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们为什么乐意当官说起
原来这篇短文的题目是《从人们为什么愿意当官说起》，然想到一些人当官之后，脸变了，腰粗了，甚至说话的腔调都变了，且走路也屁颠儿屁颠儿起来，浑身上下透着一个“乐”字，便以为将“愿意”改为“乐意”更为贴切。
早在封建社会人们就乐意当官，因为当官便可发财。凡属官员都有一定的权力，官阶越大权力越大。权力的大小与财富的多寡多成正比；权力越大，财富越多。封建社会官吏们的俸禄并不是很多，以明代为例，中央各部尚书的全年奉银也只有152两，然其生活却奢华无比。主要原因就是利用权力贪污受贿，搜刮民脂民膏；所以历朝历代买官盛行。
建国后，虽然提倡各级领导干部要“为人民服务”，批判“入党做官论”，批判官僚主义，然人们还是乐意当官。当官之后便有好房子，有小汽车，且有高工资，加之其它诸多待遇，岂有不乐意当官的道理？而且，即使退休之后，好房子，小汽车，高工资，诸多待遇，也是终生享用。如今亦然，生财之道更加多多。
官民对立，由来已久。如何铲除官僚主义滋生的土壤，尽管马克思曾说巴黎公社的原则永存，然后来却鲜有借鉴。那原则无非是要将“官员”的职位交由人们普选，选出的“公仆”可随时被选举者撤换；“公仆” 不论职位高低，只付给和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如此，自然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 了（恩格斯语）。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带头饯行巴黎公社原则，拿着与技术工人相仿的工资，每月只有500卢布。列宁逝世后，前苏联便实行工资、待遇方面的等级制度，原来的“公仆”逐步向官员转变，官员与民众的差距越来越大，直至形成新的特权阶层。
我国照搬前苏联“经验”，实行八级工资制及新的等级制度，对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及时地加以必要的限制，助长了官僚主义。毛泽东晚年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明确指出：“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文革中，毛泽东又推出一系列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重大举措。
有句经典的话叫“多劳多得”，诸多人以为“官员”属于“多劳者”，自然应该“多得”。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官员”未必属于“多劳者”。官僚主义者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甚至“瞎指挥”。“领导一句话，下面跑断腿儿”，便是真实的写照。可见，千千万万的普通劳动者，才是真正的“多劳者”。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记录、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胜任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的“工人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痕迹铲除干净。
当今世界，由于计算机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更加简单，可以说每一个会操作计算机的人都完全能够胜任这些职能，按照列宁的话说“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的‘工人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痕迹铲除干净。”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实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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