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论胡赵新政》的全面否定与《邓力群自述》的实话实说。
杨连旭
2010-7-29
《杨连旭：论全面否定邓小平、诽谤党国领袖之险恶企图》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7/167588.html
《杨连旭：论粉碎全面否定邓小平、诽谤党国领袖之阴谋的斗争》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7/168508.html
两文发出后，不断有读者疑问：右派是歌颂改革开放、赞同现今私有制政策的，他们怎么会彻底否定邓小平、诽谤党国领袖呢？
那么，极右势力彻底否定邓小平、诽谤党国领袖究竟是不是一个伪命题呢？还是让我们先看下面的文字吧：
“在邓小平路线指引下，江胡他们拼命发展外向型经济，使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GDP）达70％，只要能够搞到钱，不顾一切，以致有相当多的权贵人物异化成‘买办资产阶级分子’，竟然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干出一些卖国求荣的可耻勾当。这些权贵们更以‘发展是硬道理’作为理论根据，盲目地大干快上，拼命追求国内总产值的高增长。当局不顾客观可能，不顾经济规律，不顾生态环境，不顾能源浪费，不顾人民死活，上上下下都只追求国内总产值增长的统计数字。中央，又反过来助长纵容了贪官污吏满天飞，两极分化，贫富差距之大成为世界第一，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人民各种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得不到解决，形成在经济高增长的掩盖下，中国当前百病丛生、危机四伏的畸形社会。”
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看罢这段文字，对现实不满的人一定感觉很解气、很痛快、很过瘾。其中的多数人必然以为，这一定是哪个所谓左派人士所写下的。不是吗，那些自封的左派们不是天天都在抨击时政、否定邓小平、狠批权贵资本主义嘛！如果不是他们，谁还能写出如此一语中的、一针见血的老辣文字呢。这是他们必然的逻辑。
其实，恰恰相反，写出这段文字的正是大名鼎鼎的中共内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胡绩伟。
2010年伊始，李锐等中共内部资产阶级自由化元老级高级干部就在香港反共月刊上发文。其中，胡绩伟撰文称：“从2008年元月起，我改变了自己一个人埋头写作的办法，邀请了一个70岁的学者同我合作”，“2009年，我住了三次医院，前后共半年”，“经过一年半的努力，终于以《论胡赵新政》为主题分别写出十一篇论文，都在香港的杂志上刊登出来。”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1/123698.html
那么，胡绩伟的《论胡赵新政》都说了些什么、是个什么货色呢？其实，也还真有了新鲜玩意，除了美化胡耀邦、赵紫阳的极端修正主义路线，高调鼓吹民主社会主义这老一套之外，他已经从2007年12月还发文打着邓小平的旗号要求彻底否定毛泽东的立场急转直下，开始全面定邓小平、诽谤党国领袖了。
美化和吹捧胡赵、魔化和否定毛邓，这就是胡绩伟《论胡赵新政》的主题。
（一）
胡绩伟认为，胡耀邦、赵紫阳对改革开放做出了最宝贵的杰出的贡献，他们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最好的两位总书记。
胡绩伟指出：“从1978年12月胡耀邦被选为中共中央秘书长，1981年6月被选为中共中央主席、赵紫阳担任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算起，到1989年‘六四’赵紫阳下台为止的‘胡赵十年新政’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
胡绩伟概括胡赵十年新政，首先是“解放人”，为文革中受迫害的许多领导人、广大干部和群众平反，为55万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为毛泽东亲自批准的一系列重大冤假错案，包括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接着就是“解放思想”，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深刻批判和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第三是“解放经济”，从包产到户、取消人民公社制度的农村改革开始，发展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私营经济到设置特区、经济开放地区，重新出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应有的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第四是“解放社会”，胡耀邦提出开展人民是主人翁的讨论和生产目的的讨论。
胡绩伟说：“整个胡赵十年新政的改革有没有蓝图？有没有指导思想？有！胡耀邦 1976年10月10日 提出的就是设计蓝图和指导思想。如果一定要选出一个人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么就是胡耀邦。”
胡绩伟指出，现在纪念改革开放，都在说搞特区是邓小平的功劳，我认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特区这是习仲勋、任仲夷他们先搞的，不是邓小平一个人的功劳。“虽然邓小平主张特区发展经济，但是规定这是经济特区，不能搞政治特区。”
