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爷爷和反革命的孙子
安庆仁
在当今俄罗斯政商两界，活跃着一群革命的后代，但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却跟他们的祖父截然相反，“这是些从骨子里仇视列宁主义和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人，”一家俄罗斯网站在评论的时候，用诙谐的语调分析说：“革命的爷爷不一定会有反革命的孙子，但每一个社会活动能量巨大的反革命孙子，好像都有那么一个特别革命的爷爷。这既是他们能够靠反革命起家混迹于政商高层的原因，也是他们能够无所顾忌侵吞国家和人民财产的家族资本。”
这些孙子反对革命的坚定态度，无疑是对其祖父们当年为革命事业流血牺牲的巨大讽刺，俄《消息报》上的一篇文章就此指出，“斯大林的疯狂杀戮，在当时看来是一场灾难，但现在来分析，如果没有这场灾难，那么另一场灾难即俄罗斯历史上最黑暗的十年，也许根本等不到叶利钦和这些孙子出场有人就代劳了。”
《消息报》的这个说法明显是情绪化的产物，无论怎么说，一场灾难都不能证明另一场灾难是正确的，因为任何一种形式的屠杀，都是人类所不能接受的，无论后来的俄罗斯发生了什么，也不能成为替斯大林开脱的理由，如果要公正的评价斯大林，就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功是功过是过，因为革命的根本动机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为了让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但是需要汲取教训的，不仅仅是斯大林冷血的肃反，还应该包括前苏联的和平演变，仅仅是三代人的时间，世界上第一个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消亡了，来自外界的力量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更大的原因是内部出现了问题，记得小平老人家在八十年代初期就曾经说过：“中国若出现问题，一定是出在我们党内，”对比前苏联的解体和质变，小平老人家预见何其准也。
那么究竟是哪一部分人出了问题呢，从前苏联的演变中我们不难发现，问题就出在干部子弟身上。到上个世纪70年代，前苏联的官三代已经整体的变质了，“革命”这个词汇，在他们的眼中已经变成了“笑料”，有些人甚至在公开场合谈论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批评列宁当年不应该在俄罗斯推行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因为这极大的限制了他们追求物质和追求刺激的自由。
既然官三代们放弃了革命意识，转而反对革命，那么这种以权力世袭为政权延续形式的红色国家变质，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不过在这里笔者想特别指出一点，“革命”或“反革命”这两个刺耳的字眼，从表象上看是纯粹的政治概念，但从本质上推敲，完全是道德概念，因为革命的根本目的，旨在于在人类社会推广一种兼有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从而尽量的避免不公平现象。
所谓消灭剥削和压迫，如果仅从“消灭”这个概念上看，当然有血腥的一面，但是，如果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人人平等，那就应该另当别论了。实际上在墨家思想中，其所主张的兼爱理念中，就明确的讲过“以恶治恶”，从而达到其所主张的兼爱境界。墨子的这个观点说明，墨子并非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个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思想家，而是一个非常务实的现实主义者。
分析墨家思想在中国所以一直不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墨子具有浓郁的平民情怀，他所主张的“以恶治恶”明显是针对权势者，所以他的学说绝不可能变成权势者治国的理论。第二、权势者较低的道德自我认知能力，一直是制约中国社会走向和谐的绊脚石，无论新旧王朝的交替，给权势者提供了多么重要的启迪，但每一个新王朝诞生以后，权势者的道德水平旋即一落千丈。
从理论上说，如果权势者有很高的道德水平，并能自觉践行道德定律，人间要做的事就只有铸剑为犁了，又哪里会有杀戮和仇恨呢。就这个意义分析，“革命”与“反革命”这两个概念，应该从政治范畴里剥离出来，用哲学的眼光还原它们的本来面貌，即虽然有政治的表象，但实际上是道德的本质，换句话说，革命是为了追求一种高尚的道德，反革命是为了满足本能的需要。
2010-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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