间，通过亲身观察和亲自了解北大清华的学生的思想状况，了解他们的要求、他们的认识和他们的痛苦和欢乐，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材料补充我的观察。我这本册子里讲的也就是这样的事情，我看到的和听到的以及读到的。我的观点和我所引用的事实必将遭到来自许多方面的攻击，但我认为，这是值得的，有必要将当代学生中最为优秀的一部分的真正的思想状况展露于天下。对于攻击，我是有准备的，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说的英国人可能会攻击他的这本书一样“在这本书里，人们可能指出一些无关紧要的差错。研究一个庞大的题目，需要具备广泛的前提条件，出现一些差错就是对英国人来说也是难以避免的。”[3]我也像恩格斯那样向攻击我这本册子的人毫不迟疑的提出挑战：请他们拿出像我所引用的这样可靠的证据，向我指出哪怕是一个对我的整个观点多少有些意义的事实是不确切的。

       研究和了解清华北大的学生的思想状况的一般形式，对于处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我国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在青年人的地位跌倒了难以想象的地位，一切的思想都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我认为，美国前总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在描述东欧青年的状况所用的话语：新的东欧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实干家已经在我国青年身上初现端倪。这值得重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敏锐的看到了这一点，先后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思想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命题，但是由于长期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所造成的多元化的混乱和在西方媒体的影响的共同作用下，我国青年实际上是对共产主义充满不信任的，对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保持着思想警惕性，轻易散漫的对待调查问卷等旨在获得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有着重要意义的数据的询问方式。党的组织生活、课程和其他活动的娱乐化和实用主义化导致了他们无法通过自身努力而提高或培养自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集体主义精神。

（二）真相：党不能正确的掌握真正的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动态和数据

综合各种因素，这样的后果就是，党不能正确的掌握真正的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动态和数据，只能从总体上按照传统的方法进行引导，而这在实际意义上已经收效甚微。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去帮助党去推动意识形态的工作方法的改革，因为这样的改革有利于革故鼎新，从根本上扭转青年人的马克思主义的颓势，让他们明白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什么叫共产主义，让他们克服“自己给马克思主义下个定义然后自己再去反对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反对一切带‘马克思’的东西”这个荒谬的命题，让他们通过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黑格尔和孔德的思辨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对于青年来说，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前进的方向和应当相信什么，总是觉得走一步看一步，抱着“先看看，以后从好的当中再选一个”的逃避的思想被动的被时间推着走。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不仅存在于大多数的青年个人本身当中而且也存在于社团组织和团机关当中，这影响了最为基本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

于是就出现了团委怎么看怎么像文娱部，团的刊物怎么看怎么像文艺杂志，偶尔出现的几篇理论文章都因无人问津而被埋没和忽略，团委一头扎进了繁杂的文艺和学生社团管理工作中而忽略了它本身的意识形态领路人的工作，并且学生社团组织的学生活动，也都是把关于学生的最可笑最无聊的见解作为指导思想和满足学生的物质欲望的个人主义倾向作为出发点的，从而也失去了自己作为政治领导机关的威信。在这个问题尤其需要注意苏联对于青年的意识形态的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我们中国人比任何国家的人都需要了解和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和真相。

虽然目前我国各方面的状况并没有苏联那么糟糕，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都是社会主义，这点是相同的，除非认真的巩固我们的党，帮助我们的党了解实际状况，支持拥护我们的党的路线和政策，积极推进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否则我们迟早会发展到“十月革命的摇篮”已经达到的那种极端的地步。使苏联解体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在中国也存在，并且由于我们的改革开放，在极大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加重了这些问题和加大了这些问题解决的难度，如果不及时的解决，长期下去，一定会产生和苏联同样的结果。原因简单到可以归结到一句话——“现在的马克思主义者终将老去和离开我们，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马克思主义将丧失接班人，接班人都没有，何谈社会主义政权的存在。”，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时间并不站在我们这边。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三）后果：青年人思想状况的严峻威胁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权

    所以，解决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问题也将推动解决全体青年的思想状况问题，而且还会给我们一个尺度，一个样板，来衡量其他地区和高校的学生、青年的意识形态问题所暴露出来的严峻程度。请想想，如果全国最优秀的青年的思想状况尚且如此严峻，那么其他大多数的青年的思想状况呢？可以很轻易的得出结论——青年人思想状况的混乱性和严峻性威胁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权。

    这本册子中，引用别人的话的时候，我会在脚注里注明他的学校院系和年级，因为这样可以更好的有利于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开展和改善意识形态工作。北大和清华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特点各不相同，北大学生总是带有很高的偏见和优越感，没有原则的自傲，不愿意听取其他与它所说的言论不同的意见，片面的竭力强调所谓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和所谓的“没有政治的纯学术”的美好幻想以及把马克思主义和“险恶”的政治划等号等的错误的提法，在实际工作上否定和抛弃了在基层和学生中的最为根本的意识形态领导工作，否认它的学生中存在的思想问题，甚至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出现了团支部书记公然说“共产主义就是空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你相信共产主义，你去实现啊，我们等着”等的言论，而清华恰恰相反，清华没有北大那么高的偏见和优越感，愿意与人平等的交流看法，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工作相比北大也是做得很好的，甚至出现了这样的一种令人奇怪的现象，长于理工科的清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比长于文史的北大做得更好。他们的团机关和求是学会、TMS协会（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协会）不仅主持讲座等活动的开展，也主持理论工作的进行。这也就是说，清华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学生中存在的思想问题，但他们不想承认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所遭遇的巨大的阻力和难以克服的困难以及改进工作方法的迫切性。

因此，当我描述清华北大的学生的思想问题的严峻性和目前工作方法的低效率时，我总是引用来自北大的材料，以便用意识形态领域最为混乱的地方的人的话来警醒他们自己；只有我通过亲身观察了解了真实情况或者作者本身或教授的声望使我确信所引用的证据真实无误的时候，我才引用他们的论文、著作或者课堂上的言论等材料。

导    言

（一）在北大、清华学生思想中，“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在清华北大的学生的意识形态领域，分析以各种形式公开形式进行着的或者悄悄发生着的意识形态的摩擦和斗争，搞清楚它们的实质和表现形式、表现方式、造成的后果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在经济总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在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群体关系等方面的分化引起了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的分化，其在我国社会中的主要特征是理性化和现实化，而清华和北大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也是必须服从于社会的这个整体的，那就是说，理性化和现实化也进入了清华和北大，并且“感染”了它们的学生。对于清华和北大的学生的思想状况来说，就像马克思说的：“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4]。要重新帮助他们建立共产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就必须要基于目前社会的特性来开展工作。

    思想，无论它是不是纸面上写了的指导思想，要让人接受，必须提出令人信服的让人接受的理由；必须让人们觉得这个理由是站得住脚的。当今的这个社会是信息时代的社会，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种思想是具有生来就永远支配人心的理由了。这也就是说，要使青年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必须要经过细致的思想工作。还有一点就是，在针对于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时候，没有什么能一刀切的方法，情况不一样，方法就不一样。一刀切的做法只能造成失败和加剧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我国社会进入现代社会虽然比较迟，但由于历史原因的发展不平衡的客观事实依然存在，这点不能否认。同时考虑到现在的信息传播网络化的结果，每个地区，每个人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也是存在着差异的。所以首先必须要抛弃什么“普遍的方法”。

    目前我党的工作重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无可非议，但是必须考虑到国家利益更多是经济性的，且变化迅速。从长远看，变化多端的经济利益只会使国家关系变得更为相互依赖，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远比国家利益复杂，有着更为深远坚定的根基。它不是单一的思想领域的东西，而且还涉及文化和历史以及特定的政治阶层的信念。在注重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而就目前来看，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峻性也要求我们必须要给与必须的关注。

（二）绝不能产生依靠青年的自发性达到意识形态工作的目标的想法

    那应该怎么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工作呢？绝不能产生依靠人民和青年的自发性来达到意识形态工作的目标的想法。这在主观上来讲是消极怠工行为；从客观上来讲这也是行不通的，列宁曾经在《怎么办？》中针对经济派盲目地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和否认先进理论的意义，特别强调了革命理论的巨大作用。“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工人阶级本身不能独立地创造出社会主义意识，只有以先进的理论武装的工人党并通过自己不懈的活动，才能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阶级中去，从而使工人阶级自觉的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这里所说的工人阶级可以完全不加任何解释的替换为青年知识分子，也就是大概念下的青年学生。

    列宁的论断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地位，怎么使老百姓更好的了解马克思主义，怎么样让老百姓信服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的问题。在中国步向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的大背景下，西方的渗透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的尤为严重，大多数的人转向了实用主义，崇尚物质领域的占有，忽略理想和信念的教育以及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并逐渐“占领”了意识形态的阵地。这对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工作是巨大的挑战，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刻意的宣传和散播一些社会阴暗面的负面信息导致了人们对党和政府产生了思想警惕性，不敢真正相信党，觉得党的面目就是恐怖的镇压机器而不是自己的利益的代言人。

    对于整个人民的这个问题的题目太大，也有了很多的研究和著作。社科院的教授分析的比我好。我的这个册子研究的是北大清华学生的思想状况。从一个普通学生的视角来谈亲身经历的事物和看到的现象以及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

北大清华学生的思想状况的现状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但这里暂且不谈这个问题的历史。现在只谈几点，这几点是为了以后要说到的事实和了解他们的现状所必须的。

（三）学生仍然是学生，但老师已不再是“老师”

在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北大和清华对外交流有限并且其自身治学模式也还是苏联模式。注重专业化的同时非常注重政治素质，其不说文科院系的教授，甚至理工科的教授都几乎人人精通马列主义和哲学，这点无需多举，仅仅看看曾担任中科协主席的著名火箭动力学家钱学森就知道了。不能深入的掌握马列主义，就不能承担教学任务，思想的要求是第一位的，决不片面的重视业务水平，而且当时对马列主义的这种掌握不是单纯的应付检查和教条主义的的随口引用，而是发自内心的信服。和老教授们接触时一定会发现这种真挚的情感，马列主义已经内化成为他们的性格，当老教授们谈到马列主义时的神情可以看出来他们对马列主义的热爱。当他们在教学时，这种对马列主义的情感就会情不自禁的传给学生，而学生处于世界观的形成阶段，这就传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真诚的交流做到了这一切。后来由于东西文化的交流和出国潮的出现，西方思想文化的渗透和学术交流、互派留学生的大范围的开展导致了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但在初期，这种争夺的规模还很小，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所占领的意识形态阵地几乎还没有，因为在政治界、学界上拍板做主的仍然是那些有着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斗争经验的老一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在这场争夺中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对比，老一辈的不断去世以及深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第一代留学生的学成归来并逐渐被作为专家接替了老一辈在学界的地位，这种情况逐渐扩展到了普通的讲师。这种情况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有着显著的表现。

我认为，学生仍然是学生，但老师已不再是“老师”。由于我国的教育体制，导致我国初高中的教育目标长期的定位是应试教育，这也就说，他们在大学之前，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也没有大量的阅读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每天除了做题就是上课，偶尔的休息时间也会被用来弥补上学期间所缺的睡眠或者通过电脑游戏和体育运动进行放松，很少有人在初高中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来确定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或者是对马克思主义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那么也就是说，大学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形成的重要时期。

由于在初高中长时间的“与世隔绝”，大多数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一来大学，一来清华和北大，就把教授——学术和知识的化身——看做自己的人生导师和楷模。向他讨主意，向他求教做人处事的方法和治学的态度以及自已的人生方向。“对他表示在这种宗法关系下所应表示的一切尊敬。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人，是好的当家人，过着合乎道德的生活，因为他们那里没有使人过不道德生活的诱因。”[5]绝大多数的学生无法主观拒绝马克思主义以外的思想对他的影响。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老师政治素质和信仰将直接决定他教出什么样的学生。

（四）一些“在美国大使馆领工资”的教授拥护的是共产党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老师的政治素质和信仰为什么不能再是“老师”了呢？这里我不多讲，就坚持党的领导的“制度信心”一说。如果一个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一个非党员教师对这个问题提出疑问，这不奇怪。但是，如果一个党员，一个有着很长党龄的“优秀共产党员”，对于要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问题产生怀疑，这就成为严重的问题了。我这么说可能有人要反对，说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从来没有这样的人说过这样的话，但是这些“聪明人”就换一种说法，一说党的领导，他就说是什么样的党的领导，党究竟要怎样领导？这些问题的确需要研究，但绝不能因为这些问题要研究就否认了总的前提，即党的领导。必须要首先承认党的领导，然后再去讨论应该怎样领导。因为如果根本不承认党的领导，那再去讨论党应当怎样领导就是毫无意义的。可以这么说，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内的那些“在美国大使馆领工资”[6]的宣传以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念，即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人本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教授们也的确在拥护“共产党”，但他们拥护的是共产党的“改革派”、“民主派”，拥护的是共产党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决不能允许我们国家未来的掌舵人由这样的人培养，决不允许让青年中最为优秀的一部分与他们走在一起。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一些“老师们”尚且如此，学生的道德水平和政治觉悟怎样，就不难想象了。而且由于信息化的时代，导致了他们更早的接触了相比他们的父辈更为多的信息，这也将会对他们的思想的形成产生影响。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原有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传承崩坏的条件下，西方思想和文化通过一些老师肆无忌惮的在学生中蔓延。我们已经看到，北大法学院贺卫方和国际关系学院的余万里这样的玩弄法律字眼和道德败坏的分子，都能成为教授和副教授，以及在学生中产生广泛的影响，就不足为奇了。

胡乔木同志在1981年中国社科院党委常委扩大会上讲过这样的一个事：“北京大学有两个学生发起，然后又加上二十个人，共计二十二人签名写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发行法草案’，在这个出‘出版发行法草案’里面，他们的中心观点就是，任何的党派、团体、企业、机关、个人，都可以办报纸、办刊物、办出版社、办书店、办广播电台、办电视台，国家对于这些有不同背景的言论机关要一视同仁，给以同样的支持，同样的法律对待。”，接着胡乔木同志对此评价到，“所以，是不是让反革命言论享有自由，反革命言论应该不应该享有自由，成为了我们现在同相当一股反革命势力、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斗争的一个中心问题。这个很自然的，这些小组织要扩张他们的影响，靠什么呢？他们当然就要依靠掌握一部分舆论工具。”[7]这也充分说明了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老师对于学生的影响力的重大的程度，其程度之大甚至大到可以鼓动学生挑战国家权威！