胡绩伟说，很多人把改革开放的起点说成是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不准确的。实际上，是胡耀邦、陈云提出为重大冤假错案和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打乱了原来由华国锋、邓小平事先商定和布署的三中全会议事议程。后来，邓小平会议前就到东南亚去访问了。会议中间，等他从东南亚赶回来，邓小平只好抛弃了胡乔木起草的发言稿，急忙另找于光远起草了另外一个稿子，这样慌慌张张的行动证实了邓小平不是什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胡绩伟说，现在，大张旗鼓地宣传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起点，实际上是为邓小平和他的接班人贴金、人为地披上一张美丽的画皮。因此，究竟改革开放从什么时候开始，值得认真研究。有人说，1971年尼克松访华是开放的起点，也有人说，1975年的“三项指示为纲”也是改革，还有人说，1976年逮捕“四人帮”是政治上的重要改革，另有一种意见是华国锋派出到西欧、日本、美国的考察团，特别是197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开放的起点。反正，不能说从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开会才开始改革开放。
胡绩伟认为：经过邓小平审定和批准的悼词，把平反冤案违反时间顺序放在真理标准讨论之后，所造成的负面作用是对胡耀邦平反的重要功绩与重大意义有所贬低，而为邓小平是领导改革开放的总工程师、创造了邓小平时代，做了舆论准备。“曾庆红把真理标准讨论、解放思想的功劳归功于邓小平，其政治影响是淡化了邓小平执行毛泽东极左路线的错误和责任。”
他强调，胡赵新政的十二年，是我党我国最好的时期，可是都被邓小平一笔抹杀，永远封杀了。好像我们党、我们国家都根本不存在这段光荣的历史。就像我们党根本没有过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邓小平这种抹杀历史、割断历史的横蛮行经，一直得不到纠正。难道邓小平这种做法还配称为改革开放吗？中共宣传部门千方百计地硬把十一届三中全会说成是改革开放的大会、硬把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功劳通通算在邓小平头上，硬把邓小平说成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毛泽东这个神倒了以后，我们党又要树邓小平成为一个新的至高无上的尊神，这种做法，难道也配称为改革开放吗？
胡绩伟强调：我本人认为，从胡耀邦1977年3月开始组织撰写平反冤案、1977年10月发表一系列有关重要文章，发动伟大的平反冤案运动，开始了持续32年的尖锐、复杂、曲折的改革开放进程。这才是改革开放的开始。
“如果不平反冤案，靠什么人搞改革开放？”
（二）
胡绩伟认为：“胡耀邦平反冤案，特别是想为全部右派平反，是从政治、思想、组织和理论上开始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也是对毛泽东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路线的根本否定。”
胡绩伟指出：实际上早在邓小平1977年7月复出之前的1977年3月，胡耀邦就已经在中央党校着手发动平反冤案的政治运动了。 “而且是针对1977年2月华国锋、汪东兴提出的“两个凡是”的社论进行反击，以真刀真枪的实实在在的平反冤案，冲破了凡是派顽固势力的抵抗，打开了“胡赵十年新政”的第一个战役的突破口。”
胡绩伟回忆，曾向胡耀邦提出过，为什么不批“五人帮”？胡耀邦经过多方面考虑，虽然没有公开提出批“五人帮”。但是，胡耀邦平反冤案，实际上是对着毛泽东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路线，也是对着毛泽东的。“平反冤案，实际上就是不点名地批判冤案制造者——毛泽东。”
胡绩伟反复强调：“胡耀邦平反冤案的矛头都是针对着毛泽东和他的那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路线。胡耀邦坚决主张为所有右派分子平反，而反右派斗争就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1957年那时还没有‘四人帮’呢！虽然，为反右派斗争平反，矛头实际上对着毛泽东，但是胡耀邦从不说‘五人帮’。”
“胡耀邦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审时度势，始终打着批判‘四人帮’的组织路线、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旗帜，实际上是在批判毛泽东的错误路线。”
“胡耀邦实实在在地把毛泽东几十年的所谓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路线的统治用事实推翻。表面上看，是批“四人帮”，实际上是在批毛泽东，批了“五人帮”。”
“胡耀邦平反冤案的最大的功劳，是实实在在地否定了、推翻了毛泽东推行了几十年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和旗帜，是实实在在地推翻了、不是口头上推翻了，而是用一件一件平反冤案的实际行动，来推翻黑暗统治压在受难者头上的大小石头。”
胡绩伟认为，胡赵新政在冲破毛泽东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理论上的错误路线以后，又冲破了毛泽东的经济建设路线。为此，他总结如下：
一、批判毛泽东的经济建设路线，解放人和社会的生产力.
