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埃里克·维纳 水木 编译 2009-3-6 18:12:08 来源：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许多人，包括许多政治家都认为：民主就意味着幸福。然而，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视记者埃里克·维纳根据自己对前苏联卫星国当前生活状况的亲身经历，在美国《外交政策》2008年3/4月刊发表的评论文章《民主会让你幸福吗？》中指出，民主与幸福之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民主不是幸福的前提，盲目的民主化或西方化，有可能意味着持续的贫穷和绝望。
磨推驴：民主会自动地使人幸福吗
到摩尔多瓦去旅行，等于来到了一个令人绝望的深渊。每一张脸都阴沉而拉长着。每个人都无精打采地晃悠着。天空中笼罩着完全像洛杉矶一样有毒的烟雾。
如果要用数据来说明的话，摩尔多瓦也许是地球上最不幸福的国家。摩尔多瓦人比他们的邻居，愁眉苦脸的乌克兰人和罗马尼亚人更不开心，更别谈他们会比南撒哈拉沙漠的非洲人更幸福了。对于国家的管理者来讲，始终不能理解的深层困惑是，尽管民主已经莅临，但为什么摩尔多瓦的绝望迟迟不散。
这样的事情本来认为是根本不会发生的。摩尔多瓦的阴影，在大多数前苏联集团国家是普遍存在的，飘荡在外交政策圈子里普遍接受的意见面前：民主的国家就是幸福的国家。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认为通往国家极乐世界的路是用民主铺成的。直到现在，争论还依然围绕着“如何最好地穿越那条路”和“以什么代价穿越那条路”而进行。“这样的主张是很有吸引力的，它认为我们对于世界上大多数问题都有一种迅速的解决办法：采纳民主制度，从此生活幸福”，密西根大学政治研究中心教授、多年致力于民主和幸福关系研究的罗纳德·英格尔哈特说。
这种貌似有说服力和自明的真理其实是有问题的，它根本就不正确。英格尔哈特说，“认为民主自动地使人幸福无异于认为磨推驴”。换言之，满腔热情的国家建造者和民主输出者是倒果为因。不是民主使得人们幸福，而是相反，幸福的人们锻造民主。
蛋糕与奶油：经济增长与民主改革
这一不同寻常的发现并非一种空穴来风的新理论。它建立在有力的数据基础之上。在新兴的“幸福科学”中，拔尖的社会科学家现在正在探讨如何评估诸如信任和幸福这样一些文化的东西，就像政治学家多年来通过比较诸如出版自由和选举权之间的关系来评估民主的程度一样。
这些社会科学家是通过一种使人打消顾虑的非常简单的方法来这样做的。他们询问人们：“总体上来说，这些天你对你的生活感到幸福吗？”这种方法类似于广泛的“世界价值调查”，向80多个国家的人们、几乎占世界85%的人口提出同样的问题。在对这些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后，一种非常清晰的模式出现了。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幸福的国家一般是富裕的国家，有着温和的气候，但至关重要的是，要有着稳定的民主。
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哪一个是首要的：幸福，还是民主？尽管早期的想法还存在，但不断增长的事实表明，幸福的人群，也就是整体上对生活满意的人们，是民主的先决条件。
20世纪80年代，幸福和民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联系系数是0.8)，这使得民主等于幸福的理论在许多政治学家和政策决策者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但随后发生了所谓的民主第三波，一种从苏联和它的东欧卫星国灰烬中起来的幼稚的民主潮流。这些国家不仅没有享受到幸福的分红，实际上，像摩尔多瓦一样，许多国家今天还不如他们在苏联时代幸福。今天，幸福和民主的联系系数只有0.25，还不及20世纪80年代的1/3。在由“世界价值调查”所执行的200多次调查中，30个最不幸福的国家中28个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在俄罗斯，自从人们可以在相对自由的选举中投票以来，主体的幸福和信任都急剧下降了。一直到1995年，大多数俄罗斯人还是认为他们不幸福，并整体上对他们的生活不满意。摩尔多瓦和前苏联的几个成员国都是同样的情形。
与前苏联国家相反，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在过去的20年中，就像中国的经济繁荣一样，其公民的幸福程度不断攀升，是前苏联国家人民的两倍。很显然，民主只是人们幸福的众多源泉之一，而且它也许根本就不是最重要的源泉。经济增长对于影响国民的幸福一点都不比民主次要。经济增长有助于增进公民和国家之间的信任，而信任对于民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为什么韩国等国家经济发展先于民主改革的原因。
关于幸福的证据表明，幸福的人比不幸的人更乐意表达他们对自己国家政治体制的满意，而不论它们属于哪一类政体。这并不是说民主就不起作用。民主确实起作用。当众生平等时，民主确实会提升幸福。但现实是，众生很少平等。有一些研究直接指向世界民主中的具体幸福。如1999年，瑞士经济学家布鲁诺·弗雷和阿洛依·史督哲进行的著名研究，考察了瑞士直接民主体系对幸福程度的影响。瑞士是关于这类研究的理想试验室：这个国家有着共同的文化和相对均匀的经济发展，但民主程度却随着地区的不同而变化。弗雷和史督哲询问了大约6000个居民(既有瑞士公民也有外国人)同一个问题：“你对自己的整体生活满意吗？”他们发现，直接民主的活力与每一地区主体的福利(或幸福)之间有明显的联系。这个研究表明，更多的民主会使像瑞士一样发达的、已经民主的国家拥有更多的幸福。对瑞士而言，民主就像蛋糕上面那层奶油。但对于根本就没有蛋糕的国家来说，奶油是毫无意义的。
文化塑造民主远胜于民主塑造文化
要想避免掉进这样的老陷阱——认为民主是这样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它可以清扫掉任何挡它路的文化差异——还真不容易。在自由选举和自决的显而易见的好处面前，人们就应该像蛇蜕皮一样将他们的文化遗产丢弃在一边，是吗？多么有说服力的想法，多么美妙合理的观念，但这样的想法和观念恰好是错误的。“文化塑造民主远胜于民主塑造文化”，英格尔哈特如是说。
确实，文化首要性的这一概念正在获得首肯，这在像科林·鲍威尔一样的外交政策现实主义者那里尤其如此。“我们发现，世界上许多没有为此类民主做准备的地方，有着同样的吸引力。但他们在文化上还没有准备接受这样的民主”，鲍威尔在《GQ》杂志的最近一次访谈中这样说道。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都不要民主。而是说他们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他们还缺乏构造民主的许多东西。
所有这一切对于那些认为外交政策应该被理想主义所教导的人来说是一个打击。但是，正像伊拉克所证明的那样，催生一种制度并不必然会将一个毫无信任的、不幸的社会转变成一个充满信任的、幸福的社会。当然，幸福科学还处在它的婴儿阶段，因此，将外交政策建立在这一试验性的结论之上将是愚蠢的。但这类发现确实提醒我们，只要时机成熟，民主自然会雨后春笋般冒出地面。
（摘自《社会科学报》 2008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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