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台湾的派系

派系的产生是由于中央政权统治的需要。中国历来存在两种权力，一种是中央政府的权力，第二种是由汉代举孝廉引发的乡党、宗族的权力。两种权力彼此渗透、利用。但总的来说，除了在汉末政府权力崩溃以后直到唐末黄巢起义以前后一种权力成功的利用长期的混乱和战争在中央政府权力中占有显著地位以外，别的时期都是中央政府在利用乡党、宗族的权力在监督和统治最基层的农村地带。
自从春秋末期三晋开阡陌以来，旧有的周代封建制度下的农村制度已经趋于瓦解。而汉代举孝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变相的恢复了周代旧封建制的某些东西，制造了一批在地方上拥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这些人物往往利用自己的官职给予地方上某些恩惠，并以自己在整个官僚体系中的影响力吸引乡党参与、配合其政治活动或行政活动，从而达到扩张为传承派系的目的。这类人物，在汉唐时期被叫做世族，在明清时期被叫做绅士。
因此国民党败逃台湾以后，为了能够有效控制台湾，便邀请、扶持台湾农村里的许多有社会影响的人士，让这些人加入国民党，并委以许多重要官职，从而形成了现代台湾的派系政治。
福建、广东居民在移民到台湾之初，便带去了闽广一带旧有的宗族权力，并且这些人显示出了相当的暴力特征。台湾历史上曾长期笼罩在宗族械斗和族群械斗的阴影之下。由于闽广居民移民台湾之初台湾地广人稀，许多地带政府权力难以到达，而闽广沿海又长期海盗猖獗，这样台湾许多地方就变相的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清政府对台湾各地的宗族械斗、族群械斗以及土匪行为无法有效控制。
实际上台湾人的很多恶习在学佬人（闽南人）和客家人身上都可以找到萌芽。大家知道客家人不仅在台湾同学佬人发生了连绵不绝的战斗，在广东、福建甚至东南亚都和不同的族群长期进行过械斗，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台湾发生的长期的族群械斗了。
但族群械斗并不只是简单的族群问题，也不仅仅是耕地和水源纠纷的问题，因为要使一个村庄的全体男性和另一个村庄的全体男性发生战争，必定需要有一些力量把整个村子的人结合（或者说团结）起来。
这种力量，一是中国农村长期以来的宗族权力。中国有有多村庄都是单姓的，这样就方便宗族权力的施展，容易使村里的每个人都在宗族利益的口号下团结到一起。我们至今仍能在中国大陆看到许多旧时代遗留下来的祠堂。而宗族关系在台湾尽管已经弱化，但是并未消失。并且在台湾的许多新兴城市中，我们看到同乡会、同宗会成为构成这些新兴城市派系力量的重要支柱。

其次是学佬人和客家人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尽管在广东、福建就存在，但是当地政府权力比较大，因此引起的危害不如在台湾来的严重。19世纪台湾各地发生械斗时，各族群常常搬出自己保护神的神像，以乞求战斗的胜利。例如泉州人就往往搬出霞海城隍神像，客家人就往往搬出三山国王神像。至今台湾人仍然保持着他们的宗教狂热，台湾社会流行的一句话是，不信政府信神明。
因此台湾人常常易于联合起来。国民党威权时代我们常常看到台湾人一不满意就焚烧警察局，这种现象，在大陆是难以看到的。不过老实说，台湾人的这类狂热，只对于推翻一个坏的政府有用，对于建设一个好的社会，却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
因此在派系形成之初就是这样。台湾人依照他们的愚昧和迷信，形成了很多派系。蒋介石政府便利用派系来监督、统治台湾。派系的许多现象完全可以挣明我们的理论。以族群关系论，在选举时，客家人选客家人、闽南人选闽南人，多数情况下都是如此。以宗族关系论，姓陈的选姓陈的，姓王的选姓王的，经常就是这样。
说台湾是什么“民主社会”未免十分搞笑。大多数台湾人投票并不是依照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是依照族群认同、宗族认同、同乡关系、同姓关系等等和他们自身利益无关的东西在投票。近年来由于民进党势力的增长，许多台湾人索性看旗投票，他们只投绿营的票，不投蓝营的。
有人说陈水扁执政八年把台湾的泛绿选民培养成了宗教狂热，可是我们回顾台湾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这种狂热实在是深深的植根在台湾人的心里的。清代的械斗是出于这种狂热，国民党派系的基础是这种狂热，推翻两蒋独裁统治的是这种狂热，现在所谓“看旗投票”还是这种狂热。
因此，国民党在台湾是绝无法消灭的。国民党既然是依靠派系而存在，而派系又是以台湾人的愚昧和迷信而村在，那么，只要台湾人的愚昧和迷信不消除，国民党就可以永远在台湾存在下去。而出于同样的道理，民进党也是依靠这种愚昧和迷信而存在的。
因此，宗教狂热并非是陈水扁发明出来的东西。陈水扁只是巧妙的利用的台湾人固有的宗教狂热来为自己服务，而蒋介石利用这个东西比陈水扁得更早，也更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