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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晓波既反孙中山又反毛泽东看其汉奸本质

作者:恒旭 发布时间:2010-10-18 来源:乌有之乡 字体:   |    |  

中国近代历史,是革命者前仆后继为民族独立和富强而战斗的历史,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革命,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这所有的革命之中,有人支持孙中山的旧民主革命,反对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有人支持毛泽东领导的历次革命中的某一个,而反对其他领导的文革和孙中山的旧民主革命;总之分化现象极其纷繁复杂,甚至以此做为政治阵营的划分标准,或曰左派,或曰右派,或曰中间派。然而,人们或许不曾想过,假如有人既反毛泽东又反孙中山,如之奈何?何以称呼其政治派别?

   

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改革开放后,这样一个曾经是假设概念的既反毛又反孙的政治派别,在继承和发展了第一代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第二代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历史上第三代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中国当代资改派集团的大力扶植下,已经成为了中国的政治舆论的主流,既他们所自称的普世价值派。

   

普世价值派所谓何派?为何既反毛又反孙?可从普世价值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为贪官和买办们量身打造了“非暴力求合作”的“零八宪章”,并每个月从美国领取1.3万元薪水的最新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言论中管窥一二。

   

其一:三百年殖民地论。“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文坛“黑马”刘殖民——刘殖民答记者问》,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号  

   

其二:孙中山是集 权 君主论。“大量史料已经证明,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孙中山都是激进的革命者和霸道的专制者。”“孙氏天下未必就是他所许诺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政”,而极有可能是又一代极 权 君主”——《 刘晓波:喉舌思想的始作俑者——孙中山》。  

   

其三:孙中山破坏宪政论。“之后的中国,有过数次步入渐进改革、走向现代政党政治和宪政体制的机会;但是,在每一次关键性的转折关头,皆为激进的追求暴力革命和中央集权的力量所主宰。而此激进倾向的源头,就是现在被称之为国父的孙文。”——孙  

中山的遗产与中共的缅怀》  


其四:孙中山是政治独裁元凶论。“对于中国的现实政治来说,他留给后人的真正深入骨髓的政治遗产,首先是暴力革命和列宁式政党,也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次是“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党国体制”,也就是政治独。”  

——《孙中山的遗产与中共的缅怀》 

 

其五:孙中山武力革命错误论。“辛亥革命后,中国面临着君主立宪或革命共和的选择。尽管国内的其它政治力量及知识界的许多名流以及西方各国,都赞成走南北议和、君主立宪之路,但是,以孙中山为首的激进革命党选择了武力共和”—— 《孙中山的遗产与中共的缅怀》  

   

其六:鉴于刘晓波是著名的反毛者,反毛的言论和行为人所共知,并且数量十分巨大,在此笔者就不一一摘录。

   

显然,不需要笔者进行任何的分析,仅仅根据刘晓波的“三百年殖民地论”,人们就可以得出刘晓波既反毛泽东又反孙中山的根本原因,即:孙中山和毛泽东所领导的暴力革命,阻碍了第一代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洋务派和第二代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把中国永久地变成西方殖民地。我们可以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刘晓波起草的“非暴力求合作”主义的“零八宪章”,将极大地促进当代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中国当权的资改派官僚买办集团把中国变成西方的殖民地。这是以刘晓波为代表的所谓的“普世价值派”的真正存在意义。美国和西方之所以高调支持中国普世价值派,先后提名中国“三独”势力头子达赖,李登辉,热比亚,以及普世价值派代表人物刘晓波为其殖民化政治工具“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其原因也正在于此——让中国变成其永久殖民地。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与孙中山是一脉相承的革命者。

   

刘晓波声称自己“没有敌人”,一切都是为了同胞好,为了中国好,那么一百多年来为了中国民族独立和富强而牺牲的几千万烈士,和被资本主义殖民者所屠杀的数千万同胞,情何以堪?

尤其值得深思的是,同样作为“非暴力革命”的文革,却遭到了以“非暴力”为口号的普世价值派和刘晓波们的极力否定。众所周知,文革中的武斗,都是掌握权力修正主义官僚集团刻意挑起,以破坏和逼迫毛泽东结束“要文斗不要武斗”文革的阴谋。文革中出现了大量类似“道县事件”的由修正主义官僚集团组织“保守派”对“造反派”的暴力屠杀和血腥武斗,当修正主义官僚的主流发展到今天成为“中国资改派集团”,他们却反过来标榜自己实行“非暴力主义”,数十万被杀害的“造反派革命者”情何以堪!!!

