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矛盾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矛盾
安庆仁
官民矛盾古已有之，并不稀奇，在解放后的教科书中，官民矛盾基本都界定为阶级矛盾。改革开放后不兴说阶级矛盾，所以官民矛盾就从阶级矛盾中剥离出来，成为一种既非敌我矛盾又非人民内部矛盾的特殊矛盾，至于在性质上应该怎样界定这种矛盾，既没人说，也没人说得清，因之每每发生官民流血冲突事件，媒体只能模糊处理，称之“官民矛盾”导致的恶性事件。
“模糊处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发明，大到意识形态，小到一些名词界定，统统模糊处理，比方说，“失业”叫“下岗”，“穷人”叫“人力资本家”，“一群穷人”叫“待富群体”，“资本家”叫“企业经营管理者”，“妓女”叫“小姐”，“搞破鞋”叫“婚为情”，“强奸”叫“不主动配合性行为”，“企业私有化”叫“改制”，“复辟”叫“转轨”……
如果搞一部改革开放词典出来，相信五十年以后的孩子，肯定会被一些名词绕晕，例如：下海、土地流转、环境友好型社会、草根、粉丝、房奴、维稳、叫兽、小三、包二奶、豆腐渣工程、艳照门……，如果词典上不把历史背景交代清楚，他们根本就理解不了这些名词的含义，没准就把“包二奶”解释成姓包的二奶奶，把“草根”解释成野草的根茎，至于“小三”，那一定会解释成在家里行三。
“模糊处理”说不好听点，就是睁着眼睛施骗，明明知道是那么一回事，偏偏说成是这么一回事。可一个巨大的麻烦是，我们该怎么对历史和后人交代，难道就不怕后人诅咒我们。就说官民矛盾这件事，属于阶级矛盾那是不容置喙的，官僚阶级在古代是地主阶级，在现代就是资本家阶级，不然国家统计局可以做个调查，看那些县处级以上的官员中，有多少人还没有自己的企业，或者没有在企业中入股。
尤其是手中掌握着权力的官员，至少有98%的人，都拥有一家或数家企业。这样的官员，简单的称之为官员，明显不合适。亦官亦商，扮演双重角色，要想准确界定这类官员的身份，必须回到政治经济学层面才行，也就是从本质上研究他们的属性，那么毋庸置疑，这些人真实的社会身份应该被界定为资本家才对。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看问题，才能找到当前中国社会官民冲突高发的原因，那就是这些戴着官帽的资本家为利益所驱动。
这样一看，我们就清楚了，现代官民冲突，跟古代官民冲突，原因是完全相同的。古代官员大多数都是地主或大地主，这在古代帝王戏里多有表现，比方说《雍正皇帝》里的田文镜，被雍正皇帝提拔为河南巡抚，他上任后大刀阔斧、铁血风云，狠狠地涤荡了腐败堕落的河南官场，那些阡陌成片的大贪官，对田文镜无不恨之入骨。《雍正皇帝》里的田文镜与史实基本没有多大的出入，遗憾的是，历史上，像田文镜这样的官员，河南绝无仅有，其余多为贪腐无度，荼毒百姓的坏人。
有那么一些人，一听见“阶级”这两个字就神经过敏，就骂娘，就极力否认阶级的存在。这又何必，君不见，欧盟各国的报刊电视，从来都不回避“阶级”这个术语，可也没看见欧盟各国的资本家对此说三道四，或者整夜整夜的提心吊胆，更没看见他们集体往美国移民。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承认阶级的存在，不等于阶级矛盾就很尖锐，不等于底层社会要造反。显而易见的，欧盟各国的资本家远不像中国资本家这么歹毒，可谓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从逻辑上分析，“官民矛盾”这个概念是不成立的，因为这个矛盾中的主体之一的“民”是个泛称，而事实上，在中国社会，民是特指底层社会的，是城市苦工和农村普通农民的统称，其他各阶层若一概而论称之为民，人家是不高兴，同时也不认同，比方说“士”这个群体，不一定都很阔绰，有的像朱买臣那样穷的揭不开锅，那也不能称其为民，而是要称谓“寒士”，否则他就会认为你是在侮辱他。
寒士虽然贫困潦倒，但也享受一定的特权的，可以免除兵役、徭役等。正因此，在古代，士人对士名是非常看重和倍加珍爱的。绅、商两个群体，更不认为自己是民。在官府的公文里，绅、商、士、民泾渭分明，绝不会出现用“民”一概而论的现象，否则古代的师爷文书们岂不等于自我贬低了吗。今天的中国社会，其实跟古代越来越相似，绅、商、士、民这些阶层分的越来越清楚，甚至包括厕所，都有了民工厕所和白领厕所的区别。
官和吏其实也正在分开，特别是到了大衙门口，官是官、吏是吏，两者间有天壤之别，比方说就餐这个问题，在十五年前，无论官员还是普通公务员，大家都在大食堂排队打饭，但现在领导们只在小食堂用餐。再比方说，领导坐的椅子，用的桌子、在规格上就不一样。还有很多方面，细说起来得两天。不久前郎咸平在博客里说，中国公务员是最无耻的群体，一棍子扫打一大片，显然，他还没有搞懂，中国的公务员其实存在着两个不同的阶层，一者为官，一者为吏，官是资本家阶级，吏是被压迫阶级，活的有多惨，只能打碎了牙齿往自己肚里咽。
2010-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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