（五）文科院系更换马克思主义，理工科院系“去马克思主义化”

2000年之后，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思想上表现出多元化的倾向越来越突出，并且并不局限于其他思想的出现和兴起，相比文科院系在实质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更换，理工科的院系更多出现的现象是“去马克思主义化”。国内外政治局势和社会状况产生了这种倾向的推动力，而这种推动力一旦产生，它就扩展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所有院系、研究所，而许多和前面提到的情况毫无联系的思想活动，也正好由于它们出现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最为高潮的时候而获得了双倍的意义，其次，在思想领域，某些西方思想暂时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一些人就将其奉为圭臬，成为指导一切活动的的思想理论来源，并使这些思想“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精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的学生。”[8]；此外，对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与名望的扩大的需求的本身，就直接要求大批的教授和副教授的等教学人员加倍的向学生“灌输”西方的思想观念和宣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由于能在国外获得学术奖项和获得出访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一些教授和副教授的宣传和灌输才有了重要意义。

但是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不仅使北大和清华的教授等教学人员发生了改变，而且使一部分学生焕然一新。由于网络的普及和其他信息化装备的就位，他们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渠道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老师的口授这一条了。网络学习以及各种数据库的丰富的资源能够相当程度上的代替老师的作用，而这种途径与传统的老师口授教学的途径不同的是，这种途径不会主观上对学生产生方向性的引领，因为学习的内容是可以自主选择的。也就是说，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学生的思想的培养和发展不再取决于老师。但是，这部分学生的数量太少，而且他们在选择学习内容时会受到来自外在世界和主观情绪的影响，从而有可能不选择应该选择的学习内容。所以，这条路径的实际作用和意义是有限的。尚不能完全的代替老师的口授教学。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工作的改进的主要突破口不应该是这里，而仍然应该是改变老师对学生的影响。

（六）留学潮：外国大学让中国富有家庭的孩子成为物质欲望的奴隶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改革开放之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意识形态阵地是怎么被渗透和丢失的。学术交流的迫切需要要求在短时间内派出了大量的留学生、交换生和访问学者。在教学中以西方思想为蓝本就能获得出国的机会，因此教授和讲师们成群结队的从马克思主义的阵营跑到了资本主义的阵营。自从90年代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招生规模急剧扩大，而且增加的几乎全是一线城市的应届高中生。此外，由校方选派的私费出国留学潮是在21世纪初才开始的，并且迅速增长起来，特别是从外国大学的学术资源和优良的学术氛围开始吸引众多的中国家长把他们的孩子送到那儿去的时候起。这样就产生了“外国大学被中国留学生‘占领’”的怪现象。这些私费留学出国的学生中至少有四分之三家庭经济状况很好，而中产阶级和普通家庭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外国大学培养这些来自中国富有家庭的孩子有着重要意义，他们能通过他们在外国的留学生涯把他们中的绝大部分的思想同化或者使他们抛弃原有的思想，成为物质欲望的奴隶，他们能通过他们在外国的留学生涯观察他们当中的对所在国家的社会制度持赞扬态度的同情者，并授予他很高的荣誉并且可能将他拉进他们的情报机关（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曾都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原苏联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雅科夫列夫[9]和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卡卢金中将就是典型的例子），以便于他回国后能迅速成为某个领域的领军人物从而使他所在的领域的国家利益防御阵地洞开[10]。美国决策层认为，中国留学生中的有些人将成为未来的中国各级领导人或者各界的骨干力量。因此，注意向这些人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念和亲美意识，企图从中物色和培植“亲美势力”。美国新闻署曾经指出——“美国应向中国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灌输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念，这是比传授知识本身更为重要的任务。”里根也曾经亲自指出其意义——“不要忽视美国帮助训练一批数量可观的中国的未来领导人的意义。”。于是他们排挤了那些本着“出国留学，掌握外国科学技术，方便回国后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的邓稼先和钱学森一样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并把留学生的一切差别化为他们和国家自己培养的人才的对立。在经济领域，甚至在政治领域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就像恩格斯所说：“现在，谁要是生为工人，那他除了一辈子当无产者，就再没有别的前途了。”[11]也就是说，谁尊重马克思主义，就打压谁，就瞧不起谁；谁推崇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理念，就赞扬谁，就给谁荣誉。

这样就造就了一股很不好的风气，它现在布满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股风气所造成的后果日益引起党和政府的注意。

（七）赖以生存的地盘正在被挖空，而管理者还可笑的安然自得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也就是绝大多数的大学生的思想状况。这几百万大学生，他们在大学里要么仅仅只为自己而学习，要么不知道前进的方向而整天浑浑噩噩，他们是我们祖国的希望和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他们日益迫切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引导和学习，他们日益迫切的需要重新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们日益迫切的需要使用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生活和行动的指针来实现自己的“中国梦”。我们应该如何行动，这个问题，从习总书记提出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时候就已经成为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中稍微重要的话题都可以归结为这个问题，虽然一些同志到现在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虽然他们企图回避这个大问题，并把自己的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墨守成规、不思进取说成是坚持传统，但这都是无济于事的。意识形态中的每次学术大争论都给以北大和清华为代表的青年学生深深的上了一课，而强调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传道者们对这些学生的影响都退居次要地位，虽然这些拜倒在西方“民主”“自由”“博爱”的普世价值观下的教授和讲师们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中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力量，但是党的中央政治局确实社会主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司令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生活和行动的指南的青年学生的代表习近平总书记是政治局中的核心人物，而要求实行宪政和走西方道路的自由主义者和提议实行“大规模私有化”的“学者”却充当了可怜的角色。甚至关于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提出建设法治国家的建议，实质上也是对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学生为首的青年学生的状况的讨论和帮助他们“马克思主义化”的建议。确实，我们的党应该赶快改变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意识形态局面，否则为时太晚。资本主义的思想不是在蛊惑我们撤离意识形态阵地，不是在诱惑我们打开意识形态的闸门，而是在威逼，是在要求。

尽管如此，一些同志却不正视这种严峻的状况，他们认为自己管理的是优秀、最先进的高等学府，认为自己所管理的高等学府是“时代的智慧，良心和永久的荣耀”，是孕育了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高等学府，却羞于暴露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痛处；他们不愿意承认它们的学生的思想状况是必须立即改变的，因为正是他们，对这种问题应该负道义上的责任。因此，当我们开始谈论北大和清华的学生的思想状况的时候，他们总是报之以轻蔑一笑；因此，整个领导机关对有关学生的思想状况的真实情况都一无所知；因此，领导们在各种会议和活动中一提到学生的思想状况就不能具体，只能用教条式的而语言从大概上泛泛而谈，而抽象的意见和建议是不能吸引学生的，况且有时领导们的言论因为得不到正确的信息还牛头不对马嘴；因此，虽然他们赖以生存的地盘这个在他们脚下被挖空并且每天都可能坍塌，而这种很快就会发生的坍塌就像物理学中的自由落体定律一样，是确定无疑的，他们还是可笑的安然自得；因此，也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怪现象，他们每天都在叫嚷着“思想”“共产主义价值”等高尚的字眼，但却没有一本完整阐述北大清华学生的思想状况的书或册子。他们放任学生的这种思想状况的恣意发展，并且很快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而法国大革命和20世纪末苏东剧变与之相比，简直就是儿戏。

第一章：北大、清华学生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1.1北大、清华学生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一）学生一旦想要在思想领域摆脱现状，一些教授就会成为他们的敌人

即使我没有在许多角度一一证明，大家也会同意我的意见：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在目前的这种状况下是不能令人感到满意的；处于这种状况，无论是单个的学生还是整体的北大清华的学生都不可能按照马克思主义一样思考问题和进行生活。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思想状况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边缘化甚至在一些院系的完全消失。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中国共产党缔造的，而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的党，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以马克思主义设立的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国的支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的党、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兴盛的党，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丧失生机、失衡控制力，进而导致整个社会主义政权的土崩瓦解为了实现以上目的，就必须确保党的基本的单位，即具体的人不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不是一个可以脱离具体的人的架子，它由千千万万的群众中的先进分子组成，而在其中，青年作为“新鲜血液”占了很大的比例。在我国现行的教育遴选制度下，青年人中的最为优秀的那部分人中的绝大部分人都集中到了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代表的所谓的“211工程”“985工程”院校中了，而在这其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部分最优秀的青年中的佼佼者，这也就是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是我党培育的知识精英，是党的储备人才的重要基地。他们的个人的命运与党的命运结成了紧密的历史共同体[12]，他们的思想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命运。

为什么指导思想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凯恩斯主义或者其他的什么主义。原因就是我国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和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是不能令人感到满意的，是迫切的必须要进行改变的，扭转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的实质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在他们思想中的指导地位，这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因此，必须设法改变北大和清华的学生的目前的思想状况，必须竭力使他们的思想状况是良好的和比较合乎党和国家的利益的。必须使大学生认识到，既然热爱祖国，就不能不热爱全心全意领导祖国前进的中国共产党。党是我们的社会的核心，是我们国家的支柱，是我国经济的杠杆，是规划我们国家向前发展的唯一力量。

如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不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前提下的和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想作斗争，那么他们的思想状况就不可能真正的转向马克思主义。但是深受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想等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思想影响的北大和清华的教授等教学人员却用他们的地位和他们掌握的国家和学校所能提供的一切力量来维护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一旦想要在思想领域摆脱现状，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中的一些教授就会成为他们的敌人。[13]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意识形态重要性除了能影响和左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以外，就目前来看，主要是对其他高等院校的学生的引领作用。如果当所有的青年学生都发现他们中最为优秀的那一部分都不再相信共产主义的话，那么他们会作何感想呢，这又是不是会打击他们的士气呢？答案是无疑的。

此外，就目前的情况发展下去的话，其他普通大学的学生随时都发现在那些亲西方的教授的“精心培养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把它们当做物品，当做自己未来的财产来对待，这也就会分裂我们的下一辈，我们的青年。

要么走向进步，要么走向退步

我已经举过一些例子，而且还能举出上百个例子来证明。在目前情况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必须得到改变，才能拯救自己的人的尊严。而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之所以能够改变应当归功于我们有着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或者更确切的说，因为我们有一个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同样也因为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血管里依然流淌着那个“创造英雄和呼唤英雄”的时代的英烈们的热血。只要他们进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他们就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学生了，不是像那些堕落分子的骄奢淫逸；他们的内心充满了丰富的感情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他们的在高中的被束缚的性格和知识欲望因为高考的完结而抵消，这种束缚曾经长时间的抑制了他们的发展。他们的智力教育和他们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所受到的引导促进了他们的利己主义的发展，由于受到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蛊惑，使他们的思想都受利己心的支配，并把他们的主要人生目的设置到追求金钱等和个人的利益和素质的最大化这一点上。这一点对那一小部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也不例外，因为围绕每个人的思想环境发生总的变化时，个人就被迫寻求相应的调节方法和形式，改变自己的思想和内在思维结构。思想环境长时间的倾向于某个特定的思想体系时，最终会导致个人的思想体系不可逆的向不良的方面趋同性转变。思想环境状态实质上在控制处在这一环境中的每个人的思想发展，使其要么走向进步，要么走向退步。

既然如我们看到，如果不能迅速的改变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那么就没有任何表现我国未来的精英分子的尊严的余地，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身上应该显示出的最动人、最高贵的特点也无从显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必须受到改变。党团机关等必须把它的全部力量、全部活动都倾注于这一方面，甚至他们为了要认真落实中央所布置的各项思想上任务也都与此有着直接联系的。

固然，有时我们不得不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中的不好的地方进行指责，甚至是公开批评，但是永远不要忘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和指导意义是可以恢复的；如果说，那些亲西方的“资本主义自由化”的教授和副教授们所关心的只是伪善的用“自由、平等、博爱”来错误的引导学生的人生方向和培育他们的思想价值观，那么，只有揭露事实的真相并向以习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汇报才能撕破这个伪善的面具并使之得到彻底的改观，才能对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有利；所以，甚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中的一些学生对这些“教授和副教授们”所采取的最为激烈的批评行动，也不过是这些“教授和副教授们”为了转移外界对他们的注意力和暗地里继续的用西方的那一套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熏陶引导学生的种种手段的公开的、毫不掩饰的表现而已。

总之，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三）高层干部没有共产主义信仰，就是亡党的先兆

       苏联共产党是列宁亲手缔造的党，创立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型的时期。曾经在人类历史上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就是这个党带领人民发动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俄国长达三百多年的专制统治；就是这个党，带领人民发动十月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使社会主义第一次从科学变成了现实；就是这个党，合众缔横，缔造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就是这个党，带领人民在喀秋莎的怒吼中，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赶了出去，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这个党，带领人民，战后重建，突破太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可它却在20世纪末红旗落地，亡党亡国，令世人无限悲痛。

苏联解体和剧变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意识形态的变化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苏联解体的原因就是苏共丧失了意识形态影响力的结果[14]。“‘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迎合了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反共需要，是意识形态变异的温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和平演变的政治策略；而从否定历史到全盘自我否定，则使意识形态全线倒戈。在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的疯狂进攻面前，苏共上下束手无策，屈膝投降，原因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苏共中央和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雅科夫列夫和梅德韦杰夫）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动摇和背叛。”[15]

       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也就是习主席所说的共产党人的“钙”。领导干部，尤其是高层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非常重要。苏共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就逐渐偏离、背离甚至背叛马克思主义。勃列日涅夫时期后期，据时任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回忆：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政治局没有进行一次集体的马列主义学习和为勃列日涅夫写代表大会的报告不需要什么新思想，只需要把以前的语句换一种形式就算是创新了。其政治学习和之松散和政治风气之恶劣，可见一般，那么他们的共产主义信念的不坚定，也就不足为奇了[16]。戈尔巴乔夫时代，苏共高层干部不仅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更别谈什么共产党员的牺牲精神和集体主义意识。苏联共产党，这支世界上曾经最为强大的，有着光荣历史的共产主义的党的失落和败亡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失去了共产主义信念的苏共高层干部在顺境时忘乎所以，在逆境中失望消沉以致迷失方向，甚至被西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所俘虏，不仅失去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且在行动上也有屈从资产阶级走到对其公开迎合。在这样的人的领导下，苏联共产党怎能不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怎能不亡？

