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时期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缔造了一个泱泱帝国，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制度的优越，尽管经济建设决定上层结构。然而其政治制度中的缙绅文化提供了为当今政治制度改革的模本。众所周知，告老还乡的制度恰恰提供了一个生态循环和政治循环体系，即：乡村——城市——乡村。这为农村建设带来了外来文化的种子，同时乡村的宗族思想，譬如保甲连坐制度又节约了治理乡村的人力资源。所谓见过世面的官员扶妻携子回到故乡，子孙又参加朝廷的考试选拔，再出仕。这样城市的资源如房子等也就可以循环，而且带回去的外来文化会为乡村的文化发展予以促进。城乡二元结构很轻松的得以解决。
官吏之别，也是古代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政治制度。官，即为县官，朝廷任命的。吏，即为胥吏，属于编外人员。有地方官自行聘请的，所以吏不能任职检察部门。同时官对于吏的廉政负全部责任，下属犯罪，上级不仅要承担责任，重者离仕。没有如今的集体负责或找不到责任人的情况。同时吏员又是世袭，在地方培植了实力，他们统计人口、财政、土地等。使得官员不得不倚重于此。清政府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高薪养廉的政策。想象孔乙己几个铜板就可以喝一场酒，十万银子不是个小数。当然这些钱不是知府一人所有，由知府根据其聘请的师爷和胥吏来分，知府管理胥吏的工资。官吏之间的制衡形成，使得吏不得不衷心于朝廷，衷心于上级。而官不得不倚重吏员，同时要严格管理下属，否则下级犯事，势必影响到自己。反观今日，地方选举出来的干部也是官，上级派来的也是官，十分混乱。所以鱼肉百姓的事情，时而有之。
新士族的崛起
显然，三国时期，孙权、袁绍、曹操等都是士族出身。曹操的九品中正制令士族再度崛起，到唐宋达到高峰。历史上朱元璋大肆残杀士族就是因为这些人不勤王，从这个角度或许可以解读文革。古代士族是有优越的地位的，他们可以吸附很多人才，并形成望族。对政府的决策建言纳策，社会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的存在形式犹如当今的政协，但是，相对于全球而言政协上的人又显得很猥琐。更有名气和有知识的人大多移居海外了，恰恰证明我们党和政府的治理是失败的，因为国家没有凝聚力了！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灭亡的士族又兴起了，他们是国民党元老的后代、共产党元老的后代、新兴资本家的后代，或放低标准把明星也算上。这样以来，新的士族阶层已经兴起，就必须令其对国家建设出力或国家决策有所建言。允许其发言争取做到言者无罪。继而扩大到把高校党委、团委作为常设观察机构。此举不是放松了党团建设，而是加强了党团建设，仅仅让党委把持了高校，并不能说明是党培养了我，也不能说明我是爱党的，还不能说明我入党的纯洁性，更无法凸显党的神圣性。党团如果想发展、想继续永葆青春就必须经常性的宣传党的政策和制度，吸纳党员。依靠党的凝聚力、吸引力和神圣性来让年轻人选择入党，而不是为了前途更顺利这些功利性的因素去入党。想到我们的先辈为了加入党，那份纯洁、那份赤诚、以及党的神圣是多么的令人心潮起伏、激动万分！
近来，有冲击政府的，有屠杀孩子的，有明星加入其它国籍的、有高尖端人才不愿回国的，其实就可以折射出我们党和政府的建设是有很大问题的。也就是人民和政府之间没有制衡关系、党和政府间没有制衡关系、中央和地方没有制衡关系、上级和下级也没有制衡关系所造成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也没有了制衡关系。同时也说明了我们党已经没有凝聚力了，我们国家更没有凝聚力了！这样是很危险的，仅仅以功力性来团结群众，让大家团结到你的周围，你的日子也快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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