   

可以想象,假如三百年前北美殖民地出了个“非暴力求合作”的刘晓波,那么美国到现在还没独立,世界上将根本没有“USA”这个令普世价值派山呼万岁的国家。假如世界各国都出了个刘晓波,全世界不存在反抗殖民者的民族解放运动。假如欧洲在文艺复兴后出了个刘晓波,那么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德国统一战争,俄国十月革命等等所有近代现代历史上的暴力革命都不会发生,人类社会现在仍将处在1600年。

   

零八宪章是什么?不过是打着“民主,自由,非暴力”的旗号,害怕和镇压人民的暴力革命的既得利益者的分赃协议,是普世价值派,中国资改派贪官买办集团在分赃协议基础上共同执政的协议,是把中国在当代资本主义全球一体化幌子下的沦为“殖民地”的确认协议,普世价值派和刘晓波的出现和坐大证明中国已经被殖民了三十年。

   

显然,普世价值派就是迎合和服务于西方殖民中国的汉奸集团,所以他们对领导中国走向独立和自主的孙中山和毛泽东都完全否定,仅此而已。

   

   

附文:

   

刘晓波:喉舌思想的始作俑者——孙中山


1949年后,对国民党的头面人物,中共独尊孙中山,毛泽东称孙为“革命先行者”,每年十一还要在天安门广场竖起孙中山画像;改革以来,中共对孙中山的评价越来越高,曾隆重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并自称是继承孙中山的未竟之志;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放孙中山专题片,采用台湾国民党的称呼,尊孙中山为“国父”,显然是为了与统战台湾国民党。

去年和今年,两次“胡连会”中,孙中山的亡灵都是主角之一。连战在南京中山陵和北京衣冠冢两度祭拜孙中山亡灵,胡锦涛两次讲话中都引用孙中山语录。

在中共五十多年的强制灌输下,一提起孙中山,大陆人马上想到的是他留下了“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然而,对于中国的现实政治来说,他留给后人的真正深入骨髓的政治遗产,首先是暴力革命和列宁式政党,也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次是“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党国体制”,也就是政治独裁。这一遗产的最初继承人,是利用军事政变夺得国民党最高权力的蒋介石,最后的继承人是通过内战登上执政地位的毛泽东及其中共。

改革以来,重写中国近现代历史和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已经变成自由知识界的主流,自然也要对孙中山进行重新研究和评价。其中,老一代学者袁伟时和青年一代学者王怡的重评最有影响。袁伟时先后写过《民初“护法”与法治的历史经验》、《政治策略与民初宪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批判过“孙文的错误选择”;他还写过《孙文“卖国”档案》,详细梳理了孙中山的机会主义外交。几年前,王怡曾撰文指出孙中山是“乱臣贼子”(《二十世纪之乱臣贼子》);最近,他又写出了《孙文与中国百年宪政的教训》,用大量史实论证了“从民主走向独裁的孙文道路”,包括“黑金政治”、“恐怖主义与独裁”、“出卖国家主权”、“内战与分裂”。王怡的结论是:“孙中山乱共和、乱民国,并在‘天下为公’的旗帜下乱天下人的性命。这时我称他是‘乱臣’,便和‘贼子’相通,‘贼子’者,民贼也。”

大量史料已经证明,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孙中山都是激进的革命者和霸道的专制者。按照孙中山死前的一系列政治作为,如果他能活到可以武力统一中国、君临天下之时,孙氏天下未必就是他所许诺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政”,而极有可能是又一代极 权 君主,如同毛泽东在夺权时高喊“反独裁、争民主”的口号,而掌权之后就变成了“历代都行秦政事”的独裁帝王。

最近,我读了《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张育仁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第一次领教了孙中山的喉舌思想。据该书介绍,在中国报业史和新闻思想史上,孙中山之前的启蒙者们,大都把报纸看作“民口”,即民众诉求和社会舆论的代言人。但孙中山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不仅最热衷于办“党报”,而且用鼓吹“党口”代替了“民口”。

