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朋友们一交锋就起争论。这次争的是革命斗争。朋友们说，革命充满了“非理性的暴力和血腥”，“是靠人头来推动历史”，应该学习英美的好经验，多进行温和的改良，少提倡激进的革命；不然，动不动革命，“成本太高，百万千万人白死了”。
冷静思考，对革命的这些描述都是符合历史的，但问题是，这责任应该由谁来负？没有人天生喜欢去流血、掉脑袋，但实在被压迫得没法活了，那就只有揭竿而起，暴力反抗了。但即使暴力反抗了，其实还是有回旋的余地，历史上就有很多事例：朝廷选一好官到反叛地区，以诚待“贼”，以诚感“贼”，同时改善政策，于是，百姓感泣，在砍了几个首领的脑袋后，大家又相安无事，社会又恢复平静了。这个时候，最高统治者一般会下个罪己诏，数落一下自己，而不会去咒骂刁民可恶——可见，他是把流血、死人的责任担在自己头上的。
如果对革命反思来反思去，觉得革命者应负责任，那就有点反思过头了。就拿现在的房产运动来说。房价这么高，老百姓买不起房子，结不起婚，生不了孩子，生活绝望。这时，常理的，百姓开始叫喊——房价太高。但吴稼祥等人跳了出来：民粹一咳嗽，大众就发烧。先递上一顶大帽子——民粹，然后一顿大骂：你们不结婚，都是民粹后备军——你们绝了种，没有了民粹，天下就太平了。
大众噤声，这时，更应该有人出来呼吁一下，代为反映。但徐友渔等人大叫：新左、老左都该死，民间文革派更是弱智。茅于轼等代表发言了：“为富人说话”。他的意思是为穷人说话就是仇富，会激化矛盾。我的想法是看怎么说，若本着上面所提朋友的观点，存有温和改良之心，走近甚或走进群众，到群众中去，收集民意，撰文揭载发表，让上层看到下层的反映，以沟通上下，促进互动，我想，这绝对是有利于和谐，而不是相反。
或者，有权有势者主动发发善心，压压房价，改善改善一下民生。但任志强等人跳出来发狠话：“我的房子就是给富人建的。”“你穷，你买不起房子，你活该。”“这是市场铁律。市场决定的事，市场为大，道德有错。”进一步刺激民心，这又怎么能不激起民愤？激起了民愤，难道是百姓的错？百姓就应该匍匐在地，任人唾骂、践踏、蹂躏，一边高颂：天王圣明兮，臣罪当诛？
这时，媒体又在干嘛呢？推波助澜。这可能是利益需要：任志强等房产商每年给了我们不少广告，客户就是上帝啊；或价值追求：任志强等人的话才能吸引眼球；或资本收买：我们拿人家的，吃人家的，当然得给人家说话。
最后，百姓忍无可忍，怒气冲天，怨恨载道，就只有徒手一搏了。于是，流血了，掉头了，还千百万。那这是谁的错呢？谁应该来负责呢？是百姓吗？是革命和革命者吗？孙立平先生说得好：上层的精英化，必然导致下层的民粹化。断裂社会的产生，责任应该在上层。
所以，革命不在于提倡不提倡，而是在于形势的发展，形势促使民变了，在初期还可挽回。所以，“中国式的革命和法国式的革命都是要不得的”，应多走温和革命的路，“尽量地给各类力量、各层次人创造争取权益的空间”，这话应去说给上层的人听，应去给他们上谏书——文死谏。如果精英、资本、媒体等都纳谏了，听取了自由主义者的呼声、告诫，主动去反映民声、推动改良了，我想，弱势的大众是受不了任何人的鼓动的。如果是反过来一个劲咒骂大众，那没办法，我们不会只“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们要在这下一个转语——“革命有功，造反有理”，大力歌颂、弘扬革命和革命精神。革命，是大众的最后底线，是大众的权利，绝对不能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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