胡绩伟强调：胡耀邦冲破毛泽东经济建设的错误路线，是从1980年4月批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开始。
他说：耀邦和紫阳领导的党中央和国务院，不仅严厉批评和处理了大寨和大庆的领导人，还发动“生产目的的讨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人翁态度的讨论”，从思想上、理论上进一步批评毛泽东那一套错误的经济建设路线。
二、胡发动和领导了生产目的和主人翁态度的讨论，进一步解放了城乡社会生产力。
胡绩伟指出：在1979年10月发起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中，胡耀邦强调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人民，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不能“以钢为纲”，也要注意轻工业和服务业，不能忽视人民的生活。1981年4月，胡耀邦发起了“人民群众是主人翁”的讨论，对“包产到户”表示支持，一直到完全取消人民公社为止。以胡赵为代表的党中央，从支持和推广包产到户，到完全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前后五年执行了一系列的正确的农村政策。
三、胡赵在1983年发动全面而系统地改革，评论是非的标准是使人民更快地富起来的富民政策
胡绩伟指出，1983年1月，胡耀邦号召开展一场“全面而系统地改革”。 “1984年1月他又在深入考察农村改革以后，在贵州省提出了“是否能使人民更快地富裕起来，这是评论是非的一条主要标准。”
（三）
关于“胡赵新政”中的缺点和不足，胡绩伟指出：这不只是受到短短十年的限制，还受到很多来自邓小平等一股顽固保守势力的重重阻挠。
胡绩伟强调：邓小平为平反冤案至少设置了三大障碍：
1、第一道障碍是邓小平拒绝为反右派斗争平反。胡绩伟回忆，胡耀邦是主张为“反右派斗争”这场政治运动的性质平反，要为所有的右派分子“全部平反”。而“凡是派”和邓小平始终坚持“反右派扩大化”的底线，即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右派分子不能全部平反，那怕只留下章伯均、罗隆基、章乃器、储平安、彭文应、林希翎等几个右派分子不摘帽子，也想证明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敌人，证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是正确的，仍然要作为党的基本路线来分析社会基本矛盾和决定党的方针、政策、斗争方式、打击对象的指导思想。
胡绩伟指出：而胡耀邦绕开这些坎坎，为99%以上的右派分子摘帽子，安排工作，大胆启用。后来担任总理的朱镕基、担任文化部长的王蒙都是1957年的右派分子，正是在1977年胡耀邦平反冤案后被真正解放，一步步走上重要岗位。
胡绩伟说，邓小平、胡乔木、邓力群提出清除精神污染，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认为周扬、夏衍、巴金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带头人，要批王若水、胡绩伟、苏绍智、王若望、刘宾雁等一大批知识分子，但遭到了胡耀邦、赵紫阳的抵制，被胡耀邦称为“文化小革命”的清污运动只搞了28天就收场了。
2，邓小平设置的平反冤案的第二道障碍是拒绝为“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平反。
3，邓小平为平反冤案设置的第三道障碍是为刘少奇平反时，把主要责任人由毛泽东推给“四人帮”。胡绩伟说：“这事是我亲自参与的。同胡乔木，实际上同邓小平有过一场争论” 他强调：“为刘少奇平反的《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报社送审稿，建议用“还历史本来面目”，胡耀邦同意，而邓小平反对，他坚持要改成“还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似乎是毛泽东最后又为刘少奇平反。”
胡绩伟尖锐地指出：邓小平为胡耀邦平反冤案设置的三道障碍，限制了平反冤案的广度和深度，并留下了极其严重的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的后遗症和禁区，特别是不能像苏联共产党深刻批判斯大林的错误那样，全面地公开地客观地评价毛泽东。
他还指出：在包产到户讨论中，邓小平的势力多次出来阻挠，例如当时有个张浩事件，让当时在安徽的万里很被动。后来万里调到北京分管农口，这才逐步把包产到户推广开来。
胡绩伟强调：耀邦提出和推行的是“富民政策”，而邓小平提出和推行的实际上是“富官政策’ 。”
关于“胡赵新政”为什么会失败，胡绩伟认为：“主要是邓小平仍然坚持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坚持‘四个凡是’的‘四项基本原则’；而胡耀邦、赵紫阳的新政实际上是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坚持的是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路线，这两种不同的理念与路线，产生了的邓小平与胡赵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与对立。最后邓小平以党内太上皇的地位，以军力为后盾，依靠保守的元老集团将不盲从的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赶下台。胡赵新政不幸夭折。”
