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正红旗下
从明英宗时期的喜宁儿到明末的吴三桂，整个大明朝似乎一直不缺卖国贼。坚固的堡垒最容易从里面崩溃，有了这些人的存在，明朝的国运想长一点都不行。尤其是在与明对峙的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他们父子非常专业地收买了大量的汉人细作，对明朝进行了长期的间谍战。在沈阳、辽阳等一系列重大战役中，这些间谍起了非常大的破坏作用，甚至袁崇焕的死都跟这些人有关。《三朝辽事实录》中就曾大量出现“奸谍满辽阳”、“间细广布”等描述，足见当时后金的间谍活动之猖獗。不过，这些间谍中大多数人属于贫民、流民，给后金做眼线纯属混口饭吃，真正厚颜无耻的是富甲天下的晋商集团。他们属于有组织、有目的，且非常自愿的卖国团伙，堪称明朝卖国贼中的佼佼者。
晋商最早可以追溯到武则天的父亲武士貜，他当时是山西有名的木材大商人。在李渊父子起兵反隋的过程中，武士貜是最大的赞助商，从财力上进行了全面支持。事成之后，武士貜作为股东之一，进封公爵，成为开国重臣之一。太原作为唐朝的龙兴之地，统治者将其定名为北京，进行了长期的政策优惠，使太原城成为商业繁华的大城市，韩愈当时形容道“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到了宋朝，山西商人和徽州商人并称全国两大财团，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代言人。当时，山西地处宋辽边境地带，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战马大多数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辽也急需要宋的手工业制造品。据记载，宋朝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绢2000多匹在山西岢岚买马，又出绢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买马，非官方的民间贸易更是频繁。《马可•波罗游记》中写着：“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到了明朝，山西商人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一省就占太原、平阳、蒲州三处。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到了明末，后金崛起，战事不断，河北、山东等地的人民饱受战乱之苦，唯有精明的晋商不仅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大发国难财，攫取了更多的财富。当时明朝政府疲于应付努尔哈赤父子的铁骑，对军火、马匹等等的战争必需品需求量最大，山西偏偏地处黄土高坡，除了产煤就是不产马和军火。偶尔产点晋祠大米、沁州小米，还只生长在巴掌大的一片地上，勉强够给皇帝做贡品而已。再说当时明朝财政困难，官员也很无赖，跟政府做生意只能赚点白条而已。所以在本国做生意是没指望了，于是他们把目光瞄向乐努尔哈赤。要说当时的东北，可谓一片狼藉。在印度神话中有三位主神：创造神、破坏神和调和之神，创造神主管创造，破坏神专管对前者的劳动成果进行破坏，调和之神居中进行协调。而努尔哈赤先生则是个纯粹的破坏神，在辽东大地专搞破坏，不搞建设，占一块地方就抢光一片，当时的辽东连老鼠都没发生存。当然，努尔哈赤不是不想搞建设，而是他的手下除了打仗和打猎在行，对种地、打铁一窍不通。更糟糕的是当地自然灾害连年不断，温饱成了最大的问题。据记载，自万历年间开始的“小冰河时期”，CPI一路飙升。当时后金统治区虽然只有七十万人口，但百姓易子而食，米价曾高达八十两一石，布也要二十两一匹。
晋商看中这一点，就以张家口为基地，从全国各地采集商品，然后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后金政权大量输送粮食、衣物、炊具等基本生活物资。努尔哈赤也不亏待他们，把人参、鹿茸、兽皮等贵重物品交换给对方，让这帮唯利是图的奸商们高兴的不得了。渐渐的，双方建立了很深厚的利益关系，重视间谍战的努尔哈赤就把双方贸易内容从食品衣服扩大到情报。据《清实录》记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由此可见，后金政权对晋商的重视程度有多高。皇太极的战争机器所需的全部的火药、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都来自“诚信”通天的晋商。
对双方而言，这是一笔双赢的买卖正是通过晋商，后金才可能把劫掠来的财物、古董和金银购变成粮食，来养活被掳掠来的几百人人口。辽东的米价最终降到了一两四石，人口增加了数倍，粮价却压到了最峰时的几百分之一。而交易另一方的晋商集团，仅在在崇祯十五年就窖藏了上千万的银两，这些功绩在清廷入关后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被御赐了皇商地位。得到清政府特殊照顾的晋商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阪、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亳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如果说晋商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那么这个奇迹的背后是一张张丑恶的卖国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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