对于任何政权的长久来说，接班人的培养与选择是一个尤为重要的事情，由于目前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远少于资本主义国家，并且因为苏联与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车之鉴，所以社会主义更是如此。“第一位的事情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邓小平的这句话点出了接班人的重要性。在制定了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干部就成了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的决定力量以及左右着国家前进的方向。正如我反复强调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承担着为我党和我国培养未来的接班的高级干部的重要政治任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是否是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放任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肆意渗透，那么我党以后的接班人极有可能将是一群丧失共产主义信念，被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所吸引的人。如果“戈尔巴乔夫们”成为了我党的高级干部，那么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毁于一旦,并且很有可能会导致社会主义在地球上统统消失，国际共运倒退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的历史起点上，整个地球又会再度成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

国际共产主义主义运动和人类的历史的进程，会因此倒退一百年到几百年

第二章：北大、清华学生意识形态的现实状况——以北京大学为例

2.1北大学生的三种思想分析

（一）三种思想：资产阶级自由化、泥潭派和大概念下的共产主义支持者

北京大学的学生目前的思想状况主要分为三种。

第一种，也是占得比例最多的一种是对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化以及其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支持。他们赞美“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17]他们只看到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和“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8]，他们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都在谈论‘腐败统治’、‘老百姓的政治奴性’、‘僵死的社会制度’、‘我们思想的奴役’、‘权钱（色）交易’、‘有权势的官僚的统治’这些只被用来形容解放之前的那段历史和‘共产党的专制和扼杀人性’。甚至可以听到一大批类似这样的言论——“毛泽东就是一个下流的人，娶了那么多个老婆。”[19]这批人的言行毫无疑问得证明了如下真理：言论的公开性、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攻击社会生活中的极个别的阴暗例子的实质就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种，也就是所谓的泥潭派，不知道自己的前进的方向和处于摇摆状态，也就是那种经历了应试教育的“锻炼”的被“…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塞满了青年一代的头脑 …”[20]的学生，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外国语学院、社会学系的调查中，这种学生几乎占了所有调查的学生的总和的三分之一。

第三种是大概念下的共产主义的支持者，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是具有特使含义的，这类学生中又分了很多的派别，比如托派和苏式社会主义或者仅仅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以及完全承认包括邓小平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是共产主义。总体来讲这部分学生占得比例非常之小，在这部分很小的比例当中，仅仅承认毛泽东思想及其以前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学生占了大多数，这其中又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学生社团）的成员为主。

（二）北大学生思想状况的必然性和可扭转性

北京大学的学生的思想变化和分化在改革开放后不久就开始，并经过了不同的阶段。在这里不可能详细论述这些阶段的特点及其对于北京大学学生的作用。在这里，我仅限于叙述那些为了说明北京大学学生的思想状况所必须的事实。

这种变化和分化的最早的、最初和最有效的形式就是阅读外国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具有意识形态宣传性质的学术著作和老师的有意引导。学生们通过老师的讲解和阅读书籍的接触，看到西方的个人主义下的生活比他好，他在集体主义下过着不如西方的生活，而这与长期的宣传又是相违背的。他想不通，尤其是当他看到那些在集体劳动中偷懒的那些人，于是其人类本性中的私欲和妄图占据更多的物质财富的贪婪战胜了崇高的理想主义的信念，在这的影响下，就出现了我国上个世纪末的商业化浪潮，经济基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经济基础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那么意识形态也将发生急剧的变化。这也就说，北大学生的思想状况的现状具有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决不能想当然的觉得“要是当年我们没做什么什么，那么就不会出现现在这种状况了。”[21]

但是必须知道的是，虽然北大学生的这种思想状况的出现具有其必然性，但是它也是可以扭转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以往一切人类精神文明的精华的总结，也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建立在其他包括资本主义的所有思想体系之上的，用下位次的思想体系去反对上位次的思想体系，虽然可能取得暂时的成功，但这不是可以持久的。上位次的思想体系在正确的使用下能用全部的权力来袭击每个人并以巨大的优势压倒他。况且，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提供根本上保障资产阶级垄断生产资料、剥削人民大众的的权力的理论支持，另一方面又在很多地方谈人民主权、全民自由。因此，仅仅因为这个原因，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也绝不会永远的成为北大学生的思想的主体，但是如果不能及时的采取有效的措施，那么很有可能这个转变和“觉醒”就不会很快到来，并且其发生必定在巨大的政治经济灾难之后。北大学生第一次思想变化和分化是在蔡元培任校长时期，即用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反对并取代旧的封建主义思想体系，这种取代发生了；后来在20世纪初期又发生了许多思想状况的变化和分化，这些思想状况的变化和分化和1919年五四运动掀起的风波几乎完全一样：青年学生抛弃旧思想，接受新的思想。

2.2对北大多个院系150名学生的调查结果

（一）0%的学生能正确的说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

这种思想状况的变化和分化到目前为止，已经基本完成了，一种具体的思想体系已经在北京大学校内取得了统治地位，那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它不仅局限于具体的院系，也不仅针对于现存关系的一个方面。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达到了左右一些教授和副教授的思维的目的，并通过他们去传播他们带菌的有毒的思想给普通学生，随心所欲的带领他们“离开街垒的这边，走到街垒的那边。”由于不仅是学生，老师的思想状况也是很令人堪忧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已经被大多数的人采纳和接受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

近日，我对北大六个院系（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法学院、物理学院、数学学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共150名学生进行了调查。数据是这样的：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方法。

（二）准备把马列著作啃一遍的学生，会被认为脑子有毛病

在老师和一些“书籍”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不断的社会阴暗面的展示或者刻意的，根本站不住脚的批评党和政府的某项政策的哗众取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甚至邓小平的著作从此都无人问津，理论著作从此蒙上了厚厚的灰尘。《资本论》和笑话书画上了等号。如果一个北大学生说自己准备在四年里认认真真的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读一遍，那他一定会被认为脑子是不是有毛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中国近代史纲要等和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沾边的课程成了被嘲笑的对象，这些课成了可去可不去的课，成了做其他事情的课（甚至“这些课的老师都很好，说我的课你们可以做其他作业”[22]）；对“党的忠诚，对社会主义的信赖成了一句很不时髦的空话和自己在党内向上攀登的标榜词”。对于这个问题，这里有组数据可以说明其严重性：

（注：各院系抽样人数各位20人，采取本科四个年级分层抽样的办法，调查方式为闲聊式调查）

（三）北大学生的几个倾向：个人至上、无限制的自由、贫富分化、程序正义、全球化、全盘否定文革

对于北大学生的思想状况的现状，可以这么说：

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上，他们更倾向于个人至上；

在自由与公正的关系上，他们更倾向于自由，而且是无限制的自由；

在对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的这个问题上，他们更倾向于认为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的“落后”；

在对待争议或者讨论的矛盾的时候，他们更倾向于程序公正，而不是探讨其实质问题之所在；

在对待民主与自由的问题上，他们更倾向于自由，而且认为“自由不应该有任何限制它的条条框框，它是人的本性的天然权利的最佳表现形式，不允许任何人质疑”；[23]

在对待全球化这一进程的时候，他们认为中国应当继续深入的参加这个进程，并且积极的推动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使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24]；

在对待大跃进和文革以及改革开放的评价问题上，他们认为应当“坚持邓小平的思想，全面反思，全盘否定；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过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道路，是新资本主义”[25]，而不是批判性的继承其中的合理因素。

2.3对北大法学院100名新生的调查结果

（一）开学之初，37%的学生反感共产主义

以北京大学法学院为例，在2014年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新生有176人，全部是共青团员，在开学初，我对其中的近100人进行抽样调查的时候，其中的37人表示对共产主义很反感，对西方表示出了倾向，其中的78人缺乏政治热情，表示对共产主义不置可否，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随便挂哪家的旗，只要我有饭吃就行了”[26]，在向这些学生的调查中，只有1人表示自己倾向共产主义。

（二）开学2个月后，98%的学生反感共产主义

在11月中旬开始直到12月中旬，我以同样的谈话主题进行了单个的聊天，得出的结果是：98人对共产主义很反感，其中的41人表示对美国制度的欣赏，其中的22人表示了对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35人表示对资本主义的总体上的倾向性，剩下的78人中还是只有1个表示了对共产主义的倾向性（2014级3班）。也就是说，经过几个月的对法学的学习后，对共产主义持反感的人数上升了。因为，调查是个别进行的并且是采用闲聊的形式的，所以，我认为，其可信度较正式的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的可信度高。

2.4对清华大学近200名新生的调查结果

（一）开学2个月，把为社会做贡献作为最大幸福的青年减少了24%

在清华大学做的调查是持续的，每周更新数据一次，其采取的方式是利用我和我的同学一起对近200名的大一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式的调查。结果表示，在清华大学开学初进行的调查时，这近200名学生对“人生幸福的理解”是事业第一、家庭第二、生活宁静第三。

10月初的数据显示中，家庭上升到了第一位，朋友为第二位，生活宁静为第三位，具有理想主义的答案不仅支持的人少而且比例还在下降，这在人文学院中尤为明显。

在12月初进行的调查的数据显示，对比刚入学的时候，这些学生中追求事业成功的占的比例减少了50%以上，把为社会做贡献作为第一位的青年减少了24%，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作为最大幸福的青年直接降到0%。

（二）聚焦个人发展，物质的奖励重于意识形态的激励

清华大学的这批新生近80%的注意力聚焦在个人生存发展直接相关的领域，他们的观点是首先使自己专业化，争取能在自己的领域里冒尖，以后方便获得一个较好的工作。为社会贡献、为理想奋斗对提高青年幸福指数的作用明显下降，也就是说，在清华大学的这批学生中，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激励手段的作用正在消失，他们更注重的是物质的奖赏和刺激。这反映了他们的世界观在形成的过程中正在走向以个人为中心的本位主义，集体意识观念正在淡漠，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集体主义。

2.5斗争的复杂性

   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当中，由于思想状况的原因，在广大的学生群体当中产生了对党政机关和大概念下的官方的思想警惕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双面人”。这就产生了很多表面上看起来很好的现象和极度错误的数据以及使一些传统的调查方式失去了效果。

（一）北大清华中的阶级斗争

    很多人口头上的宣誓“忠诚于党，忠诚于共产主义，忠诚于人民“。由于自己本身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马克思主义了，但是由于社会大环境而不能摘下这块“遮羞布”，公然宣布自己信仰资本主义。因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是知道党的功绩和作用的，对党自建国以来取得的成绩是赞赏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腾飞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成绩都是有目共睹的，老百姓是最看重实际的成果与现象的。这也就是说，老百姓对党，对马克思主义在潜意识中是有感情的。如果作为最高学府的成员，首席智囊团宣布自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了，这不仅会在道义上遭到谴责，而且会遭到现实反对。所以，他们实际上已经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转向了西方资本主义，但仍然披着马克思主义者的外衣，正如恩格斯说所：“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威力…已经逼迫它的敌人都伪装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这也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它们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思想交锋在本质上是一种阶级斗争。这种斗争会由思想理论斗争演化为政治斗争，斗争的根本问题依然是国家政权问题，是在不远的未来，是使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是颠覆还是捍卫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政权。

    目前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恣意泛滥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时中国几千年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意识和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教授们，往往以“学者”和“探讨者”的身份出现，打着“学术交流”的旗号向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鼓吹、宣传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观点，并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掌握了话语权。然后他们又以业已“沦陷”的院系的意识形态阵地为据点，散播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尤其是资本主义因自由化，歪曲和反对马克思主义，暗里攻击党的领导，诽谤社会主义制度，诋毁人民民主专政（反之提倡无限制的民主）。他们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伎俩，“毒化”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普通的学生和在同行中制造思想理论混乱，毒化社会舆论。

    如果放任其发展和不竭力扭转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那么这种斗争是不会停留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终究有一天会演变为政治斗争，而因为马克思主义后继无人，那时两种思想的力量的对比，十分堪忧。我再次重申，如果不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实行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的整肃，放任其学生的思想发展，那么政治斗争不仅是可能，而且是必然。政治斗争的前提是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人聚集起来成为一种政治势力。根据我的观察和掌握的材料表明，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中，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传播，已经衍生出组织联系，即“座谈会”、“讲座”、“研究中心”等无形或有形、固定或不固定的等形式聚集成为一种“间接参政”的政治势力，这些人相互串通、相互勾结，形成一个个小团体和“小圈子”，进行名义是学术讨论的密谋活动。这些人逐步聚集起来，曾经一度实际上形成政治反对派，即“持不同政见者”。只是由于习主席执政后的大力整改，他们才略有收敛，但仍然没有瓦解，仍然在传播他们带菌的思想，进行思想颠覆活动。

    如果放任他们的罪恶的行动，一旦他们“毒化”到了足够的人数，羽毛丰满，就会立即成为一种政治势力，就同党和人民以及社会主义政权进行斗争。这种政治斗争，明暗相间，分散和集中相互统一，“合法斗争”到公开对抗。他们中的领导人最开始是以“学者”、“著名什么什么家”出现，在自己的课程和讲座里，讲自己的“理论”见解和政治主张，进而基于此为蓝本提出政治要求和政治主张。他们集体向去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或者集团签署公开信，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27]，发展到学生中去鼓动、演讲。直至发动政治动乱。

    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会以许多常见的老百姓都能理解的诉求来作掩护，比如“争民主”、“争人权”、“促改革”，实际上是同党和人民进行政治斗争，诉说其政治要求，这也是问题的实质。

    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的内容和基本原理。虽然在经过三大改造之后，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中国社会和人民的主要矛盾。现阶段的矛盾是人民日益高涨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也就是说我党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而制定的的工作重心是经济建设。但只要社会分工没有消灭、国家没有消亡，阶级斗争就一定也将会一直存在，这是客观的事实，主观的愿望是改变不了的，在如今高房价、高医疗费、高教育费和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日益扩大的和西方的文化交流的情况下，还可能激化。然而，正如中国社科院王伟光院长在《红旗文稿》上发表的文章中所说：“今天我们中国片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28]   然而，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里，很多同志长期不敢讲、不能讲阶级斗争，一些同志也反对其他同志讲。一谈到阶级、阶级观点、阶级斗争、阶级分析，就是犯忌，就是搞“思想压制”，就是“极左”。对我国目前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的研究也无人问津，即使做了点研究，也没有刊物愿意或者敢于发表。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很多人主观否定人的阶级属性，一味的谈抽象意义上的人，这些人完全不明白或完全不想搞明白否定人的阶级属性意味着什么，否定人的阶级属性意味着我党的阶级属性也就失去了根据，也就是说解除了我党在政治斗争中的政治武装，如果一旦遭到进攻，就只能走上苏联共产党的老路。