在中国的政党史上,孙中山首创党魁至上、君师合一、以党建军、以党训政的传统;在中国新闻史上,孙中山是“最早在中国新闻思想史上提出报纸应该充任‘党的喉舌’的革命家。”(P163)孙中山眼中的报纸是党的宣传工具,新闻和记者是党派主张的宣传员,而不是事实的记录者。他认为,新闻宣传是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须臾不可离弃的重要武器,革命时代和建设时代都少不了报纸的鼓动宣传。他曾说过:“武昌起义,当时能够达到目的,……完全是由于我们宣传的效果!”(P169)

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日本,孙中山在1898年想与康、梁联系,但遭到拒绝。于是,孙中山创办《中国日报》抨击保皇党,宣传革命排满。1905年8月,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并创办了机关报《民报》,在宣传革命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时,也着重宣传孙中山的党权至上的思想:“……大家要希望革命成功,便先要牺牲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平等,把各人的自由、平等都贡献到革命党内来。”(P168)既然党组织至上,党办报纸自然应该充当“党的喉舌”。

首先,党报是“革命宣传机关”和“党务军务之进行机关”,既要大力宣传“党义”,也要毫不留情地批判政敌。作为党务机关的党报,还必须成为培训“党义”宣传员的学校,党的领袖应该担负起教员的责任,经常到党报学校来演讲,以培养出精干的宣传人才。

其次,革命党必须有高度的思想统一,党报应该办成“舆论一致”的典范。他说:办党报的宗旨就是“造就健全一致之舆论”。所以,党报的重要职责之一是同化不同的思想舆论,但党报决不能讲新闻自由原则。对于不同思想观点,能同化的尽量同化之,而对于那些不能同化的,就剥夺其言论自由权利。所谓“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为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P170)

在不给“敌人”言论自由方面,毛泽东是孙中山的真正传人。他在1955年5月24日写下《驳“舆论一律”》一文。他说:“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但是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事实上,从延安整风到反右再到文革,不要说“人民内部”从来没有言论自由,就是中共党内也从来没有言论自由。  

   

   

刘晓波:孙中山的遗产与中共的缅怀  

  ——辛亥革命九十周年随想——   

   中共隆重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江泽民发表长篇讲话,把中共的事业称之为继承孙中山的未竟之志。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放有关孙中山的专题片,称孙为“国父”。这些举动与中共执政后的尊孙抑蒋一脉相承。虽然其中不乏统战之意,但是在更深的血缘上,中共的暴力夺权和暴力极权,也与当年孙中山的政治作为一脉相承。孙死后,两个追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枭雄——蒋介石和毛泽东——经过殊死搏杀,上演了又一出成王败寇的传统戏剧。   

   在  1911年10月10日  武昌起义成功之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先后进行过11次武装起义,均以失败告终。仍然令今人不解的是,最高军衔仅相当于连长的几位军人的揭竿而起,却揭开了几千年帝制彻底崩溃的序幕。之后的中国,有过数次步入渐进改革、走向现代政党政治和宪政体制的机会;但是,在每一次关键性的转折关头,皆为激进的追求暴力革命和中央集权的力量所主宰。而此激进倾向的源头,就是现在被称之为国父的孙文。   

   君主立宪和革命共和   

   辛亥革命后,中国面临着君主立宪或革命共和的选择。尽管国内的其它政治力量及知识界的许多名流以及西方各国,都赞成走南北议和、君主立宪之路,但是,以孙中山为首的激进革命党选择了武力共和。正如孙文所言:“革命之目的不达,无议和之言也”。而在同盟会内部,在孙文于  1911年12月26日  到达上海之后,核心干部讨论政府组织形式和总统人选时,发生了“面红耳赤、几至不欢”的激烈争论。宋教仁基于对权力过于集中的忧虑而主张采用内阁制,以实位相权限制虚位君权。而孙中山基于集权的好处而坚持总统制。他提出的理由是:“在此非常时代,吾人不能对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制之法度……而误革命之大计”。争论的结果,自然是孙中山赢得了同盟会核心成员中的多数支持。在随后的各省选举中,孙中山以17省中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非常大总统”。

