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非老生常谈，我们应高度重视且深入研究之。因为毛泽东军事策划即以此为“活的灵魂”，这也是毛泽东军事策划的精髓所在，是毛泽东军事策划之魂，看似简单，实则内涵丰富至极。
（一）毛泽东军事策划内涵
关于毛泽东军事策划内涵我们可以从以下这些文字中得到解读：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手段，将侦察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做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整个认识情况的过程。”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还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个军事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又是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执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实际情况不符，或者完全不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符合于新的情况。”
所谓“正确的部署”，实际就是指策划，故称之为“毛泽东军事策划”，我们可以从中理出五个要点：
第一，调查研究情况，要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手段，搜集各种材料，以做到知己知彼，并对调查来的各种情况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分析，以求“识得庐山真面目”。
第二，将“彼”方情况与“己”方情况放在一起，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构成判断。
第三，“定下决心，做出计划”，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拟定策划方案。
第四，拟定方案决定实施后，还要放到实施过程里去检验，即策划方案的实施追踪。
第五，如果策划方案与实际情况不符或不完全相符，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符合新的情况。此乃为策划的调整与修正。
由此可将上述五点概括为：调查研究、分析判断、拟定方案、实施追踪、调整修正。
毛泽东策划也可以说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过程，故笔者将之称为毛泽东军事策划的精髓，也称之为毛泽东军事策划之魂。在这里，要使策划有的放矢，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就必须以实事求是作为策划之向导。
策划是一实践性很强的活动，需要用科学的态度和精神去对待；同时，策划又是一科学性很强的学问，需要与实践相结合，使之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相统一，是从事策划实践和研究应有的科学态度和作风。
（二）毛泽东军事策划之向导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道：“‘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是毛泽东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实事求是”这一成语所做的新的科学解释。
“实事求是”作为成语，较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书与之，留其意。”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注曰：“务得事实，毎求真意也。”其意指根据实际，弄清事实，求索真相。
对军事家们来说，无视实事求是无异于自讨苦吃，轻则损兵折将，重则片甲不留；对今天的企业家们而言，轻则亏损蚀本，重则血本无归。事关生死存亡，兴衰成败，不可不祥察。
毛泽东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叫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是以弱制强的写真体现，是一种积极求实的精神。所谓“打得赢就打”是指在具备打得赢的有利条件下，就必须坚决彻底地打；当不具备打得赢的的条件时，乃“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不是不打，走是建立在准备打之上的，是在走的过程中营造出打得赢的有利条件时再打。
《三十六计》将最后一计“走为上策”列入“败战计”中，只是讲“走”的很无奈的一面，而毛泽东从“走为上”中挖掘到积极的一面，反其意而用之。就弱对强来讲，走应主动、灵活、有计划的积极的走，并非是被动、僵死、盲目和消极的退却逃跑。
毛泽东对自己和朱德策划指挥第三次反“围剿”作过这样精彩的描述：
“（一）蒋介石亲身出马任总司令，下分左右中三路司令。中路何应钦，与蒋介石同驻南昌；右路陈铭枢，驻吉安；左路朱绍良，驻南丰。（二）“进剿”军三十万人。主力军是蒋嫡系之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五个师，每师九团，共约十万人。次是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三师，四万人。次是孙连仲，二万人。余均非蒋嫡系，较弱。（三）“进剿”战略是“长驱直入”，大不同于第二次“围剿”之“步步为营”，企图压迫红军与赣江而消灭之。（四）第二次“围剿”结束至第三次“围剿”开始，为时仅一个月。红军苦战后未休息，也未补充（三万人左右），又绕道千里回到赣南根据地之兴国集中，时敌分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决定的第一个方针，是由兴国经万安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但我军向富田开进之际，被敌发觉，陈诚、罗卓英两师赶至。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之高兴圩，此时仅剩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容许我军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兴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第一天乘夜通过了蒋鼎文师和蒋、蔡、韩军间之四十华里空隙地带，转到莲塘。第二天和上官云相军（上官指挥他自己的一个师及郝梦龄师）前哨接触。第三天打上官师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梦龄师为第二仗，而后以三天行程到黄陂打毛炳文师为第三仗。三仗皆胜，缴枪逾万。此时，所有向南向西之敌军主力，皆转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陂，猛力并进，找我作战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了我军。我军乃于蒋、蔡、韩军和陈、罗军之间一个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由东面回到西面之兴国境内集中。及至敌人发觉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息了半个月，敌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下决心退却了。我有乘其退却打了蒋光鼐、蔡廷锴、蒋鼎文、韩德勤，消灭蒋鼎文一个旅，韩德勤一个师。对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则打成对峙，让其逃去了。”
这是毛泽东对其和朱德所策划指挥战役的少有的详尽描述，也是典型的“危机策划”案例。
