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新政”,还是维护私有制的可持续性剥削?
写这封信,是因为害怕再次上当受骗,因为我们被骗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之所以屡屡受骗,固然首先要责备我们自己识别能力不高,而且屡屡受骗仍不接受教训。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事情发生的初期往往真假不明底数不清,而善良的普通群众对实惠政策往往只看表面现象自我蒙蔽,等到谜底揭开真相大白之时一切都晚了。老实说,由于我们不能在短期内迅速提搞自己的识别能力,而我们观察现在所做的“重庆新政”(这是某些左派大将们的奉赞之语)具有历史上典型意义的黑红不明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断定您所做的新政最终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为了使自己不再重复被欺自欺的历史,也为了不使您在大揭底后被指为政治骗子的诟病,我们在大揭底之前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采取现在这种懒招,直来直往,问个究竟,预先写下这封不合时宜不近人情的信,作为历史文件备份在先,以便将来有案可稽。
历史是一面镜子,先来看看近几十年中的几次大欺骗吧。
在苏联崩溃时,戈尔巴乔夫没有任何痛楚,反而自鸣得意地说:“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在戈氏担任苏共总书记之前很久,戈氏就对其挚友说“必须改变制度”,但当他搞“新思维”时,却宣传要建设“人道的社会主义”。1991年11月间,戈氏对《莫斯科新闻》主编说:“我毕竟比其他人更清楚改革的构想,政治文件所描绘的一切并不囊括所设想的改革的整个规模和深度。应该改变制度,我当时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但如果一开始,社会还没有做好准备,就这样提出问题,那就像将一事无成。”---小戈可算够老道的吧?
再听听复辟后的前苏联学者的惨痛反思吧。1995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一名教授访问俄罗斯会见了不少俄罗斯经济学家。这些前苏联学者讲述了昔日社会主义苏联演变成今日资本主义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在报刊上攻击社会主义,说西方国家什么都好。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不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或社会学家,而是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打开了突破口。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对社会主义,对人民是有罪的。
第二个阶段,另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出来表演了,他们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等等。他们发表的各种言论,可归纳为两点: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即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但他们当时却不亮出这个底牌,直到今天才说,他们当时提出的市场化和民主化,就是全面实现资本主义。
第三个阶段,轮到政治家登台表演了。这些政治家差不多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他们用共产党和政府的权力,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也可以粗略地概括为两点,经济制度市场化和政治制度民主化。改革的结果是:在经济上摧毁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行私有化,造成两极分化,培养和扶植了一个新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推翻了共产党,建立起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同人民利益和要求对立的政权。
中国人民大学的这位教授将访俄结果写成报告,上呈下发,引起震动。(转引自《交锋》)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比比前“老大哥”,不是令人深思吗?中国等到第二阶段的经济学家,第三阶段的政治家们亮出底牌,说他们当初改革的目的就是搞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公布那后半句话的时候,不就太晚了吗?
看看两次“左转”游戏吧。八九风波后出现一段“左转”气氛,当时大讲“有两种改革,有社会主义改革,还有资本主义改革”,提出“绝对不允许资本家入党”,甚至组建大批“社会主义再教育宣讲团”派到工厂农村等等,人们欢呼雀跃,但九二年初的“南巡讲话”“现在主要是防‘左’”一炮就轰灭了“左转”,随后大搞私有化,市场经济,“国退民进”,搞出“三块表”到处挂。十六大之后,又吹出“左转”之风,左派一片鼓掌(包括我本人在内积极主张促进“左转”),但没有实质行动,到十七大前通过《物权法》,十七大提出“毫不动摇支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左转”无疾而终,许多人再次摇头叹息。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共的批修《九评》中,第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篇经典文章在今天对于判断什么是社会主义方向,什么是资本主义复辟,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三评》中指出:“问题在于,国家政权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消灭的政策,还是采取放纵、扶植和鼓励的政策。这是判断这个国家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据。”中国的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开放“对私有制不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消灭的政策,而是采取放纵、扶植和鼓励的政策”,即走的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道路,这还有什么疑义吗?