他指出：胡赵十年新政中未完成的主要的任务是，推进直接普选和军队国家化，这是受到严重阻挠和时代的局限。
胡绩伟强调：“事实上，邓小平并不是什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恰恰相反，他处处反对政治改革与开放，最后罢黜了胡赵两任总书记，扼杀了胡赵新政。实际上，从总体上评价，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罪人，是历史的罪人！”
（四）
胡绩伟认为：“在一个经济、文化、政治十分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发展中国家，建成一个现代强国和民主国家，是十分困难的事业，必须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毛泽东和后来的邓小平把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腰斩了，还不是斩首。把这样的人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实在是一个笑话。”
他强调：“也正是由于毛泽东从1953年起正式抛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正确理论与成功实践的方针政策，就把中国人民带进了苦难的深渊和文革的浩劫。”
胡绩伟指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一切错误的总根源，因为它违反中国国情民意，脱离中国和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客观实际，也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正确思想，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
胡绩伟认为：邓小平同华国锋一样也是“凡是派”。“邓小平走的仍然是一条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的道路。他以“四个凡是”（四项基本原则）反对“两个凡是”，坚持凡是毛泽东思想、凡是毛泽东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凡是毛泽东所推行的社会主义、凡是毛泽东所推行的共产党的领导都应当成天经地义来遵守，谁要是违反，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
胡绩伟指出：邓小平一生在政治上忠实执行毛泽东的路线，在毛死后继承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坚持毛泽东的政治上左倾路线，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邓小平思想停留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错误立场上。
“在经济基础方面，毛泽东过急地脱离实际地要求经济落后的中国，立即开展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社会、甚至向共产主义过渡，建设所谓的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1978年以后，邓小平同意经济上改革开放，重新引进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提农业上的集体所有制、规模经营的方向，工业上的全民所有制为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切都说明，他思想深处仍然是反右、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产阶级。
“在上层建筑方面，毛泽东建立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思想方法，特别是一党专政的统治学说，邓小平在实质上继承下来了，具体表现在他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党的领导是灵魂”等口号上，特别是他不为反右派斗争平反以及搞清污、反对人道主义和异化、反对人民性、反自由化、反对“八九民运”，直到镇压“六四”学生运动等等的具体行动上。”
胡绩伟认为：毛邓的凌驾于党章、宪法之上的军事独裁、政治垄断的专制统治的中国特色政治制度，是胡赵十年新政失败的客观、直接原因。
他指出：在邓小平制造“六四惨案”后完全扼杀胡赵路线，独霸天下，自封第二代以及他亲自钦定的第三代接班人江泽民和他隔代钦定的江的接班人第四代胡锦涛，三代任上20年中，都是坚决执行“跛足改革”的。在这20年中，几乎把所有政治改革都视为“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或者是“搞资本主义自由化”那一套，进行种种压制打击，甚至扼杀。以至于到了2009年，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对毛泽东的历史错误进行彻底的清算和准确的评价，毛泽东的思想阴影仍然控制了邓小平的接班人的头脑，他们继续执行着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