第三次反“围剿”发生于一九三一年七月至九月，与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仅隔一个月。面对蒋介石接踵而来且十倍于红军的三十万大军，毛泽东采取了“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策划谋略组合：以“避其锐气”、“走为上策”、千里大迂回始，极度地“求心退却”，然后“乘隙而入”、对“进剿”军实施“中间突破”，“避实击虚”、“避强击弱”，三战三捷后，面对转旗向东并力而来之敌，红军脱离战场，“养精蓄锐”十五天，“以逸待劳”，待敌饥疲沮丧不堪，无力作战，实行退却时，以“击其惰归”赢得胜利。战果：共击溃敌人七个师，歼敌十七个团，毙俘敌三万余众，缴获枪两万余支。
这简直如一套叫人眼花缭乱的组合式“迷踪拳”，使毛泽东“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方针表现的淋漓尽致。毛泽东先谈了敌我双方的力量、态势及分两步走的作战方针，但在实际实施时发现敌情有变，遂调整方案，以变应变，因敌制胜，以三万之弱旅，击退三十万之强敌，真可谓战争奇观。这就是军事策划以实事求是为向导的魅力所在。
强与弱总是相对的、可变的，只要从实际具体情况出发，善于发现问题，分析研究问题，策划谋略对头，就可以由被动变主动，由劣势变优势，由弱势变强势，从而达到预期之目的。军事策划引人入胜之处也就在于此。
（三）毛泽东军事策划的精髓
“实事求是”落实到实际策划工作中去，表现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毛泽东在谈及战争规律时指出：
“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就在于他不但研究一般的战争规律，还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进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最终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就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得出的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结论。
毛泽东亲自策划指挥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各有不同特点，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成功范例。
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是在一九三0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一年一月。当时毛泽东、朱德手下的红军人马约计四万人，蒋介石的“进剿”军十万人，蒋介石任命当时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兵分八路，由北向南推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策略；毛泽东则依据敌情采取“诱敌深入，待机破敌”的方针。
从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以小股地方武装和赤卫队阻击、骚扰、迟滞乃至迷惑“进剿”军，使敌连续扑空，无形中将战线拉长，兵力分散，且乳液受到骚扰，惊恐沮丧。毛泽东、朱德原定在小布伏击敌第五十师，无奈敌不敢动弹。但是，天助朱、毛，敌张辉赞率18师两个旅和其师部约九千人马孤军冒进至龙岗。毛泽东、朱德抓住这一难得时机，迅速集中人马，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四时发动攻击，经激战至当晚全歼冒进之敌，使敌无一兵一卒漏网，而且活捉敌师长张辉赞，创造了战争史上极为少见的歼灭战奇迹。红军随即又追击闻风而逃的第五十师，歼其近半，余者皆东逃北撤。毛泽东、朱德就这样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一九三一年三月至五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围剿”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事行动，调动军队二十万，四路推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策略，企盼一举围歼红军于根据地内。毛泽东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不过具体战法因敌情而定，决定避强击弱，由西而东，各个击破，结果十五天横扫七百里，五战五捷，歼敌三万，缴获枪支二万余。
一九三一年七月至九月，蒋介石紧接着发动第三次“围剿”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行动，被毛泽东以“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策划谋略组合所粉碎。
从三次“围剿”看，蒋介石第一次采取的策略是“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第二次采取的策略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第三次采取的策略是“长驱直入”。结果：三次皆大败而退。
毛泽东则采取因敌情而定的反“围剿”策略：第一次采取的对策是“诱敌深入，待机破敌”，第二次采取的对策是“诱敌深入，避强击弱，各个击破”，第三次采取的对策是“诱敌深入，击其惰归”。结果：三次大胜。
这三次反“围剿”都是根据敌强我弱之现实，利用根据地民众支持，采取“诱敌深入”之方针，又依据敌三次“围剿”具体情况之不同而制定了不同的具体作战方案，从而“以弱胜强”，“因敌制胜”。
“因敌制胜”源于《孙子兵法·虚实篇》：“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十一家注孙子》中梅尧臣注曰：“举动必践法度而随敌屈伸，因利以决战。”王皙注曰：“践兵如绳墨，然后可以顺敌兵胜。”古人所讲的这些，其实质也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而要求用兵要知道知己知彼，因敌制胜。
蒋介石与毛泽东进行军事“斗法”，力量不可谓不强大，却常常斗败，其中除了人心相背以外，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知己知彼，故不能因“毛”制胜，所以丢掉蒋天下也就不足为怪了。
纵观毛泽东军事生涯，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乃至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毛泽东每每以弱制强，盖因其深知“知己知彼”，“因敌制胜”之道也。
这也告诫我们，策划谋略要力避主观主义、经验主义、本本主义及形式主义，这“四大主义”乃是策划谋略之大忌，不可不防。另外，将策划谋略神秘化甚至神话的倾向则更应在讨伐之列，因为这种倾向实在是害人误事。
总之，毛泽东军事策划是在战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和丰富发展起来的，以实事求是为向导，其精髓和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其军事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都是针对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不同特点而提出的不同战略方针和策划谋略。
（注）本文曾发表于《中国策划》2001年第7期，原标题为《毛泽东策划之魂》。
http://h.uang339.blog.163.com/blog/static/378065852008113011522665/
修改于2008.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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