再看看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高论吧:“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邓选三卷》111,139页)“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已然出现。”(《邓小平年谱》《与邓垦的谈话》)两极分化严重,新生资产阶级已经出现,百万富翁数以百万计,这已是世人皆知的不争事实。那么,如果用邓小平所确立的这两条标准来衡量改革开放的成败,论定改革开放失败了,走了邪路了,即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了,能说不恰当吗?
不是在“反贪打黑”吗?“反贪打黑”当然是好事,但“贪官”是怎么来的?“黑社会”是怎么来的?“贪官”和“黑社会”正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不管白猫黑猫”思想诱发出来的,“贪官”和“黑社会”的根子就扎在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开放路线上。不清除产生“贪官”和“黑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的路线基础,即不彻底否定修正主义路线,就不可能彻底遏止贪腐和黑社会,不过是包公、海瑞式的除贪官保“朝纲”的“清官”的治标不治本而已。
“重庆新政”确实有许多惠民举措,但是惠民有个小恩小惠与大恩大惠的区别问题,有个姓“资”姓“社”的区别问题。建国初期,毛泽东曾批评农村工作部“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梨、水车、喷雾器、农药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就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防民生大计,那真是‘难矣哉’!(《毛选五卷》120页)“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这个纲,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同前)那么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是什么呢?就是消灭私有制,就是消灭剥削,就是公有制占据绝对优势,而不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更不是私有制占主体。重庆市在实施多项“新政”后并没有触及到私有制经济仍然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没有触及原国营企业已被改制化公为私的问题,而国际资本巨头惠普、富士康等对重庆新政看好投资倍增(由2008年的15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35亿美元)。离开这个姓“资”姓“社”的根本问题,惠民措施就大有“言不及义”,对民“小恩小惠”,对资“大恩大惠”的嫌疑。如果社会环境稳定了,但是更有利于发展私有制经济,更有利于维持甚至加重可持续性剥削,那就在根本上不是真正的“惠民”,而是“惠资”。
不是大力倡导“唱红歌”吗?唱红歌,搞“忠字”化,谁人能超过林彪?“三忠于”,“四无限”,“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最最最”,“句句是真理”,“一句等于一万句”,用绝了词典。亿万人唱“忠字歌”,亿万人跳“忠字舞”,但温都尔汗一声炸响惊醒亿万人,原来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得好,背后下毒手”。
不彻底否定连邓小平都认为“实际上两极分化已然出现”、“走了邪路”的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开放,不彻底否定私有化政策,不彻底否定剥削,无论唱什么红歌,都是作秀。我们当然不会要求一夜之间就恢复公有制经济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但是必须要有这种趋势,但已经几年了,并没有这种趋势。已经陷入严重危机的私有化路线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是没救的,只有重返马克思主义,重返科学社会主义,重返毛泽东革命路线,才能救中国。
诗言志,歌咏心。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革命的批判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的精魂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是反私有化反剥削压迫,是反修反复辟,割舍这个灵魂,毛泽东思想就会被软化为《修养》式的假毛泽东思想,红歌就不再是红歌,而是被唱成迷魂的醉酒,鱼龙混杂大杂烩成为狗尾续貂。不反私有化不反剥削不反修正主义,唱什么都是银样镴枪头,是妖魔化毛泽东失败后的另一高超手法。
千歌万歌,其实唱红歌主要就是一首——《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真唱红还是假唱红,就看对待私有化的态度。宣讲读念革命箴言,就看是否首先念读“共产党人可以将自己的理论归结为一句话:灭私有制。”
形势是这样危机,又是这样明朗,韬光养晦迂回曲折已经完全没有必要,而且韬光养晦是需要时间的,但现在已经没有那种充裕的时间了,大决战不要很久就会开始了。由私有化市场化路线培植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已经不耐烦官僚搞政治改革的迟缓了,他们要踢开官僚自己登台执政了,不出三五年,七八年,最多十来年,这场大决战必然会进行的,由这场大决战引发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复辟之间的大决战也是不可避免的。
火眼金睛
2010年12月12日
写于自重庆至西安的列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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