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该感谢蒋介石

毛泽东最该感谢蒋介石

根据《毛泽东外交文选》记载，毛泽东对日本人多次说“感谢日本侵略”之类的话。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同年，在接见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时，也说了类似的话。　　

时隔5年，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谈话：“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感谢”敌人、“感谢”对手及其类似的用词，是毛泽东的一个语言特点和表述习惯。毛泽东知识渊博，诙谐幽默，天上地下，出神入化，反讽奚落，辛辣犀利。感谢日本，是因为日本的侵略，使得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日本帝国主义是反面教员，促使了中国人民觉醒、团结和反抗，如此，还不该感谢日本吗？　　

毛泽东洞若观火，明察秋毫，善于全面辩证地看问题。他说：“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其实，毛泽东最该感谢的，应是蒋介石。　　

还是在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就受到了孙中山的赏识，一度在国民政府里任要职，曾任代理宣传部长。孙中山死了，蒋介石起来。毛泽东若追随蒋介石的话，以其才学，仍不失高官厚禄，封妻荫子，亲人也不至于失去六口！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彻底暴露了蒋介石的嘴脸，促使了中国共产党的觉醒，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伟大理论，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这样看来，毛泽东真该感谢蒋介石！　　

毛泽东走上井冈山，建立起革命根据地。但日子并不好过，更大的压力来自内部而不是敌人。他领导的军队被污蔑有“匪气”、“痞气”，就是说毛泽东和土匪同流合污了，用现在的时髦语言就是不具备“现代”意识。正确的游击战略战术，被污蔑不过是《水浒传》等旧式小说的翻版。山沟沟也能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一度被剥夺了领导权。吊诡的是，中共中央机关被蒋介石破坏无处落脚，他们最后不得不来这山沟沟里依靠毛泽东的军队。王明没来，他遥控指挥，博古、李德一来就又让毛泽东靠边站了。毛泽东得了一场大病，差一点死去，共产国际还发了卜告，表示哀悼。待毛泽东从病床上挺过来。发现外面的世界已乱得一团糟，无法收拾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大部队正准备转移。幸运的是，毛泽东没有被留下，他被允许“长征”。事实让人怀疑，究竟谁的正确，为什么没有毛泽东就不行呢？更残酷的是湘江之战，8万余人，最后不足3万！聂荣臻后来回忆说：　　

【坐担架给了我思考问题的机会。显然，自从一九三一年一月，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王明跃居中央最高额导的地位(当时名义上的总书记仍是向忠发)之后，王明路线越来越占上风。王明这个人，大革命时期在武汉我就认识他。他那时给共产国际派来的米夫当翻译。此人爱夸夸其谈，傲慢得很，教条气十足，我那时就讨厌他。但从路线上认识他，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从白区到中央根据地，越是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就越是感到王明等人推行的这条路线是错误的。逐步形成了我的坚定认识：只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势，革命就大发展，反过来，如果王明路线占上风，革命就受挫折，红军和根据地老百姓就遭殃。事实都是摆在那里的。中央根据地三次反“围剿”以前，红军几乎是连战皆捷，根据地得到大发展。到第四次反“围剿”，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仍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可是，第五次反“围剿”就不行了。第五次反“围剿”固然敌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从对敌斗争来说，根本问题还是个领导问题，路线问题。一九三三年初，临时党中央从上海迁到了中央根据地，军事顾问李德一九三三年九月也进了根据地，一切指导思想，战略方针都变得—反常态，变得特别“左”，特别不切实际。尤其是一九三四年六届五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根据地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已经几乎没行发言权。“左”倾冒险主义者甚至胡说，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他们胡搞八搞，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渡过湘江，中央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这都使我深为焦虑不安。我躺在担架上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黎平会议虽然开始转变了我军战略方向，不再往敌人布置好的口袋里钻了，但领导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为主动。这不只是我个人思考的问题，也是当时广大红军指战员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了！后来知道，由于从湘南起，毛泽东同志对李德以及博古同志的错误做法不断有所斗争，为了解决党内意见分歧，黎平政治局会议已经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那时，王稼祥同志(总政治部主任)因为在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后，被飞机炸伤，也坐担架，我们就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认为：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王稼祥同志提出，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我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　　

铁的事实证明，没有毛泽东就是不行！除了毛泽东，其他谁都不是蒋介石的对手。遵义会议，毛泽东取得军事的指挥权。自此，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毛泽东用如椽之笔在神州大地上写下了浓彩重笔的神话。这样看来，毛泽东不该感谢蒋介石吗？　　

抗战胜利后，蹲在峨眉山的蒋介石急急地下山摘桃子来了。他命令八路军原地待命，不准接受日本鬼子的投降。一面积极准备内战，一面口说和平，玩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渝谈判，而待毛泽东去了，竟连准备都没有——他压根没想到毛泽东会去，敢去！毛泽东孤身入龙潭虎穴，整个山城为之轰动，柳亚子写诗称赞毛泽东是“弥天大勇”。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决定中国前途中国命运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把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放在首位，亲赴重庆，赴蒋介石的“鸿门宴”，这就是弥天大勇。 谁都知道，蒋介石的不守信用，张学良的前车之鉴不过十年。延安的人民群众、共产党中央对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都很担心，好多人劝阻毛泽东前往。但为了戳穿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为了证明共产党要和平、民主的诚意，毛泽东毅然从延安机场登上了飞机，挥手向成千上万的为他送行的延安军民告别。上学时学过方纪先生的散文《挥手之间》，记录的就是这一激动人心的盛大场面。　　

蒋介石最终撕毁了《双十协定》，全面发动了内战。这是一招臭棋，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蒋介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他失去了民心，800万军队3年间就土崩瓦解，蒋介石只好带着残部逃窜海上。胜利是属于人民的，是毛泽东领导之下的。毛泽东说：由于有“蒋介石这样屠杀人民的反面教员”，印度因为没有这样的反面教员因此革命形势不好，这也是中国革命的有利因素之一；而美国人支持国民党政权打内战，出钱出枪要蒋介石屠杀中国人民，在抗战前期出卖中国利益，也是使得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对新殖民主义幻想最后破产的决定性力量。毛泽东多次提到这些中国平民革命得以成功的“有利因素”，并不是因为这些因素真正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而是这些事件唤醒了中国民众，幻灭了一切精英主义道路救中国的幻想，中国人民的唯一的出路只有团结奋斗求生存,这是中国人民采取和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进行生死搏斗，并取得胜利的思想和认识论基础，所以是一种典型的“由坏事变出来的好事”。 这样看来，毛泽东最该感谢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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