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警界改革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田？
郭春孚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机构改革、干部制度改革的呼声一直不断，由此可见中国民意指向和迫切感。但是如何改革呢？即使著名的专家也都是从理论到理论，提出的改革建议可操作性差或没有可操作性，放空炮的多，真正从实践中来的改革措施很少，能够运用到实际层面加以推广的更是凤毛麟角。
据多家媒体报道，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说，从3月开始的重庆警务体制改革主要是根据公安部的要求，经重庆市委、市政府批准，参照现代警务模式对重庆市公安局所属的处室、各个分局、交巡警支队以及所辖区县各分局的派出所，从副科级到正处级岗位的所有领导干部进行重新竞聘上岗，因为任职已经到了6年期限。这一举措堪称开全国先河。
应该说，重庆警务体制改革是继重庆打黑除恶之后推出的又一个具有震撼力的大变革。打黑除恶是为警务体制改革奠基，是体制改革的先声，没有此前的打黑除恶就不可能有现在的体制改革。可以说，打黑除恶为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体制改革所必需的社会环境。试想，如果警匪一家，黑恶势力猖獗，掌控着重要的警界权力机关，体制改革如何进行？花多大的力气也难以全面推开，势必会事倍功半或中途流产。打掉黑社会，不仅为民除了害，而且为深化体制改革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不蒂是一声春雷。体制改革是春雷响过之后的及时雨，必将因为是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全国的率先行动而永载史册。
大家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机构改革、干部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形成共识，但是对如何改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王立军说，这次重庆警务体制改革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机关与基层的干部进行交流。二是主城区与远郊的干部进行交流，改变以前干部只在主城或者远郊单向流动的状况，便于全方位、多渠道发现人才。三是操作程序非常严格，对于应聘者的年龄、学历、经历都有要求。
比如，对于竞聘市直机关领导岗位的，必须具备基层工作经验，而从副科到副局对年龄和学历都有不同要求，有些岗位要求必须是本科或者本科以上学历，工作能力和政治素养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工作能力不再是唯一标准，强调政治素养是因为本次重庆打黑中，涉案人员不乏能力很强的人员，像文强等人曾经都是重庆公安系统的标杆式的人物。
为了防止舞弊的情况出现，重庆市公安局还成立了监察小组，对整个改革进行监督，发现徇私舞弊一律给予严惩。对于参与打黑的警察都给予一定的加分。
王立军谈到的这些改革举措无疑都是从实际中来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既符合上面的要求，也体现了基层的愿望，因而受到绝大多数警察的拥护和支持，参与打黑的警察基本上都参与了竞聘岗位。
重庆警务体制改革标志着“能人政治时代”的结束。过去，一些地方和部门在选拔干部时只考虑能力，不过问品质好坏、政治素养高低。将不择手段发财致富的人任命为乡镇领导和各级乡镇企业局领导，说什么“自己不能致富，怎么能带领群众致富”？结果许多当了领导的“能人”不仅没有带领群众致富，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无忌惮地为自己捞取更多的钱财。有的机关把业务能力强、道德品质差的人提拔为领导，业务一时上去了，单位的风气却搞坏了，最终单位的业绩也掉下来了。试想，黑社会头目控制着公安机关，如何能搞好警务工作？黑社会气焰嚣张到明目张胆地通缉刑警队长，而抓捕人员还没行动，黑社会头子已经知道了消息，怎么能抓得住？自己与黑社会同流合污，怎么会打击黑恶势力？
我认为，重庆警界改革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历史留给本届政府的时间不多了，仅剩两年多了，为了赢得一个好评价，为了青史留名，必然会加大对腐败现象、黑社会的打击力度，修复社会的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差距，推动民主化进程。重庆是先行一步，随后很可能在全国推广“重庆经验”。
“重庆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仅靠薄熙来一个人的力量不可能做到。虽然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一身正气，后面又有薄熙来支持，但没有上面撑腰，也不可能一举打黑成功，继而顺利推开体制改革；另一方面，顺应了民心，没有人民对打黑除恶、体制改革的拥护和声援，没有多数警察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也是不可能成功打掉黑恶势力，推行体制改革的。上下一心，众志成城，是出现“重庆现象”的根本原因。
“重庆现象”是薄熙来的杰作，也是王立军的杰作，更是时代的杰作。
2010年3月16日星期二北京明春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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