    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中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是的确存在阶级斗争，只要不是政治盲人或者别有用心，就应该承认这一点。尽管早在三大改造完成之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确立，消灭了剥削经济的经济基础，但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意识形态又有相对独立性，资产阶级思想并不会随着其经济基础的消失而消失，“毫不奇怪，各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种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能消失。”[29]所以，资产阶级思想，即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反而在改革开放中，由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和马克思主义的淡化，反而在各个领域更加顽强的表现出来。思想战线上两种意识形态、两条道路的斗争远没有彻底解决，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这种阶级斗争的特点是隐蔽，很难被发现，但他又的确在侵蚀着党早北大和清华的意识形态阵地中剩余的部分。必须要重视这种行为和现象。对于一些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教授可能会用学术和政治的界限说事的问题，我们应该仔细审慎的区分学术和政治的界限，既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

    在分析此类问题的时候，只有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观点，才能看清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实质和宣传它的教授们的目的，也才能看清这场斗争的必要和严重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份著名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清楚的表达了如下观点：阶级斗争依然存在，但已不是主要矛盾；阶级斗争是对的，但阶级斗争扩大化是绝对错误的。

    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明摆着的阶级斗争却视而不见，丧失警觉，让西方资本主义“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30] 从而酿成大祸，给我国社会主义政权造成极大的威胁甚至严重的打击。

（二）“我凭什么对政府说真话？我凭什么对党说真话？”

    对党充满不信任，对党保持思想警惕也是一种普遍情况。北大清华的学生都很轻视问卷调查，他们知道这些问卷调查的实质就是了解他们的思想，以便于更好的开展意识形态工作，但由于他们已经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了，所以，他们对党充满着不信任，保持着思想警惕，在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潜移默化的引导下，决不让党知道他们的真实的思想状况。“问卷调查有什么好填的，1秒钟按照说的好的勾完”[31]。“我凭什么对政府说真话？我凭什么对党说真话？”[32]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在我和一个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学生交流谈到问卷调查的时候，他说道了这样的一句话：“问卷调查能调查出什么数据，都是骗骗领导的，调查出来也没人看，你看数据库那么多调查报告，有人看么？”[33]“你觉得他的观点错了，你不要说，他能扣你的学分，你就按照他的观点写就行了。给他的观点唱赞歌，这样你的论文就能过，而且还能得高分。他的观点仅仅是他的观点和试卷的观点，不是我们的观点”[34]这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的一个真实写照，聪明的人，很容易把这句话中的“他”换为“党”，把“学分”换成其他的一些关于前途的东西，而这样的替换完全不会引起任何争议，而且在一些场合下，也的确出现了这样的言论。

因此，可以这么说，领导同志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没有掌握真实的关于学生的思想状况的信息和数据（这也妨碍了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在学生中还广泛的有一个关于“党的黑名单”[35]的不好的谣言的流传。这里还涉及一个现象，那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当组织一些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官方活动（比如最近的我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言）的时候，参与的人可能会很多很多，但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抱着“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言”的目的来的，他们有些是抱着看热闹、扩展人脉等个人目的和娱乐目的去的，完全和活动的本身的目的没有一点关系。

（三）“共产主义既然没有实现过，就不是真理”

很多学生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否定存在客观的真理，认为共产主义既然没有实现过，马克思主义既然没有成功过，那就没有经过检验，也就不是真理。这种论断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之间非常具有迷惑性，因为这个观点是经过著名论断的学术化的伪装的，而如果没有深入了解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论断是在什么情况下和怎么提出来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很容易在主观上认同这个错误的观点。唯物主义的基础是把实践标准作为认识论。庸俗资产阶级实践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所理解的实践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表象和概念并不是客观现实的绝对反映一样，人类实践的成功即人类活动的成功，也只是接近于客观真理，正因为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是客观的真理。无论在纯理论的活动方面，还是在社会活动方面，自由经过实践证明，才是唯一的客观真理，没有其他的通向客观真理的道路。

列宁认为，任何真理都不是绝对的真理，而是相对的真理，所以导向真理的道路，即正确的方向，是非常重要的，在人类生产活动中，只能逐渐接近真理。实践标准的总体的不确定性和部分的变化性防止了教条主义的绝对观点的产生和唯心主义。这也就产生了必须定义什么是客观真理的问题以及客观真理与绝对真理的问题。真理既不只是一种思想形式也不是一种经验的组织形式，列宁在这方面的论述值得一读，他认为，如果赞成真理是经验的组织形式那就也是赞成天主教也是真理的观点了，“因为天主教毫无疑问地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36]，而这无疑是荒谬的。如果否认客观真理，就像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中所出现的这种思想状况，那就是抹杀科学与信仰亦即知识与信仰的差别，就会抹杀这种根本的原则差别。在这种条件下，会产生很严重的认识论混乱的后果，比如宗教就会与科学认识建立在同样的认识论基础上，也就是说，刻意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那就是可以抹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界限，而不是确定他们的原则差别。“如果客观真理存在着（如唯物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如果只有那在人类‘经验’中反映外部世界的自然科学才能给我们提供客观真理，那么一切信仰就无条件的被否定了。如果没有客观真理，真理（也包括科学真理）只是人类经验中的组织形式，那么这就是承认僧侣主义的基本前提，替僧侣主义大开方便之门，为唯心主义的‘组织形式’开拓地盘。”[37]否定客观真理，就会导致不能容许的“宽容”，就会导致思想和哲学上的机会主义。而这种哲学上的机会主义，其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阶级上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就是欺骗青年，歪曲马克思主义（况且那些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教授们根本不谈马克思主义！）“小市民式地，庸俗地、卑怯地宽容有关牛鬼蛇神、天主教圣徒以及诸如此类东西的教义”，是否定客观真理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这也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一些“专家教授们”所希望看到的出现在决定我国，我党未来的接班人身上的思想状况的表现。

2.6“鼓舞人心”的总结是自欺欺人，现状必须彻底改变

只要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样的现象就会层出不穷，这样的问题就会屡禁不止，他们之所以会这样，而不是像他们的上一辈一样对党的真诚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限信任，就因为他们的思想状况上出现的严重的问题。而一些同志却拿着这些虚假的数据和现象写下“鼓舞人心”的总结报告或者发表“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的讲话，然后报告与讲话稿都记录在案，归入卷宗，就回去安安静静的睡大觉，让报告和讲话稿也在柜子里睡大觉。这只会引起消极后果，这种行为只会自欺欺人，使马克思主义对青年的影响力没有任何回升[38]。要改变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除了进行这些活动外，还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更多的思想层面的积极行动。但是，这些活动的真正意义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的一种最简单的科普性的形式，其主要产生效果的原因是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各种气氛，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它们能产生更大的效果的前提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已经得到了本质的改变，即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在中国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被颠覆，其后被替代的资产阶级统治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上的，即建立在一部分人和一部分人的对立而产生的社会阶层的分裂上的。

正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对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的影响和控制，引导他们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虽然其反对的方式是片面的和有局限性的），所以我们才必须对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进行改变。在可能会危及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权的时候，各个领域中再也找不到比思想领域方面更易攻破的地方了。当北大和清华的学生的思想状况已经到了全面倒向西方的时候，当所有的北大和清华的学生都以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为自己的准绳的时候，完全不考虑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和意义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权也就到了最为艰难的时候，言论和行动之所以由思想来决定，由他们所受到的思想熏陶来决定，仅仅是由于直到现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还让别人把自己当作可以任意灌输的思想的容器来看待。当他们下定决心不再让别人给他们灌输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时候，当学生们弄清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的时候，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不仅具有优秀的学习能力并且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时候，在那时，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权将得到巩固，我们的红旗将永远飘扬。在具体的工作中，不应该被以我已经说过的这些假象为代表的一系列假象所欺骗，从而达到认真的，切实的改进思想状况的目的。

第三章：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不足和所遭遇的挑战

3.1常规的教育方法的现状

    目前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常规方法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学院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课程以及通过共青团组织、学生会组织、研究生会组织和学生社团组织开展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活动。政治思想工作形式上是正规的，内容上确是教条的，不解决实际问题，形同虚设。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本身在学生的意识形态上可以说一直处于哑口无言的状态，没有任何建树。不仅如此，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完全沦落为只会思想控制，而没有能力进行思想生产。现在所谓的‘意识形态’至多也就是一些口号的积聚罢了，对此有多少学生信呢?不用说在学生中了，就连教授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的老师中能有多少人信呢?意识形态领域是否为真空不是取决于它纸面上是否存在一定的意识形态而是取决于它纸面上存在的这种意识形态是否有人相信，只要纸面上存在的这种意识形态是没有人相信的，那么就可以说这个社会环境是处于意识形态真空状态的。但是任何社会环境都是需要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是凝聚一个社会的软力量。一个缺少宗教信仰的中国社会尤其需要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毫不例外。马克思主义的“退步”换来的必将是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进步”。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的意义是“学分”

由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现状的总体的倾西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常规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方法不能发挥作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参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类似的课程的学习的时候（且不说去不去上课的问题），其目的不是为了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确定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是为了实用主义的为了获得该课程的学分，参加各种我说的活动的主要出发点不是“参加组织生活”等类似的目的，而是为了娱乐和放松，甚至其他一些更为庸俗的目的。这里有组调查自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关于参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数据（大一、大二、大三学生各20人）：

（二）已有方法不再奏效

这里可以不用任何言语就能明显看出常规的教育方法的作用和现状了。但是，如果我们要确保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权的永不变质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不重蹈苏联的覆辙， 那就必须设法改变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学生的思想状况情况，就是说，无论困难多么大，这也是一件必须完成的任务，而且必须百分之百的完成。有一种必要性在迫使我们不仅要扭转一部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学生的思想状况，而且要彻底扭转全部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也是必须的，必须这么做。必须懂得作为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中最为优秀的一部分的思想状况如果总体性的倾向西方可能给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民族带了什么的害处，必须比那些本身的思想就更倾向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教授和副教授们更懂得这个的严重性。目前中国，总体上是两种思想在竞争青年，一个是共产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谁争取到了多数的青年，无论目前的中国是哪种思想占统治地位，中国的未来都必将属于争得了多数青年的那种思想。即使有一部分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没有得到扭转，由于他们以后参加工作之后都是各行各个领域的精英和领军人物，也会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产生影响，所以必须彻底扭转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并且在完成这项工作的时候，不能拘泥于已有的方法的条框，而应该是大胆地去创新，要从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共产主义建设事实……”。[39]

由于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正像《共产党宣言》里说的那样，正像幽灵一样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校园里徘徊，遭遇到的对待，也并不比《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40]的状况好，甚至比这还糟糕。所以，对常规的教育方法已经不能达到既定目标的时候，就有了改革的迫切性。决不能拘泥于对于目前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毫无作用或者仅仅起到形式上的作用的常规的教育方法的限制了。因为对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来讲，“仅仅是去学习，而对自己原有的思想，不作一种批评…”[41]是不能真正的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3.2改革的方法论

（一）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

那么既然不能拘泥于已经在实质意义上失去作用的常规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方法了，我们在实际的工作中又应该遵循什么呢？我认为应该是工作作风，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作风。“它的特点有两个：（一）俄国人的革命胆略（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42]在改变和扭转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的时候必须要注意消除因循习惯、守旧思想、保守主义、思想停滞以及对传统的方法的盲从态度的药剂。斯大林认为，“俄国人的革命胆略是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它能激发思想，推动前进，破坏旧事物，开辟前途。没有这种革命胆略，就一步也不能解决。”[43]“美国人的求实精神是一种不可遏止的力量，它不知道而且不承认有什么阻碍，它以自己的求实的坚忍精神排除所有一切障碍，它一定要把已经开始的事情进行到底，哪怕这是件不大的事情；没有这种力量，就不可能有认真的建设的工作。”[44]只有遵循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作风，我们才能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做好和扭转整体的思想状况。

对常规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方法的改革的方法论和前提应该是由下列部分组成：（1）战略和策略的指导意义是科学化的工作的前提；（2）对学生的思想状况的清楚的认识，尽一切努力掌握正确的信息；（3）对马克思主义学习高潮和低潮的认识和方法；（4）战略指导；（5）具体的方法指导。

战略和策略的指导意义科学化的工作的前提。在目前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工作方面主要还是传统的在以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意义上占绝对的指导地位的时期总结出来的工作方法。这套方法正如我上面所说的那样，已经不能起到很大的实际作用了，它在一定意义上来看仅仅是装点门面的工具，它以及它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教学已经无法和在学生中日益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所抗衡。解决北大清华的学生的思想状况是一个迫切性的问题，利用一切资源和力量来促使学生的思想状况的转变以保证我国未来的各行各业的领导权掌握在对社会主义有着坚定的信仰的人们手中。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样的时期必须得有完整的战略和周密的策略，要将目前的关于策略和战略的碎片化的观念连接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常规的教育方法的不足不仅在于它的形式化和僵化的特点，而在于它夸大了这种所谓的“制度稳定”的形式化和僵化的意义，几乎把这种教育方法看作是对学生的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方法。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侵蚀的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当恢复并在北大和清华的学生中重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问题已经成为首要的迫切性的问题的时候，一些同志竟然仍然坚持“祖宗之法”而不去创造性的探索新的对待意识形态多元化的问题的解决办法。

（二）“中国梦”是一种战略拯救

只有在习近平总书记执政以来的时期，“两个一百年”和“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提出的时期，只有认真落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期，只有当抵御西方“和平演变”政策和赢得这场“无声的战争”已经成为一个直接的现实的问题的时候，当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已经成为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的时候，当一切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课堂上的思想交锋和课堂下的辩论交锋（策略）已经十分明显的表现出来的时候，只有这个时期，才能制定出改变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以及其代表的其他青年学生的思想状况的完整的战略和周密的策略。马克思主义的那些生动的、具有生气的但是被作为死板的答案和纯文字的说教的思想词语，正是在习总书记执政以来被重新发觉出来的。但是习总书记不仅局限于提出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的策略原理的本来的面目，他还向前发展了这些理论，把这一切结合为指导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去争取“中国梦”的实现的规则和指导原则的体现，习总书记在一系列会议上的讲话和文章相当大的程度上增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库，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库最宝贵的贡献。“中国梦”是指导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改变并扭转其学生的思想状况的科学。

对学生的思想状况的清楚的认识，尽一切努力掌握正确的信息。只有对学生的思想状况有了清楚的认识，掌握了正确的和真实的信息（不是掌握了学生应付提交的信息）才能确定意识形态的工作重心和工作方向，也才能确定用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打击方向，制定改变学生的思想状况的计划和布置意识形态的力量以及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为实现这个计划而斗争。

