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大学时，周围有清华、北大、中科院的几个研究所，所以在那个圈子里，“教授”、“研究员”之类的称呼，大概也就相当于普通市民中的工人，见多不怪。有一次坐公交车回校，中途上来一位教授模样的人，忘了因为什么缘故，总之是一件极小的事情，那位教授被乘务员当众狠狠地奚落了一通。令我惊异的是，满车的乘客，不仅没有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甚至隐隐地还涌动着一股快意的气氛。这“快意”的味道一直留存到了今天，令我每每回味着其中的残忍和尴尬。
在论坛、博客上闲逛，也常常发现一个怪现象：“无知”无罪，甚至有时还呈现出一种荣耀的姿态。我就是无知，怎么了？我无知，我有理，我无知，我光荣。你是砖家，你是精蝇，你堕落，你无耻。
还有一类令人痛心的现象，就是许多知识分子、许多人才流失到了国外，他们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国家，而宁肯在异国他乡谋取边缘或者半边缘的地位。这种“宁肯”的反差里，有一个心照不宣的逻辑：回国未必受欢迎，所以还是踏实在外头待着吧。
平心静气地看待这类现象，我们不难发现：知识分子在中国，何其尴尬，何其“不招人待见”。那么，这究竟是怎样造成的？该怪谁呢？
我以为，这是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的“非正常疏离”造成的，而这种“非正常疏离”的原因和源头，来自于近现代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等等所造成的极其深远、广泛的社会大变局。亘古未有之社会大变局，带来亘古未有之社会群体的“大断裂”。
本来，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天然地具有几个使命和特征：它是“社会的良心”，为着社会大众、底层民众的福祉而存在、而奋斗、而歌哭，这使它必然地承担“民众代言人”的角色，必然地负有社会责任感，必然地具备道德崇高性。它的知识和智慧必须立根和造福于它所由来的大众，这里面有三个含义：首先，它和它所服务的大众是一体的，它来自于大众，立根于大众，这是它的底层性；其次，它以自己所具有的知识和智慧为大众服务，为大众谋取福祉，这是它的责任性；三者，在道德而言，它应该高于普通大众，也就是说具有一种超越的力量，这是它的超越性。
无论责任性还是超越性，都立足于其底层性。也就是说，如果知识群体脱离大众，高高凌驾于大众之上，或者甚至与大众争利、与大众作对、与大众为敌，那么，它也就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天然合法性，从而也就不可能具备责任性和超越性。民众可以忽略之，可以鄙视之，可以唾弃之，甚至，可以打倒之。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这种“底层性”是天然形成的。譬如在中国的古代社会，学术是作为政治的领导力量，政治必要以尊重学术、以学术界的尊崇为依归。中国古代的“士”阶层不仅多半来自农村，而且也以造福乡里、告老还乡为生命的必然历程和荣誉。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文人士大夫和底层民众是天然一体的，他们不可能歧视、鄙视底层群体；相反，那段“宦游人”的岁月倒常常透着思乡的苦涩和无奈，直至告老还乡，生命历程始得圆满，个人道德和修养始得“所处”。
然而，这种天然的一体感，在决绝的“打倒封建文化”、拥抱西方文明的社会大变局面前，被轰然击碎。从此，民众没有了理解他们的文化、心境和地位的“代言人”，被彻底打上了“愚昧、落后”的烙印；而失去了底层依托的知识群体，犹如失去了故乡最后一丝牵系的游子，茫然不知所来也不知所往，不知所为（二声）也不知所为（四声），他们在东西方文化的夹缝里游荡，失去了心灵的故乡，也最终失去了作为知识群体的天然合法性。终于，他们成为了一群“不招人待见的人”，没有人真正需要他们，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属于哪里。
在这一社会大变局的肇始阶段，这种分裂和疏离感表现得尤为强烈。记得我读过一本关于晚清民初历史的书，其中有一段描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本来我想把这段生动的文字抄录下来，可惜怎么也找不到这本书了）。这段描写的大意是：某省城开办不久的一间新式学堂出了祸事，结果民众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冷漠，甚至还有些快意的气流在涌动。作者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似乎透露出一个信息：老百姓本能地觉得，他们和“新式学堂”很隔膜，他们被生硬地从这个“新社会”推出去了，正在到来的新社会不属于他们，新的文化、新的文明不属于他们，相反地，却是轻贱他们，以他们作为“愚昧，落后”的样板，作为“活靶子”……于是，他们选择了不合作，他们“无所谓”，他们固然，或许隐隐地羡慕着那些决绝地踏入新社会、新文明的人，但是作为被抛弃的人，他们选择了自觉的疏离。
而在全心拥抱新文明的知识群体这一头，却不单是疏离那么简单了，他们需要的是决裂，需要的是对于旧文明、旧文化的唾弃和指斥，他们需要的是——对立！
这种分裂乃至对立，固然加速、加大了拥抱新文明的步幅，然而，他们拥抱了以后做什么呢？这个决绝的动作带来了什么后果呢？
他们不再能够真正理解底层大众的文化、话语和心理，于是，他们无法切实地解决社会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和矛盾，“现实需求”和“解决方案”无法对接，大家各自在一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系统中各说各话，互相抱怨，彼此对立。在文化的角度，在“基本语汇”的角度，知识分子就像是一群生活在中国的西方人，他们以西方的概念思维，以西方的价值观为导向，以西方的文化为标准，以西方的需要而调整……渐渐地，不知怎么地，他们变成了老百姓眼里类似“二鬼子”的角色，他们代表着一种高级的文明，以一种指点江山的气概，不得已地面对着一群蒙昧、无知、无法沟通的“愚民”。他们常常慨叹，自己生不逢时，自己身非所处，可是，他们怎么也不可能把周围全部改造成西方，无论怎样拽着自己的头发，末了他们还是站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是一片他们找不到归属，而也不那么需要他们的土地……
这是时代的悲剧，这是命运的悲剧，这是他们自己（或者说他们之中的“优秀分子”）选择的悲剧。在遥远过去的某一天，当他们决心与自己所来自的族群和文明彻底决裂时，这个悲剧的种子便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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