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拳击碎黄鹤楼，两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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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靠那些革命领袖，恐怕根本就不会有革命发生。革命自己创造了自己。
亚里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Tocqueville）是十九世纪最敏锐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之一。他留给我们一部经典著作，即《美国的民主》。这本书极其鲜明地描述了法国资产阶级在1848年所处的十字路口。在二月革命爆发前的几个星期，他似乎预见到了这场革命。他在议会的一次讲演中说：“你们难道没有嗅到空气中革命的气味吗？”然而，当革命真的爆发，他因预见了革命而获得巨大声誉时，他却拒绝接受这种荣誉：“我所预言的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革命。”
两种情况下托克维尔都是对的。在专制君主的奢侈腐败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他预见到，如果专制主义王朝不向群众让步，那么群众的饥饿和不安将在起义中爆发。但是他认为，当时需要的是选举改革。他绝没有想到工人会走上街头，设置路障，提出维护自己权利的经济纲领，不仅反对国王，而且反对资产阶级。这位好心的资产者误认为自己的阶级就是“人民”。他写道：“我相信，人民在大革命的任何时期都不曾有过如此的惊恐。我认为，唯一能与这种惊恐相比的是在罗马帝国时期，当文明的罗马社区发现自己落在歌特人和汪达尔人手中时感到的极度恐惧。”对托克维尔来说，所谓“歌特人，和汪达尔人”，就是巴黎街头武装起来的工人！
布朗基（Blanqui)曾经设想由他领导一场精心策划的小型阴谋政变。路易·勃朗（Louis Blanc)也曾鼓吹过“国家工场”，但是却没提到过任何实现国家工场计划的革命。普鲁东曾经极力鼓吹反对“厚颜无耻的工资法”，但绝对没有宣扬过推翻雇佣奴隶制度的革命。如果工人们跟着那些领袖的指挥棒转，那么1848年就不会发生任何革命。但是，尽管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的领导或误导，革命却自己发生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学生走上巴黎街头，要求普选权和“组织劳动”。
诗人拉马汀（Lamartine）在革命一开始就加入了革命的行列。他以含蓄的语调说，他参加革命是要“力挽狂澜”。这句话表明了临时政府的性质，也表明了它的局限性。这个新建立的资产阶级政府，现在转过来反对它的无产阶级同盟者的经济要求。拉马汀认为，政府的功能就是“消除各阶级之间存在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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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尔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在思想家与群众之间的鸿沟上架设桥梁”。从他的这种态度来看，似乎全部当代科学都装在他的头脑中，而他的使命就是把这些科学传授给“群氓”。他因煽动群众而受审判，在为自己的辩护同中，他表达了对知识分子作用的特殊看法：“中产阶级对普通民众为什么那么害怕？回头看看1848年的3月和4月吧。你们难道忘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了吗？警察软弱无力，普通民众在大街上云集，街市和民众都被无思想的煽动者支配……风暴把粗鲁无知的人们抛来抛去……那时候知识分子在哪里？先生们，你们在哪里？……你们应该感谢那些在思想家与群众之间的鸿沟上架设桥梁的人，是他们拆去了资产阶级与人民之间的藩篱。”
拉萨尔不是“叛徒”。他不可能被人收买。他是在为自己的原则而斗争，他曾为这些原则而身陷囹圄，并且时刻准备为这些原则献出生命。然而，拉萨尔无法理解工人居然可以进行统治。在他看来，工人不过是一些“暴民”。1844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时候，他就这样认为。当时他还是一名学生，但他认为国家应该恢复“秩序”。1848年，当工人不是破坏机器而是破坏资产阶级秩序时，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他捍卫工人阶级的胜利，但仍然把工人看作是“被无思想的煽动者所支配……被风暴抛来抛去”的“暴民”。1862年，他号召工人组织自己的独立政党，但事情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的号召是与“拥立我为领袖”的目的分不开的。工人是受苦受难的群众，是弱者，而国家是强者，可以“为我们每一个人实现任何人都无法为自己实现的东西”。因此，他感到有责任“为”群众来进行统治。他应该成为领袖，而工人则应该继续劳动，同时应该尽可能表现好一点，以便他能够进入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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