  

   法治秩序和暴力革命   

   宋教仁被暗杀后,中国面临着循法治方式或暴力方式解决问题的选择。当时的社会环境对循法治方式解决危机非常有利。独立的新闻媒体已经把袁世凯政府暗杀宋教仁的有关证据爆光于世。相对独立的司法机构坚持公开传唤国务总理出庭。即便一直在关键时刻站在孙中山一边的元老黄兴,也因坚持应该首先寻求法律解决而与孙出现裂痕。孙中山则不顾国内人心思定的民意,一意孤行地坚持激进的武力讨伐,贸然发动所谓的二次革命,使刚刚具有公开、合法性的政党政治毁于暴力革命的失败。孙中山再次亡命海外,重建秘密会党。   

   联省自治和中央集权   

   在晚清的风雨飘摇之际,由于中央权威的统治效力的急遽流失,地方自治获得长足的发展。四川等地的“护路运动”就是地方抗拒中央的典型案例。辛亥革命之所以一举终结千年帝制,地方自治意识的觉醒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清末的开明人士大都主张地方自治,在各省纷纷设立咨议局。辛亥革命之后,各省的立宪派在左右全国政局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实上的地方独立,已经使走向联省自治的联邦制水到渠成。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问题成为政制争论的焦点之一。令人感慨的是,在地方自治和中央集权之争中,作为死对头的袁世凯和孙中山走到了一起。二人皆主张中央集权制。因此,当上了大总统的袁世凯,由当年全力倡导地方自治的开明人物,变成了全面限制地方自治的集权者。1914年他裁撤了各省督军,再把地方选举各省行政首长制度,改为由中央任命的制度。一向主张集权、一直梦想以武力统一中国的孙中山,与坚持联省自治的广东首领陈炯明彻底决裂,最后终于走上了北伐的道路。   

   政党政治和一党独裁   

   辛亥革命的成功,为中国的现代政党政治开辟了光明的前景。同盟会即便不能成为执政党,起码也可以成为合法的第一大在野党。宋教仁的努力已经为政党政治在中国的大作为提供了不错的平台。可惜随着年轻的宋教仁被暗杀,本来就对宋教仁的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和内阁政制不满的孙中山,更以宋的被暗杀为理由,开始了激进的二次革命,以革命的独裁和武力回应袁世凯的反革命的暴力独裁。当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再次进行组织秘密会党的孙中山,在俄国的10月革命一举成功之后,终于看到了他心中的理想政党形式:那就是列宁式的、由一个领袖的主义和权力主宰的一个政党,再通过这样的政党领导武装夺权,最终达到统治一个国家。   

   尽管人们一提起孙中山,想到的都是他留下了所谓“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政”的遗产,但是,对于中国的现实政治来说,他留给后人的真正深入骨髓的政治遗产,是“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党国体制”。这一遗产的最初继承人,是利用军事政变夺得国民党最高权力的蒋介石,最后的继承人是通过内战登上执政地位的毛泽东及其中共。按照孙中山死前的一系列政治作为,如果他能活到可以武力统一中国、君临天下之时,孙氏天下未必就是他所许诺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政”,而极有可能是又一代极权君主,如同毛泽东在夺权时高喊“反独裁、争民主”的口号,而掌权之后就变成了“历代都行秦政事”的独裁帝王。   

   今天,孙中山的党国体制已经在台湾彻底解体。但是,在中共执政的大陆,走出党国体制的阴影还将有漫长的道路。(  2001年10月11日  于中国北京市家中)  

   

   

刘晓波生活放荡贪恋功名 liusi时在tam广场与别的女人调情  

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刘晓波写道:当我在“八九抗议运动”中面对欢呼的人群时,我从未想到她和孩子;当我面对成群记者、闪光灯,自我感觉良好地讨论时事时,我从未想到过她的痛苦;当我在广场上和其他女人调情时,更没有想到过她那受过多次伤害的心灵还在滴血。因此,陶力与我离婚,无论在什么时侯、什么情况下都是理由充足的。象我这样生性放荡而又贪恋社会功名的人,根本就不配有家庭、不配做一个负责的丈夫和父亲,不配得到陶力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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