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理标准探索是为了有效解决分歧
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每一个特殊的社会时期——这个时期通常被国人称作“关键历史时期”和“历史转折时期”，人们都会致力于真理的探索。因为这个时期的国情包括世界的局势，都会呈现出“万分复杂”的态势，不同组织、不同群体甚至不同个体之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都会存在差别，以致即便在同一个时期看待同一个事物的分歧都会相当的大。
分歧是团结的敌人，是凝聚力的破坏分子，是分裂与叛变的基因和前兆。团结、凝聚力和共同心愿意味的“众志成城”，尤其是科学与文明指引下的众志成城则是人类的希望。
所以，分歧与分裂较为普遍的当前，“真理标准”探索及确认是我们应该率先做好的头等大事。
老百姓中有一句话：阳光下没有相同的两滴水。这话含义很宽泛也很深刻，但人们普遍都认同她。因为不同事物之间，差别是难免的，客观上肯定存在，主观上也肯定存在。可能有的人对这话不太认同，脾气暴躁点尤其是脾气既暴躁又有野心和实力的人会马上抡起大棒说“你又搞唯心主义了吧，有思想的生命事物有主观和客观两面，没有思想的物质怎么会有主观和客观两面呢？”。但是，如果他同时也是一个敢于正视并承认错误的人，他很快就会明白“任何物质的差别都需要人去对比和评价，当事人主观性肯定会或多或少地结合到评价物的具体特征，从而使没有思想的物质也有了主观面”。
澄清“任何物质都有主观和客观两面”这一事实，是为了更加科学地探讨真理。因为一个人如果认识不到“自己的主观性无时不刻都存在”，就会容易自满自大甚至发狂，听不进别人的声音尤其是建议也静不下心来作调查和分析，最后就只能离事物的本质越来越远。如此，脱离了事物本质，也就掌握不了真理，就会莫须有地让犯错的可能性增大。喜欢凭借经验和资格对事物作结论的人，往往容易犯错误即是因此。
自一八四五年，马克思提出“真理检验标准”以来，中国近代史上曾有三位著名且重要的人物对之进行过探索。而且，他们的论断都对后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率先进行过探索并许之以伟大论断的人是鲁迅，他说“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这就像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接着是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同志借《实践论》这一著名篇章明确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这一观点，一九四0年一月九日又借《新民主主义论》篇章中的“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这一重要论断，对该观点进行了完善、深化和补充。再就是一九七八年五月胡耀邦在“两个凡是”的环境压力下，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著名篇章，将社会导入了一场无声的“世界观改造运动”。
前述三位著名且重要的人物都对“真理的检验标准”进行了论述，身为后人的我们是否还要必要求索该课题呢？从尊重事物发展规律和弘扬“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科学的事物分析方法的立场出发，意义是有的，而且十分重大和深远。因为随着历史的推移，时代环境已经发生了较大且较深刻的变化，而人们受政治规则的影响又摆脱不了过往环境特征的干扰，这就很容易在认识新时期社会环境及新时期事物的过程中，犯上一些因主观性过强而“先入为主”的片面性错误。这样，既不利于当前问题的解决，又不利于自身成长，更不利于团结，自然也就会阻碍时代的进步和发展。
鲁迅、毛泽东和胡耀邦这三位著名人士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都有可堪历史记录和后人评断的著述和作为，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十分重大，鲁迅和毛泽东甚至还是中国社会近50年里青少年甚至各年龄段人士心目中的“图腾”与“榜样”。因为有这样一些不可否认也没有必要去否认的原因和关系，他们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论断于当代国人就成了真理。这样子继续下去好处是明显的，可以少走一些弯路，用列宁的话说就是列宁曾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但是，也不是一点坏处也没有。比如，容易形成盲目崇拜的轻浮习性，养成不喜欢学习、思考和求证的不良作风，也极可能因脱离实际情况而造成严重的恶果。
那么，先辈们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论断我们还要不要继承，他们的理论我们是否将之视为真理呢？继承当然是要的，因为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份真知灼见尤其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之不易有的甚至代价十分昂贵，全然抛弃他们无疑十分的愚蠢。但是作为真共产党人，我们必须时刻注意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来认识问题，并用之导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应该懂得“真理的成立是因为社会条件的同一性”这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千百遍地阐明了的道理，这样我们才能分清楚什么是普遍性真理也即“基本真理”什么又是“局限性真理”，才能真正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从而少犯错误。
比如，马克思的“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阶段”便因为其生产关系和社会矛盾的不可改变性，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是真理；毛泽东同志的“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便因为“掠夺资源和危险、危机和危害转移”是帝国利益的唯一发展路径，同样是具“普适性”的真理；鲁迅的“一滴水，用显微镜看，也是一个大世界”便因为显微镜的“放大功能”是恒定的，“用显微镜的人是为了让被观察事物放大”的作为动机也是一般不会改变的，而在任何领域、时代和地区都管用。反观胡耀邦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论断，则因为存在“对实践的数量、质量、时长和实践对象均缺乏足够具体的规定”和“对‘真理认定’行为发生时间的科学性缺乏足够具体的规定”等不确定性，以及无法排除个别反动分子借“巧取豪夺”和“恩威并施”制造“普遍拥戴假象”的可能性而不能视为“基本真理”——而将之完善为“足够充分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其前提套间就被限定在了“一定要足够”这一明确的规定上，其目的也确定在了“到了该认定真理的时候”这一具体约束框架内而具有“一致性”，其作为基本真理也就成立了。
也正因此，在改革开放“是非争议”此起彼伏，且因相当大一部分阶层、领域和年龄段人士还不想“现在就做结论”的今天，我们只能一边努力工作一边等到“大家都觉得该做结论了”那天再去确认“到底谁掌握的是真理”。将这一原理应用到“真理的检验标准是什么”这个学术课题上来，其答案便是：（只有）足够充分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换句话说就是：“实践”只是一种社会行为的别称，“真理”意味的则是一种“基本条件肯定满足”前提下的“普遍正确性”，不是片面的一两次实践就能得出“究竟是不是真理”结论，更不是我们说“真理已经掌握在我们手中”就真掌握了的——当权派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公共权利和社会资源，去收买亲友、伙同强权或组织“嫡系”制造出来的“实践”，则更是不能做数。
“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指引下的社会主义学者
毛主义文明阳光践行者：彭忠义
2010年11月18日于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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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69367634（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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