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新书可看，又抄起一本老《读书》。看一看，是1996年第4期翻看几页，看到了《周扬的目光》，就看起来。
之所以感兴趣，就在于：周扬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作者是文化部长王蒙。他叙述道：1983年岁末，周扬在粤期间跌了一跤，已经产生了脑血管障碍，作者去看望老领导，正好另一位叫屠珍的也在。周扬傻傻地笑，好多话是说不清的了。“我和屠珍便尽量说一些轻松的话，安慰之。
只是在告辞的时候，屠珍同志问起我即将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一次文艺方面的座谈会。还没有容我回答，我发现周扬的眼睛一亮，‘什么会？’他问，他的口齿不再含糊，他的语言再无障碍，他的笑容也不再随意平和，他的目光如电。他恢复了严肃精明乃至是有点厉害的审视与警惕的表情。
于是我们哈哈大笑，劝老人家养病要紧，不必再操劳这些事情，这些事情自有年轻的同志去处理。
他似乎略略犹豫了一下，然后‘认输’，向命运低头，重新‘傻笑’起来”。
后来作者有记述了一些故事，说周扬当领导，到后来是吃力不讨好的了。又一次，周扬甚至因不被人理解，在大会主席台上“流出了眼泪。实实在在的眼泪，不是眼睛湿润闪光之类。”没有哪个艺术家认为他也是艺术家；而“真正的政治家又说不定觉得他晚年太宽容”。
暂且不表周扬。这倒让我想起，毛泽东晚年的悲哀。那时，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呢？毛泽东写“诉衷情”词一首给周恩来：父母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当人民为了共产主义牺牲了数千万，一些人从世俗角度却“嗤之以鼻”，这会让牺牲了自己六位亲人的毛泽东怎么想？难道他对官僚资产阶级复辟保持高度警觉是“过分”的吗？
“民主革命经过了长期艰苦的道路，从鸦片战争算起，到一九四九年，有一百零九年，中间犯了许多错误，到七大才一致起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很多人没有精神准备，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有些人为了个人目的，为了发财，分土地，为了逃命，逃命的人不一定都是共产主义者。总是要变的，现在正在变化，到了一定时期又要变化。像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变化。要抓紧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险。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道理，就会死人的。”(见毛泽东同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和浙江调查组负责人谈话记录， 1961年2月8日 )
毛泽东在1964年10月修改陈伯达的一个讲话稿上加写的一段话：“凡办事，要看得到，抓得起。要有这两种能力。凡办事，首先要看得到。如果那件事连看都没有看到，当然谈不到抓的问题。有许多人，对于当前已经出现了苗头，甚至大量出现了的事实，缺乏看到的能力（感觉和理解），当然谈不到抓起来做的问题。至于抓得起，是指抓全局，更需要有一种大的能力，普通叫做有魄力。有些人对于某些事，不是没有看到，甚至著书立说，长篇大论。至于做，他就抓不起来了，或者抓了片断面，忘了全面。说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对，又要抓得紧。抓不起，等于不抓。抓不对，就要坏事。抓得不紧，也等于不抓。看也有看得对不对的问题。看得不对，等于不看，或者还要坏。”
周恩来说：“据我多年观察，……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毛泽东曾经认为周恩来也是举轻若重。这是因为恩来、伯承知道政治事件的“严重性”。
王蒙 先生对周扬既有些怜悯，又有一些不以为然，甚至把领导对自己的照顾也写出了。足见“可惜”是真诚的。不知到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先生是否有些悔意或新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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