“毛、邓‘一个领袖’的统治手法加上无产阶级专政，比起蒋介石的‘一个领袖’给十亿中国人带来更加惨痛的灾难，国民党的‘水旱蝗汤（汤恩伯）’造成灾难，但是，远远比不上毛泽东制造的人为大饥荒，和一个接一个的‘信阳事件’和‘六四惨案’的残酷性。”
胡绩伟强调：“对于邓小平的接班人，21、22世纪新的一代又一代领导人来说，应当清醒地认识邓小平在政治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错误、失误和罪行，汲取应有的历史教训，不能僵化地变相地仍然坚持毛泽东、邓小平的错误政治路线”，“不当务之急，识时务者为俊杰，要敢于以“平反‘六四’、为胡赵平反”作为一个突破口，推动政治思想方面的改革开放，做到人心大顺，逐步达到社会真正稳定。只有这样，才可能建设和谐社会，推进科学发展。”
（五）
作为当今中共内部资产阶级自由化元老级高级干部，胡绩伟也曾极尽吹捧美化邓小平之能，如今他却又全面否定邓小平了，那么，他的话可信吗，会不会是假冒伪劣产品呢？
假冒伪劣肯定是有的。尽管作为中共长期负责宣传工作的高级干部，胡绩伟是从华国锋到胡耀邦、赵紫阳时代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曾近距离的接触了华国锋、邓小平和胡耀邦、赵紫阳，然而毕竟不参与决策，他所说的人事，自然不免有些片面和想象，尤其由他立场所决定而进行的曲解、歪曲和编造不在少数。
对此，年龄相仿、经历相似、可才干和地位远在胡绩伟之上的邓力群在《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早就提供了权威的事实证明：胡耀邦和赵紫阳之间不仅绝非胡绩伟所宣扬的那样亲密无间、配合默契，反倒是以分歧为主、矛盾突出。
其一、“在十二大报告准备的过程中，胡就在找各部委谈话；十二大之后，他仍在这样做。他的中心意思就是要搞高速度，他批评乔木、赵紫阳以效益压速度。鼓吹加速增长，要在第一个十年里提前翻番，免得为后人留下包袱。
“胡耀邦讲：现在发愁，粮食消费不了余下的怎么办。他还做出了非常乐观的估计：将来中国很可能成为粮食出口大国。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也有点坐不住了。邓小平找国家计委的人谈，说，“保四争五”超过很多，超过部分会不会形成积压、派不上用场，造成浪费。”
“到了1983年，胡、赵争论，以及邓、陈分歧，开始显露出来。到整党时，胡又采用了另外一个办法，在书记处的会上，要各部委一个一个地汇报整党情况，但实际上是汇报经济工作的情况。他后来讲，经过这个汇报和整党，要端正中央各部的业务指导思想，还是那套高速度的道理。所以说，胡、赵的矛盾一直到1986年。”
其二、经过中央常委议论，决定举行一次解决胡耀邦同志问题的党内生活会议，对胡的错误进行批评，也要他在这个会议上做出自我批评。
“赵的发言中有这么一段，讲到刘宾雁、王若望这些人那么狂妄，赵说：你胡耀邦为什么对这些人这么宽容，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另有一种可能，是你要在国内、国外维持开明的形象。”
“赵又说到1984年他给小平同志写的一封信，希望在他和陈云同志健在时，能够认真帮助解决我们党中央一级的民主集中制问题，特别是书记处。”
“赵说，他当时就已经感觉到，耀邦同志不遵守纪律，如果等到格局一改变，小平、陈云同志不在了，党内老人不在了，我们两个无法共事下去，那时要辞职了。耀邦同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今天党内很多老同志都在的情况下，他还这样不遵守纪律，等以后不在了，谁也没有办法，他完全可以自由行动。他不管你常委会怎么定的，党代会怎么定的，上次讨论怎么定的，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尽管如此，可胡绩伟所述，邓小平拒绝否定反右斗争，主张“不能在旧帐上纠缠，要把大家的思想和目光引到搞四个现代化上面来”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强调“为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讲，文化大革命前，党犯过一些错误，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一样，也犯过一些错误。我看这样讲好，符合实际。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等等，这些却也都是客观事实。
众所周知，邓力群由于才干出众、仗义执言，曾分别先为邓小平、胡耀邦的感激和倚重，后又因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先是受到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共同打压、后又为邓小平所弃置不用。然而，他不仅对胡耀邦、赵紫阳，尤其对邓小平的评价，也依然以实事求是为原则。
