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先生真可以说是一个理论发明家，今天又发明了一个新理论，叫作“因应外部要求改革论”。
胡总编12月14日在观察者网发了一篇题为《正面谈“中国制造2025”：怎么做有利，中国产业政策就该怎样调整》的文章。该文就美国要求中国取消“中国制造2025”计划一事发表看法说：“美国方面对2025规划的反对则是出乎中国人意料的。说实话，作为中国主权内的事务，我们是可以完全不理会美国态度，专注于自我决定的。然而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化，中国的利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有了相互协调的更多现实需求，扩大共同利益成为中国在对外开放环境中不断前进的重要方式。这也是中方重要的一个思考角度。”所以，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对今后产业计划和政策做出适当调整。”“外部压力从来都是中国内部改革的动力之一，对此我们的态度应当是坦然的。中国越开放，就越需要因应外部的要求，今天中国与外界互动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而不是主权受到压迫情况下的屈辱让步。强硬和对抗永远比相互妥协更加受欢迎，甚至更加‘政治正确’，这不应再是21世纪中国的意识形态。”
胡总编上面这些话尽管讲得比较含蓄，但基本意思我还是看懂了。胡总编的意思是：在全球化的情况下，中国的利益要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进行相互协调，应该根据美国的要求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进行适当调整。外部压力从来都是中国内部改革的动力之一，中国越开放，就越需要因应外部的要求进行内部的改革，对外部压力采取强硬和对抗的态度，不应再是21世纪中国的意识形态。
这就是胡总编新发明的“因应外部要求改革论”。尽管这个理论的一些提法很新，我们过去从没有听说过，然而，我却认为这个“因应外部要求改革论”是大错而特错了。
第一，“因应外部要求改革论”搞错了中国改革的目的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是要通过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从而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改革的这一目的，完全是从全中国人民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现实和长远利益需要出发的，完全是因应了中国内部的要求，而完全不是根据什么外部的要求来确定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在当今世界上有哪个国家会提出中国的改革应该确立这样一个目的?巴基斯坦不会，前苏联不会，朝鲜也不会，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更不可能!所以说，把中国的改革说成是因应外部的要求而进行的改革，是非常错误的。
第二，“因应外部要求改革论”模糊了外部因素对中国改革可能发生的正作用与负作用的区别
外部因素对于中国国内的改革是否会产生影响?当然会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与中国的改革是外因与内因的关系。
内因即事物的内部矛盾，外因即事物之间的矛盾。它们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同时需要，缺一不可。但两者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同的。就中国改革与外部因素的关系来说：
首先，中国改革的基本目的、方法、路线、规划、方针、原则和改革的力量等是内因，是改革发展的根据，是第一位的原因。
其次，外部因素是中国改革进行和发展的外部条件，是第二位的原因。它能加速或延缓中国改革发展的进程，局部改变中国改革的面貌，并在一定条件下，对中国改革的目的能否实现起决定性作用。
第三，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外部因素对中国改革的发展有重大影响，有时能引起事物性质的变化，但不管外因的作用有多大，都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由此可见，外部因素对中国改革的影响会产生两种作用，即正作用与负作用。正作用能够加速中国改革发展的进程，使中国改革的目的更加科学完善、改革力量更加强大、改革的结果更加有利于人民，从而使中国的改革取得最后的胜利。而负作用则恰恰相反。
美国要求中国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进行调整，对于中国的改革来说，美国的压力属于外部因素。由于美国国家战略的目的是要维护和增强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因此，它是绝不会愿意看到中国达成改革的目的——成为世界性强国的。所以，美国的压力只能对中国的改革起到负面的作用：延缓中国改革的进程，局部改变中国改革的面貌使之有利于美国但不利于中国人民，甚至使中国的改革遭到失败。
“因应外部要求改革论”说中国要根据外部的要求进行改革，完全模糊了外部因素对中国改革可能产生的正作用与负作用的区别。有利于中国人民利益的外部要求我们当然要听取和因应，而有损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要求我们就必须坚决拒绝和抵制。
第三，“因应外部要求改革论”实际上当了美国的内应
我们前面说过，外因可以通过内因发生作用，对中国改革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不管胡总编有没有意识到，也不论胡总编的主观意图如何，他提出的“因应外部要求改革论”在实际上是当了美国的内应。
我们相信胡总编是非常爱国的，但不知是何原因，美国的压力在他这个“内因”上产生了作用，结果胡总编的思想发生了有利于美国而不利于中国的变化。对于他提出的“因应外部要求改革论”美国人肯定是欢迎的，因为如果用这个理论统一了中国人的认识，美国要求中国怎样改革，中国人就怎样改革，那岂不正合美国人的意?!
