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文谈》：一部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杰作（三）
——关于语言文字有没有阶级性及鲁迅与斯大林的语言学思想比较
3、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科学文化的普及是基础，但在一个文盲半文盲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要达到这个目标，语言文字的困难是很大的障碍。所以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一个战役就是打倒“孔家店”，推翻封建精神枷锁，同时打倒古文，提倡白话文。鲁迅参加了这个重要的战役，以白话文写作小说。这些事件是中国文化史上划时代的事件。
鲁迅是从历史的觉悟的高度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成为一代杰出作家的，是提倡和使用白话文的先锋和主将，亲自参加了为中国社会的革新的文化奠基工作。就是以后新文化运动阵营分化和分裂，“有的高升，有的退隐”，鲁迅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阵地。他坚持不读经，不读二十四史而读“野史”，就是由于他不相信历史是“帝王将相”创造的，只要有人提倡复古、读经、写文言文，鲁迅都要站出来进行批评。在《门外文谈》中，从语言文字和文学艺术两个方面，他都提出了“大众文化”的问题：提出了要“将文字交给一切人”，也就是交给统治阶级以外的人民大众，提出“要中国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须提倡大众语，大众文”，也提倡要重视“农民和手工工人的作品”（《且介亭杂文》），这些措施，就是要打破统治阶级对于语言文字的垄断，彻底地破坏统治阶级的文化特权，使语言文字首先为群众服务，使人民群众成为文学艺术的直接创造者，彻底改变语言文字和文学艺术为少数统治者占有、为上流社会服务和为封建遗老遗少和公子小姐消遣服务的传统。
这些，也都反映了鲁迅对于语言文字为谁服务的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以及他的文化革命的思想。
语言为谁服务的问题，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可是，斯大林却是怎样认识的呢？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他完全否认历史上一定阶段的语言与社会基础的关系，也不认为历史上有统治阶级对于语言的垄断和占有的事实，更不谈社会主义社会诞生以后，社会主义社会语言领导权属于谁、由谁主导等各种问题，而是平铺直叙地、笼统地提出这样一个思想：“语言创造出来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满足社会各阶级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创造出来的语言是全民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全体成员是共同的。因此，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语言的服务作用，不是为一个阶级服务，损害另一些阶级，而是一视同仁地为整个社会、为社会各阶级服务。”（《斯大林选集》下第503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里，就包含着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和矛盾。
第一、斯大林不是从具体的社会阶级出发而是抛开一定的阶级而从一个“整个社会的”和“全民的”立场出发去谈语言为谁服务的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一直批评的从抽象概念出发的错误。所谓的“整个社会的”、“全民的”等，不过是人的头脑对于社会具体阶级的概括和抽象。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认为，抽象和普遍总是体现在具体之中，一般体现在特殊之中；没有具体，就没有抽象，没有特殊，就没有普遍和一般。社会是由各个具体阶级组成的，脱离了具体的阶级，就无所谓“社会”，就不存在什么“整个社会”和“全民”，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普通常识。一个社会的语言，从原始的时代开始，就是人们为着自己直接的生产和生活需要而产生的，是有了这个具体的要求，才有了创造，才满足了“整个社会的需要”。而斯大林却将“整个社会的”和“全民的”等这个脱离了具体内容就什么也没有的抽象作为思想的出发点，这是重大的思想理论错误。
抽象的“整个社会的”和“全民的”观念，也为后来的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所继承。“冷战”后期，戈尔巴乔夫写的《新思维》，就是脱离具体的阶级去谈“人类前途”的，其最终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放弃了阶级的立场。阶级的前途没有了，人类的前途谁去争取呢？戈尔巴乔夫就自动地交给了资产阶级——苏联呢？只有解体，灭亡。这就是苏联思想界重大的理论错误。
第二、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提出语言首先要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服务，这不是什么“偏爱”，更不是什么“损害另一些阶级”，而是社会发展性质决定的。
