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汉奸”是个泛称，不管哪个民族，只要是中国人投靠外国人、出卖国家利益都称“汉奸”。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华民国对爱新觉罗●显玗——川岛芳子的惩处。爱新觉罗●显玗，又名金诚三、金梦芝、金壁辉，满族人，具有清朝皇室血统，是清朝肃亲王的第十四位女儿，按清朝规矩应该称作“格格”的。这个“格格”三岁时被其父过继给当时日本公使馆驻华外交官川岛浪速为女，易名川岛芳子，六岁时去日本，从此接受日本殖民主义教育。“格格”长大后，回国先后参与“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满洲独立”等诸多日军重大侵华活动，并亲自导演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及“营救”秋鸿皇后等臭名昭著的卖国活动，成为日本谍报机关的“一枝花”，被称为“东方魔女”的男装女谍。抗战胜利后，1945年被国民政府逮捕，以“汉奸罪”提起公诉，于1948年被执行枪决。对此，《辞海》对“汉奸”一词做出了明确解释：“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族或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叛徒。”
然而，纵观五千年的中国历史，随着中国由黄河流域的“中原”一片小地方发展为东至库页岛，西到中亚，南至曾母暗沙，北到外兴安岭的广阔地域，中华民族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着，由最初的相对单一的汉族发展为今天的五十六个民族，因此，在历史的长河中，“汉奸”的内涵与外延同样是在不断演绎变化的。譬如宋朝时期，北方的女真人因巨大的文化差异与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还不相融，投降女真即是汉奸；南宋末年，游牧民族蒙古族逐渐强大，建立元军，西征中亚、西亚后，又带领中亚、西亚军队灭金侵宋，被当时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中华民族视为异类，投降之即为汉奸；明末，女真后裔满族人再次强大起来，建立后金——清朝，入侵中原，投降之即为汉奸；清朝末年满族已彻底融入中华民族，西方列强入侵，凡投降列强或向其出卖国家利益者即是汉奸；民国时期，日本鬼子大举侵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不管哪一族只要有人投降之即是汉奸，如此等等，不一而论。
但是，汉奸并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当汉奸要有资本，有权有势才能当汉奸，一个平头百姓去当汉奸，人家理都不理——废物一个！因此，观古今中国历史，凡出了名的大汉奸，都是声望显赫之人。论资排辈，汉奸首推可称作“汉奸祖师爷”的后唐节度使石敬瑭。石敬瑭先祖中亚人，从沙陀移居太原，后袭其父石绍雍从李克用父子征战军功，且本人才华出众，被后唐明宗李嗣源招为女婿，逐步发迹，历任保义、宣武、河东、成德诸镇节度使。末帝清泰三年（936年）举兵叛变，受契丹册封为大晋皇帝，认比他小十岁的辽太宗耶律德光为父，称其“父皇帝”，自称“儿皇帝”，并于灭后唐后，将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另外每年纳岁绢三十万匹，开创了汉奸大规模卖国之先河。第二位大汉奸，应属宋朝秦桧。秦桧于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参加科举考试，登进士第，曾任太学学正，属大知识分子。北宋末年与徽、钦二帝一起被金人俘获，变节投降，被放南归。任南宋礼部尚书、两任宰相，执政十九年。此人一入南宋，即献给皇帝赵构两件“见面礼”，一是策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即：被金俘虏的南方人归南，南下的北方人归北。前者是空话——决定权握在金国手中，由不得南宋做主，而“北人北归”则等于把北方土地全部送给金国，大批不愿降金南下的北方人士，都得回去接受金人统治，且由于南宋军队及其将领主要由西北、河北和山东等地人组成，如此还要自行解除武装；二是拟写致金国军事权臣挞懒《求和书》。对此，《宋史·秦桧传》说：“始，朝廷虽数遣使，但且守且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自桧始。”不仅如此，他还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反对议和、积极抗金的岳飞父子，彻底瓦解了主战派，毁灭了南宋的复国希望。第三位大汉奸当属明末洪承畴。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洪承畴考中丙辰科进士，也属大知识分子，累官至延绶巡抚、陕西三边总督、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总督关外五省军务。1642年松山之战兵败投敌，参与清廷灭亡中国大计，并自领清军征伐中原，屠杀当时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族人民，虽建言统治者“以抚为主，以剿为辅”，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但清军实际却在山东、浙江、四川、云南等十余省屠城四十余座，屠杀人民上亿人，是中华民族人口比明末锐减四分之一、“非死君手，却因君死”的始作俑者，特别是其攻战与攻心相结合的方法，彻底瓦解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人心和斗志，为当时的异族灭亡和奴役中华民族立下不世大功，其出卖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丰功伟绩”当属汉奸之最，对此就连其母和胞弟也当面辱骂怒责。第四位大汉奸，非清末李鸿章莫属。