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说说文革中的一些事情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一段讲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毛主席的讲话发表之后，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纷纷联合起来，从走资派手里夺回了原本属于人民大众的权力。其实，在毛主席讲话之前，各地的走资派便威风扫地，他们都承认过去跟着错误路线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比如，一些工厂的党委书记、厂长、支部书记、主任，都承认搞了“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毛主席的又一段讲话：“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当年，父亲所在的工厂里那些造反的工人们夺权之后，在批判厂里的当权派时就是理直气壮地说这番话的。看到工人们夺权之后那欢天喜地的样子，感觉他们就象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里那些分到土地的农民一样。有一位老工人说：这是工人阶级的第二次解放！
那些造反的工人们在批判当权派的时候，没有“武斗”他们。不过，对那些平时欺压工人且民愤较大的当权派，倒是在批判他们时偶尔给他们戴一两次纸糊的高帽，就象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批斗恶霸胡汉山那样。
造反的工人们夺权之后，将厂里的生产管理得井井有条。许多年之后，我见到当年一位夺权后参与管理的工人，他当时是接管委员会的核心成员，他说：那两个月是工厂生产和安全的最好时期。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广大工人都自愿加班加点，把工厂看成是自己的家一样，能管理不好吗？！
一九六七年二月除，市里的武装部下发了《通令》，宣布红色工人造反团也就是那些坚持“造反有理”的产业工人们组成的团体是反动组织，勒令解散，主要成员一律逮捕。据说当时的武装部是根据毛主席的另一个讲话精神，即：“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当时的武装部就代表解放军了。后来，武装部和军分区又扶植起了原来的保皇派组织，将他们封为“左派”。当然，这样的“左派”上台之后便开始了疯狂的报复。他们从骨子里认为：“造反无理”、“造反有罪”，尽管他们口头上也在喊“造反有理”，然而，他们都是维护原来那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大小小的人物。许多年之后，才知道这一切都源自于“二月逆流”。
尽管工人造反派的主要成员都被捕入狱了，同时被捕入狱的还有学生造反派的主要成员，但是工人和学生造反派并没有屈服。他们转入了秘密斗争。他们半夜到街里贴大字报，尽管冒着被抓被打的风险。所谓“被打”，可不是闹着玩儿，那可是严刑拷打，甚至是大刑伺候。最轻的刑罚是将人的头部蒙上之后用三角带抽；我曾经见到一个被打的工人，他的背部和臀部皮开肉绽不说，有的部位都发黑腐烂了。当然，为了促其悔改还隔三差五的给他送止痛药和消炎药。还有一种刑罚更残忍：将人夹在两块铁板中央，用铁锤不停地猛击铁板，震击人的心脏。当然，有的人宁死不屈，便被活活打死。对此，有的人说什么这是派性斗争，派性斗争哪里有这么大的仇恨，这明明是阶级斗争，是造反派与保皇派的斗争。说到底，是与走资派的斗争。
面对保皇派的“武斗”，造反派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必须“文攻武卫”。但是，从全国来看，保皇派的背后有走资派为他们出谋划策，而那些走资派无不具有老辣的政治经验，由于经历过战争且具有丰富的“武斗”经验，造反派往往不是他们的对手，自一九六七年二月之后也就是在“二月逆流”之后，多以失败告终。也许毛主席看到了造反派处于劣势，且头头大多被羁押的状况，所以在一九六八年六月，通过《人民日报》发表了“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的讲话。自此之后，被羁押的造反派的头头们逐步得以释放。尽管在后来的两派大联合中被结合到各级革委会，但依然处于劣势，后来掌握实权的依然是纷纷得到解放的“老干部”。后来，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的被结合到革委会的成员，则被清洗得干干净净。不过，对于那些真正的造反派，也就是认为“造反有理”的头头们，人们至今还记得他们；而对于那些保皇派的头头们，一些老辈的人们却一直唾弃他们，骂他们是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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