第一、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是叶帅1978年9月下旬第一个提出的。大约在春节前有一天，胡乔木对我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他为此感到很不安。后来，他又对我讲，当时邓小平的工作还比较闲，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每期都看。邓小平和胡乔木谈活时说，看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我相信胡乔木讲的这个话。这五个否定一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自存在的理由了。邓小平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奋斗了一生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你说他不敏感、感觉不到或完全同意，我相信是根本不可能的。
邓小平就委托胡乔木起草后来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
“最后搞出这么一篇大文章，不论当时的客观需要还是实行的结果，都是件非常重要的事。直至今日，在评价邓小平时都应承认，这是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第二、关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年6月27日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6月21日 至 7月30日 ，专门到河北演讲。这是胡耀邦给的任务。
我们到河北之后，了解了一些情况。听到的最主要的反映是，省委大院多数干部对邓小平不满意。理由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社会上、在省里出现“非毛化”，掀起一股否定毛主席的思潮。多数省委干部认为：非毛化的背景就是邓小平。了解了这个情况，我们就分头宣讲《历史决议》，传达六中全会精神。
“讲的内容大致如下：首先讲中央的人事变动。华为何要下来，用事实说话，华不下来不行。然后讲《决议》起草的指导思想。针对下面思想状况，着重地、有针对性地回答：究竟邓小平是不是非毛化的后台。原原本本地讲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的十六七次谈话、讲话。他对《决议》的写法提出三条原则，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阐述、发挥，对各种模糊认识和反对意见，反复进行严肃而又耐心的说服教育，自始至终都坚定不移，毫不动摇。用这个说明邓小平同志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同那些自由化分子全面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完全不同的。
“这样讲，很解决问题。”
一个以个人好恶、前恭后倨，一个实事求是、刚直公正地评价邓小平、评价历史，这就是胡绩伟及其《论胡赵新政》与邓力群及其《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的本质区别。
（六）
其实，胡绩伟并不孤立。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中共内部，持有类似观点的不乏其人。其中，多数人也未见得就不是出于爱国心理和解决现实问题。
正如邓力群所言：“毛主席曾分析共产党里面有没有同路人的问题，的确是对的。王若水就是同路人的一个典型代表。胡绩伟、李锐这一类人，也都是如此。胡绩伟自己都不否认这一点。他说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民主，他自己一直坚持民主革命时期的观点，因此对社会主义革命就格格不入，一直到今天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对党的看法也还是从这个思想基础出发的。他本想用这种辩解来证明自己有理，但适得其反，恰恰清楚地暴露了他自己是党的同路人。”
胡绩伟认为：“从1953至1976年毛泽东放弃了新民主主义，急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是已经形成的历史事实。”
如此信口雌黄，完全证明：胡绩伟现今就是一个人民公敌！
按理说，自称热爱毛主席、自封左派的人都知道“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句话，然而他们许多人却同胡绩伟这些人民公敌一样，在肆无忌惮地恶毒彻底否定邓小平、诽谤党国领袖。原因何在呢？
其一、自称热爱毛主席、自封左派的人中，有胡绩伟的徒子徒孙。胡绩伟说：“我考虑过民主社会主义的提法，为什么他们不赞同？恐怕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搞和平斗争，不搞武装斗争，军队为国家所有，政党不能拥有军队；第二，搞多党制和议会斗争，就不能搞一党专政；第三，搞混合经济；第四，不搞思想垄断。民主社会主义这些东西，共党都接受不了。所以，我考虑提新民主主义比较容易被接受，第一，要在党的领导下；第二，军队不变；第三，经济上维持公有制为主；第四，在共党领导下，逐步地发展思想言论自由。”由此，胡绩伟的孝子贤孙们必然会以极左的面目出现，鼓噪彻底否定邓小平、为“六四”翻案，宣扬直接普选和军队国家化！