自有阶级社会以来，语言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由其基础产生的，并为其基础服务。马克思说过：“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人民出版社出版）奴隶社会，语言由奴隶社会的基础产生，首先为奴隶主阶级服务（迷信语言）；封建社会的语言，是由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产生的，首先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神学语言）；资本主义社会，语言是从资本主义生产中产生的，首先为资产阶级服务（科学的和知识的语言）。社会其他阶级当然也使用语言，但这个社会的词汇、概念、语法构成，甚至语言习惯……等等，与这个社会的基础是一致的。说语言为这个社会的基础服务，并不是说社会其他阶级不使用这个社会的语言，而是说一定的社会，它的语言体系、词汇、概念等等，与这个社会的生产直接相关。各种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语言的材料都来自于资本主义生产，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提供的，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人也使用这些词汇、概念，是由这个社会生产体系决定的。所谓的“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无声”性造成的幻觉，斯大林不感到这个语言体系首先是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服务的，也就不可能对于资产阶级的语言进行改造，怎么能产生文化革命的思想呢？
第三、斯大林说，社会主义社会以工人阶级的语言为主体是“损害另一些阶级”，从而提出斯大林提出一个语言要“一视同仁地为整个社会、为社会各阶级服务”的口号，就完全背离了语言的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原则。
语言要实现整个社会的目标，这是不错的。但语言的发展从来都是由一定的社会基础决定的。例如，封建社会的语言主体是神学语言，构成资本主义社会语言、文字、概念等的特点和主干，都来自于这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当然也有从封建社会继承来的），“科学”、“技术”、“工业”、“商品”、“股份公司”、“交易所”……等等，与封建时代就相区别了。资本主义基础产生资本主义时代的语言，资本主义没有认为自己的阶级“损害另一些阶级”，社会照样发展了；社会主义要发展，当然要有与社会主义基础相适应的工人阶级的语言，这不是什么“损害另一些阶级”的问题，而是以领导阶级带动其他阶级的问题。
这一点，马克思也已经明确地指出过：“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的身上，即无产阶级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6-467页，人民出版社出版）用于语言原则，也同样如此。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工人的语言就是新的社会的语言原则。这个语言将逐步克服资产阶级社会的语言的各种落后和消极的东西，而成为满足整个社会需要的、全民的语言。
脱离社会具体的社会阶级这个主体，而将“整个社会的”和“全民的”等抽象概念放在第一位，说语言不是首先为某一个阶级服务进而实现为社会服务，而是首先要为那个“整个社会”服务，这不仅不符合语言发展的规律，而且必然导致政治后果。
在社会主义已经掌握国家政权的情况下，如果完全不谈以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语言去取代资产阶级的语言，不谈无产阶级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不谈以无产阶级的文化占领一切文化阵地，而将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的行动说成是“损害另一个阶级”，将语言首先要为无产阶级服务说成是“偏爱”，提出语言要“一视同仁地为整个社会、为社会各阶级服务”，这个“语言学”，其实是为“其他阶级”说话的“语言学”，必然阻碍工人阶级的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因此，这个语言学，已经根本失去了任何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意义。
列宁曾经指出过，人们的语言表达的就是一种社会关系。列宁的语言与沙皇的语言相同吗？完全不同；毛泽东的语言与蒋介石的语言相同吗？也有本质的区别。“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什么阶级就有什么语言。文学艺术是阶级语言的集中表现，语言的研究与文学艺术是密切相关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3页，人民出版社出版）从这个根本原则出发，产生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语言的各种要求，这就是要来自于生活，要为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经过加工和提炼的“下里巴人”等等。
鲁迅的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是相通的。因为鲁迅非常清楚，如果从“整个社会”这样的立场出发，那这个社会现在还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文化革命也就没有必要了。《门外文谈》等论著，完全不是从一种“整个社会”去谈语言文字和文学艺术的发展等问题的，而是提倡语言、文字和文学艺术要“大众化”，使语言文字直接为社会基本劳动者所掌握和为劳动者服务，而不是首先为特殊阶层即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服务，同时提倡民间文学，直到希望有工农作家和作品的出现，他认为这才是中国语言、语文发展的必然方向，这些与毛泽东的思想是一致的。
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语言学的先驱。（2010。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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