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引发激烈争论
华国锋听取汇报时没有直接表态
选摘自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改革开放30年重大决策纪实》汤应武／著
1979年3月12日 到24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了有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七省农村工作部门负责人和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三个县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参加了会议的周日礼回忆了会议的情况：
这次座谈会，围绕包产到户问题，争论是很激烈的，有的同志还动了肝火。有的同志说。包产到户即使还承认集体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承认集体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必要性，但在否定统一经营这一点上，本质上和分田单干没有多少差别。我们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包产到户只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它就与分田单干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国家农委为座谈会起草了会议纪要草稿，关于责任制部分，我提出了不同意见，杜润生要我按照我们的观点另外起草一个稿子，准备向华国锋汇报。 3月20日 下午3时，华国锋接见了会议代表。开始由杜润生汇报会议情况，接着由李友九宣读会议纪要草稿，我也宣读了我们起草的稿子。我们的稿子主要观点是，包产到户应当看成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各种责任制都应当允许试行，在实践中由群众加以鉴别和选择。会议纪要两个稿子念完后，华国锋要王任重打电话找万里，问一问安徽的情况。结果电话在嘉山县找到了万里。王任重说，“安徽参加座谈会的同志所谈的情况，省委是否知道。”万里回答说：“周日礼是省委派去参加会议的，他的意见完全可以代表省委的意见。”万里还详细介绍了对待农村各种形式责任制，省委所采取的对策。王任重说：“那好吧，你们就按省委的部署千吧”(这段话是我回合肥后万里主动对我说的)。
在接见的过程中。华国锋对纪要的两个稿子始终没有直接表态。他反复谈到，“就全国大多数地方来说，都要强调建立责任制。我在湖南也研究过。一个二三十户的队，如果各方面的生产内容都到组不行。双抢时，就要组织个打禾桶，一个桶要四个人，大的丘，要三四个禾桶。一个四五亩的大丘，就要几个禾桶，他要抢季节，只有十几天的时间，熟一片就割一片，犁田的跟上就犁，那里犁过了，跟上就插秧，非组织起来，分工协作不行。晒谷的一般是妇女，犁田多是男的，大人、妇女、小孩要组织好，分工就能互相促进，全部分到小组就成了问题。”他还认为，“评工记分，按工分分配，工分也是联系产量的。”
接见到晚上9点半结束。共进行了6个半小时。
会议最后达成折衷的意见：目前多数地方，还是实行包产到组、定额计酬；不许包产到户；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可以包产到户；现在春耕已到，不论采用什么形式的责任制，都要很快定下来，以便全力投入春耕。
1980年1月11日 至2月2目，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周日礼介绍这次会议的情况说：
大会发言后分组讨论，大家的分歧很大，尤其是华东组争论极为激烈，一些新闻单位和经济研究部门的同志，都纷纷前来旁听。争论的焦点在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有的同志说，联系产量责任制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包产到户实质上是分田单干，它与社会主义就沾不上边了，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有的说，如果放任自流，让包产到户滑下去，人心一散，各奔前程，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被破坏了。有的说，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合作化的历史，已经有了一定的公共财产，一无所有的队不多了，治穷的办法很多，不一定非要包产到户。上海的同志态度比较缓和一些，他们说，上海的情况与其他省不一样，上海不搞包产到户(实际上，上海郊区两年后也搞了清一色的包产到户)。
1月31日 下午3时半，会议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情况，参加听取汇报的有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余秋里、王任重、姚依林等，各省、市、自治区农委的负责人也参加了汇报会。
会上，杜润生汇报会议情况后，华国锋讲了话。关于生产责任制问额，他除了重复提到l979年7省座谈会的观点外，特别强调：“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包产到户老的弱的也分了一份，有困难；妇女、职干家属不能发挥他们的才能。”至于已经搞了的，“他们已经搞了一年，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群众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
最后，邓小平讲了话，他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的大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他讲一个问题，就是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每人收入l000美金。他说：“这是个战略思想，定出这个目标是不容易的。我们要按照1000美金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在不定出规划，不确定目标，四个现代化是没有希望的。”
1980年第2期《农村工作通讯》发表了《分田单干必须纠正》一文，批评分田单干违反党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紧接着，该刊第三期又发表了《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批评“包产到户既没有坚持公有制，也没有坚持按劳分配，它实质是退到单干。”在1980年初召开的中央农业部门会议上，“包产到户”受到一些人的怀疑和批评。
在一些人看来，搞大集体是走社会主义的“阳光道”，而搞“包产到户”则是走资本主义的“独木桥”。当时不表态就算支持了。中央各部委和各省级领导中支持的屈指可数。省委书记中，内蒙古的周惠是一个，贵州的池必卿是一个，还有任仲夷。苏皖边界一些地方对着安徽用大喇叭广播，竖大标语：“坚决反对安徽的分田单干风气”。
正当“包产到户”遇到重重阻力的关键时候，邓小平等人明确地表示了支持的态度。万里在1994年回忆道：
小平同志开始没表态，我从安徽回来多次向他汇报，他表示同意，可以实验。出了成果之后，他公开表示支持。 1980年5月13日 小平同志的那次谈话，讲到了肥西，讲到了凤阳两个点的情况，给予了充分肯定。在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他讲话了，支持了包产到户。这个讲话对农村改革是个巨大支持和促进。否则，包产到户即使在安徽上了“户口”。也还是会注销的!
陈云同志对包产到户也是支持的。1980年春，我从安徽回来，陈云同志见到我，他合掌抱拳，高兴地说：“万里同志。我完全赞成你们在安徽农村的那些做法(指包产到户)。”胡耀邦同志对我们一直是积极支持的，l979年他讲“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就是个公开表态。赵紫阳同志也是支持的。连续五年，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五个“一号文件”，都是在他们的领导下制订的。
邓小平等人在关键时刻的态度，对于打破一些人的僵化观念，消除一些人的恐惧心理，推动包产到户的稳固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选摘自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改革开放30年重大决策纪实》汤应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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