其二、自称热爱毛主席、自封左派的人中，必然有形形色色的敌特分子，他们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极力彻底否定邓小平，鼓吹思想言论自由，为“六四”翻案，宣扬直接普选和军队国家化，企图搞乱思想、煽动动乱，以颠覆我国现存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让中共丧权、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各种分裂势力坐大，导致资本主义列强动乱、肢解我国为殖民地的梦想成真。
其三、自称热爱毛主席、自封左派的人中，很多不仅不学无术、孤陋寡闻，而且满脑子的形而上学。他们不读书、不看报、不看电视、不看电影，不深入群众、不了解社会，不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漆黑一团，醉心于“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盲人摸象、无的放矢的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自以为是，孤立、静止、片面地看问题，把表面现象绝对化、极端化，蜕变成了听风就是雨、跟着资本主义分子指挥棒转的极左分子。
由此，极左和极右分子们以绝对化的极端方式，从两个极端出发、在彻底否在定邓小平、诽谤党国领袖问题上同流合污、达到了不约而同、步调一致。他们唯一不同的是：极右分子们强调“邓小平走的仍然是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极左路线”，企图连毛带邓一锅端；极左分子们则是认为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路线，，鼓噪着拥毛否邓。
他们的区别仅此而已。所以，极左分子和极右分子之间，在当下就只差了这么一小步。
对此，邓力群回忆表哥说：他引导我走上了救国的道路，坐牢一直到1936年同薄一波等同志一起出狱，整整三年，一直很坚强，一直表现很好。出狱以后，他见到我，说想回家看看，他家里人也希望他回去看看。没想到一回家，就不出来了。抗日战争爆发，他重新参加了抗日救亡的活动，但是不是来找党，而是找到蒋经国，在赣南公署干了好几年，下场很不好。
邓力群回忆：大哥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之一，被列为通缉要犯之一。在北平呆不住了，1925年到了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广州。写信回来，要我三哥、姐夫、侄子、叔叔，到广州参加革命军官学校训练。"九·一八"事变以后，汪蒋合作，他当上了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做了国民党的大官。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到南京，当上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他帮助程潜竞选总统。程竞选失败，回湖南当省主席，要他回湖南当省民政厅长。程潜在湖南举行和平起义。他参加了这个起义，并联络一批立法委员通电起义。1951年我见到他，他说，这一二十年来，你走毛泽东的道路走对了，我走蒋介石的道路走错了。
正因如此，早在 1989年12月6日 的“一二·九”运动五十四周年纪念会上，邓力群就深有体会地发表了讲话：《爱国，要爱得正确，爱得执著》！
邓力群满怀深情、语重心长地说：
“我今年七十四岁了。从“一二·九”算起，到现在已经54年了。看到的、听到的更多更多的事实，说明爱国要爱得正确，是不容易的；爱国要爱得执著，更不容易。有爱国的愿望、爱国的想法、爱国的感情，是好的，但光有这些还很不够。有了爱国的愿望、爱国的感情，一个人也好，一个团体也好，一个民族也好，也可能犯错误。小错误必不可免，大错误则应力求避免。问题是犯了错误怎么办？有的人犯了错误，就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一直走到反动的道路，甚至于卖国的道路。问题在哪里呢？犯了错误，能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就可以一步一步地走上正确的道路。”
唯有如此，极左和极右分子中的爱国主义者，才能真正殊途同归，如毛泽东所强调那样：“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另外，关于清除精神污染，邓力群的回忆：“胡耀邦同志没经书记处会议讨论，没向胡乔木、邓力群打招呼，更没有报告邓小平同志和政治局常委，到12月底，就在全国叫停了。这个事就没继续下去，就是后来所说的只搞了28天。” 这也证实了胡绩伟所述属实。
那么，这里就有个问题：如果真如胡绩伟所说从一开始就是“胡耀邦与邓小平针锋相对，坚持为右派分子平反改正”，那么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领班人”、“核心”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什么不仅没有及时把他撤换掉，反倒让他步步高升了呢？
欲知内中详情，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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