“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的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45]，要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三）走“群众路线”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收复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意识形态阵地的关键将在于它的力量强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来源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普通学生。只有当绝大多数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都知道了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实质，能判断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切，并自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才有了力量。

    马克思主义争取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绝大多数的学生不是说仅仅通过改革之后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特点的教育方法就能建立的。它不是死气沉沉的干瘪的字眼，这种机械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不相符的，生机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是由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普通的学生自己创立的。回顾历史，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战胜其他腐朽的、落后的政治意识形态，引领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和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有利的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的原因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46]，只有相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普通学生的人，只有深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思想，才能获得他们的支持和得到创造力的源泉。

    对于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方法来说，重要的就是大规模的吸收所有的学生来参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以及发展。这是十分艰巨的人物。马克思主义战胜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不是少数人或者是一部分人所能实现的。只有绝大多数人学生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复兴才能实现。老师以及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的责任在于大力帮助普通的学生亲自去做这件事，而不是从书本中和讲课中学习到这一点。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洞悉人类文化中最优秀的学者、预见到人类文明和历史的发展走向的最大的思想家所教导我们的就是：社会的改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一条伟大的充满着无上光荣的道路，封建主义的思想已经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现在是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争斗，资本主义及其思想体系必将崩溃，它也一定会崩溃。这个道理已经被伟大的先辈以科学的精确性阐述了，老一代人将社会主义的旗帜交到了我们手中，并宣布我们的理想是共产主义，我们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当我们用常规的方法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时候，我们也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可是，怎么建设的方法和具体的建设速度、规模以及怎么捍卫、传承我们的事业的问题，我们都不知道。只有集体的经验和教训，只有绝大多数人的经验和教训，才能在这方面给我们和我们的党予决定性的指示，这是因为对于我们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说，以前的经验是完全不够的。之所以不能这样做，正是因为我们依靠共同的经验，依靠全体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经验。

高傲的、自大的、好为人师的人必须记住列宁在就党群关系时说过的一句话，列宁的这句话在这个问题上也完全适用，可以不用替换任何的一个词。“在人民群众中，我们到底是沧海一粟，只有当我们正确的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引导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毁坏。”^[47]决不能忘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的来源“……不仅是先进集团，不仅是党，不仅是个别的即使是‘高级的’‘人物’……”[48]而首先是广大的和普通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

目前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中常规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方法不能奏效的重要原因就是脱离学生，不管一些同志多次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和学生的联系”一类的话语，但脱离学生的状况仍然是现实，现实必须承认，现实不可否认。正如我前面已经论述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力量的源泉在哪里的原因一样，可以归纳总结的说——当马克思主义同北大学生和清华学生保持紧密联系的时候，他们将是不可战胜的。反之亦然，同广大的普通学生脱离了联系，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任何力量，而变成一个空架子。因为归结到底，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是一种意识形态，只有当它武装了群众的大脑，它才能变成物质的力量，变成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斯大林曾经讲过的安泰的故事具有极大的警醒作用和意义。

（四）一寸寸的推进和收复

对马克思主义学习的高潮和低潮的认识和方法。策略就是进行规定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学生在对马克思主义学习的高潮和低潮、思想的进步与偏移这个较短时期内的行动路线、就是通过以新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形式，以新的态度代替旧的态度，以新的口号代替旧的口号，通过把这些形式配合起来等等来实现这个改变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的计划而奋斗。比如说，是要取得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中马克思主义在其实质意义上恢复其主导地位的胜利，把反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战斗”进行到底，而策略的目的却没有这么重大。因为策略并不是要取得整个“战争”的胜利，而是要取得某些“战役”、“战斗”的胜利，“有成效地实行某些适合于革命某一高涨或低落时期的具体情况的运动或发动”。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是服从于战略的，是服务于战略的。并且意识形态阵地的收复不是立刻就完成的事，它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努力，只能一寸寸的推进和收复。这点，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的改善中仍然适用，只能一个一个院系的“收复”。

策略是随着具体的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某个时期的策略并不一定适用于另一个策略（这也是常规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方法所丧失作用的一个根本性的因素）。比如，在建国初期，我党在各高等院校的思想工作的策略就是进攻，因为当时我们已经取得了政权，即实际的国家控制力，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因中国革命的胜利而焕发出无限光彩的政治意识形态，当时马克思主义在高等院校中是一种上升的把思想，通过辅之对以中央大学为代表的原国民党重点高校的战略性削弱（具体的措施是通过计划配置教育资源，通俗的说就是院系大调整），我党成功的将马克思主义的星星之火燃成了熊熊烈焰。所以，策略应当以事实为出发点，与此相似的，在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进行思想工作的时候的形式也是应当以事实为出发点的，是适合于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威望的提高和学习的高潮的来临的。

在目前的状态下，客观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中的颓势要求必须要转变工作方法，必须要采取进攻的策略，因为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里，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交锋中和对学生的影响力处于低潮和弱势，策略不得不考虑到这个事实，绝不能够再拖延或拒绝改变业已失效的工作方法了，继续这样下去，那就是对祖国与人民的极大的犯罪。必须要进行改革，不是抵御对常规教育方法的改革，而是参加这场改革；不是单纯的坐在办公室内看报告和听汇报制定“改革”的方法，而是走出办公室，利用各种关系和方法在学生中制定改革的方法；不是大规模的组织活动，而是具体的、单个或是局部的进行工作，不要追求大场面的表面上的轰轰烈烈，而应该追求实质上的起到的作用。当然，在这个时期进行思想工作的时候，应该采取私下的、闲聊式的不带有上下级的工作方式，用答疑和解释的“大白话”的方式给他们解释清楚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以及他的诉求是什么。

    总体上来讲，我党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策略改变过许多次，特别是在革命战争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策略变动过几十次，但是战略始终都没有变更，那就是一切都为了培育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坚定的接班人。

    讨论的范围还是局限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思想工作的策略是同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和他们的主观上的思维方式等是有关的，是同这些情况的交替和配合有关的。策略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上可以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的低潮和高潮以及共产主义对青年的影响力而变更多次的。

    策略归属于战略，那战略的意义及其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指导意义又应该怎么做？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各种思想的交锋，这些思想交锋和碰撞是进行思想工作可以利用来削弱西方资本主体思想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影响并扩大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影响力。和马克思主义相违背的各种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之间的思想冲突、矛盾和互相之间的党同伐异，这些冲突、矛盾和互相之间的党同伐异是无产阶级在那进攻的时候或者在被迫退却的时候相机行事的可以利用的。

战略指导的任务是什么呢？那就是尽我们的全部力量正确宣传马克思主义来达到在进行意识形态工作的时候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影响的削弱以至于消除的基本目的。

（五）用学生教育学生，进攻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最容易致命的地方

正确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必须要遵循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其中主要是：第一、当进行意识形态工作的整肃的时刻已经变得十分具有迫切性的时候，当必须要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进行全力清除的时候，当意识形态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当使青年顺利成长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已经成为了决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权是否存在的时候。在这个决定的关头，要把“进攻”的力量集中在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最容易致命的地方。党在建立初期和革命战争时期的战略可以说是遵循这一条件的实例。毫无疑问，这个时期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的统治的最易致命的地方是它的稳定性。毫无疑问，这个时期的战略就是通过真正了解学生的想法，通过学生去教育学生等行为扭转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颓势，向他们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同时力争在这个阶段使一小部分优秀的积极分子小范围的成熟起来，成为学生的先锋队和领袖集团，为下一步的全面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打下积极的基础。

列宁曾经对无产阶级起义抵抗资产阶级的问题说，“（一）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起义当做儿戏，在开始起义的时就要切实的懂得，必须把它进行到底。（二）必须在决定的地点，在决定的关头，集中很大的优势力量。否则，更有准备，更有组织的敌人就会把起义者消灭。‘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路’。（四）必须在敌人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的袭击他们。（五）每一天（如果以一个城市来说，可以说每个小时）都必须取得胜利，即使是不大的胜利，无论如何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49]。列宁的论述不仅适用于实际生活中的阶级斗争，也适用于理论与宣传中的阶级斗争。这些警告对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中的思想工作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只有在实际工作中认真的重视了列宁的警告，才能在工作中取得有效的成果。在任何时刻，谁不重视列宁的警告，谁就会失败，谁就会遭到历史的惩罚。

除了迫切性，现在也是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中扭转马克思主义的颓势局势的时刻了。因为危机已经达到了顶点、思想领域混乱的局势已经趋于被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所统一，之前的一些存在的其他的意识形态已经总体上被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所“吞并”，敌人已经单一化，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已经丧失了他的“同盟军”，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这样的时刻能有效的以马克思主义整肃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工作，那么是一定能获得巨大的成绩的，甚至可以这么说，在这场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交锋中，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已经因为其的杂糅型而变得日益模糊起来，而向比而言，马克思主义是纯粹的，是明确的。所以只要工作方法的到，那是一定会取得胜利的。

具体的方法指导。具体的方法指导，也就是策略的指导，是战略指导的一部分，是“服从于战略指导任务和要求的”[50]具体的方法的指导就是要掌握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中具体工作的方法，保证策略的正确的运用以便在两种思想的力量对比下取得为准备战略胜利所必需的最大成果。正确的策略的执行就是要执行一定的必要条件。

(六)通过分享亲身经验，帮助学生抵御资本主义侵蚀

必要条件指的是，把正确的策略的正确运用提到第一位，使这种策略最适合于促进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的扭转以及马克思主义学习的高潮的来临，能够促进意识形态阵地的巩固以及不断的向其他尚处于摇摆迷茫状态的学生发散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从而把他们争取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工作中的正确策略并不是仅仅使那极少数的一部分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觉悟高的学生的思想得到巩固，因为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主要的问题要使所有的学生，使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所有的学生了解到他们自己的思想状况必须的到改变的迫切性以及事态的严重性，使他们能在主观上抵御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可是，大多数的普通学生只有从亲身经验中才能了解到这一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于学生的主要的工作任务就是要使大多数的学生有可能根据亲身的经验认识到清除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必要性，校方要提出适当的工作方法、口号和使用恰当的工作形式使学生易于根据经验来认识到他们的思想的正确的重要性以及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主要目的。

如果依然按照以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方法，如果不采用新的工作方法等“新方针”，并在这一新方针的指导下去积极的开展工作，使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易于根据亲身的经历认清教授们的真实想法、西方资本主义的实质内核、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性以及自己的思想状况所可能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造成的影响。那么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将完全的滑入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深渊，而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的未来也将由一批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就无从谈起。

扭转思想状况的工作上的保守的危险性就在于它会使意识形态阵地的完全的沦陷。

如果在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神圣的战争中实行“新政”，那么我们将在不久的将来获得全部的学生，也就是说夺取北大和清华的学生的领导权，党就会和学生产生紧密的联系，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就会在绝大多数的学生中获得影响，因为其他的任何西方资本主义思想都已经向多数的学生表现出了其虚伪性，如果没有绝大多数的学生在“战争”中的经验，就不会使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虚伪得到揭穿，也就不会让它们被无情的抛弃，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红星将再次被点燃。因此，对常规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方法的改革是唯一正确的策略。

3.3马克思主义教育来自老师和学生的挑战

（一）北大“一二▪九”合唱比赛：庸俗化和娱乐化的交响曲所表露出的问题

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中的传播和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攻城略地主要是通过有组织的教学活动以及充斥着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气息的活动，它也在采取着更多的形式来试图扩大它的影响力和表现出它的力量。它能存在并发展到目前的状况的前提就是原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占据的意识形态阵地的防御措施具有漏洞，西方资本主义思想能成功造成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的大规模迷茫和倾向于西方正式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占据的意识形态阵地的防御措施的漏洞上的，即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客观不足和主观的宣传问题的综合影响下的。

    在有组织的教学活动中渗透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在活动中所表现和渲染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厌恶以及一定程度上的仇恨，这是无须加以说明的。因此，在这两种方式的共同作用下，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基础被庸俗化、娱乐化并被清除之。思想缺乏严肃性，对待党团活动不够严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主题不够突出，娱乐性、社交目的过强。

属于这一类的典型事件就是北京大学刚刚落下帷幕的“一二▪九”合唱比赛为例，除了最初的动员大会上的介绍“一二▪九”运动的短片和比赛时主持人的台词提到的“一二▪九”的历史根源这两次不受重视的提及之外，整个活动几乎围绕比赛名次而进行，排练期间很少提起“一二▪九”运动的内涵、唤起同学们的历史责任感与民族责任感。毫无疑问，这是本末倒置的行为。这种行为导致“一二▪九”合唱比赛除了名字多一个“一二▪九”外与一般的合唱比赛没有什么区别。“当年我们‘一二▪九’排练，我酱油都没去打，0.5个学分照样给我。”[51]不仅学生因为已经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导致思想上不重视外，也暴露出了校方的工作的不足。

这绝不是是偶然或者个例，这具有思想层面的深层次的因素。马克思曾经深刻的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各个时代都如此。封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忠君”思想，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则是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社会主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的象征。在社会主义时期，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一些教授宣扬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并且成功弱化马克思主义对学生的影响并使其在上层建筑中的边缘化的后果是不容小视的。“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52]放任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这些教授们的行为的必然后果就一定是威胁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存在。

（二）教授造成意识形态混乱并“传染”给学生

2014年12月初，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大一新生私下里曾有过关于为什么要入党的讨论。一个学生后来告诉我，在他们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大一新生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的学生中的多数的总体表现为入党动机不单纯，急于在组织上入党。问卷调查本应该是一种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迅速的了解一个数量较大的群体的对某项事物的意向，但是由于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中意识形态阵地的沦陷和思想警惕性的产生导致了在填写调查问卷的时候下意识地选择应选的答案而不是自己真正的想法，这对了解青年真正的思想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对党抱有先入为主的成见从而不能正确看待党、认识党，脑海里充斥着社会上对党的各种评价，大部分大学生的认为党的组织生活就是走形式、走过场。对于这些情况，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53]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中，教师，尤其是教授是重要的一个群体，他让学生相信这样或那样的决定或者思考是否有利，是否是符合历史和科学发展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纯学术”的幻想，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整个教授群体中，常常会出现几股强大力量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们的背后有民族资本主义、外国资本主义以及其他一些政治派别和金融工业“企业家”。如果他们达不成秘密的协议，他们就会使几群专家相互对抗，以“科学”的辩论[54]来分散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注意力以及降低他们的对思想生活提高的兴趣，从而倾向于物质生活的提高，也就是庸俗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表现的尤为突出，一些教授，特别是曾经长时间的在西方留学从而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有过直接接触的那一部分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尤为激烈，并且不断的设法用各种理由向其他教授和学生证明马克思主义是落后的、无用的和没有历史命运前途的，这些理由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来看是完全正确的，但又有哪个法官审判自己的案件呢？所以，这也就是错误的和荒谬的，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这些教授们在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时所表现出来的热心已证明这件事是和他们的利益有关的，撇开因他们的宣传灌输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中所造成的理论争论不谈，实际情况是他们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里造成了严重的意识形态混乱并且“传染”给下一代的危险性正在日益增大。大多数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普通学生对这场思想交锋完全不理解，不明白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本质区别和如果他们坚定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所会对国家里未来、民族的命运所产生的深远的影响。在战争中，一方的损失就是另一方的利益，由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是处于战争状态。由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多数学生在一些教授的带领下在这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交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远离甚至背弃，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这场思想交锋中遭遇了令人惊奇的失败。

