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威尔逊的《行政学之研究》以来，公共行政学的发展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及新公共服务。传统公共行政的官僚制管理弊病诸多，根本一点是只注重效率，即经济利益的实现，而忽视民主价值的追求。新公共行政针对传统公共行政的不足，进行了改进，如引进企业/企业家精神，把公民视为顾客，重视管理者绩效的衡量。但仍旧是以传统公共行政的效率第一的视角来看问题，进行改进的，所以，价值问题仍旧没有得到解决、安置。这期间及其后，公共行政学者一方面援引后现代思想对原有公共行政学进行了解构和重建，一方面吸收左派理论成果，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理论。
福克斯和米勒是后现代公共行政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代表著是《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他们提倡一种真诚的对话来代替自上而下的官僚制管理：存在三种对话，“少数人的对话”是精英的独白；“多数人的对话”容易导致混乱；“一些人或部分人的对话”是可取的真诚的对话。新公共服务的代表作品是登哈特夫妇的《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新公共行政的理论是“掌舵而不是划桨”，但在登哈特夫妇看来，无论是“掌舵”还是“划桨”都不是民主的管理，而参与才是。登哈特在书中写道：“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政府或议会的选举越来越没有兴趣。但不是说美国人失去了参与的激情，他们实际把这种激情投入到了一种关切到自身利益的管理活动中，如社区、社团或居住地周围的活动。”由此登哈特夫妇认为，不是民主失去了吸引力，而是形式民主走到了穷途末路。激活民主的措施就是鼓励民众参与，实施新公共服务。
把民主扩展到社会各个领域，而不只限于政治领域，是王绍光先生的学说，更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如毛主席说，“外行领导内行”，“学生教老师”，《鞍钢宪法》就说得更详细了。“外行领导内行”、“学生教老师”乍一看让人吃惊，视为大谬，但深入考究一下当时情形，我们就会明白，这实际是在组织中提倡、要求民主。“外行领导内行”、“学生教老师”自然是有问题的，但想想最初，毛主席提出要实施民主的时候，上层管理官僚有谁能明白，有谁作出了反应呢？那怎么办？毛主席来了个逆向思维：“外行领导内行”、“学生教老师”。 “外行领导内行”当然不是真的让外行来领导内行，而是要求内外行多交流，多互动，领导只是一个岗位，而不是一种权力，不是僵化的官僚定位，上下的沟通、交流，才能使上层管理者理解下层工作人员，也使下层工作人员的民意能够上达。“学生教老师”也是如此。老师不顾学生所需的教，是脱离实际的教，是填鸭式的教；学生不提出所需，不明确目标的学也是没有长进的。学生、老师多沟通、交流，才能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可见，在这个互动、交流的过程中，上下、师生进行着充分的真诚的对话，这样达致的不仅仅是一个组织发展、教学顺畅的目的，还由于人人的参与，使得民主得以实现。更重要的一点是，促进了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组织的和谐，组织与外界自然的和谐。因为组织如何发展，如何对待自然，这也需要在对话中形成——这就是登哈特夫妇所说的“公共利益是公共对话的结果，而不是一个个个体利益的聚集”。
至于《鞍钢宪法》，以“后福特时代管理”为参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不过我要指出的是，“后福特时代管理”虽然也提倡组织管理中上下各层次的沟通、交流，但着眼点是提高效率，获得更大营利。而《鞍钢宪法》显然不是盯着效率、利益，而是超越了效率、利益，是一个以组织为基础而进行的“一些人或部分人的对话”，是在组织中追求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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