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有“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明训。但是，一部二十五史，能够践行中庸之道的时期少之又少。更多的时候，中国历史似乎在来回摇摆震荡，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例如新朝革命成功之后，往往将旧朝的宫殿付之一炬，仿佛不这样，就不足以显示其革命成功。项羽入咸阳后第一件事就是火烧阿房宫，杀秦王家眷五百余口。北宋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保守派马上把新法革除殆尽，已经行之有效的“青苗法”等也不放过。连保守派里面的苏轼都看不过眼，提了点小意见，就被其保守派好友司马光流放外地，跟以往的对头王安石一起谈佛去了。前面我们讲过，在中国历史上，不少人很容易从极左跳到极右的。也跟这一历史环境有关。要说呢，在中国当官也真不容易，昨天还在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今天就要批判四人帮了。就说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完全就是两个极端，从文革的极左，到现在的极右，搞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甚至要“族毛杀左”，“当三百年殖民地才能现代化”。说几句良心话，就会被学校开除……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极端呢？
在西方却没有这种现象。总统下台后，他的党派、部下并不会受到清算，政策也往往能够保持长期稳定。西方国家的部长（或者大臣）并不是“公务人员”，他们是经过竞选，由得胜的“党派”派来“执政”的，通常叫“内阁阁员”。副部长以下的公务人员、乃至整个公务机关，都是“国家的工作机关”，不是党派的私产。不同的党派、不同的部长（大臣）可以来来去去，但是，国家“公务机关”却是稳定的、不变动的工作机关。它们可以执行大选中获胜的不同党派的不同政策，因此也可以说是“执政党的工具”。但从根本上讲，是国家的工具。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官僚制度）。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杜绝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任何领导干部的调动，都与稳定的“公务机关”无关，从而可以保障公务机关的正常工作不受影响。
在中国，统治集团却不仅仅是执行者，还是决策者；不仅仅是决策者，而且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及“经济家和组织者”（马克思语），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官僚作为一个整体拥有生产资料，在社会劳动组织中处于支配地位，占有剩余产品并亨有对剩余产品的优先分配权。
在经济、政治大一统的前提下，永远要求全国一个模式，听从一个号令，服从一个中心。中国幅员如此之大，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传统﹑观念﹑生活方式都不一样，要求他们一模一样地按一种方式行事，怎么能行得通？ 适应这头适应不了那头，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总是要出问题。而一旦问题大了，就否定前一种方式，全国一致地改成相反方式。那头的问题可缓解，这头的问题却会以更尖锐的方式突出。来回摇摆震荡使得中国进退两难。每一次路线改变都造成危机和灾难，造成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和时间损失以及人心的丧失。
（风之谷书院http://130012.blog.tiany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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