    对此，应该毫不感到惊奇。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都是伴随着持续不断的斗争的，这也就是说，它只能在斗争中开拓前进。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既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也遭遇过巨大的失败；它得到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拥护和赞成，也遭到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仇视和反对。自二十世纪末苏东剧变以来，反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与思潮愈来愈肆无忌惮，以布热津斯基和福山为代表的别有用心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宣布“马克思已经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是人类发展的最终的社会形态，也就是历史的终结”等明显错误的观点。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大失败》中认为，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失误的根本原因是“子啊思想领域”，是对历史进程的发展做出了“根本错误的判断”。甚至有人污蔑“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最大的空想”。他们都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国际共运要振兴，马克思主义要说服广大群众，首先必须回答当代社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必须回击西方敌对势力及其在中国各领域的代理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从理论上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学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道路是曲折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55]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中的那些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教授们是一定会失败的，因为人类历史是社会形态逐步演化的过程，这不仅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证明，也被人类历史实际的发展进程所证明。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也是比其更高一个层次的社会形态，它吸收了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否定了其他剩余的东西。“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56]“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57]。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是人为的主观因素所改变不了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中的那些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教授们不过是在阻碍这一进程，而他们阻碍的结果就是被历史的车轮无情的碾压成为粉尘。

    新的社会形态取代旧的社会形态是一条不可抗拒的历史法则，依照这个法则，资本主义不可能是“人类历史的终结”，无论它现在多么强大。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低于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是注定会退出历史的舞台的。曾经在历史上创造过辉煌成就的资本主义之所以要退出历史舞台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资本主义本身所具有的不可消除的矛盾的推动。“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有自己的对立物同它缠在一起：资本家，没有雇佣劳动就不能生存。”[58]

要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全面恢复有信心，要相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是一定能够得到扭转的，决不能被眼前的一片漆黑所吓倒而退缩。要相信只要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学生中的思想的工作方法得当，北大和清华的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教授就不会永远高傲的站在山峰之上，他们是必然会落入历史的深渊的，而与此同时，被他们及其宣传的西方资本主思想所毒化的学生也将会得到马克思主义的洗涤从而彻底的扭转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以确保我国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政权的持续繁荣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所产生的深刻的影响，是历史上任何理论、学说都不可比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之所以对社会和历史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就因为其正确性。它不仅科学的揭示了社会历史的客观真理，而且还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入和科学的发展不断的丰富以及历史特定条件的变化而向前发展着。这种与时俱进，是不会枯萎的，它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是永存的，是不会被任何客观的条件所阻碍的！

（三）用科学作为掩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面具

    在所有的宣扬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教授中，又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那两位朋友张千帆教授和贺卫方教授成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真正的最疯狂的敌人[59]。张千帆教授一谈到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中最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强阵地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的《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4版）中最强有力驳斥了所谓的宪政神话的《“宪政”概念体系是一种信息心理战武器——宪政神话是一种信息心理战武器》的主要观点时就勃然大怒，这篇文章强调“宪政只属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无法兼容”让这位“开口宪政民主，闭口保卫宪政”的人的面纱拽掉。“国家是为了实现理性人都认为正当(legitimate)的目的，并因为理性人认为有必要而共同创设的对所有人对产生约束力的机制”[60]“言论与新闻自由的主要价值还在于其对自由民主制度的奠基性作用，也正是这种作用使得言论自由保障成为宪政第一原则…民主仍然是决定国家基本导向的根本。”[61]。他还谈到宪法学者的义务是“…冲破禁区，自由探讨与比较其他国家的经验…客观中立，抛弃主观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宪法学必须从意识形态的泥潭中解脱出来…”[62]好一个现代的秦桧。张千帆完全不清楚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意识形态作为科学的孪生姐妹和人类历史的产物，与科学同时出现，并很快就和科学融为一体，大多数的当代意识形态，不论它历史如何，都是以科学为基础的，他们是用‘科学’来作为保卫自己的思想地位的一种工具。构成知识的力量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掌握知识的人的权威，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教授们就掌握这样的力量，他们就跟古希腊的祭师一样。外国的政府如果能把这股力量吸引到自己身边，就获得了对这股力量的所在国家的政治局势的发展施加渐进的影响。详尽的知识在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牛顿和伽利略，爱因斯坦和波尔的时代还能赋予人们以科学和自由，而现在已经变成了对人的一种统治。我再次强调，“没有意识形态的纯学术”只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要通过求助于自然法则来竭力解释和论证它所维护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世界就是这样构成的”“人的本性就是如此”——成了最终的论据，并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起到了不可抵御的作用。因此，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教授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本——科学情报、传说、宗教信仰，甚至最荒诞无稽的偏见(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以此来认真的塑造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普通学生的“标准模型”。对于经受了长期的应试教育“锻炼”并成为其中的佼佼者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来说，最令人信服的话语当然是那些隐隐约约还能记起的科学公式和伟人名言了。

    意识形态是学生的内在修养以及决定他们脑袋里究竟想什么的决定性因素[63]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因素，一定的意识形态通过上千次的教育和媒体的宣传就能成为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内在的东西，他们也就被按照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教授们的既定模式塑造出来了。而意识形态的模式同它的表述语言一样，也是按照科学和科学语言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思想家和蛊惑家打扮的越想一个学者，就越令人信服。为了使人相信某个纯思想意识主张真实可靠，只要让它和许多的高深莫测的名词沾点边就行了。电磁场理论的重要创始人麦克斯韦曾经说过：“科学是如此令人尊敬，以至于最荒谬的见解，只要是以一种我们还记得的科学名言的方式表述出来的，都会被采纳。”

（四）教师队伍几乎集体被西方资本主义驯化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所我国最高学府的思想渗透非常成功。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教授几乎集体被西方资本主义思想驯化。被驯化过后的这些教授又开始驯化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并以此而获得了荣誉、财富和地位，其数量和普通的教师或者是科研人员所承担的工作获得的报酬根本不能比拟的，所以说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小了在思想交锋中处于中间立场的教授的数量，因为持中间立场的教授多半都会被巨大的物质利益所吸引从而转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立场上去了。这些被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所驯化的教授在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交锋中所起到的作用中作为重要的一项就是使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神圣化。如果这些教授得到了国内外的著名的科学家（最好是科技方面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或者著名人物的支持，也会使自己的声势大振。比如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的领袖如果不是苏联氢弹之父、多次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萨哈罗夫[64]，他们的地位会削弱到什么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尽管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与核物理一点关系都没有。由此看来，对于一种意识形态来说，来自科学家或者著名人物的支持，其价值与其从事的科学研究或者其他事业并没有联系。但科学家或著名人物的同意，尤其是著名科学家的同意，具有很高的神授意义。意识形态领域如果引进了客观公正的科学形象，就能够瓦解某种道德观念对人的影响，把它作为某种在严肃的事业中不合时宜的东西从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使人在面对意识形态灌输的种种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种种学说主张时丧失自卫能力。

    重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教师队伍几乎集体被西方资本主义驯化这个现象就是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以及扭转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也就是重视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权的稳定。

（五）“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思想史上很小的流派，根本没有影响力”

遗憾的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大一学生像古罗马的平民那样容易被张千帆激动的语言和夸张的态度[65]所诱导。张千帆还在平常的讲课中刻意的将中国古代封建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相类比；片面的强调美国的民主和激烈的、作秀式的批评我国社会中某些不公正的现象，这里举腐败现象进行分析，以张千帆为代表的一些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教授以我国社会中的腐败想象为噱头来攻击我国社会制度进而要求实行政治改革，他们这在理论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腐败现象是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产物。而张千帆等人为什么会在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辩上站上风的原因是目前我党理论界就这个问题反驳以张千帆为代表的一群人存在着缺点，缺点是没有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进行阶级分析和谴责。对像周永康、徐才厚类似的严重的经济犯罪和腐败现象，害怕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从而引发大论战或者其他一些政治麻烦的问题。反而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寻租”理论，用“人性自私”和公共权力的结合，来解释腐败。这样针对一件事说一件事，而不以此为例展开分析的后果是反驳不得要领，没有击中要害，缺乏说服力和政治威慑力，致使以张千帆为代表的一批人有恃无恐。

并且这个张千帆还竭力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谓的言论自由是无限制的和高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为了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书刊检查制度和“无意识形态影响的纯粹宪法学（学术）”[66]的美好幻想。但是，张千帆不是独一无二的，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中，法制史教授贺卫方和其他一些人也没放过向马克思主义发泄自己满腔愤怒的机会。这些足智多谋的教授，正像某些西方国家政府一样，把他们所不理解的一切运动都归罪于马克思主义。他们硬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思想史上很小的流派，根本没有影响力，西方很多思想家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被丢入了历史的垃圾堆。”[67]他们给学生灌输这样的观念：那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对宣传感兴趣是因为他们靠宣传谋生（或者按张千帆教授自己的话“拿了政府给的钱的”[68]）。殊不知正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对实行社会主义办学方针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实行思想争斗才导致了必须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针和保证国家的共产主义的未来。

    这种思想压制令人难以置信的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中频繁发生，再好不过地证明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已经恶化到什么程度了。没有一个天，甚至没有一节课不在这里或者那里发生这种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压制，有时是由于课堂的“需要”，有时是故意的嘲笑，有时是不经意间的批判[69]，有时是老师拒绝推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学术著作同时大量推荐其他思想家的著作或由于无数其他原因。当然，这些压制只是前哨的小冲突，有时也形成影响较大的战斗；它们决定不了什么，但它们最确凿的证明了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中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决战已经迫切或许已经来临。压制孕育了爆发，压制挑选出了一批能抵抗住压制并且发起为冲破压制的伟大行动的人，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讲，压制也是一所“特殊的大学”。这批能为了冲破“压制”这面大墙的阻碍的人在思想交锋中做好为了这场伟大战争的准备，反对这种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压制是各个马克思主义者参加的为了抵抗西方资本主义在“…渗透中改变中国，并将其纳入由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和平演变的伟大的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庄严宣言。

（六）挑战主要来自老师，而不是学生

    趁这个机会来谈谈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应当怎样看待老师的教课以及其思想渗透。对宣扬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老师来说，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当然是神圣的，因为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思想能够他们的现在和未来带来切身的好处，向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时能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会出现的“社会主义的复兴”[70]中保护他的利益。宣扬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教授们知道，即使个别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对人的要求可能对他不利，但是整个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是保护他的利益的。由于我已经说过的那种老师和学生之间的那种特殊的“宗法关系”，老师所说的一切对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来说对变成了神圣的了，这种神圣性的产生是由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那一部分亲西方、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教授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日常教学活动中按自己的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极的接受下来的秩序的不可侵犯性，这部分人是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最强有力的支柱。这部分人大多数都有在西方长期留学的经历，深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生活方式的熏陶，回到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之后，他们就把自己看作是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化身，正如他把自己的上帝看作自己的化身一样，所以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是神圣的，所以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手中的棍子（其实就是他自己手中的棍子）对他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普通学生由于没有足够的经验，并且完全不清楚，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对他来说就是西方国家通过教授给他准备的鞭子，给我们中国未来准备的鞭子，因此，无论在什么时候，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都对教授们的一切言论奉为圭臬。可笑的是有人说这是尊敬老师，是学习老师的一切知识，要知道不是老师的一切都是可以学习的，张千帆教授的宪政理论是能毫无原则的照搬么？

    因为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不清楚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实质，所以他们才盲目的向它低下头颅，承认它那空幻的力量，他们根本不对老师所讲的和所渗透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进行质疑，根本不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及社会主义的科学来代替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一切，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71]。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应该提出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它是我们国家和我们党的核心思想，它要求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实实在在的人）。马克思主义是反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最为有力的武器。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日常的教学活动和学生的社团中，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反驳总是分散的，一方面因为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极少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即使个别的学生或学生团体的同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交锋，都是会遭到来自教授等方面的极大的阻力的。即使同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交锋普遍化了，这多半也不是由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自觉；当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自觉的这样做得时候，这种自觉的基础就是整体的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斜，他们就会首先向教授的权威进攻，向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所用来保护自己的教授组成的“人墙”进攻。而目前看来，这是不可能的。

    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主要挑战来自老师，其次才是学生。因为老师其实是学生的灵魂的工程师，引导大多数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往什么方向走（因为不能排除极少数的叛逆者）。学生这座大厦最终是什么样的，是艾菲尔铁塔还是帝国大厦，这是由工程师决定，而建筑本身对于它自己的内部结构，其实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第四章：北大、清华的马克思主义学生社团组织现状[72]

4.1马克思主义学生社团组织的现状的分析

    社团生活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思想状况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也就是说，社团生活可以是扭转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学生的思想状况的“引擎”，也可以是对于推广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助推器”，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阵地，由于北京大学学生会已经成为了职能机关，缺乏和团委协调对政治意识形态的领导和监察，所以我在这里选取具有代表性和较大影响力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作为样本进行分析。[73]

（一）人员流失很多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是北京大学中唯一的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学生社团组织，是在北京大学中宣传和抵御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但是，这个组织已经由于北京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的总体局势和自身的领导失误而举步维艰、内忧外困。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内部的管理体系是三元管理体系，即理事会，大组，小组，有较为完备的组织规则，这也是一个学生社团组织所应有的。表面的完善并未解决其表面之下所存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学会的招收新成员的方法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其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方法，即马克思主义组织只能单个的接收成员的原则而与普通社团组织一起招新，大规模的毫无原则的接收学会成员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变成了一个组织成分复杂、思想混乱的一个片面追求数量的不定型的组织。“自‘百团大战’结束以后，人员流失很多，纸面上的人数远远超过实际参加活动的人数。”[74]并且并“不是每次活动都能全员到场，每次实际参加活动的人数可能为应该参加活动的人数的三分之一。”[75]，这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组织上最为突出的问题。

