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人的思想受至于环境的约束。我出生于海峡西岸的一个小村庄——村庄的后面是无名的山丘、村子的前面是有着福建第三大河之称的晋江河。东溪的清澈、西溪的浑浊在这汇流，这就是双溪，也是我的故乡！
以故，我骨子里带着宁静渴望，又有着彭湃的期望。
多年以前，当我还是孩提的时候，常常依偎在爷爷的身边听着那古老的故事、那古老的辛酸；从那时候起，我心中就有一个信念，长大后一定把守着来之不易的幸福、坚守着社会主义事业；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我也一天一天的长大了。
这么多年来，日子是一天一天的好起来。村子里的房子大多重新修建了、水泥路也接到了家的门口、在某一年的春节，村路上装上了电灯……
99年，也就是我初中毕业的那年，家里的房子终于修缮一新，从此我有了自己的房间；
02年，也就是我高中毕业的那年，农业户口终于成了居民户口，多年后找工作的时候，我总说来自丰泽区的，尽管我是来自农村、是农民的儿子。
这么多年，世道是一天一天的坏起来。“现在坏人很多，不像以前了”依稀在耳。几曾何时，村子是那么的宁静、那么的安逸，现在入室抢劫、入室盗窃闻着多矣；
有一天，我读高中的时候，我把我身上所有的钱、仅有的五十元借给了路人，因为我相信他还我。最终我不再相信任何陌生人了；
多年以前，村子改选。选举成了利益的分割，尽管我家并不是利益的受害者。印象中那亲切的人民公仆荡然无存，最终我不在相信当官的了，是故干部在我脑子里成了腐败的代言词。
《苏共亡党十年祭》曾经说过，苏联的解体在于苏共的堕落。人民的政党成了人民的吸血鬼，苏共抛弃了人民，人民也最终抛弃了苏共。正如《苏维埃俄罗斯报》的政论家谢尔盖曾写道：“由于种种神秘不解的原因，在俄罗斯工人群众之间，酝酿了一种信念，认为摧毁苏维埃制度并放弃与苏共的团结一致将对人们有利。人们为什么会这么想？————这是一个千古之谜。目前没有谁给这个谜作了明确的解释。”
书上说是因为制度的原因，“对苏共亡党的原因，我国理论界已谈得很多，如帝国主义的颠覆破坏和和平演变活动；苏共长期拒绝改革开放，坚持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导致的经济停滞和落后；还有后来推行错误的改革路线，背弃马克思主义原则，削弱党的领导等等。但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事实，人们谈得相对较少，即苏联共产党不仅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搞垮，还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我不敢做任何的评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社会主义是以人人平等、人人享有幸福生活为宗旨的，但现实是人人的能力、环境各不同——总统的儿子再不济也比平民的儿子过得好。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不得不使用“统筹的手段”（我不同意用“独裁”这个词，“独裁”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做使用的一种手段），但当这“统筹的手段”落入“投机人”的手中，就成了“独裁的行为”，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俄罗斯的寡头实际上都是苏联时期高级的领导干部，也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的社会中，当官的（或当过官的）最富有。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遏制当时已经出现的利用“统筹的手段”进行“独裁的行为”，知识份子（有相当多是领导干部子女，试想下真正的农民儿子有几个？）上山下乡、高级领导干部及起家属进厂工作不正是要党和人民同甘共苦吗，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吗？
有一个辛酸的笑话，国有企业在整个社会的比重已经很低了，主流媒体还是吹嘘着国有企业如何控制着国民的经济命脉；国有企业成了少数人敛财的工具，国企们还在堂皇告之我们是全民的企业。
或许，如何解决“先富”与“共富”之间的矛盾是新的社会主义的新的基本矛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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