李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考中丁未科二甲进士，仍然是知识分子出身。因组建淮军镇压太平天国之大功，累官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等职，秉政清王朝二十五年。任内一贯坚持卖国投降路线，先后与秘鲁签定《中秘通商条约》，与英国签定《中英烟台条约》，与法国签定《李福协定》、《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与日本签定《中日天津条约》、《中日马关条约》，与俄罗斯签定《中俄密约》，与八国联军签定《辛丑条约》，到处割地赔款，几乎清末所有卖国条约均出自此公之手。李鸿章自己无能，与洋人战每战必败，竟置左宗棠、太平天国、甚至民间多次击败洋人的大量事实于不顾，坚称中国无力与洋人战，遇有战事不论实情，极力议和反战，甚至在清军取得广西和台湾战场胜利后，还与法国签定丧权辱国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让法国取得对越“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遭到朝野一致声讨怒骂。鉴于卖国本领清廷朝野无人能出其右者，日本人在签定《马关条约》时竟然指定中方代表必须是李鸿章，而李鸿章出访美国时，受到的接待规格、礼遇和受欢迎的程度，更是后来访美的中国领导人如邓小平等无一能望其项背——李鸿章居然凭借卖国的“本事”和“业绩”赢得了西方列强一致的信赖和友善，成了滑天下之大稽的旷世奇闻。说到第五位大汉奸，已是民国时候的汪精卫了。汪早年官费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政法大学，后又留学法国，是海归派高级知识分子。因其从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历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等职。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潜逃越南，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后又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与日本特务机关签定《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伪政权的支持。1940年3月，汪精卫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自任“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在军事上策反近百万国民党军队组建伪军，配合日寇疯狂屠杀我抗日军民；在经济上，协助日军对沦陷区搜刮，以供日军之需；在思想教育上，推广与日媾和的理念，美化日本侵略，发动“新国民运动”，铲除民众的反日思想；在政治上，承认满洲国、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日本人的傀儡政府，大肆出卖领土，分裂国家......
由是观之，当汉奸并不容易，是需要有深刻背景——资本和资历的，要么有权，要么有影响力，权力和影响力越大，当汉奸就越受主子们的欢迎。按照这个标准推论，在中国有资格当汉奸，特别是当大汉奸的其实就两类人，一是当权者，二是知识分子。而在时下的中国，由于洋鬼子们打不进国门来，没有直接卖国的便利条件，要当汉奸就只剩一条路——“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主动去联系。如此，当汉奸又有了几个附加条件，一是要会外语，以此与洋大人作语言交流；二是要有普世价值观，张口就得说“民主、人权、自由”，如此才能与洋大人思想一致，摸清洋大人在想什么，然后投其所好；三是要有一技之长，以博洋大人青睐，把他当“人才”用，而不是当“狗腿子”使唤；四是要有接触洋大人的机会，要通过经常性的贸易往来、学术交流等方式、渠道与洋大人互动，在互动中勾勾搭搭，出卖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五是还要在国内有一批应声虫和跟屁虫，说话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最好还能左右政府，甚至执权柄于政府。如果你能同时具备这五个条件，那就是时下最理想、最完美的汉奸了，一定最受洋大人钟爱，就像贵夫人养叭儿狗一样好吃、好喝、好乐地养着你。其实对号入座，不过就是拥有专家、学者、教授、博导、政府顾问等各种头衔的经济界买办精英和马立诚、殷红、庞中英、余桂圆、吴寄南们——只有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海归知识分子才有条件沟通洋人、影响政府，最有资格出卖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不然，让一个农民、一个下岗工人去卖国当汉奸，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毛泽东曾说立场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许多知识分子听了会气得跳起来骂，但看看中国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抗战中，任职伪政府的高级大汉奸哪个没有知识分子的背景？充当鬼子兵“小棉袄”、“铁裤头”的翻译官哪个不是海归知识分子？而在时下中国不时发布汉奸言论、从事汉奸勾当——甘当西方利益掮客的买办精英哪个不是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出身？自己不检点，卖国求荣、祸害民族，不怒己不争，却怨人嘲弄，岂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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