“我们需要新党员不是为了做广告，而是为了进行严肃的工作”[76]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在进行招新工作的时候完全就忘却了这一点，他们根本就不明白保持社团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是作为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社团经常不变的和肯定无暇的义务，谁不履行这个义务，谁就实际上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团体，不管他或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多么的真诚。马克思主义学会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建设学说的社团组织不明白吸收新成员并不是使他们利用马克思主义学会会员这个称号来炫耀，而是要他们做出真正的像列宁曾称赞的“星期六义务劳动”那样的榜样，正是那样的活动最能提高马克思主义学会在北京大学的其他学生中的威信，并且最能使一些站在中间的学生的思想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从而一步步的达到扭转整个北京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的目标。决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可以把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都首先吸收进入马克思主义学会之后，再对他们实行思想的强化、监督和改造，由于学会本身的松散型，“学会的强化、监督和改造”对于一个仅仅出席过几次学会活动的、没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以及相应的历史知识的新会员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其所以不可能，正是因为“强化、监督、改造“的词语的模糊性。实际上，“强化、监督和改造”所导致的后果是既没有强化，也谈不上监督，也就更说不上改造了。马克思主义学会的领导层和理论工作者永远不能够对具有相当大的数量的新会员实行真正的“强化、监督和改造”。应该要加强的是马克思主义学会的巩固性、坚定性和纯洁性。要努力把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

以马克思主义为建设学说的社团组织决不能一味的追求成员的数量，固然数量很重要，没有数量就不能形成力量，最多是“多数人的密谋”，但是还有比数量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质量。“世界上最大的军队之所以覆灭，往往是由于过分的迷恋，过多的占有，后来不能消化所占有的东西而土崩瓦解。最大的党如果迷恋起来，过多的占有，后来不能包容和消化所占有的东西，也是会灭亡的。”[77]一味的追求数量只不过是增加以马克思主义为建设学说的社团组织内部的政治文盲的数量，而这对于改善和扭转北京大学的其他普通学生的思想状况，在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交锋中取得取得胜利，是完全没有丝毫作用的。“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的自称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上是怎样的一个人。”[78]恩格斯的这句话在判断和认识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为代表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建设学说的学生社团组织的现状的实质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感情用事，理论分歧严重

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内部也存在严重的理论分歧。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的总的指导思想上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组织学说，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内部“达成了一个这样的共识[79]，但是允许有不同的想法和意见。”“在学会内部的理论工作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即到底该将学会引向暴力革命和‘改良主义’[80]两种截然不同的前进方向中的哪一个？”[81]组织上和思想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决定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不是一个真正在组织上和意志上统一的组织，这只是一个“意识形态俱乐部”和“活动中心”，是一个想来就来的地方[82]。这也就是说，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不是在和教授以及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教授和宣传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社团进行交锋的时候有充分勇气的社团，不是一个能扭转北京大学学生的思想状况的社团，它没有充分的和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斗争的经验，它仅满足于组织讲座和组织根本和马克思主义沾不上边的所谓的‘理论学习’，甚至还有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趣的舞会而忽视了对成员的辩论能力的培养，而这恰恰又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虽然认清了北京大学学生的思想状况和思想环境的复杂条件，但却没有能力去改变的重要原因。它的领导原则也不是民主集中制的，有时甚至是负责人的感情用事[83]，它没有能力绕过横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路障。

    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学生社团，是无法在斗争中战胜它的意识形态对手的，也就无法改变北京大学学生的思想状况。

4.2对社团工作的思考和建议

    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社团才是真正的、在思想交锋中具有战斗力的社团，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社团才能成为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中流砥柱？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学说认为，这样的社团“首先应当是…先进部队…用革命理论，用运动规律的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如果只限于记录… 感觉和思想，如果它做了自发运动的尾巴，如果它不善于克服自发运动的因循习惯和政治上的漠不关心。如果它不善于超出…的一时利益…应当站在工人阶级的前面，应当比…看得远。”[84]，这样的社团应该是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思想交锋的学生层面的战斗司令部和有组织的部队，尤其是这样的社团的组织性的保障是非常重要的。

（一）抛弃机会主义，统一思想，甄别成员

第一，不能把社团成员这个称号扩大到每个人，每个同情者和参加活动的人，即扩大到给社团以某种形式的帮助的人。不用证明这样的措施一旦被错误的实行将会导致的严重后果，即使社团内部充满不坚定的摇摆的同情者和仅仅因为参加活动能使自己的素质提高的利益主义者，使社团变成了一个界限模糊、没有定形、组织涣散而沉没在“同情者”学生中的“机构”，抹杀社团和阶级的界限，抛弃社团在学生层面把普通学生的思想状况扭转的任务。这是机会主义的表现，而机会主义不能够在思想交锋中取得任何胜利。

第二，必须要保持社团内部的意志的统一。如果没有一个因为本身具有团结性和铁的纪律的强有力的社团，要获得这场思想交锋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更不可能全面的扭转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没有社团成员的意志的统一，如果没有全体成员行动上的完全的和绝对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所以为铁的纪律所产生的强大威力就无从谈起。这当然不是在社团内部搞一言堂，恰恰相反，铁的纪律是不排斥社团内的批评和争论的，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因为只有自觉的纪律才是真正的纪律，纪律不是盲目的，铁的纪律不是排斥自觉自愿的服从，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因为只有自觉的纪律才能成为真正的纪律。在争论已经结束，建议已经提过，要求已经做出的情况下，社团全体成员的意志的统一和行动的统一就是一个必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无论是形式上统一的社团还是铁的纪律，都是无从谈起的。

第三，要定期的对社团成员进行甄别和清洗，可以这么说，社团是通过清洗而得到巩固的，也是通过清洗而焕发出战斗力的，支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是一个大概念，其中有修正主义，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多种人，如果允许他们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存在，就不能取得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胜利，这在原则上是很明显的。这已经由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目前的思想状况所证实了的。驱除出修正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是必要的，甚至把那些会动摇和正在动摇的，要想和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和平共存的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从社团内的各重要职务上撤换下来，这是必须的。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思想状况已经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的时候，在为争取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的全面胜利而进行最激烈的斗争的时候，作为可能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学生社团，内部最小的动摇就能葬送一切，都能破坏一切，都能使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继续恶化直至完全西化，因为这场战争还远未结束，因为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里对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和攻击还非常严重。如果动摇的负责人在这个时候离开，那么这不会削弱而会加强社团，加强马克思主义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影响力的扩大的进程。

（二）提高社团成员的政治素质

       社团的成员每天都要经常进行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工作就是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为了加强和扩大社团同北京都嘎学和清华大学的大多数的普通学生的联系。决不能轻视这种单调、耗时并且繁琐的工作，这种工作任何时候都是有必要的，尤其是在这个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意识形态阵地基本都沦陷了的时候更是必须抓紧进行和加强力度。

       这也就必然的涉及到了这些工作的质量，而决定工作的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就是社团成员的政治素质，这也就说明了提高社团成员的政治素质的必要性，就是让他们“更上一层楼”。“政治的宣传鼓动，群众的组织……”[85]只有普通的社团成员才能深入，日常的和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实际斗争只有靠社团成员个人的机智与才华才能取得胜利。如果仅仅靠社团管理层下达命令或者编订几个计划，发几种宣传的模板和文书，而普通的社团成员不起作用，社团始终未能和其他的大多数的消极的普通学生接近的时候。所谓真正意义上争取大多数青年的活动其实就没有开展起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开会或者办讲座、组织文艺活动和会餐就算完事，最关键的是要讨论当地的政治问题、工作问题等和当地实际联系很紧的问题。无论是一间寝室、一个班级、一个院系，范围虽小，但是都有它不同的政治环境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方法。要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运用，首先要了解实际的情形。这是每个社团成员的任务。必须充分执行这些任务，然后社团成员才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成为一定数量的北京大学学生或者清华大学学生所组成的群体的意见领袖，成为他们的核心，社团才能成为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领导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抵御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扭转北大清华的学生的思想状况的关键力量并发挥出指导性作用。这也就是说，社团成员是整个社团的软触角，和与其他普通学生联系的基本纽带，提高社员成员的政治素质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经常检查社团成员的政治素质是整个社团的领导层的重要政治任务。

（三）认识到北大清华的不同特点

    不能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绝大多是学生丧失希望，除了在加强和改进学生社团的工作之外。更要对作为学生社团的组成单位的普通学生具有希望，他们自己也应该具有希望，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学习和使用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进行大辩论的时候的勇气是独特的。除了造成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目前的意识形态局面的一个重要的相同的原因就是缺乏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爱国主义的教育。有些人认为，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尤其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天生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具有亲切感，他们天生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奴隶，他们不能反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因为他们不能像清华大学的学生那样有“又红又专”的传统，他们好像安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统治。这是完全错误的，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思想的传统并不比清华大学的传统差，他们与清华大学的学生一样并不安守本分，如果思想状况能够的都改变的话，他们是用另外一种形式进行反对的。清华大学的学生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性的，他们的传统是用政治的方式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进行斗争。北京大学的传统则认为政治只是为了特定的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存在的，他们将不是同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布道者”而是直接同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本身作斗争，这种斗争在思想状况改变之后暂时只有用和平方式进行才能生效。社团活动应该注重为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的改善从学生的角度打下基础，应该注重培养他们反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勇气。“布道者”进行思想压制的时候需要勇气，反对“布道者”的时候更需要勇气，甚至比“布道者”更大更多的勇气，需要更果敢和更坚定的决心，这是显而易见的。对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反对传播“带菌”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教授的时候，能够冒着得罪教授并被教授刻意在学业上设置障碍以及被同学群体视为异类的危险，并且始终坚强刚毅、毫不动摇，这确实不是一件小事。北京大学的学生只有在任何“思想交锋”中马克思主义都已无济于事并以失去意义的时候才向西方资本主义思想让步的那种顽强的、不可战胜的英勇气概。通过社团活动培育的这种沉着镇静的坚忍精神能够让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每天都要经受上百次的思想交锋养成不可动摇的决心，从而养成自己性格中最值得尊敬的那一部分。忍受着各种困难的折磨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为了击败一种西方资本主义思想而艰苦战斗，也一定能够摧毁整个弥漫北京大学校园里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权势”。即使撇开上述情况不说，北京大学的学生也不止一次地显示了足够的勇气。在当年反对美国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时候之所以没有获得美国的进一步让步的结果，一方面是服从国家的整体的战略利益，一方面是由于北大学生本身对自己的要求和目的的不明确，而且意见也不一致。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当有了明确的社会目的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学生已经多次证明自己是有勇气的。1919的五四运动就不说了，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支持改革开放的时候是走在最前列的，在天安门前的庆典游行，打出“小平，你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是一场堪称具有首创精神的伟大行动。

    习总书记五四青年节时在北京大学的座谈使发生在北京大学内部的这场思想交锋的胜利出现了向马克思主义倾斜的征兆，后来这种激昂的情绪逐渐平息下来。这时，一些人急匆匆让其他各种娱乐性质或者公益性质的学生社团的用各种娱乐活动和公益活动来抵消由于习总书记的号召所产生的巨大的学习马克思主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梦的影响力，由于北京大学的总体的意识形态环境，他们达成了他们的目的。但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普通学生很快就会明白，他们这是在用物欲来填补精神的世界，这是企图将精神世界庸俗化的犯罪。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应当为此次北京大学意识形态领域的失误负责。

    “历史绝不会饶恕那些拖延时刻的革命者，他们本来可以在今天获得胜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却要拖到明天去，冒着丧失许多、丧失一切的危险。”[86]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的这种工作作风和社员内部的风气是危险的，是不利于统帅北京大学内的那极少部分的学生去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战斗的，如果不迅速做出调整与整顿，那么北大内部的那极少部分的学生是不需要“…麻痹自己军队的警觉性的统帅，那种不知道敌人不会投降而应当加以击溃的统帅的…这样的统帅，就是欺骗和出卖工人阶级。”[87]

（四）值得重视的“幽灵”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里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对学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宣传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对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已经成了一种刻不容缓的任务。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是必须以新的方式继续进行的。在这里，我们谈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就它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而言。马克思主义要求校方实行对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实施以援助（不是直接控制，而是直接予以资源的援助，让他们作为学生实行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教育的组织）的“大力援助”的方法来逐渐实现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影响力，要求允许公开发表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课本意见）不同的意见，使学生有充分发表意见的自由和辩证的接收不同的意见的机会，取消对于学生的“左倾思想犯罪”的惩罚，给“左倾思想犯罪”的学生以理性的待遇。这就是在实践方面的建议；至于在理论方面的原则，同我在这里论述并没有关系。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头人的孔庆东教授和汪辉教授，他们都是中文系的教授，所以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在实质上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在形式上仍然以很宽容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以很不公平的态度对待无产阶级。孔庆东教授和汪辉教授的社会主义是温顺随和；不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如何坏，他们还是承认这些状况有合理性，因为他们除了争取学生信任外，对改变现存关系的其他一切途径是一概否定的。同时他们的原则和理论有没有坚实的理论根基，是非常抽象的，他们的原则保持现在的形式，他们是永远也不能争得学生信任的。此外，他们，尤其是孔庆东教授还经常抱怨学生的颓废堕落，他们还看不见马克思主义如果彻底丧失对学生的影响力的严重后果和不能完全看见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伪善的教授更严重的唯利是图和道德堕落。他们不承认历史的发展，所以他们打算一下子就把国家拉回毛泽东时代，而不是进一步开展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已达到扭转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的目的。他们固然了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和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争夺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们也知道马克思主义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优势何在。“但是，他们认为愤怒这种唯一能够引导工人前进的手段并没有什么意处，为此他们宣扬对英国的现状更加没有用处的慈善和博爱”，[88]可是整个世界，包括每一个单个的人在内，都是立足于过去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他们太学究气了，这也决定了他们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他们最多把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中的一部分争取过来，但仅仅是一部分人，当然，这一部分人是最有素养和性格最为坚强的。

