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外交成就与“弱国有外交”的悖论
人间正道
国之外交如人之交往，有道是：穷在闹市无人识，富在深山有远亲。国之外交高亦然，正所谓“弱国无外交”。
1903 年，中国驻美公使馆陆军武官谭锦镛，因不堪忍受美国警察的殴辱，自杀身亡。谭锦镛是因何受辱致死的呢?原来，谭锦镛是奉公使之命，8月13日从华盛顿来旧金山处理外交事务。办完公务，天近黄昏，他走在一座大桥上。一个美国警察与他擦身而过，出言不逊：“中国人，黄猪!”并抬手掀掉他的帽子肆意侮辱：“哈哈，长辫子，猪尾巴!”谭锦镛强压怒火，拾起帽子，用英语说：“请先生自重，中国人也是人!”“中国人是人?”美国警官嚎叫着打了谭锦镛一记耳光。谭锦镛忍无可忍了，当即回敬了这个家伙几拳。不料，这家伙吹响警笛，召来几个巡警，将谭锦镛按倒在地，一阵毒打；打完后，拖到桥下，将他的辫子缚在篱笆上示众。面对这群如狼似虎，骄横跋扈的美国警察，堂堂的中国武官，竟无力捍卫自己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尊严，甚至连个人的尊严也捍卫不了，他的心碎了。美国警察对谭锦镛百般戏弄侮辱，然后，将他扣上手铐，押进旧金山警察局。谭锦镛出示使馆武官证件后，美国警察狂叫：“凡是中国人都得挨打，谁也破不了例!”折腾到深夜，一位当地华侨商人花钱疏通，谭锦镛才被释放。平白无辜遭此凌辱，有何颜面见江东父老?谭锦镛越想越颓丧，终于走上高桥，投水自尽，在近代外交史上记下了沉重的一页。
这当是弱国无外交的一个典型案例。懦弱的清政府自不必说，一个被列强瓜分的帝国还谈什么尊严？民国了，虽然在外交领域比满清有了进步，但仍然处于被欺凌的地位。巴黎和会的委曲求全与妥协退让，引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即使到了蒋总统时期，中国依然处在外国列强的统治之下，租界充斥，外国的大兵穿行在中国的大街小巷，面对日本的侵略，蒋总统也只好寄希望于国联的调停，一让再让，步步退缩。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民族的尊严？
中国的真正外交应始自于新中国的建立。按照“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路线，彻底摆脱了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控制，真正实现了独立自主的外交。
中国外交的辉煌时期，应该在“文革”时期，不但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还同日本、加拿大、奥地利、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土耳其等全世界数十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打通了同美国的关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两国进行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会谈，并于1978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同欧、亚、美、非洲许多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参加了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开展了大量经济技术合作和援助活动，开通了许多国际航空新航线。也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使我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按照“弱国无外交”的常识，中国只所以在文革时期创造了外交史上的奇迹，一定是因为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提升，而不是因为中国的地位日落西山。
我在大学里修的是历史课程，学的主要是49年以前的中国历史及世界历史，对建国后的历史没有系统的学习过，所掌握的知识是纷繁芜杂的，也可以说是混乱的。但学习历史的过程告诉我：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不能被现象迷住眼，尤其是历史现象。我发现许多人对历史事件的评价掺杂着很多个人的成见及情绪，这绝不是一个历史惟物主义者所应该持有的态度。比如一些人对毛泽东时代的评价，认为毛泽东在建国后没干过一件好事，这样的态度不但不能令人信服，简直就是对历史的一种反动。
有人拿文革中的一些丑陋现象来全盘否定文革，就象傻子摸象一样，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全盘否定的态度，本身就是不科学的，是惟心主义的。文革时期中国外交上取得的成就，虽然不能做为肯定文革的依据，但至少可以证明，文革时期中国不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可以被人任意欺凌的弱国。
2008-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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