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以来，在组成精英联盟的当代中国官、产、学三大集团中，流行着一种“宋朝崇拜”：文化灿烂的宋朝啊、和平的宋朝啊、世俗的宋朝啊，多么喜欢宋朝啊、最希望生活在宋朝啊等等等等。而其中最眉飞色舞、摇舌鼓唇抒发感慨的当然还是联盟中的“学”，也就是摇笔杆子的一帮文人。可以说，文人对宋朝更加情有独钟，更加心向往之。
这也难怪，学而优则仕，可见学和官是相通的。而“仕”之后呢，那当然是“升官发财”，可见官又和产相通。真是书中自有白玉笏、书中自有黄金屋，一路通，路路通。在很多文人看来，这才是正途，是金光大道，而宋朝，正是把这大道铺得最宽敞最惬意沿途最风光无限的时代，怎不令他们向往呢？
常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宋朝值得文人们爱的地方可谓多矣，下面慢慢道来。
一曰科举大门常敞开。读书求仕须有通道，宋朝彻底废除了门阀制度，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了。科举成为各级官员的主要来源，而科举的大门又向文人们敞开。“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人卯足了劲要科举及第，而官方在录取方面也是多多益善。宋太宗时，一科进士可以多到三、四百人，诸科多到七、八百人。宋太祖听说科举中有连考十五场不中的，于心不忍，特为这一百多人下诏，说这些人“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讲，业亦难专”，特赐本科出身，可谓皇恩浩荡。有一次考试录取比较严格，只取了进士２８人，诸科１００人，落榜者集体闹事，要求再考一次。结果宋太宗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再试中又录取了７００多人。宋真宗以后，科举取士越来越多，尽管真宗自己也认为“谬滥居多”，但在１０００年的考试中，仍然取进士、诸科１８００多人。
二曰官职多得数不过。考科举就是为了做官，宋朝最大限度的满足这一要求，宋朝的冗官之多可谓天下奇观，由此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宋朝的供奉官。左右殿值合为三班，最初的官员不到３００人，到了宋真宗时就有了４２００余人，宋仁宗时达到了１１０００余人。州县官吏的人数同样激增，仁宗时的大臣宋祁说，现在“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宋朝有大量的官吏是做官却不管事的，所谓“事之所寄，十无二三”，剩下的十之七八只领俸禄，是典型的尸位素餐。
三曰官僚地位待遇好。史家都说，宋朝相当程度上实现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这可是中国士大夫梦寐以求的愿望，如今在宋朝实现了，岂不可颂可贺！宋太祖为了避免重蹈唐末五代军阀割据的覆辙，采用重文抑武的政策，文臣地位远在武将之上。他曾对赵普说：纵使１００个儒臣贪污，其危害也比不上一个武将。据说，太祖在建国初期曾立誓约“不杀大臣及言事官”，以后宋朝的历代皇帝都恪守誓约。这也是今天崇拜宋朝的文人们每当提到时都要津津乐道的。当然，这一条不杀大臣也不是绝对的，对侵犯到了皇帝最紧要利益的人，皇帝是毫不客气的。北宋灭亡，徽钦二帝被掳，宋高宗赵构刚刚即位，有太学生陈东上书，要赵构“还汴、治兵、亲征、迎请二帝”，并说“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此？”这个陈东确是不识时务，你想赵构天上掉馅饼似的做了皇帝，你偏要他把他老爸和他老兄两位皇帝接回来，那他的皇帝还做不做！所以赵构对陈东毫不客气，咔嚓一声砍了脑袋。所以文人们也要小心，言论自由也是有限度的。
四曰对官员大度宽容。宋太宗待臣下很宽容，他曾经对吕蒙正说：“弊病如同鼠穴，如何能堵塞，只要除去其甚者就可以了。”吕蒙正回答说：“小人的情伪，君子岂是不知，以大度宽容，事情就打好办了。”大度宽容自此就成了宋朝的家法，皇帝们践行不悖。宋朝的京官犯罪，除谋逆谋反罪外，只是贬到地方继续任官，俸禄也照旧；罪重者也不过是贬到海南岛，但照样当官食禄。宋朝官员每三年考核一次，标准极为宽松，只要不发生过错就能升官。所以不少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事事，却不妨碍升迁。这样一来官就好做，每日不必为如何勤政爱民操劳，岂不优哉游哉！
五曰因仕殖财便利多。宋朝不像唐朝，官僚按等级世袭占田。宋朝不抑兼并，对土地这种当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采取自由买卖的政策，官员大臣们因此大量占田而不受限制，不少人即是官僚又是大地主。当他们在一起闲聊时，经常互相规劝说，要在居官时多买些好田，以供退官后享用。宋真宗时，有人上书说：开封府附近千里，都已是大臣们的田产。宋朝商品经济发达，官员们上自宰相下到地方官都经营商业谋取利润，官商勾结更是普遍现象。湖南湘潭的大商人李迁公开说，他之所以能发财致富，原因在于“为政者以庇我”。
六曰业余生活丰富多彩。这一点最合文人胃口，灯红酒绿、声色犬马，偎红倚翠、夜夜笙歌的场面，只要读一读《东京梦华录》和《武林旧事》就能略知一二。
由此看来，宋朝可谓是官僚的天堂、文人的醉乡。虽然这天堂和醉乡是以对外妥协投降的屈辱换来的，是以巨额的可耻的岁贡换来的，是以压在底层劳动人民身上的养冗官、养冗兵的不堪忍受的贡赋换来的，是以苟延残喘最终亡于异国换来的。但是，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７００多年后，这个醉生梦死的王朝仍然得到了精英们尤其是知识精英们的青睐，赏之品之、甘之饴之，乐此不疲。
值得一提的是，大宋王朝为文人官僚创造了如此让现代精英们艳羡的生存环境，可是，这些读书种子，这些垂绅正笏的官僚们是如何回报这个体制、这个制度的呢？
早在北宋仁宗时，面对风起云涌的士兵、农民起义，仁宗皇帝就气愤的说：“大臣无一人为国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
１２７５年３月，元朝大军眼看就要兵临城下了，南宋京城临安的大小京官们见此情景争相逃跑，有一天上午朝，文臣这边只来了五、六个人，当朝谢太后又气又急，下诏说：
“我朝三百年，待士大夫以礼。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未尝有出一言以救国者，吾何负于汝哉！今内而庶僚畔官离次，外而守令委印弃城。耳目之司既不能为吾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里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自诿为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对人言语？他日死亦何以见先帝？”
这篇短短的诏书，可以看作是大宋王朝留给后世的最后遗言。她沉痛的话语，就像一面镜子，映出了大宋王朝三百二十年的兴衰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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