我们要提醒胡总编，现在的世界仍然还是资本的天下，到处充彻着利益的争夺，散发着铜臭和血腥的气味，你所说的“中国的利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有了相互协调的更多现实需求，扩大共同利益成为中国在对外开放环境中不断前进的重要方式”，不过是极其天真的幻想;你主张的“强硬和对抗永远比相互妥协更加受欢迎，甚至更加‘政治正确’，这不应再是21世纪中国的意识形态”，肯定是一剂极其有害的麻醉药。
附
正面谈“中国制造2025”：怎么做有利，中国产业政策就该怎样调整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2018年12月14日观察者网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中国正在起草一份旨在替代“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新计划将放宽外企准入，淡化中国主导制造业的目标。“中国制造2025”是美国对中国产业政策不满的焦点，与该计划有关的中国企业科技产品也是美国对华贸易战冲击的重点。人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官方已经淡化在公开场合对“中国制造2025”的提及，而在中美阿根廷共识之后，美方对外界公布的五点要求也没有包含“中国制造2025”。
所有主要工业国家都有促进高科技发展的产业政策，最典型的如德国工业4.0计划。中国制定2025规划的初衷显然是正当的，它引起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的不满和担心，也说明该计划有其独特的力量。
辨证地看，万事都有其利弊，“中国制造2025”也难以绕开这个逻辑。就其在国内执行的过程本身来说，该计划强调对国有企业的支持，准备投入的资金也很大。由于一段时间以来民营企业面临了一些困难，舆论中不断出现“国进民退”的说法，在国企和民企之间建立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就有了现实的必要性甚至紧迫性。
美国方面对2025规划的反对则是出乎中国人意料的。说实话，作为中国主权内的事务，我们是可以完全不理会美国态度，专注于自我决定的。然而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化，中国的利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有了相互协调的更多现实需求，扩大共同利益成为中国在对外开放环境中不断前进的重要方式。这也是中方重要的一个思考角度。
看来中国会在坚持本国发展高科技权利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对今后产业计划和政策做出适当调整。其中扩大市场的作用，给不同所有制企业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大概会是主要调整方向。
围绕是否调整产业规划，以及如何调整，我们想在此梳理一下环境的重要变化和中国应对变化的应有原则。
首先，中国发展的外部大环境和经济内外互动的主要线索今年以来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对这些变化我们需要抱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回避，而应主动应对。
第二，外部压力从来都是中国内部改革的动力之一，对此我们的态度应当是坦然的。中国越开放，就越需要因应外部的要求，今天中国与外界互动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而不是主权受到压迫情况下的屈辱让步。强硬和对抗永远比相互妥协更加受欢迎，甚至更加“政治正确”，这不应再是21世纪中国的意识形态。
第三，中国要与世界共赢，这是我们和平发展的生命线，而不能是一个口号。中国需要真正把国门越打越开，通过不断扩大对外合作增加发展的动力，同时也让中国这个大市场给世界带来更多好处。换句话说，什么是共赢，不能仅仅由提出这一主张的我们说了算，外部世界的看法和感受也应参与对它的定义，它应是各方态度和认识的最大公约数。
第四，中国无需惧怕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风险，包括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让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会倒逼国有企业的改革，其实很多国企缺的不是资金，而是更有竞争力的管理机制。激发各种企业的活力，中国的科技创新将会形成全新的局面。而一旦中国的发展更加强劲，我们就会总体上拥有维护国家政治凝聚力的更多资源，而不必然面临意识形态上的更大风险。
改革开放是中国唯一的路，过去40年我们不断获得成功，而成功被证明是各种主动最重要的来源。今后也会是一样的。我们要切实解放思想，坚决卸掉走向成功路上的一切包袱，让成功最终为过程做结论，这应是中国社会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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