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信仰的和解”是个伪命题

“科学与信仰的和解”是个伪命题　　

——读《杂文报》余任杰的《科学与信仰的和解》有感　　

杨景水　　

2010年8月10日《杂文报》读者版所发表的余任杰《科学与信仰的和解》（以下简称《和》文），编者特意在文后加有一注：“按说本文与《读者》版没有关联，但因为此文与本版的《要科学精神，不要“信仰”与“励志”》（以下简称《不》文）关系紧密，故而发表于此。”可见，<杂文报>对"信仰"十分关注.既然如此，笔者也来捧捧场，写此读后有感.

   说到“信仰”，回想那远去的激情奔放的革命战争年代，我之所以投笔从戎，是因为看到，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中，蒋介石统领下的“国军”不战自退，东北沦陷，或消极抗战，华北沦陷，而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浴血奋战，使我看到了希望所在。在革命大熔炉中，我接受了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的熏陶，锤炼了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思想。那时，“信仰”一词并不流行。而今，由于有人认为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主张“补资本主义课”，于是，共产主义的理想被淡化了，除了党章还保留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词句，“共产主义”几个字几乎销声匿迹了；于是，在社会实践中，腐败屡禁不止，而且愈演愈烈，导致了社会矛盾多多，甚至群体事件及执法人员被杀等恶性案件屡有发生：这不能不使人们感到是“信仰”出了问题，这才想起了求助于“信仰”教育。而所倡导的“信仰”却是空洞的，好像有意回避“共产主义”。说来似乎有理，当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共产主义不着边儿，说它无用。其实，早在革命战争年代，解放区搞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对地主采取的是“减租减息”，对民族资本家是团结抗日的政策，尽管如此，共产主义的理想仍然鼓舞着人们，激励着人们，去战胜强敌，夺取胜利，建立了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就不明白，改革开放了，尽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比新民主主义阶段与共产主义更贴近吧，为什么反而把共产主义束之高阁了？看来，要“补资本主义课”就不能再倡导共产主义了，尽管只是一个理想，一个最终奋斗目标。可见，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水火不相容呀！　　

在如此社会背景下，“信仰”一词时髦了。有人大谈“信仰”，希望能找回昔日的理想，有人则极力反对之。《要科学精神，不要“信仰”与“励志”》、《科学与信仰的和解》就是后者之一例。　　

何谓科学精神？即努力探寻、发现符合客观规律并驾驭客观规律，使之造福人类的精神。而《不》文作者还没搞清何谓科学精神，就妄谈什么“中国人最缺乏的是科学精神”，这种目空一切，使他陷入了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说到五四运动，毛泽东同志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启导广大人民的觉悟，准备革命力量的团结，这就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功绩”。而《不》文却说“五四运动提出的要从外国进口‘赛先生’的任务，至今居然八字还没一撇”，并据此断言“这说明培育科学精神之难，也说明了培育科学精神才是今天的关键任务”，好像五四运动不是反帝反封建的。须知，五四运动的爆发，源于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门集会，举行游行示威，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巴黎和约签字’、‘取消二十一条’、‘势死争回青岛’、‘废除中日军事协定’、‘抵制日货’等口号。”（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而“民主与科学”这一口号虽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但它仍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有它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因而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所以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封建思想，更不可能反对帝国主义；正因为如此，它不能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当学生运动遭到镇压时，“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在学生‘沿街跪求’上海商人罢市之际，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动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罢工工人约六七万人。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的范围，成了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足见，反帝反封建是五四运动的主流，而绝非如《不》文所说是为“进口‘赛先生’”。看来，《不》文作者不仅兜售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还有篡改历史之嫌。　　

《不》文不分青红皂白，把“科学精神”与“信仰”、“励志”一概对立起来，说什么“以‘信仰’和‘励志’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哪怕是‘之一’，都是开错了药方。”也就是说，不管“信仰”符合不符合科学精神，都不能解决中国问题，惟有“培育科学精神”。什么“科学精神”呢？无非是作者所抱怨的“从外国进口‘赛先生’的任务，至今居然八字还没一撇”，而这“才是今天的关键任务”。所谓“从外国进口‘赛先生’”，不就是西方民主吗？尽管作者把它褪在袖子里，但凡是研究过五四运动的人都知道“赛先生”为何物，如此吞吞吐吐，反而使自己陷入了图穷匕见的境地。　　

《不》文作者虽极力贬低，甚至完全否定信仰，其实，他自己并非不要信仰。他极力主张的“从外国进口‘赛先生’”，即西方民主；说白了，就是美国民主——资产阶级民主，不也正是信仰吗？玩弄这低级的文字游戏，何苦呢？客观现实是，美国在全球以武力推销他的西方民主，在亚洲、中东已被碰得头破血流。这是“科学精神”吗？而我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参政议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近代史所证明了的，唯一符合我国国情的民主制度，何必要“进口‘赛先生’”？　　

与《不》文相呼应，《和》文抛出了“科学与信仰和解”论。妄图证明“科学”与“信仰”原本是对立的。然而，实际情况是，信仰并非都是有悖科学的，何需“和解”？如共产主义，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制度。马克思、恩格斯经过对资本主义的深入研究，科学地揭示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所产生的矛盾，是不能自行克服的，只能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来解决。因此，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取而代之。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就是科学吗？她与共产主义信仰，本是相辅相成的，何谈对立？何需“和解”？因此，所谓“科学与信仰的和解”，只不过是作者为了表达他自己的利益诉求，而煞费苦心所炮制的文字垃圾，是一目了然的伪命题。            201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