    还必须指出一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其中主要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将构成马克思主义在这两所高校的核心力量。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特别是公共管理学院和马克思主义学院，是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核心，是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地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渗透到哪个院系越深，这个院系的学生赞成和支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数就越多；这样的学生的思想和其他院系的学生的思想的对立的越尖锐，这样的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就越坚定，越明朗。资历较年轻的老师虽然也受到了那些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教授的压制的苦头，但他们在教学过程中所渗透的精神还是处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中间地位。一般来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都被卷入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思想交锋中，他们一致认为自己是“北大人”或“清华人”——这个头衔使他们引以为豪，并且是各种仪式和活动上通常的称呼——他们构成了全体青年大学生中最为优秀的一部分，代表着青年大学生的利益、原则、和自己的世界观，在他们身上蕴含着民族的力量和推进民族发展的才能以及体现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的未来。                                                                                    

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工作中，绝不要因为黑暗的状况和暂时的巨大的困难而灰心丧气，胜利一定会来临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也不要因为面前的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艰巨斗争而放弃或改变明显正确的政策，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声誉被狡猾的骗子[89]所葬送了，结果被消灭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而是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传入北大和清华大学以来在粉碎封建主义思想和西方资本思想后获得的成果。“结果，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统治。”[90]在经过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教授们的洗涤之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就退回到了它的出发点的后面，实际上，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还只是在为自己创造马克思主义再次与其他腐朽落后思想交锋的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为保证当代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革命”能具有严重性质所绝对必须的形势、关系和条件。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平常的学习中要使用“扬弃”的方法进行听课学习。通俗的说，就是要仔细分辨老师所讲的一切知识和观点。如果突然分辨不清的时候，请想想列宁的忠告——“要试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在为某种提议、措施等等辩护的时，那就应该提出‘对谁有利’的问题。谁直接为某种政策辩护，这并不重要，因为在现代的崇高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一个大财主都可以随便‘雇佣’或者收买或者诱使一些律师、作家甚至议员、教授、神甫等等，让他们来捍卫各种各样的观点。” [91]我们生活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是并不以毒害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的思想而为之羞愧的。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还有一些头脑简单的人，不假思索地或者惯于盲目地拥护那些在一定的资产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不，直接为某些观点辩护的人的谁，这在政治上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观点、这些提议、这些措施对谁有利。”[92]

    对于这些“学富五车的教授们”给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说的话，要让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记住列宁的一句话：“公众先生们！别相信空话，最好是看看对谁有利！”[93][i]

附录1：习主席与党和人民

党的第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瞩目中胜利闭幕了，全会通过了听取和讨论了习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若干文件，党对法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回忆习主席执政以来的点点滴滴，不禁感慨万千。在十八大以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们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都与一个名字有着紧密的关联，这个名字就是——习近平。

       习主席反腐倡廉，老虎苍蝇一起打。习主席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上提出的“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形象化的对党的总体要求后，党风大清，党纪成为了每一个共产党员真正意义上的尺杆，全党全国都为之振奋。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一切腐败的“人民公敌”，无论他之前的地位有多高，都无一例外都受到了严肃的处分。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蒋洁敏等等，都一一落马，而在之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不因此而感到高兴，也没有一个人不会因此而觉得中国的国内绝世的希望与光明之所在，没有一个人不会因此而不感到蒸蒸日上的热烈情绪。

       习主席的领导提高了我们祖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这有很多表现。比如，习主席是第一个参观俄联邦国防部和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作战指挥中心的外国元首[94]。第一个出席欧盟核安全峰会和访问欧盟总部的中国领导人。发生这一切的不仅是因为习主席的个人魅力，而更多的在于习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所焕发出的蓬勃的生命力和发展力。我个人认为，可以这么说，有了习主席的领导，我们的国际地位翻了两番。中国，这头拿破仑口中的“东方雄狮”，已然悄然觉醒。

       习主席提出走群众路线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锋队必须在事实上淹没在群众中，即把自己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劲头用到与起义群众的不可分离的实际联系上去，不是在比喻的、象征的意义上同群众一起前进，而是真正的同群众一起前进。”[95]习主席带领着我们践行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贤的遗训，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习主席是一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我党继毛主席之后的又一名真正的领袖。习主席认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如果党连群众的情绪都不是十分清楚，不善于跟群众打成一片，不善于发动工人群众和普通的老百姓，就根本谈不上带领人民去夺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知道，没有习主席所说的千百万劳动群众的参加，没有普通老百姓汹涌澎湃的英雄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翻天覆地”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去那面实现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也就更别提“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的中国梦了。

       从一个普通的青年学生，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的角度。我觉得，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习主席是我们党的领袖，是我们国家的领袖和我们人民的领袖，是人民的杰出代表。”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过分，这也不是什么个人崇拜，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表现，这和马克思主义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并不矛盾的。为什么呢？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出发，从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的观点出发，特别是从“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96]的观点出发，根本否定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和英雄史观，突出强调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鲜明的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世界历史的动力” [97]。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98]，世界历史的创造是这么一回事，而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的唯一源泉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任何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都是以人民群众在三大革命斗争中的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决定力量也是国家民族发展的决定力量。一切真正的运动，都是人民自己起来反对腐化堕落的社会风气所做的斗争。尽管在一定时期里，有的本身属于造成腐化堕落的社会风气的一部分集团和团体也参加这样的斗争，但归根到底，劳动人民才是推动社会风气变革的决定力量。比如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过程中，真正动摇和摧毁了奴隶制的，不是新兴地主阶级，而是连绵不断的奴隶起义；即使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也正如列宁所指的：“这一运动的动力可能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因为无产阶级和农民比资产阶级更受农奴制的残余的压迫，更需要自由,更需要消灭地主的压迫。”[99]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普通人民摆脱了压迫和剥削，掌握了自己的命运，革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发挥，因而更加充分地显示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最强大的动力。

       但是，马克思主义承认并且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力量，丝毫也不否认革命领袖人物的重大历史作用，列宁认为，“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100]；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的革命领袖是人民群众的杰出代表，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引路人，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引路人，是人民群众团结战斗的旗帜。党的领袖之所以能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首先就在于他们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最广大的群众基础，受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衷心爱戴；与人民群众呼吸与共、脉搏相通，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和智慧的源泉。他们不仅善于“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还特别善于“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习主席所需倡导的全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整顿意识形态领域的乱象，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取得了最为广泛的响应，这正是印证了毛泽东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对党的领袖的组织能力所描述的那样“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101]的状况，列宁在纪念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逝世时也说过：“无产阶级革命第一次使过去单枪匹马进行革命斗争的英雄有了真正的基础、真正的环境、真正的群众、真正的无产阶级军队，使这些领袖能大展身手。”[102]所以，习主席是我们党的领袖，也是我们国家的领袖，这也就是说，习主席也是我们人民的领袖。广大的人民群众热爱习主席，拥护习主席，把习主席视为自己力量的执行者和自己的老朋友和可以信任的人。“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白白可以得到的；无产阶级想要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就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家’，而且要使这种政治家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比起来还不逊色。”[103]习主席的杰出的国内群众路线运动和反腐倡廉打老虎，胜利的国际国事活动无疑证明了这一点，即，他是我们的杰出的领袖，是我们，人民的利益的代言人。只有我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跟随着习主席走，胜利才了保障。

       习主席的领导是我们党革新除旧的必须条件和主导力量，是我们国家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是我们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首要前提。列宁认为，“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才能作为革命运动的旗帜”。[104]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和社会觉悟，不能依靠人民本身产生，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105]，人民群众自发能产生的社会意识只能是工联主义性质的思想，“而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106]党的领袖的杰出功绩和作用就在于他们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了无产阶级和人民，“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他们向各国无产者指出了无产者的作用、任务和使命就是首先起来同资本进行革命斗争，并在这个斗争中把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107]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俄国出现的工人运动，本质上也是自发的。比如以列宁为旗帜的俄国马克思主义领袖，用极大的努力“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108]，批判了民粹派和经济派所鼓吹的否认革命理论，否认革命政党的种种反对谬论，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使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从此以后，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理论指引下，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正如列宁所说：“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造成一种把他们现实分散的经济战变为自觉的阶级斗争的坚固组织时，俄国工人就能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并排的）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109]

       习主席在新古田会议的讲话、倡导新民主学会的再次发起等为了在党内、军内、群众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措施指明了一条通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是当之无愧的我党的领袖。列宁认为，党的领袖的作用还在于为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制定正确的路线和策略，向人民指出一条“达到完全的无条件的彻底胜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110]。目前我党的工作重心是经济建设，但不能否认阶级矛盾的存在，也就是说，阶级斗争仍然是存在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一个极其尖锐激烈的、长期的、曲折的发展过程。共产主义的发展通常不是直线上升，不是连续不断地向上高涨，而是要经过曲折道路，经过进攻和退却，来潮和退潮的道路。马克思主义领袖的领导艺术恰好表现在他们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作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透彻的分析各个时期的历史形式，深刻的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根据建设和发展的高潮和来潮，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路线和发展策略，从而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从而保证国家的发展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胜利前进。

       “天才的远见，迅速抓住并看透即将发生的事变的内在意义的才能，——这就是列宁的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和革命运动转折关头的明确的行动路线。”[111]斯大林评价列宁的这句话放在习主席身上，也完全适用，不需要更改一个字。习主席是我们党的领袖，是我们国家的领袖和我们人民领袖，是人民的杰出代表。这样是不是在利用“领袖” 的权威压制不同意见呢？这种权威到底怎么评价样呢？恩格斯就领袖权威一事谈过自己的看法，“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112]难道我们现在不正在改革这片充满险恶的汪洋大海上航行么？难道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领袖权威来确保我们不会像“苏联号”那样触礁沉没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而为什么还有人要反对这样的权威而提倡所谓的“民主自由”呢？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的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来临而复杂化，并且日益需要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正如恩格斯所说：“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运用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113]也就是说，现在，目前，需要这样的领袖权威。至于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恩格斯对此也早有反驳——“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止是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家呢？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114]

所以，可以这样说，反权威者，要么在散播糊涂观念，要么他们这样做就是别有用心。但不管怎样，他们都不是在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发声。所以，我再次重申，习主席是我们党的领袖，是我们国家的领袖和我们人民领袖，是人民的杰出代表。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上的讲话、十八届四中全会；“空谈误国，实干兴国”的提出，中国梦的提出，群众路线的开展为我党制定了发展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策略，保证了我党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决的推动改革的深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而努力奋斗。总之，实践反复证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115]所以，可以这么说，拥护习主席，就是拥护党，也就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也不存在任何第二条道路。

       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领袖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任何真正的阶级斗争，本质上都是政治斗争。各阶级在政治斗争中必然会形成能集中地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治集团和政治组织，即通常所说的政党。因此，政党既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又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政党是由阶级中最积极、最有组织的部分组成的。各阶级只有通过自己政党的领导，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政党的斗争集中地表现了阶级斗争。任何一个阶级如果离开了自己政党的正确领导，都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的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只有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党，才能领导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只有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理想目标武装起来的党，才能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组织形式建立起来的党，才能领导人民实现中国梦，实现民族梦和实现每个人的梦。

       自巴黎公社以来一百多年的国际共运史表明：无产阶级政党什么时候有了马克思主义领袖的领导，党就巩固壮大，革故鼎新，大有可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就胜利前进，飞跃发展；什么时候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领袖的领导，党的事业就受到挫折，道路就出现曲折，甚至出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历史倒车。

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领袖对于共产主义事业和伟大作用和重要性是不可否认的。否定马克思主义领袖的作用，那就是巴枯宁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是和科学社会主义相违背的。

马克思主义重视和强调无产阶级领袖对革命事业的伟大作用，是完全建立在对社会历史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历史是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由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所决定，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离开了社会经济制度起决定作用这一点，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又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起着能动的反作用，承认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以及阶级、政党、领袖人物等主观因素的反作用。恩格斯曾经这样给历史下过定义：“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116]列宁也认为：“决定论思想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推翻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117]这里清楚地说明，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自然规律相比较，确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具体就表现在，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除了客观规律起决定作用外，人们“自觉期望的目的”、“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等都能给历史的发展以不同的影响。承认人的自觉能动性对历史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重大的反作用，正是马克思主义承认群众、政党以及领袖人物对历史起巨大作用的基本的理论依据。

当然，这里存在一个主观和客观是否一致，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为前提的。只有主客观一致，主观认识符合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是正确的思想、先进的思想；也只有顺应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推动历史前进的阶级和政党才能成为先进的阶级和革命的政党。而首先把这种先进阶级的先进思想加以集中化、系统化，并领导人民群众把它付诸实现的，就是一个时代、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杰出人物。这些杰出人物由于适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又集中了人民群众的先进思想和建设经验，所以比一般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118]，对历史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这种巨大作用正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积极作用的集中表现。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恩格斯认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119]自然界如此，社会历史领域也是如此。革命领袖和杰出人物在历史上之所以能起巨大的作用，归根结底是由于他们能够首先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正确的反映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即正确的反映了“必然”，也由于他们能够把自己对必然的认识，去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在实践中改造自然和社会，因而获得了“自由”；而这个“自由”既然是对“必然”的正确反映，它反过来就对必然起着巨大的能动的反作用。党的领袖习主席由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最科学的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深深扎根于人类历史上拥有者古老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的中华民族当中，所以习主席能够在最深刻的反映“必然”的基础上获得最大的“自由”，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旗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习主席的极高的理论素养等其他特点决定了他即将在历史上取得的巨大功勋，是过去历史上一切英雄人物所不可比拟的。

而这是否是夸大了党的领袖的作用呢？是否陷入了唯心主义呢？不，完全不是。在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上，唯心主义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无限夸大领袖人物的智慧，夸大意识的作用；否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实际上是幻想把领袖人物看成后既可以高踞于群众之上，又可以“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的神物，这当然是错误的。机械唯物主义无限夸大客观规律的决定作用，根本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否定社会意识（包括群众、政党、领袖的社会意识）的反作用，实际上是把人看成和动物一样，只能够消极的、被动的适应客观世界，而不能自觉的、能动的影响和改造客观世界，利用客观规律为自己服务，这明显是荒谬的。在这一点上，有且仅有马克思主义者承认：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又承认社会意识的反作用;承认“必然”的客观性，又承认人们通过实践，特别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实践，可以不断的取得和扩大自由，不断向自由王国发展，从而把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建立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理论基础上。

习主席是我们党的领袖，是我们国家的领袖，是我们的人民的领袖。在未知的征程中，让我们跟着习主席走，习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旗。让我们在习主席的带领下，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光荣属于一切胜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习近平同志！

       前进吧！同志们，前进！让我们用刺刀和霰弹为自己开路，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去创造新的辉煌！前进！习主席的青年近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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